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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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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说的麻烦，是指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的壮举。5月19日，日军占领了广州。但就在这一天夜里，中国空军徐焕升大队长率两架美制“马丁”战机，使日本本土受到了百多年来第一次外部世界的侵袭。虽然落在东京、长崎等大中城市的“炸弹”并未爆响，但这些花花绿缘的传单却显示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它震惊了日本朝野，在日本社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比较之下，世界舆论对这种文明之举大加称道。这使本来就深感丢脸的天皇裕仁更受到刺激，震怒中，他严令军部追查责任，重罚了失职的军官。并发誓要加倍报复中国，尤其中国空军。
多田此刻重提旧事，专点裕仁痛处，显然是为了加大说话的份量。
裕仁看来被打动了，他点点头，却仍未开口。这使宇垣坐不住了。
“陛下，军事上攻取汉口虽然可能，但能否结束战争仍是未定之数，眼下，和谈既开，再行大规模战争，则显出政府外交上的相互矛盾。近来，英、美外交态度日渐冷落。外务省正竭力调整。种种迹象表明，战事如再扩大，西方国家有可能进行报复。那时，帝国战争物资的来源问题就令人忧虑了。臣认为，汉口之举应从长计议。”
宇垣说完，把目光转向了首相近卫。可近卫却像是没看见他的目光，别过脸去。聪明的近卫已看出了会议的最终走向，他不愿再为宇垣而与军部结下更深的矛盾。
怒气冲冲的的陆相板垣，带着股刚从中国战场返回的腾腾杀气开了口：“宇垣君，美国国务卿赫尔利不是几天前才说过，对日中两国购买军火不加限制吗？身为外相，如果不为帝国的利益着想，腰杆软弱，将有负帝国的使命。”
占了上风的板垣，口气咄咄逼人，完全一副教训人的口吻，这令宇垣又气又惊。他像个受了气的孩子一般，把目光转向了天皇。
可裕仁仍然沉思不语，像是没看到这一切。宇垣的心凉了。接下来发言的军令部长、海相、枢密院议长，不知怎么，都站在了军部一边。仿佛一夜都变了脸，成了推销战争的政治贩子。他两耳“嗡嗡”响着，别人的话全然没有进入他的脑中，他觉得心在往下沉。这么些天来，他东奔西跑，费尽唇舌，一切的努力却眨眼间化作泡影。望着眼前这些昨天还跟他称君道友的军阀政客，他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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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人们话已说完，目光又集中在了天皇身上。他走下御座，迈了两步，又回转身静静地问道：“多田次官，如果广州方面的作战与汉口同时进行，兵力、运输能力能否保证充实？”
多田骏一激灵，直挺挺地站起身来回复道：“汉口外围地形复杂，多江河、湖沼，机械化部队行动受限，对兵力要求更高。但若两地同时发起攻击，影响更大的还是海军运输舰艇。第三舰队必须在长江上配合陆军进攻、无法抽身。其他舰队远调，似乎也有困难。所以同时用兵，难度很大。”
天皇听罢，没再吭声。他慢慢转过头，向身旁的侍从武官做了个手势。武官长会意，转向众人：“陛下宣布会议到此，诸君请回。”
众人鞠躬致意，静静地向外走去。
入夜，神秘幽静的皇宫里，暑气渐渐散去，一场决定日本在中国战场命运的御前会议结束了。
若干年后，中、日历史学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感到：如果日军没有发起日后的武汉会战，如果当时的日本政府能退一步，在对蒋介石的和谈中作些让步，那么日本很可能从中国抽出身来。日军也不会在中国陷入漫长的苦战而无法自拔，那么日后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自然也就得换个写法。
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要远比日本人清醒得多。几年后，他说：想想看，如果把中国战场的上百万日本人放出来，那将是一场什么灾难。
但裕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后，在这一点上都没法与只能坐在轮椅上谋天下大事的美利坚总统相提并论。这一点，也充分暴露出他性格上的缺陷，优柔寡断。回到御所，裕仁脱下军装，换上宽大的和服，迈着疲惫的步子向皇后良子的后宫走去。
第2天上午，天皇不顾一夜未眠的困顿，召来了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藏相池田成彬，他还想最后听听别人的意见。
“军部有把握在进攻汉口后彻底解决中国吗？”天皇直截了当地把皮球踢给了参谋总长。
闲院宫已猜到了天皇内心的忧虑，他觉得裕仁缺乏捅破这最后一层纸的勇气。看来他不把这层纸捅破，他这个遇事多虑的皇侄是不会定下这最后决心的。想了想，他索性直截了当地说道：
“陛下，战争发展到今天，已没有退路了。近百万中国士兵死在皇军手里，这时想让蒋政权回首言和，到头来只伯落空。而且反会向中国人露出底牌，认为帝国的腰杆变软了。再说，台儿庄一战陆军受挫，徐州又使中国军主力逃脱，现在从中国战场到东京军部，各级官佐都憋足了劲儿，一定要洗刷前耻。这时退缩，有可能在军方引起混乱，局面不易控制……”
“照你怎么说，我们在中国就必须打下去了，无论这仗是能打还是不能打？”裕仁打断了闲院宫的话，口气中露出一丝不悦。
“现在看来是的。如今上上下下都认为击溃中国军队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而且在徐州，战端已经扩大，并有了攻占汉口的计划，坚决打下去，结果可能会好些，有时走过的路是无法再回头的。”
见裕仁仍然眉头紧皱，闲院宫总长决定重锤敲响鼓，他说道：
“陛下，您是忧虑攻占汉口后仍不能结束战事吧？！的确，攻占汉口，战线扩大上千里，帝国投入了极限兵力，有完全陷入中国战场的危险。”说着，话峰突然一转，“可战争本来就是冒险，是一场赌博。既赌实力，又赌运气。但中国值得一赌。”
裕仁被深深打动了，他实在抵御不了有20多个国土面积大小的中国对他的诱惑。他转向藏相池田成彬，想听听新上任的财阀的意见。
“陛下，此战非帝国本意，可形势不待我。由于德国的日益强大，欧洲已失去和平的保护伞。（昭和）研究会认为：世界大战早则四零年，迟则四五年必定爆发。帝国要在新形势下谋得优势，大战爆发前必须完成军备整训。中国战争的结束宜早不宜晚。此次如能攻占汉口、广州，不但在政治上给中国政府以致命打击，还能夺取湖南、湖北粮仓，实现对中国的海上封锁。种种压力，蒋政权无法承受，只能屈服；即使他死不悔悟，失去中原的蒋政权充其量只算中国众多势力中的一股，再难撑住中国。这时帝国出面寻找愿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岂不易如反掌。”
池田虽然新官上任，但此前显然已把日本的内外形势琢磨了个透。一番话条理清晰，不但令闲院宫折服，也说得裕仁连连点头。
送走两人，裕仁天皇缓步走下御座，背手沉思。他愣愣地望着墙上那幅生动的“雄鸡”形地图，一阵激动。渴望、愤恨，说不清的复杂感觉涌上心头。突然，他咬紧牙关，挥起拳头，重重地向“雄鸡”的腹部砸去。
6月12日，日本天皇指令陆军省，向中国战场发布命令，进攻汉口，于秋季到来时结束战事。忧虑尚存的裕仁一为他的运输舰船困扰，更怕兵力分散，遂决定对广州的进攻推迟到拿下汉口后再进行。
6月18日，日军大本营颁下大陆命第119号，命令发起汉口战役，于秋初攻占汉口。其中，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沿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并准备部分参战，把中国军牵制在北方。
当日，参谋总长根据大陆命，也下达了大陆指第161号，就战役战术对前线作了指示。
当电波正越过日本海峡，飞向中国大陆时，华中派遣军先锋波田支队已打入安庆城，武汉会战，在东京命令尚未到达的情况下，已拉开了战幕。
中国战场。随着军令的到来，日本华中、华北两军几十万官兵一片欢呼。一片片黄潮跪倒在地，遥望东天。“天皇万岁”，“征服中国”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群山震荡、江河呻吟。
6月5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召开。会上，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声色俱厉地命令道：中国政府决定以陆、海、空三军共123个师、100余万人在武汉外围与日寇决战，彻底扭转中国战场战局。
两声巨吼在中国天空撞击，迸出万道火花，化作一声惊雷。
惊动了中国、惊动了日本、惊动了世界。人们屏声敛气。注视着这场决定东方两个民族命运的空前大战。
6月的中国大地春意尚未散尽，浓浓的火药味却四处弥漫开来。引得遍体创伤、衰疲不堪的中国重新躁动起来。
未战失招，数十万国军大调动
6月，日军兵分两路，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武汉之战。
当马当、湖口相继不守，当数十万日军沿江配备的情报越来越多地送至军委会时，蒋介石眉头越蹙越紧，内心的疑虑越来越大。起初的那一丝矜持、观望这时变成了紧张、焦灼。显然，军委会对日军战役主攻方向判断错了。
7月5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公平中佐从东京飞回南京，带回了日军大本营关于武汉会战对华中军的具体指示，明确了六项要点：
（一）作战目标主要是攻占要地；
（二）主攻部队是由第6、第101、第106、第27，第9共5个师团及波田、志摩、铃木、高品、石原等5个支队组成的第11军；
（三）主攻方向为长江两岸；
（四）作战日期为9月上旬；
（五）（德川）航空兵团主力归华中派遣军指挥；
（六）武汉会战结束后进行广东作战。
半年前南京保卫战，日军舍长江而迂回北面山地，结果仅10多天便拿下中国京城。按常理，地形相似的武汉，日军故伎重演也合情合理。武汉军委会把主要防御方向放在大别山麓符合常情。
但日军大本营却不乏心细之士。
南京、武汉外围地形粗看相近，细琢磨则大有不同，武汉沿江外围，虽有要塞、阵地屏障，但跨江作战，部队难以协同，如果箝制住后续援兵，要塞将不攻自破。而沿江北、大别山南麓进攻，则可能处在长江北岸守军和大别山南麓守军的两面夹击之下，道路又狭窄，日军大部队难以展开。至于大别山北麓，由于蒋介石掘开黄河，已使淮河泛滥成灾，两岸尽成泽国。而淮河南岸至大别山南麓，山隘险关重重，也决非日军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的理想之地。反复权衡，东京大本营还是把主攻方向放在了长江两岸。
裕仁作梦也没想到，此举竟收到出中国军不意之奇效。日军机械呆扳、只靠匹夫之勇强攻，当时已在中国将领脑中扎下了根。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对此更有切身之感，所以军委会考虑过南京之战后，满怀信心地把主力部署在了长江北岸。但如今外围战已越来越清晰地展示，日军战役部署变了，中国军未战已处于被动。
还未交手，蒋委员长就先输了一招，不由大惊失色。大战在即，几十万守军南北大调动绝非易事。且不说天气炎热、道路少且泥泞，单就两大战场间的大别山、长江等地无数山川河流就够受的。更何况战前仓促，基本上没在后方修多少战备通路。眼下这残破的公路如何承受这数十万车马人流的压力。
军委会一时陷入紧张、忙乱之中。各部、室匆匆忙忙进出的人们，脸上早已没了轻松、自在，甚至出现了慌张。蒋介石表面上虽故作镇静，但心里也如百爪抓挠。他不声不响地在军委会扎下了根。
好在日本人离得还远，张鼓峰事件又使冈村宁次耽搁了10来天。冈村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时，中国数十万守军南北大调整已基本完毕。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蒋介石表面上虽然还是那么平静，但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军委会地下室里。蒋介石像躲过一场大难一般，心情轻松地主持着第5、第9战区高级将领齐集的军事会议。这是武汉大战前前线将领齐集的最后一次会议，所以蒋介石十分重视。眼望众将，他是欣喜多于忧虑。
陈诚还是那么风劲十足。眼下，他基本已丢开了政治部部长和武汉卫戍司令的事务，一门心思扑在了9战区战事上。苦心孤诣近一月，他的作战计划终于令蒋介石露出一丝笑容，光光的脑袋频频点动。
“……我9战区40万大军拟分为两大作战兵团。薛（岳）总司令率第1兵团25个师配置于赣北南得线及其两侧地区，力争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屏障南昌。而张（发奎）总司令第2兵团的33个师作为防御主力，将全力扼守九江至瑞昌线正面，将冈村第11军主力阻于阵前，在薛兵团配合下，各个击破11军各师团。”
说着，扫了眼蒋介石，又神秘却不无得意地补充道：“至于汤（恩伯）军团的9个师，我区拟编为战区突击军，使用于战场最为关键之处。在这座严密的大墙面前，冈村不垫上老本，是难以越过这数道防线的。”
蒋介石频频颌首，左边扫扫，右边看看，兴奋地在椅子上挪动着，似乎已有些坐不住了。但坐在一旁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扯着肌肉，露出了冷冷的一笑。这一笑，没能逃过精明干练的陈诚那一双犀利的眼睛。
白崇禧比较而言，似乎更老道些，并不像陈诚那么锋芒毕露。
与蒋介石刀光剑影斗了10来年，他早已学会把棱角夹进软骨里。
“小诸葛”自然精明过人。自李宗仁告病进了东湖疗养院，他就把副参谋总长一职抛到了脑后。总长虽高，但毕竟是副的，替他人做嫁衣，从不是他的风格。当然，他不同于国民党军中那些品味不高的军阀，抓着部队就图个权势、钱财。他看的、想的要远得多，所以对5战区战事，他要上心得多。他的报告虽然语气平淡，但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众人的心，让人明显地看出了他的高明之处。
“我战区当面之敌第2军共4个师团、1个旅团及配属部队约10万人，进攻方向不外大别山南、北麓。考虑与江南第11军配合，此寇沿大别山南麓进攻最为可能。如此，也便于得到其沿江海军支援。为此，我战区拟以李（品仙）兵团近20个师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沿岸布防，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又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敌军。大别山北麓作为策应，重在阻敌突破、迂回，迟滞日军第2军进攻，而以防守见长的孙（连仲）兵团自然是最佳选择。但孙兵团18个师却无法全部给他。为加强主要方向，控制机动兵力，他只能以10个师在正面布防，抽出之部队，以廖（磊）总司令率21集团军编组中央集团，深藏于大别山中。任务是控制大别山正面险关，同时负机动使命。另外，胡宗南第17军团暂置后方，组成战区突击军，并控制信阳及鄂北三关。”
“小诸葛”要把战区内天险大别山用好、用尽、用绝。左、中、右3个集团依傍大别山天险，进有前出阵地、退有天然避风港，作战、藏兵都不发愁，并能以此为轴，转动豫南、鄂北、皖西千里防线，此举自然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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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落座，会场上却还在嘁嘁喳喳地议论着。连日来一向沉闷的会场终于又透出了活力。
蒋介石听罢，更是心旌荡漾，多日的烦恼、忧愁早已烟消云散。近百万大军控制住广大地域内的道道险关要隘，以逸待劳，这是淞沪、徐州几次大战从未有过的有利态势。中原徐州既然能弄出个台儿庄大捷，武汉踞山川江河之险，胜利更是可期。兴奋中，他的头脑又热了起来，过去常挂在嘴边的“消耗敌人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之目的”的大战略被他忘在了脑后。
他激动地站起身，说道：“诸位将军，武汉一战应视为决战。如今决战已在眼前，望各战区长官及前线将士用命，此番兵力之部署很好，很好！当前，我有坚固阵地和要塞，有全军高昂之士气，与敌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围歼敌寇集团，亦非不能之事。只要我们前线高级将领指挥得当，各级官兵拿出当年北伐之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挫败强寇，扭转抗战之战局。”
将不轻言“决战”。兴奋之际，蒋介石又提高了作战价码，语气之豪迈，虽使人感到振奋，但能否再打几个台儿庄的辉煌，扭转战局，与会诸将哪个心里也没把握。今天面对的，可不是当年北伐时的一群群军阀草寇，而是装备、战术素养都高出一筹的劲敌，吃起来哪有那么容易？
蒋介石扫了一眼露出困惑的众人，也像是明白了什么，又开口打气道：“寇敌战力虽强，但骄狂之气过盛，此必陷其于被动，给我军以有利之隙而乘。只要正面防御部队能顶住，诱敌焦躁，我之反击定有战果，合围之机也必然出现。”
说着，他加重了语气：“在这里，我再向诸位重申一遍：武汉乃最后与敌决战之地。武汉存亡，关乎党国、民心、士气。各部队须发扬我革命传统，全力作战。坚守阵地之部队，未得军委会之命令而擅自后退者。从长官到下级官佐，一律军法严惩，决不姑息。望各位好自为之。”
大战在即，蒋介石重申军纪。唯恐有人心存侥幸，会上宣布了军委会决议，枪毙了几名前次作战不利的将军。
与会诸将大受震动，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会议散后，各将领衔辞出，心情各异地返回前线。
有苦难言的张发奎将军
7月中下旬，炽烈的战火首先在长江两岸燃起，隆隆的枪炮声震荡在长江上空。此时，大别山麓则是一片沉寂。
7月22日晚，长江及鄱阳湖水面上，劲风呼啸，细雨纷飞。天空阴沉昏暗，一片萧瑟。九江城第2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兵团司令张发奎将军有些心神不宁。他总有种预感，这样的天气，也许正是日本人偷袭的时机。
自15日由鄂东驻进九江后，张发奎越来越感到大战在即那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力感。连日来，江湖水面上日军扫雷艇进进出出，九江附近汉奸、日本情报人员的频繁出没，还有日本空军对守军阵地反反复复的侦察，实际上已在不断暗示他：日本人就要大规模进攻了。
他感到压力很大。九江乃武汉门户，九江不守，全线影响极大。可外界舆论众口一辞：九江外围地形对守军极有利，守住九江应无太大问题。不但武汉方面这么认为，日本一个叫九鬼半二的随军记者的也跟着起哄，称此国防阵地“足当百万日军，而作战1年。”
在张发奎眼里，这个九鬼半二该是十足的小鬼。外界越这么传，他心里越觉得虚。
老实说，他对固守九江没什么把握。九江外围虽说江、湖地障对守军有利，但这只是一般而言。如今他既无海军，又无空军支援，江、湖只能限制自己。
而日本人沿江、湖可以随意登陆，他为此还得处处设防，兵力分散，他拿什么阻止敌人登陆。曾在西方考察多日的张发奎对登陆战并不陌生。历次战争的结论更让他忧虑重重。
战史上，除英法联军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登陆失败外，计划登陆几乎还未有过不成功之举。外界舆论的乐观估计和自己使命的艰难使他坐卧不安。
他叫来了作战参谋主任，吩咐道：“今天天气不好，马上通知九江岸口，姑塘守军要加强戒备，决不能疏忽。”
入夜，风更大了。鄱阳湖面，狂风掠过，掀起阵阵波浪。大风的呼啸声、湖水的拍打声，淹没了数十艘正向姑塘扑来的日舰的马达声。3艘运输舰、数十艘登陆艇转眼已进入了距姑塘登陆地千余米处。
就在中国守军发现这一意外敌情的那一刻，湖中鞋山小岛上日军炮火铺天盖地向姑塘守军阵地飞来。团团火球映红了姑塘黑漆漆的夜空。
敌登陆艇向岸边冲来。守备姑塘的预11师1个营官兵拼死力战，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23日白天，杂乱的滩头，源源上陆的日军淞浦师团主力跨过上百具日军尸体，扩大登陆场。而中国守军阵地上，1营中国守军全员战死，血染焦土。张发奎急令预11师预备队向登陆之敌反击，同时急调后续援军增援姑塘方面战斗。
张发奎战前的忧虑这时成了现实摆在地面前。
日军百余架次的战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扫射。地面上，优势的炮火也把成千上万的炮弹泄向前出的中国援军。
增援部队被压在公路两侧，头都抬不起来，还谈什么反击。地区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逆袭都被日军打了回去。尽管张发奎在九江跳脚大骂，但增援部队就是上不去。
23日一天激战，滩头已被淞浦的106师团控制。预11师残部无奈，败退九江、星子。
25日，张发奎不惜血本。除总预备队第4军外，能调的部队都调上了前线，但血肉之躯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飞机、大炮，4个主力师损失惨重，反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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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军委会，蒋介石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他为九江、为张发奎担心。
战前，张发奎曾向军委会报过一个方案，称：为免早期为敌突破登陆成功，影响以后作战，我兵团拟控制第4军、第60师、第70军的强大预备队分置于马回岭、瑞昌、妙智铺一带，以便支援第1线作战，并预定以黄老门东西之线为第二线预备阵地，以便状况不利时行逐次抵抗。
蒋介石对张发奎这个方案从心里透着反感。“张向华未战已有轻弃九江之念，此断然有悖全线防御计划。”他曾这样评价道，并当即否决了此案。随后，电告张发奎，九江必须死守，决不能让日军上陆。
眼下闻知九江方向姑塘吃紧，蒋介石不由为九江担心起来。他就是怕张发奎自作主张，放弃第一线阵地。当下给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2兵团张发奎各去1电，再次明示：九江一线阵地必须固守。
25日，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军突破。第2兵团中央集团腹背受敌，九江阵地，情况日益恶化。九江街市，也在日机的频繁轰炸中化作一片火海。
张发奎这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掷与淞浦中将决战，要么退守第二阵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就早撤第二阵地，以免重蹈淞沪会战覆辙。那一仗，留给他的教训太深了。可蒋介石显然是要他取前策，不惜全员玉碎。
决心难下。这时撤走，军委会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第4军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撒吧，部队打光了，九江还是个丢。思前想后，他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丢他妈的，撤，天大的事老子顶着。”
25日夜，第2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钻林山区城门湖之线阵地转进。淞浦师团前卫及波田支队得势不让人，追着屁股打来。第4军占据阵地后，返身与追击之敌战成一团。
姑塘失守、九江失守，武汉门户被日军撞开。初战受挫，蒋介石在军委会痛骂张发奎：“娘希匹，张向华紧要关头又存私心。他把第4军藏起来，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
蒋介石桌子敲得“嘭、嘭”响，火气更大了：“什么‘铁军英雄’，什么‘抗战先锋’，统统是假的。他这是公然抗命，目无军法！目无军法！”
一旁的何应钦等蒋介石火气消了一些，上前劝道：“委员长，2兵团放置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挽，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急走两步，立住身，余怒未消地喊着：“失去九江，不啻给强敌一个立足点。南浔之战，艰难10倍有之。如此目无军法之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本无好感，对手下有私心之嫌的人更不能容忍。
“让他回来，回来。我要让他说个明白。”
出师不利，蒋介石盛怒难平，谁的话也听不进去。7月31日，张发奎接到最高统帅部电令：“南浔方面的军事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主持，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可也。”
接到电报，张发奎呆愣了足有几分钟。放弃兵权，他并不在意，薛岳、吴奇伟都是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只是南浔线大战刚刚开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削了兵权，他将何以对国人、对部下交待？几年来他一直是力主抗战的，今日他的脸面往哪儿放？张发奎一腔怨怒，交接了指挥权，并把所属部队及后方军务交代后，径直回返武汉自请军法裁断。
若干年后，张发奎每每忆及这段往事都觉得不公平，一直耿耿于怀。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认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属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达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因我自问良心，毫无内疚，所以我回到武汉后即自请军法审判。……”
“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超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锗，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事后，由于陈诚替张发奎担起责任，称九江撤退是他下的令。
蒋介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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