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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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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杀向中国北方，但他却让中国人跌进了失望、痛苦的深渊。
9月22日，在南京全体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历来刚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无信义的蒋这时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等语，令中国人惊讶，更令他们备感屈辱，愤恨难平。
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介石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对这一切，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看得真切，骂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蒋介石挨着骂，却也无可奈何，心中充满不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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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这种感觉。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蒋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当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20、30年代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所以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替中国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潭。连当时的武夫军阀韩复榘都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时，就十分清楚强、弱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他自己主办的《军声》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强权；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那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蒋介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逃到台湾，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英等国的态度，决定了国联不可能对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为。当时两国在东北，甚至华北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日本进兵北方，对他们影响并不大。相反，他们倒一直企盼着日本在东北得手后，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以日本来削弱他们所仇视的苏联。这与数年后他们绥靖德国，企图嫁战祸于苏联同出一辙。但无论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日后的德国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捞足了便宜。
日本毕竟师出无名，资源的匮乏也使其一时离不开国际社会，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会与这些列强撕破面皮。于是精明的日本人便开始在外交、贸易上做一些细小的让步，以取悦美英。果然，尝到甜头的这些列强态度发生了变化，国联谴责日本的调子始终高不起来。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1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蒋介石及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蒋介石越看报告书，脸色越是难看，阅毕，气得他抓起报告书大骂道：“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他觉得满腹委屈，一腔愤恨。一年来，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致使他丢土失地，军队威名扫地，国家不像国家，到头来却换来这纸既指明日本为侵略者，又要维持中国现状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报告书，他有种被耍弄、被出卖的感觉。
他早该有所醒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外籍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土曾多次提醒过他，国联仅仅是个连决议也无法强制实行的松散联盟，要靠它来最终解决中日争端，使日本遵守决议根本不可能。更何况日本历来言而无信，对中国野心勃勃，即使国联决议谴责，令日本撤兵，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逼急了，日本退出国联，任你谴责、抗议，也只有徒自负气，于事无补。果然不幸而言中，日后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
1933年2月6日，国联19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日本用刺刀扶殖起来的伪满洲国。日本政府于20日举行紧急内阁会议，表示在中国东北决不退缩，并决议“如国际联盟大会采取19国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即退出国联”。
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通过报告书，谴责日本为侵略者。日本政府随即向世界宣布，日本从此退出国联。蒋介石眼看着日本在中国争得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后，甩手退出了国联，真是有苦说不出，企图不战而使日本退兵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他成了国联的牺牲品，中国也没能逃脱厄运。
1年多里，日本确确实实耍了国联，更耍了蒋介石。国联和英美干涉初期，日本人投其所好，在外交、贸易上抛出诱饵，并顺应英美期望日苏开战的心理，大造反共反苏舆论，大军北上中苏边境。西方舆论立时喧嚣沸腾，兴奋不已。当时一位美国政论家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诸列强的心态：“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远东事变，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日本）与苏联的冲突得以爆发。”11月13日，美联社驻巴黎记者更露骨地宣称：“全世界都应该感激日本在远东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这时他们的眼中哪里还有中国？！
但诡洁的日本人岂会那么听话。他们向中苏边境虚晃一枪，拿下黑龙江，在英美等国眼巴巴地盼着他继续北上进攻苏联时，却突然南下占领锦州，攻克山海关，威逼华北。这时西方列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的眼光盯住的是中国。
日本人的这一招可坑苦了蒋介石。他的决策不但使他在国际上大丢脸面，也使他失去了中国民心。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中国，中国人民。曾任他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日后说：“中国方面因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最大的牺牲。”
这以后的一年，蒋介石开始重新审视国联和日本，开始慢慢走出了他的梦幻。美英等国也从这次外交惨败中吸取了教训。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也开始逐步打破过去的所谓中立，以政治、经济对日本施加压力。他们对中国作用开始有所醒悟，意识到要真正解决中日战争，究竟要靠谁。从这一天起，中国对日本有限度的抵抗开始得到各国舆论一定的支持，蒋介石手中的美钞也多了起来。
蒋介石畏畏缩缩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开始了一边抵抗，一边谈判的策略。这一步虽然有些深重缓慢，徘徊曲折，但毕竟还是前进了一步。3年后，一向以自强不息而骄傲的蒋在日记中写道：“国联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易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一个痛苦的挫折，一个沉重的代价所换来的寥寥数言。
“二？二六”，军刀舔血向战争
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片银色的东京还在鹅毛大雪中静静地睡着，整座城市一片宁静。
凌晨5时，东京市麻布区第1师团驻地，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余名官兵，在安藤、河野2名大尉及8名中尉的指挥下，分成数路，杀气腾腾地扑向沉睡的市区。
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东京“二？二六”兵变，在一些日军少壮军官的长期酝酿下，终于爆发了。可此刻，大祸临头的日本军政大员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浑然不知，毫无戒备。
攻击首相官邸的，是粟原中尉指挥的第1师团步兵第1联队的300名士兵。他们装备有重机枪7挺、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和手枪20支，子弹1万余发。这是一支完全按实战要求装备的部队。这股部队分成两路，在首相官邸枪杀警卫警官4人后，冲进内宅。在走廊上遇到了冈田首相的内弟、陆军预备役大佐松尾。叛军误认为松尾就是冈田首相，一阵乱枪将其击毙。在松尾身上费了点周折，就给了惊魂未定的首相喘息之机。在1名女佣的帮助下，冈田在女佣狭小的衣柜中呆了数小时才被人救出，在叛军哨兵的眼皮底下化装后逃出官邸，幸免于难。刺杀首相之后，粟原中尉又分兵一部，袭击了日本久负盛名的《朝日新闻》社。
与首相相比，内大臣斋藤就远没这么幸运。步兵第3联队的坂井中尉指挥1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内臣官邸围了个严严实实。当叛军嚷着冲进院时，斋藤早已被军靴踩在雪地上的“嘁嘁嚓嚓”的声响和吵嚷声惊醒。但他刚冲出屋子，便迎面撞上了叛军。一阵乱枪过后，坂井带着几个士兵走上前去，又挥起了军刀和刺刀。斋藤可算是最惨的一个，共遭受弹伤47处，刀砍和刺伤几十处，当即死亡。为杀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竟然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日本陆军的残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何况被斩杀者还是日本国的重臣。如果日军士兵对自己的上司都能采取如此丧失人道的作法，人们对1年多后南京城里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暴行自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斋藤的死不仅令西方社会看到了日本军人的兽性，就连天皇日后得知时也不禁倒吸凉气。
袭击斋藤私邸的另一股部队，携带轻机枪4支、步枪10支，在高桥少尉和安田少尉共同指挥下，带领30名士兵袭击了位于获洼的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私邸。当时正是早上6点多钟，习惯早起的渡边已经穿好军装，和粗暴闯入的这支队伍展开了对射，使安田少尉和1名下士致伤。但无准备的渡边子弹打光后，还是被对方的无情射击和军刀猛砍致死。叛军的屠刀不仅指向了文人，也挥向了自己的军人上司。
藏相高桥是清的私邸这一天也遭到袭击。高桥曾当过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由于他坚持削减巨额军费，成了日本军人最恨的大臣。当第3联队中桥中尉率120人冲进宅邸，击伤所卫警官后，高桥还在梦中。中桥率10多人破门冲进卧室，走上前去揭开了被子，大喝道：“天诛！”
“混蛋！”高桥大喊了一声，还没骂出第二句，中桥的一梭子弹已射入了高桥的躯体。另一名少尉走上前，一军刀将高桥连头带臂地砍作两段，几把刺刀也同时刺入了高桥残断的尸体。一切做完后，军人们对冲进来失声痛哭的高桥夫人耸肩说道：“对不起，打搅了，请安排后事吧！”
军人们没有再看高桥一眼，便满意地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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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这场恐怖的兵变中算是最为神奇的人物。当时，整个事变的第一号人物、第3联队被誉为“神一般的中队长”安藤大尉率200名士兵闯进天皇侍从长的私邸后，这才发现侍从长的私邸如此之大。叛军到处搜索才在内室发现了侍从长夫妇。上士永田走上前分开侍从长夫妇，一边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作出牺牲吧”，一边射击了几枪。射击的3枪一枪未中，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着心脏而过。这时安藤大尉来到室内，他本想用军刀刺穿铃木的咽喉，但是当他看见铃木夫人双手合掌，苦苦哀求“请您就此罢手”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行了个军礼扬长而去。铃木看来命不该绝，经过抢救他不但没有死去，反而作为后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首相，戏剧般地完成了改变日本命运的使命。
杀害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任务，由所泽航空队的河野大尉指挥。他只率领8名士兵，携带轻机枪2挺、步枪2支、手枪5支。结果，不仅让牧野有幸逃生，而且遭到警卫警官的抵抗，河野大尉胸部中弹，下士官负伤，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河野后在医院自尽。
此外，叛乱部队还袭击了后藤内相官邸，后藤因外出而幸免于难。
至上午8时，刺杀活动全部结束。叛乱者以陆相官邸为据点，由步兵第3联队的野中大尉率领约400名士兵，以重机枪8挺、轻机枪10余挺、步枪360支，占领了警视厅并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2月26日上午，东京市区的治安活动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从当日下午起，全市所有剧场、电影院一律被勒令关闭，文娱广播节目全部停止，只能定时播放当局发表的新闻。各报社的晚报也被迫停刊，整个东京市民处于极端的惊恐之中。
日本军人的“犯上”行为再次震动了日本、震动了全世界。叛军兵变得手后，满东京地发布“宣言书”，称：导致政治腐败、军人堕落、国家破坏的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一帮元凶，皆应诛杀铲除，以资实行天皇亲政的“昭和维新”。内阁幸存者看出了军人欲实行他们所谓的“清君侧”的荒唐行动，便作出了辞职的决议。傍晚，冈田内阁决定总辞职，指定后藤内相为代理首相，全体阁员的辞呈于是日深夜送皇宫。
第2天，2月27日，残雪覆盖的东京进入了戒严状态。
然而，叛军“清君侧”的行动，却首先激怒了日本国君——天皇裕仁。当日午后，天皇召来了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详细询问了事件的始末。平日一向温和的天皇今日显然动怒了，他以未曾有过的怒色狠狠地诅骂道： “朕所最信赖的老臣，一个个惨遭杀害，这还能说是报效国君的精神？！橡这样一些残暴军官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并当下指示本庄大将：“命令戒严司令官收缴他们的武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用武力镇压。”
皇上的敕命，在当时的日本是最高圣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但纷乱的东京，非常时刻却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事实上，命令并没有立即执行。
戒严司令官、东京警备司令香椎浩平中将，原来也是皇道派的同情者，他不但同情叛军，而且还完全默认了叛乱军官的行动，因而未立即执行镇压命令。非但如此，他甚至把川岛陆相和杉山参谋次长请到司令部，恳求他们给予谅解。他说：“值此之际，作为和平解决的手段，只有请求皇上作出圣断，表示坚决实行昭和维新。反之，如果出动军队镇压，我相信谁都不愿意看到皇军相互残杀的悲剧出现。我打算立即进宫参见天皇，请求赐予断然实行维新的敕语。”
“根本不能同意你这个想法。迄今，不要说主管长官，甚至军界的长老都对他们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耐心说服，可是这些叛乱军官一点也听不进去。即使从维护起码的军纪而言，也是不能宽恕的，必须马上遵照诏敕命令调动部队进行讨伐。”
杉山大声疾呼，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川岛陆相却只是心情沉重地一言不发。
“我改变原来决心，坚决进行讨伐！”
善于见风使舵的香椎听到杉山的这一番话，抱着双肘低头沉思良久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陆相官邸，安藤大尉等叛乱军人也在紧急商议下一步行动。这次事变，叛军指挥者实际上受了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思想的影响，如今事变已起，叛军自然会想到这位狂人，当下与北一辉进行了电话联系。之后，决定以皇道派成员、原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作为实施昭和维新的“正义军”首领，由他制定全部活动方针。但是，真崎显然不是他们的理想中人。见事情闹大了，真崎突然改变了态度，在陆相官邸作了20来分钟的说教后表示：“各位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势必成为皇军的罪人，我劝你们还是归顺吧！”
说完这番出乎意料的话后，真崎怕沾上腥似地急忙离去。
接二连三遭抛弃，反叛的少壮军官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在占踞的山王饭店和幸乐餐馆上高高悬起了盲目信赖天皇的所谓“尊皇讨好”的旗子，岂知就是天皇本人视他们为凶暴的叛徒并命令严加镇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后来，一个被处死的叛乱军官，曾在遗书中写下这样的话：“我无比仇恨天皇背弃我们的忠实的行为。”
就在叛军一筹莫展之际，奉天皇大命实施讨伐的队伍，陆续从佐仓、甲府、宇都宫和高崎等地开进东京。28日夜间，集结在赤坂的叛乱部队，已经处于坦克部队的全面包围之中。24000名步兵部队也作好了战斗准备，预定于29日上午9时发动攻击，赤坂附近的居民已受命撤离。
内外交困，使叛军有些军官开始动摇了。但是，“神一般的中队长”安藤大尉坚持进行抵抗，使产生归降念头的人又缩了回去。三宅板、山王一带，叛军部署了第一道抵抗防线。
29日晨，航空大厦的屋顶升起了“不要顽抗到底！”的标语，坦克部队也开始行动，逐渐缩小了包围圈，这时叛军已成瓮中之鳖。
当坦克的履带声，鸣响在安藤大尉等人踞守的山王饭店附近时，安藤命令30余名士兵冲向电车道，一齐伏卧在坦克群的前面。
“反击坦克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干脆就让它们从身上压过去，让我们以死来表示抗议。”安藤望着伏卧着的士兵，坚定地说。
坦克在安藤等人跟前停下来了，只是撒了撒传单就撤走了。这时安藤的顶头上司、步兵第3联队所属大队长伊集院少佐跑过来，泣不成声地对安藤说：“安藤君，你再听我说一遍，停止无谓的抵抗，用自尽表示效忠吧！士兵实在可怜，命令他们回去吧！”“我决不接受这样的命令，没有理由因为怕包围和威吓而表示屈服。我们的方法错了，原以为打倒重臣、阁员就能实行昭和维新，事实上，应该在这之前先打倒内阁。娘的，让我自尽，见鬼去吧！”安藤面如土色，但态度坚决地吼道。
安藤的怒吼，清楚地表明这场震憾日本全国的大事变所必然发生的真相。长期以来，陆军中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互相对立，明争暗斗终于表面化。军阀相互间的内讧，使皇道派终为统制派所降服。
皇道派是一种超现实的天皇亲政论者，他们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改革。与此相反，统制派则是合理主义者的集合体，反对发动政变，主张在维持军事统制的前提下，实行合法的国家改造，所以也被日本人称为政策派。统制派敌视皇道派，皇道派又以实力回击统制派。1925年8月，皇道派的相泽中佐，光天化日之下在陆军省内暗杀永田军务局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永田铁山被称为日本陆军中有名的秀才，又是统制派的巨头，所以被皇道派视为眼中钉。但是皇道派杀害永田，并不能为政变打开通道，今日“二？二六”事件的挫折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
飞机又一次在被包围的叛乱部队上空盘旋，抛撒传单，大喇叭里也在不断地发出号召投降的喊话。
“戒严司令部29日上午8时55分发表告士兵书，内云：敕命已颁，天皇陛下已有诏敕，你们真心诚意服从长官指挥，坚决执行命令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天皇直接命令你们回到原来部队，如果坚持抵抗下去，势必成为违抗敕命、罪不容诛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如今已知误入歧途，就不该因为事情已到如此地步，或者强调情义而继续顽抗。决不能留下叛逆天皇成为国贼的罪名，现在回头还为时不晚，要立即停止抵抗，重返皇军中来。如能这样，以前的罪过将会得到宽恕，这不仅是你们的父兄也是全体国民的衷心期望。务望从速放弃现在的阵地，回到原来岗位！戒严司令官香椎中将。”
这篇告士兵书是由NHK爱岩山广播电台著名广播员中术广播的，他那充满哽咽的语调，不但使平叛官兵为之深受感动，叛军士兵更是为之落泪。
事变最终平息了，整个过程，没有动用一枪一弹。官兵们一个个开始归顺，除了最强硬派的安藤大尉在山王饭店自杀未遂外，其余全部投降。
下士官以下人员仍回原部队，军官们被收容到宪兵队，这时，他们还寄希望于军部，寄希望于日益强大的军人法西斯势力。他们默默地期待着以后在法庭上的斗争。
然而，他们的期望只是一场梦，特设的军法会议是按紧急敕命召开的。从4月末开始，只进行了一审，而且既没有辩护人，又不公开审判，他们没有被给予发言的机会。
这场匆忙的判决，于7月初结束了。7月12日，在代代木陆军卫戍监狱的刑场，被宣判死刑的13名军官全部被枪决。上午7时，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香田、安藤、粟原、对马和竹屿5人，身穿草绿色军装，蒙着眼睛，被看守架着押赴刑场。
参与这次执刑的人，有监狱长以下10余人，射手分3班，每班由一名大尉负责指挥，由5名中、少尉任射手。
监狱一隅空地上的刑场，掘有5条深沟，在被处刑者的两侧和背后都堆有沙袋，后面则是高高的砖墙，在相距约10米的枪架上，分别固定两支步枪，一支瞄准前额，一支瞄准心脏。后者是准备射后不能立即死去时再向心脏补射的。每个受刑者都是正坐，身体被绑在身后的刑柱上。
在赴刑场途中香田大尉仍慷慨激昂地对同伴们说：“诸位！我们的死是以满腔热血走向天皇陛下所指引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为天皇而死。让我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5个人并列在刑场上，一个人首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其他的人也跟着应和起来。
在那令人窒息的瞬间，射击指挥官根据监狱长的指示，以手势发出了射击的口令。射手们一齐扣动板机，目标是前额部。枪响的同时，突然鲜血飞溅。而此刻，在刑场附近的代代木教练场，步兵演习的隆隆炮声，直至执刑结束还在响彻着。
日本旧时有句表述维新志士心情的话，叫做“恋阙之情”。“阙”是指皇宫。意思是志士们对于皇室寄托着欲罢不能的柔情，但是这种柔情只不过是一种无情的单相思。
这天被判刑的17人的心情，宛如“恋晒”一般，同时也是充满鲜血的对日本天皇单相思的一场悲剧。 遥远的沈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很快得到了东京的消息。走上刑场的13条军魂那种满腹悲痛的遗恨，逐渐变成了仇怨潜移到他的脑海中。作为统制派的代表人物，日后日本的独裁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指导者，他以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让遗恨的烈火在胸中越烧越旺。
“二？二六”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日本军人干预政治、建立军国主义的步伐却大大加快了。3月5日，“二？二六”事变余烬未息，但新宿宝亭饭店的一间密室内，7名陆军部具有激进思想的骨干、统制派的幕僚，已经私下制定好了日本军队和国内政治的新方针，其中三井中佐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他们的野心：“在这次受命组阁的广田内阁中，一定要以我们推举的寺内大将作为陆相入选。要把政党搞垮，建立‘一国一党’的军政府，此为最佳时机，寺内就像个磨人的孩子一样，他这个特点对我们极为有利，只要我们积极推动，他就会一切照办。为此，首先要使广田内阁的阁员遴选必须符合我们的方针。”
三井神通广大，说到做到。第2天，寺内大将在三井的陪同下，代表陆军部向新闻界发表了颇具威胁性质的讲话：“新内阁必须坚决取缔政党和财界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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