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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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大年初三广州新军发动起义，其中首次出现了迫击炮的身影，给清廷极大地打击。虽然最终战败，但余部在香港革命党的接应下，顺利逃（W//RS/HU）出广州城。果然不出魏镇雄、刘庆恩等人所料，清廷丝毫没有意识到迫击炮是北平铁厂流出去的。当然，广州新军也采购了部分迫击炮，清廷不怀疑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件大事，则是1910年2月22日军机大臣戴鸿慈病逝。戴鸿慈原任法部尚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于1909年10月6日接替过世的张之洞，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也是清朝二三百年里广东省籍任职最高的官员，为此，广东籍翰林曾在北京广东会馆隆重祝贺戴鸿慈入阁。谁知道到才过四个多月，他便驾鹤西去。军机处再次用一条军机大臣的性命证明：军机处六人魔咒牢不可破！

二二八、且愿衔花效黄雀

杨度带着钱款施施然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合纵连横的无双辩士生涯。孙元起则苦命地留在京城，依旧过着朝九晚五的副部级公务员生活。学部的事务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每天军机处总会转来一些奏折，需要学部办理。1909年底到1910年初，孙元起就一直忙于筹办京师图书馆和筹建京师分科大学的事情。

京师图书馆就是国家图书馆前身。中国自古有爱书藏书的优良传统，国立藏书机构很早便已经出现。如今新建图书馆，各地官宦士绅捐赠的热情比往经世大学送书还积极许多。孙元起搭建起里面的人员架构，图书馆很快就正常运转起来。

至于分科大学，则类似今天大学里分设的各种学院。京师大学堂从开设之初，就被定义为中国最高等的综合大学，学科广泛涉及文、理、工、农、医、法等诸多方面。学生入学后，根据专业，按照《章程》规定学习相应科目，成绩合格后予以毕业。

最初的设想自然是极好的，可是实行起来却困难极多。

首先，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上课经常不知所云。比如学习电路分析，之前总要先学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才能知道所以然。但大学堂眉毛胡子一把抓，根本不分主次先后，而且基于当初国人不懂西学的实际情况，课程内容普遍过于简单。

其次，老师经常缺岗，导致一些课程无法正常授课。京师大学堂的老师，要么是有点学问的本土官僚，要么是从国外聘请的洋教习。本土官僚多半俗缘未了，一边在京师大学堂做老师，一边与京中各部长官勾勾搭搭眉来眼去，期望捞个中意的实缺。一旦得偿所愿，马上离开学校，哪管听课学生的死活？至于那些洋教习，则多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失败者，被迫来到传说中盛产黄金和香料的东亚淘金，本身也没多少真才实学。京师大学堂只是他们短暂的栖身之所，哪天碰到发财良机，绝对是飘然而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学生人数众多，管理考核大为不便。科举制度取消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举人等功名，吸引传统的读书人一时齐聚，学堂入学人数骤然增多。京师大学堂本来管理就不严格，再加上位于闹市之中，难免龙蛇混杂，学校里一片乌烟瘴气。

有鉴于此，从1908年开始，学部就筹议把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按照学科拆分成不同专科，分开管理。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筹措，终于拿出了分科方案：共分为经、法、文、理、农、工、商、医等八科，除了医科因为监督屈永秋尚未到职暂缓外，其余七科均于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间开学；其中，还允许外国留学生到经科大学学习。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这里的“经科”可不是后世的经济学，经济学在清末叫“商科”，“经科”特指儒家十三经为中心的经学。这门学问除了东亚数国，全世界还真没几个人研究。作为经学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中国在这门学科里的地位更是无人撼动。朝廷允许外国留学生来学习经学，倒是名正言顺。只是他们也不想想：现在还有哪个国家会派留学生来学习经学？

日本自明治以来大力脱亚入欧，经学早已被扫进垃圾堆。属国之中，琉球、朝鲜被日本吞并，安南、暹罗被英法圈为殖民地，廓尔喀也岌岌可危。难道指望美利坚、欧罗巴那些信仰基督的白人？

此次大学堂分科，不难看出其中很多设置参考了经世大学的做法，使得经世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标杆作用进一步凸显。

当然，凸显的不仅在于制度，还在于人事。不用说，理科、工科的教员自然全是经世大学学子，连经、文、医也有不少是经世嫡系。此外，孙元起还举荐张元济出任理科大学监督、严复为工科大学监督、罗振玉为农科大学监督。

在学部和军机处看来，学堂监督尽管是四品官，不过在教育口，而且是委派，半点实权没有，是鸡肋一般的存在。见学部侍郎保举，加上他们三位在经世大学办学确实卓有成效，居然都顺水推舟同意了。等上谕传到经世大学，张元济、严复、罗振玉三人才知道孙元起保举他们的事，都大感意外，赶紧乘车赶到城里，想向孙元起问个究竟。

刚一进门，严复就劈头盖脸地问道：“百熙，老夫的工科监督是你保举的么？为什么保举老夫？怎么事前都和老夫说一声？”

“养移体，居移气”，孙元起担任提学使、左侍郎三四年时间，总算有点处乱不惊的模样。当下也不着急回答，而是恭敬地请三人进屋落座，奉上香茶后才慢慢说道：“不错，诸位先生的监督之职是我举荐的。要问为什么，这理由可就多了。比如，我对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潜楼（刘廷琛）有些成见。

“诸位都是经世大学元老，知道近几年我们学校毕业生非常抢手，不仅各处学校需要，工矿企业需要，连本校成立研究所也非常需要。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内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而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其他学校培养的学生则达不到社会需要的标准。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公立最高学府，在此时理应肩负起这项重任，积极探索培养人才的方法。事实上呢？他们的学生正事不干，就知道逛窑子、喝花酒、捧戏子！

“我会北京后曾写信给刘潜楼，邀请见上一面，希望能说动他严加管束学生，提高教学质量。谁知他却拒不相见！好，他既然不见我，我只有另外想法子。说来也巧，不久便遇上大学分科。所谓科技，无非是理、工、农、医。医学不是我们学校所长，我便只谋求剩下的三科。谁知天随人愿，居然全部中选，实在可喜可贺！

“至于为什么事先没有跟你们说一声，是因为最初举荐之时我心中也没底。如果先和你们说了，结果未能获选，反而不美。所以便自作主张，还望诸位海涵！”

严复大为不满：“百熙，老夫已经年过半百，雄心早就消磨殆尽，不耐做官应酬，只希望在经世大学里老老实实做个教书匠。这工科监督，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张元济、罗振玉也道：“我们在经世大学不是好好的么？干嘛要去蹚京师大学堂那湾浑水？如果说培养学生不够用的话，下一学年多招些便是，反正每年全国报考的学生那么多！”

孙元起摇摇头：“经世大学多招收一些学生自然可以，但绝不能把培养人才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所学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师生间没有竞争、近亲繁殖，很容易导致学术的退化。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则是培养人才的不错选择，毕竟它是国立最高学府，身后有国家财力的巨额支持，学生素质也不差，老师又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只要假以时日，必然可以桃李满天下。”

严复有些伤感地说道：“当年我和鹿门（皮锡瑞）在西山痛饮醇酒、共赏红叶之际曾立下誓言，愿在学校著书教授终老一生。鹿门践行此誓，终生不渝。如今我岂能因为鹿门辞世而负心违愿，辜负好友于九泉？”

皮锡瑞因为疾病在去年冬天不幸离世，成为经世大学成立以来第一位逝去的教授。学校专门组织了治丧委员会，除了安排后事，还支持编印《皮鹿门先生全集》、在校园树立全身雕像等。作为生前挚友，严复在百忙之余，亲自董理皮锡瑞的丧事，还把遗属接到家里长住。

孙元起在建校之初便规定：学校给予老师的住宅，只允许老师在世时享有使用权；一旦老师去世，学校自动收回。但直到此时，这条规定才发挥作用。但规定毕竟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老师为学校服务那么多年，一去世便把遗属扫地出门，这也太令人寒心了吧？所以，这条规定随即被修正为：老师去世三个月后，学校收回房产。给了家属很长一段时间缓冲调整。

皮锡瑞先生也非常明理，去世之前特别嘱咐家人两件事：第一，把藏书、手稿捐给学校图书馆；第二，把半山居寓所退还给学校。

孙元起也有些默然，良久才说道：“几道先生，实在对不起，是小可鲁莽了！只是工科大学监督命令刚刚发布，一时之间不好替换。而且这个职位确实非同一般，对于培养工科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现在最紧缺的就是工程师，能够早一天造就，就能早一天发挥效用，我们是一刻钟也耽误不起啊！

“好在京师大学堂离我们学校不远，而且里面老师都是您的学生，只要您立下规矩、整顿学风，他们都会认真遵从。我再从经世大学教育系给您拨几个学生，负责参谋筹划，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半年！半年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人替你，如何？”

见孙元起说得实诚，严复只有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张元济在经世大学建校之初就主持校务，对学校的感情深极了。此时皱着眉头问道：“我和叔言都走了，经世大学怎么办？由谁来主持工作？”

确实，他们俩一个是主持日常行政事务的校长，一个是主持教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如今都走了，谁来处理学校千头万绪的工作？

孙元起摩挲着下颌的胡茬，轻声说道：“京师大学堂衰败已久，非用诸位痛下猛药，则无法振聋发聩。经世大学在诸位鼎力扶持下已经渐入佳境，纵使离去后稍有停滞，也会渐此好转。而且两校相距不远，到时候还希望诸位相互帮忙。学校事务，静安如何？”

王国维是位多才多艺的学术宗师，不仅在历史学、文学等方面横绝古今，在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也颇具开创之功。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来说是亦师亦友，所以了解极深，闻言答道：“静安才华横溢，惊艳绝伦，性喜学问而不耐俗务。如果让他安心做学问，十年之后必然名满天下。如果天天忙于校务，只怕十年之后他会变成一介俗人。不知百熙以为当如何抉择？”

孙元起苦笑道：“君子自然要成人之美。”

张元济道：“如果百熙不嫌弃，我倒可以推荐一个人选。”

二二九、沧桑朝市论新局

“哦？说来听听！”孙元起连忙说道。

张元济道：“我有位好友叫傅增淯，既是同年，也是翰林院同事。他们傅家也算书香门第，祖父先后做过曾文正公（曾国藩）、左文襄公（左宗棠）、李文忠公（李鸿章）的幕僚，父亲做过知县，他们共有五兄弟，更是了不起，其中三人中了进士！

“我要举荐的是傅增淯的三弟，名叫傅增湘，十七岁便以监生中顺天乡试举人。后师从大儒吴汝纶，并中光绪戊戌科（1898）二甲第六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六年间在天津创办了三所女学——北洋女子公学、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以及八所女子小学。是津门一带赫赫有名的教育家。

“他不仅投身教育，而且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尤其爱好藏书。听闻我们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五百多种，更有敦煌遗书、安阳甲骨，早已心痒难耐，隔三差五到学校小住。因为他是袁项城的幕僚，如今正好赋闲，只要你肯折简相召，他必然万分乐意！”

严复也插话道：“老夫听碧城说起过这位傅叔和，很是不错的。”

傅增湘确实是个人物，在历史上，他多数以著名藏书家的身份出现，其实他还是教育家和政客，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一年半的教育总长，期间换了一任总统、三任总理，他这个教育总长却岿然不动！

孙元起没听过傅增淯，倒因为兴办女学的事，对傅增湘很不陌生。当下便点头答应了。

严复又道：“现在我们学校东西洋留学生占总数三分之一，洋教习也为数不少，百熙最好再挑个有留洋背景的副校长，以便沟通协调来往事宜。”

孙元起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人选：卢瑟福。

众所周知，卢瑟福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除此而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鼓励学生有新见解、新发现。在他的学生中，单单诺贝尔奖得主就有十几位，包括波尔、查德威克、科克罗夫特、卡皮察等。如果他来担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经世大学的科学发展岂不是如虎添翼？

当然，学校里面的年青人也要给他们一些锻炼机会，像卢弼、李复几等人，都可以挂上校长助理的职衔，帮忙处理部分事务。

又商谈片刻，三位大佬才心平气和下来。送别之际，孙元起单独对张元济说道：“菊生先生，此次东山再起，希望能一帆风顺、鹏程万里！”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是一员健将，曾上书朝廷请求变革官制、革除跪拜。西太后政变成功后，便把他革职永不叙用。此次担任理科大学监督，重新进入大清体制内，确实算得上是“东山再起”。

张元济顿时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孙元起：“百熙此言何意？”

孙元起似乎顾左右而言他：“刘潜楼过段时间该挪窝了。”

张元济出身名门望族，也在官场上打过滚，自然知道孙元起的意思：“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实缺京堂吧？只怕我资历太浅，难登大雅之堂。”

孙元起笑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菊生先生是光绪壬辰科（1892）进士吧？学部右侍郎宝熙应该是您的同年。而且在散馆之后，您还先后担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大学堂总办等职，怎么能说自己‘资历太浅’呢？”

清代官场所讲资历，首重哪一科登第、哪一年散馆，这不仅表明你的辈分先后，还能说明你手头有什么资源。“同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赃”还铁的同窗、同志加战友关系。同一科二三百人，经过十多二十年奋斗，总有几个爬上了高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们拉好关系，都可以混个肚子圆。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过队也是资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好比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蹲过渣滓洞一样，参与维新变法并被革职也能成为一种显赫资历。

就张元济所在的光绪壬辰科中，眼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学部右侍郎宝熙、宪政编查馆总务处帮总办汪诒书、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等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张元济上进的助力。最最关键的是，在分管京师大学堂的学部里，左侍郎孙元起、右侍郎宝熙都是张元济的熟人！

孙元起趁热打铁：“希望您在执掌大权之后，能洗刷旧习一整乾坤，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能和经世大学媲美的京城第一高校！”

张元济莞尔一笑，径直去了。至于之后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度久去不归，再也没人给孙元起分析朝中风云变幻。孙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业、撰写论文之余，抱着邸钞、报纸暗自琢磨。这一乱看，倒让他发现了某些清末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历史书上，总会描述清末政府有多么颟顸无能、官员又是多么昏庸腐败。孙元起却在新闻中看到一个举步维艰的政府为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做出的各种努力：颁布法律，兴办学校，抗洪救灾，修筑铁路，禁种罂粟……其中最让孙元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对于西藏事务的处理。

无论怎么说，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小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小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小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达赖、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同一件事，不说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西藏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小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小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备起事。

驻藏大臣可不是吃干饭，很快就发现土登嘉措的不轨行迹，并迅速向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发电报，大意是说：西藏位于中国、俄罗斯、英法殖民地之间，土登嘉措首鼠两端，你们必须做好准备，保证祖国边疆安全。最终也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兵，所以你们招募士兵时，不要怕花钱，枪械用最好的，饷银给最多的，一定挑选最可靠的精兵，时刻准备进藏！

在1909年8月初，乘着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军共1700人从成都出发，在赵尔丰的边军掩护下向西藏进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达拉萨。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妆逃离布达拉宫，并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印度。

抵达印度后，土登嘉措上书英国政府，请求它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使西藏恢复独立自治，并帮助自己重回拉萨。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觉得熟悉，那是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五十年后又把这个情节重演了一遍。要不怎么叫转世灵童呢？套路一模一样！

在土登嘉措叛逃之后，清政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曾派人请他回国。土登嘉措还盼着英国干爹帮他“光复”河山呢，怎么可能接受清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朝廷也够硬气，马上下诏：

“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

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不信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既然朝廷能立达赖喇嘛，也能废除！既然你逃了，那就别回来了，我们再选一个人就是，反正西藏那么大、人那么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朝廷说到做到，虽然之后没有另外选定继承人，但直到清末，都没有恢复达赖名号。现在的达赖名号，还是民国元年土登嘉措回国后，民国政府予以恢复的。

土登嘉措在印度苦等了几个月，得到英国政府的答复是：英国不能干预中国有关西藏的内政。——果然不愧转世灵童，不仅套路一模一样，连结局也一模一样！

二三〇、金丹一粒定长生

且说杨度带着支票离开北京，最先沿着京汉线来到河南，拜访在彰德城北洹上村扮演钓叟渔翁的袁世凯。

尽管袁世凯扮演的是渔翁，不过这位渔翁真的很大牌，住着豪宅，嚼着人参，养着名马。周围侍奉的人也不少，除了门房、管家、奴仆、婢女一应俱全外，明里暗里还有不少保镖。想见这个渔翁可不容易，杨度费了好大劲儿才得以在客厅里落座。等一杯香茶被喝成白水，袁世凯终于从后院转出来。

他头上戴着竹笠、身上穿着蓑衣，瞧得出是刚从河边钓鱼回来。因为朝廷免职的诏书里说袁世凯是“足疾未愈”，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所以他走路故意装出蹩脚的样子。

虽然袁世凯很入戏，但是他那短小浑圆的身材、蓑衣间露出的丝绸中衣，以及雄赳赳的气概、睥睨之间灼灼的目光，却和普通渔翁相去甚远。刚进门他就放声大笑：“怪不得今儿一大早门口的喜鹊就喳喳叫，原来是湘绮老人高足到访，寒舍实在蓬荜生辉啊！正好，刚才我钓到一条两斤多重的红鲤鱼，皙子一定要赏脸，留下来吃顿便饭！”

杨度心里暗暗发笑，当下却赶紧站起身，恭敬地答道：“中堂大人留饭，是在下的荣幸，哪敢推辞！”

袁世凯摆了摆手：“如今老夫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可不是什么中堂大人！”说着，大马金刀地在左首的太师椅上坐下。

杨度依然非常恭敬：“中堂大人只是奉旨回乡养疴，一旦足疾痊愈，必定重返军机的。”

袁世凯也没有再纠正杨度，只是随口说道：“坐吧坐吧，不要客气。湘绮老人现在身体安好？”

杨度侧着身子坐下：“家师身体还算康健，只是自去年冬天以来，张文襄公（张之洞）、孙文正公（孙家鼐）等陆续辞世，老成人先后凋零，他难免有些惶恐。”

袁世凯道：“老夫听人说，经世大学远离尘嚣，风景秀丽，冬暖夏凉，最适合养生。湘绮老人寄寓其间，著述终日，与世无争，又何忧何惧之有？而且大德必大寿，他也不须如此。”

杨度叹了一口气：“奈何天有不测风云。”

袁世凯也随着叹口气：“老夫今年已经五十知天命，归隐乡间养疴，才算明白老年时的病根都是年少气盛时惹下的。只是人无再少年，追念往昔，不过徒生悔恨罢了！”

杨度满脸景仰地说道：“中堂大人年少时便弃笔从戎，纵横华北、东北、朝鲜，刀头上舔血，马背上取功名，现在回想起来，令无数人为之神往！现在些许小病，不过是些暗伤，原是不妨事的，只是现在天气有些不好，难免碍手碍脚。一旦秋风劲、胡马肥，中堂大人横刀立马，只怕城里那些少年人也赶不上！”

袁世凯呵呵干笑几声：“那就蒙你吉言了！只是老夫不知皙子此次前来，有何赐教？”

杨度从袖中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了过去：“家师闻听中堂大人这里藏着不少上好的高丽参，便命在下过来讨取一二，留待他日续命之用。不知中堂大人能否割爱？”

袁世凯上下打量了杨度一番，慢慢说道：“高丽参老夫确实有一些，只是用来给自己续命尚且不够，怎么能分润给别人？”

杨度笑道：“中堂大人不必担心，家师知道现在您或许还有顾虑，所以不着急取货，只是预付部分定金。等中堂大人他日身体康复，高丽参还要结余的话，只要不忘了故人便好。”

“那行吧。”袁世凯终于点头应允。

杨度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袁世凯真的钓到大红鲤鱼，准备与自己一起大快朵颐。见他答应，便不再过多叨扰，当下起身告辞。袁世凯也没有强留，在送出厅门的时候突然问道：“数年前，老夫在学部荣尚书府上时，曾与百熙有一面之缘。当时老夫问他君主立宪在我大清能否行得通，他告诉我六年以后自会分晓。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坚持当年的看法？”

杨度躬身抱拳：“来之前，百熙也跟在下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明年底、后年初必然水落石出，还请中堂大人到时候验取。”

等杨度走远，从厅堂后面走出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非常年青，只有二十岁出头，伸手把桌子上的信封拿过来，打开一看顿时惊讶出声：“哇，五万美金，还是花旗银行的本票！这要是买高丽参，得买多大一堆啊！”

旁边那位显然是哥哥，到底见识多一些，闻言嗤笑道：“克文，你不会真以为人家是来买高丽参的吧？五万美金，换成白银有小十万两，这么多银子在北京什么样高丽参买不到？何至于千里迢迢跑来彰德？人家这不是买高丽参，而是来买层官皮！”

说罢，他有些自得、又有些疑惑地望向袁世凯：“父亲，王辏г硕计呃习耸�了，怎么还想往官道上挤？也不怕折本？”

在北京官场上，袁世凯一度被称为桓温，而袁克定则被称为桓玄。桓温、桓玄父子都在东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