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西方的没落-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到高级文化阶段，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言语，一种距离性的言语——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的发明。因此，在文字语言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性的转变。“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识从现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斯宾格勒说，书写是“久远”的伟大象征，所谓“久远”，不仅指空间广延上的距离，而且首要的是指绵延、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和听只在近处和现时发生，但通过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个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
在所有的高级文化中，文字一开始主要掌控在僧侣及少数文人的手中，以致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和圣言的合法阐释者。“无时间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决非通过言语，而只有通过将其形诸于文字。” 但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尤其随着16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使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书籍文化，而19世纪近代大学教育的改革和普及，阅读已成为文明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斯宾格勒称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浮士德式的“远程战术”的两种伟大手段，前者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战争的性质，而后者则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包括政治在内许多事情的性质，尤其世界城市中报纸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它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武器”，成为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报纸导致了世界城市时期的一幅奇异的景观：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需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不过是新闻出版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我们的新闻出版要求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象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的。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
“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无须我们赘言，斯宾格勒的这些描述正是我们称之为“传媒时代”的“后现代状况”之一。对无权力的“主体”的“消声”、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控制”、传媒帝国的“超真实”的话语编码、“意识形态主体”的建构，后现代理论家和思想家所讲的这些，不就是斯宾格勒以其观相的语言所诉说的吗？
吴琼
2006年7月于北京
*附注：本文的写作参照了《史宾格勒》（商戈令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和《西方文化的诊断者——史宾格勒》
霸气书库（www。87book。com）txt电子书下载
（邓世安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印行）两本著作，一并致谢。——吴琼
第一版序言
本书的定稿是三年的劳动成果，其实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它就已经完成了。到1917年春天，我又对它做了一次修改，在某些细节方面予以增补和润饰，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所限，迟迟未能付印。
尽管本书的范围和主题属于历史哲学，但它也包含有一个更深层的用意，那就是对一个划时代的重大时刻加以评论，这一重大时刻的不祥预兆在其主导观念正在形成的时候就已清晰可见。
书名早在1912年就已经确定，它十分切题地表达了本书的意图，即以古典时代的没落为殷鉴，来描述一个历时达数世纪之久、而我们自己现在正在进入的世界历史的样态。
事件已经给出了甚多的验证，但于反驳却无所益处。显然，这些观念必然地要于此时此刻在德意志提出，尤其是，战争本身就是那使新的世界图象（world…picture）清晰地呈现的诸多前提之一。
因为我确信，这不仅仅是从若干可能的，且只能逻辑地证明的哲学中提出一种哲学的问题，而是撰写我们时代之哲学的问题，这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是所有的人都能朦胧地预感到的哲学。这样说并无冒昧揣测之意；因为一个具有历史之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创造这个时代，它只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才是那个注定孕育它的人的所有物。它属于我们的整个时代，它影响着所有的思想家，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个人对此观念——包括它的缺点和优点——偶然的、一己的态度（无此则任何哲学皆不可能存在），即是个人的命运和幸福。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17年12月于慕尼黑
修订版序言
这本书从最初简要的概述，到最终成为一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大部头，前后历时十余年；在这项工作宣告结束之际，回顾一下什么是我想做的和什么是我已经做到的，回顾一下我当初的观点是什么而现今的观点又是什么，这应当不算是多此一举。
在1918年版——无论从内部看还是从外部看，它都只是一个切片——的“导言”中，我说过，我相信我已经对一种观念给以了不容争辩的阐述，那观念一旦形诸于文字，便无人能够反驳。其实我应当说，那观念一旦被理解了，便无人能够反驳。为此，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不应只着眼于这一个事情，而且要放眼于整个思想史，并期待于生而具有这种理解能力的新生一代。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本书应当看作是一个初次的尝试，里面充斥着惯常的谬误和不足，而且也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书中的言论远非它所指望的那样受到认真的关注。凡是深入钻研过活生生的思想所给出的各种假设的人都会知道，活生生的思想决不是外加于我们的，从而使我们能透视生存之基本原则而毫无情感的冲突。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职责就是按照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去把时间象征化。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照应当的思考去思考。对他而言，真理归根到底就是他诞生之时就已经在此的世界的图象。真理不是他所发明的，而是他在自身之内发现的。还是他自己：他的存在被形诸于文字；他的人格的意义被诉诸于一种学说，这学说就其关系到他的生命而言是不可改变的，因为真理和他的生命是同一的。这一象征主义（symbolism）是本质的，是人类历史的容器和表现。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学究式的哲学著作是多余的，仅仅徒然增加专业文献的数量而已。
因此，我可以称我所发现的东西的本质是“真的”——亦即，对于我是真的，我相信，它对于未来时代的杰出心智也会是真的；可如果它脱离了血气和历史所赋予的条件，其本身就不是真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承认，我在那些暴风雨的岁月中所写出的东西，只是对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的事物的一种极不完整的论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的任务就是联系事实，寻找能使我以最有力的形式表达我的观点的表现手段。
要使那一形式达到尽善尽美，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得到完成。但是，我再一次做出尝试，以求使这本书最早写成的部分也达到现在我已能言述的明确的水平；我怀着这样的愿望完成了这本书，任它带着自己的希望和失望、优点和缺点。
同时，就我自身而言，其结论已获得证明；从它对广大学术界正在逐渐发生影响而言，亦即就他人而言，亦可判断出它的效果。但是，谁也不要指望这里会事无巨细地谈到一切。它只是我所见到的眼前的东西的一个侧面，是对历史和命运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可它的确是这类看法的一种首创。它彻头彻尾地是直观的和描绘性的，其行文谋篇力求说明性地显示对象和关系，而不是罗列一大堆的概念。它唯一地只供那些阅读时能够深入体会字句和图象的读者们阅读。这无疑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我们面对神秘时的那种敬畏之心——歌德所感受到的那种尊敬——会使我们不能领受到把剖析与深入视为一体的思考所获致的满足。
当然，那些永久地生活在昨天而又欢迎每一种仅为明天打算的观念的觅路者的人们，立刻会发出“悲观主义”的呼声。但是，对于那些把探究行动之源泉等同于行动本身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我所说的理解世界，即是与世界合一。至关重要的是生活的严峻现实，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鸵鸟式哲学所提出的关于生活的概念。凡是不为浮词所动的人，就不会认为本书所述是悲观主义的；至于其他的人，则不足挂齿。为了便利那想要窥视生活而不是寻求定义的认真的读者，我已——由于正文过于压缩——在附注中提到了许多著作，它们将把那种匆匆的一瞥带到更远的知识领域。
最后，我觉得应当再次提及两个人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应归功于他们：歌德和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质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话说出我与尼采的关系，我会这样说：我把他的“展观”（outlook）变成了一种“俯瞰”（overlook）。至于歌德，在整个的思维方式上，他乃是莱布尼茨的门徒，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故而，这份终于（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虽则这些年来我遭受过不幸与唾弃，我还是可以自认、并骄傲地称其是一种德国哲学。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22年12月于哈尔茨的布兰肯堡
译者说明
一、该中译本是据查尔斯·弗兰西斯·阿特金森（Charle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译本译出，该英译本的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第二卷出版于1928年。
二、《西方的没落》在国内已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的（齐世荣等翻译），该版只译出了原书的第二卷，另一个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于1986年出版的（陈晓林译），该版是原书的一个缩译。这两个译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为新的中译本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们的作用乃至影响在这个新译本中有所显示。在此要对前辈们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
三、《西方的没落》是一本写得并不算晦涩、但却十分难读的著作，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涉及到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作者又对这些人物和事件未作任何注释，尤其许多国王或皇帝的名字，他都只提到帝号，可在西方历史中，使用相同帝号的人常常有许多，而英译本对这些也都没有给出注释，这给一般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方便读者，该中译本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些特殊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尽可能给出注释，相隔较远者或语境不同者，将依据需要重加注释。但限于篇幅，有些注释可能还过于简单。
四、书中的人名、地名、关键名词，首次出现时，一律附英文，有些术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译法，也附以英文。书中还有大量希腊文、拉丁文，在译文中也附出原文。
五、中译本的边码为英译本的页码。
六、书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有多个译法的选其一种，没有惯例的则由译者自译。
七、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每次面对完成的译稿，总有一种“距离感”（与原文有距离），总觉得还应当推敲得更准确、更妥帖一些。对于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而言，这种感觉犹甚。正是因此，我把每一本译作皆视作“未完成稿”——有待更有识见的读者和批评者去完成。
八、感谢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和我的充满朝气的研究生们，他（她）们给我的孤独的生活添加了无限的乐趣，他（她）们的期许，是我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挺身而立的理由。
第一章 导言（1）
一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胆的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去追踪尚未被人涉足过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星球上那唯一实际上已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的各个阶段，那就是西欧及美洲文化。
迄今为止，解决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的可能性显然还从未被人看到过，即使有人看到了，解决它的方法或者是完全未被怀疑，或者是——至多——利用得还不够充分。
历史存在逻辑吗？在各自分离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结构，一种本质上独立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诸外部形式——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的东西？这种种的现实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东西派生出来的吗？世界历史（world…history）是不是会经常把某些重大特征呈现在的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来证明某些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从这类前提出发所做的推论，又能达到何等限度？
我们有可能在生命本身之中找到一系列必须经历、且必须按照某一强制性的必要顺序去经历的阶段吗？因为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而这些生命历程，在习惯的思维和表达中，通过冠以诸如“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或“现代文明”这些高级实体之名，而被赋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征。对于一切有机的东西来说，诞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这些概念在这一领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还没有被人抽取出来的严肃意义呢？简而言之，是否所有的历史都奠基于一般的传记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
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就像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乃是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可现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命运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我们首先就应当弄清楚：文化是什么？它与可见的历史、生命、心灵、自然及心智之间有何种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这些形式——民族、语言和划时代、战争和观念、国家和神、艺术和工艺品、科学、法律、经济类型和世界观、伟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象征来接受和看待？
二
用来指认死形式的方法是数学定律（Mathematical Law），而用来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类比（Analogy）。借助这些方法，我们便能区分世界上的极性（polarity）和周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来，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纪元、划时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类型重复出现。人们在讨论拿破仑（Napoleon）时很少不旁及恺撒（Cæ；sar）和亚历山大（Alexander）——我们将看到，从形态学的角度说，在这两个类比中，第一个很难被接受，第二个则是正确的——而拿破仑本人则认为自己的处境和查理曼（Charlemagne）的处境相类似。法国“革命会议”（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ge）时，常常指的是英格兰；雅各宾党人则自称是罗马人。其他的此类比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当或不得当，其中包括：把佛罗伦萨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会主义，把恺撒时代罗马的财政巨头比作美国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个热情的考古学家（考古学本身不就是历史即重复的意思的一种表现吗？），他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和西塞罗（Cicero）有关系，而晚近的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英属南非的组织者——在自己的藏书室里就藏有关于恺撒们的古典传记的特备译本，他觉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e Em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毁灭的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Ⅻ）常常把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所著的亚历山大的传记随身放在衣袋里，其蓄意的用心无非是要去模仿那个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论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录》（Consid…érations）——中对类比法的运用可谓是炉火纯青。他把法国人比作腓力（Philip）统治下的马其顿人，而把德国人比作希腊人。他说，“甚至现在，德意志的温泉关e Thermopylae），即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还在腓力的手里”，这句话准确地写出了红衣主教夫勒里（Cardin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征。我们发现，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与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并论，并把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剥夺公权令（proscriptions）混为一谈。
然而，所有这些类比都只是片断性的和任意的，通常只会导致一种暂时的倾向，即不是对历史形式作真正深刻的领悟，而只是对其作诗意的或巧妙的表达。
以艺术类比大师兰克（Ranke）的情形为例：我们发现，他所描述的克亚克萨里（Cyaxares）和猎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之间，以及西美利亚人（Cimmerian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间的相似，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义；他还有一个常常被引用的类比，就是把希腊的城邦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这一类比也极少有意义；至于他把阿尔西比巴德（Alcibiades）和拿破仑作比较，尽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像严谨的数学家，他们总能在门外汉只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两组微分方程式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兰克等人的历史类比使用的是普鲁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众传奇式的笔触，其目的仅在于描写出世界舞台上可资比较的场景而已。
显而易见，那支配着景物选择的，根本来说，既非某一原理，亦非历史必然性的意识，而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喜好。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任何类比的技巧。各种各样的类比拥挤在一起（今天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任何的框架或统一性，如果偶然碰对了——就这个词尚待确定的本质意义而言——那也是由于运气好，也有少数是出自本能的，但决不是依据某个原理得出的。在这一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着手制定出一套方法，也没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这里原本有一个根基，事实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对历史之问题获得广泛的解决。
类比法，就其绽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类比的技巧，由于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种综合观念的影响，本应导出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其变成了一种祸害，因为它使历史学家只知顺应自己的趣味，而没有严肃地认识到，他们首要的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关心历史及其类比的象征主义，结果，历史的问题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别说获得解决了。这些类比在许多时候只是表皮的（例如把恺撒称作官办报纸的创始人），有些类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给古典时代的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们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种种现代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资本主义、僧侣主义等），有时甚至荒诞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宾俱乐部把布鲁图斯（Brutus）视作他们的偶像就是明证，这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曾以寡头政治理论为借口，在贵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谋杀了那位民主人物。
三
我们的论题原先只包括有限的现代文明的问题，现在却扩展为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枯竭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未来的哲学，一种西欧人的心智在往后的阶段里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哲学。它将扩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概念，即作为历史之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态学的概念，其与迄今为止几乎是哲学的唯一主题的作为自然之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态学概念正相对照。它将重新审视世界的形式和运动，审视它们的深度和终极意义，但这一次是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安排来审视：这次安排的组织，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包含所有认知对象的总体图象中，而是放在一个生命的图象中；这次安排的呈现，不是把它们看作既成的事物ings…become），而是看作正在生成的事物ings…becoming）。
我们对作为历史之世界的设想、认识和赋形是以其相反物即作为自然之世界为参照的——这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存的一个全新方面。这个方面，虽则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皆有巨大的意义，但至今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更别提描述它了。也许有人朦胧地觉察到了它，也时常有人远远地、短暂地瞥视过它，但没有人专心地面对它，思考它全部的意蕴。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可能的方法，人们以此可以内在地把握和体验他周围的世界。在此，我极其严格地区分（是针对其形式，不是针对其实质）了下面的事物：有机的世界印象与机械的世界印象；意象（images）的内涵与定律（laws）的内涵；图象、象征与公式、体系；即刻的现实与恒久的可能；按谋划安排的想象的意图和目标与按图式解剖的经验的意图和目标；还有——这么早就要提到一对意义重大但从未引起注意的对立物——编年学的数字的领域与数学的数字的领域。
因此，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精神的和政治的事件的问题，因为它们日渐表面化，容易看清楚，人们可以按照其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按照“原因”或“效果”的图式安排它们，并从那显见的和在理智上比较容易的方向去研究它们。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然科学”，那些支持唯物史观的人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他们的反对者却多半没有看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相似。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某时某刻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什么，而是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指出了什�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