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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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邦瑞、程德全，后人该怎么评价他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功过呢？从客观上，他们的弹劾导致救市的失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金融危机；可是他们的本意，除了打倒政敌外，还有反腐败的目的，能说简单地说他们是罪魁祸首吗？

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绝大多都像这样，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只不过是每个人都从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罢了！

二三七、千村薜荔人遗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南方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北方悄悄揭开了帷幕。

那是1910年10月下旬的早晨，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的张姓木铺后院里，突然响起一声女人凄厉的尖叫声，瞬间划破了早饭前的静谧。

张掌故连忙从前头跑过来，咋咋呼呼地喊道：“屋里的，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只见他媳妇跌倒在房门口，面无人色，浑身抖德跟筛糠似的，上下牙齿咔咔作响，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显然她是遇到了极可怕的事。

张掌故心里“咯噔”一声：难道有客人死在店里？

在清末民初之前，交通工具落后，卫生条件恶劣，长途跋涉向来是一件危险性十足的活动。那时候，人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是很好，加上路途颠簸劳累、饮食粗劣不干净、气候变化影响、住宿条件简陋、医疗水平低下……在旅途中生病死亡是很常见的事，几乎每个开客栈的都会遇到。

每次客栈老板遇到这种事，心里都会暗叫一声“晦气”。死过人的客栈，短期内自然没有顾客上门，而且店里死的人还需要掌柜来料理后事，比如请保甲衙役过来验尸，比如买一口薄皮棺材收殓，比如把棺材送到庙里寄存，这些可都要花钱！张掌柜心情不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店里头起早洗漱的人也听到了掌柜媳妇的尖叫，都纷纷围了过来。

张掌柜仗着胆子，上前推开虚掩的房门，让早晨的阳光斜照进屋子里。饶是他胆大如拳，看到屋里的场景也忍不住后撤一步：

只见屋里墙上、炕上、地下全都涂满了血迹，门一敞开，血腥味就扑面而来。两个壮年男子僵仆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想来已经死去多时。他们浑身发紫，却不着片缕，生前必定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在炕上还有两个人，身上衣物也被扯开，正在艰难地喘息着，不时吐出一大口鲜血，血水顺着土炕的缝隙蜿蜒留下，在凹凸不平的地上积成了紫色的小水洼。

围观的人看见都情不自禁惊呼一声。

张掌柜定定神，对诸人抱拳说道：“店里出了大事，等会儿有失礼之处，还望海涵。”说罢，扯起在地上发抖的婆娘骂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请保长和郎中！”

婆娘这才醒过神来，哆哆嗦嗦地请人去了。

郎中请来之后，对炕上垂死挣扎的两个人也束手无策，很快他们两人也撒手人寰。尽管如此，事情真相却弄明白了：

先前死去的两人是伐木工人，原先在俄国大乌拉尔干活。半个月前，工棚里突然有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他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6天前，他们来到满洲里，在张姓木铺住了下来。

至于后来死的两人，则是和他们一起睡大通铺的房客，莫名其妙受了池鱼之殃。

既然是病死，掌柜、保甲都松了口气。这年头，哪里不死人？自己生病死的，能怪着谁？当然，边陲小城死的几个人，更不会引起从中枢到省府的更多关注。尸体经过一番检查后，就这样被草草收殓。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就此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历1910年10月25日。

事实上，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谁知道，病毒最后居然辗转传染到了中国劳工身上。对于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老毛子可不会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直接就把他们驱逐回国。劳工们万般无奈，只有带着病毒，沿着铁道一路南下。

鼠疫，又叫黑死病，曾在历史上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公造成2500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如果清朝官员知道眼下正在东北流行的疫病，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不知他们还能继续保持蛋定不？

不过大清官员显然对于传染病的危害认识不足，事实上，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医疗知识都约等于空白。所以在鼠疫零星爆发的时候，政府部门根本没有过多关注，导致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很快传播开来。

等到11月初，病死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此时东三省已经沦陷。河北、山东也先后发生疫情，处于包围圈中的北京一时间变得岌岌可危。直到这时候，疫情才正式出现政府的公文里。

北京官场也对鼠疫畏之如虎，但只停留在书面上和闲谈中。真说到对烈性传染病维护的认识，却没一个人能比得上经历过03年非典之役的孙元起。得知东北鼠疫爆发后，孙元起顾不上是否越俎代庖，再次主动给军机处上折子，对疫情提出七点建议：病死者遗体火化；感染者封闭治疗；接触者隔离观察；普通人定期消毒；医护者做好防护；实验室分析病毒；衙门等查杀根源。

很显然，军机处对孙元起的奏折不屑一顾，认为只是书生之论，朱批“知道了”之后再无下文。还能怎么办，总不能自己孤身一人去东北救灾吧？纵使孙元起有千般妙计，此时也只能化作一声长叹。

对于东北的疫情，清政府的措施就是饬令各地地方官严格做好防疫工作。至于究竟怎么做，自己琢磨去吧！但疫情却越来越严重，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到12月初，外务部收到俄、日两国的照会，它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分别要求独立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事宜。

不说俄国、日本这个要求的内容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光是要求本身，就已经戳到了清政府的G点。清政府就像受了惊的猫咪，立马浑身的毛都炸开了：谁说我们无力控制疫情？谁说我们需要外国帮忙？

受此一激，清政府对于东北的防疫事务明显上心许多。按照以往惯例，办理这种事务朝廷都会派出钦差大臣专门统筹负责。一般来说，钦差大臣都是肥差，就是复查案件、视察河工，也能捞到不少油水，许多人都趋之如骛。如今听说是防疫的钦差大臣，却都有些畏缩不前了：水火无情，疠疫更无情！水火到跟前，还有侍卫挡着，疠疫怎么挡？钱财虽好，可也得有命享受才行。

军机处考虑半天，也没想到合适的人选。正纠结时，那桐忽然说道：“之前貌似有人上过奏折，还提出对防疫的几点意见。既然很有想法，那钦差大臣就他吧！”

其他几个人纷纷点头赞成：“好帖！”“顶！”“支持！”

很快，军机章京和笔帖式们就在旧档中翻出了孙元起一个月前的奏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圣旨：“学部左侍郎孙元起，著授为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凡有疫情诸省抚道以下，均归节制。该员需迅速认真经理，毋任传染。俾得早日消除，以卫民生。钦此！”

孙元起得到圣旨之后非常惊讶，但没想到过推辞。自己既然有能力又有机会降低感染捋，减少死亡人数，为什么不去做呢？反倒是他周围的人，从薇拉、莉莉丝到老赵夫妇，从老大人府上的叔伯兄弟到张元济、罗振玉，前后十来拨来劝谏孙元起婉拒这个差事。向来好说话的孙元起，这次却想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要拦下这个脏活累活。

杨度对孙元起的态度却大加赞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百熙此番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不愧为大丈夫！”

孙元起惊疑不定地看着杨度：“皙子，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杨度洋洋得意：“自然是夸你。百熙做事，向来是不温不火。时间久了，难免会被人视为平庸。如今你站出来力挽狂澜，让世人知道你除了学究天人外，在处理政务上也同样卓尔不凡，岂不是更好？‘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

“再说了，富贵险中求。此次你能想到担任钦差大臣，确实是招妙棋。在学部熬着，什么时候能熬到尚书？又什么时候才能捞到外放的机会？此番出京只要表现出色，回来肯定升为正二品，以后升迁尚书、督抚的机会就大多了！”

孙元起心里哀叹道：大哥，你又想岔了，这活儿可不是我主动招揽的！

孙元起也不是莽撞之辈，接到圣旨后，便把防疫分成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仔细琢磨其中的要害，需要向朝廷提什么条件。

等考虑成熟，孙元起把幕僚们找来，口述大意，请他们看看是否有违碍之处：“既然我们摊上了这档子事儿，就要做好万全准备，不打无把握之战。主要措施还是按照上一封折子来，关键部分还需要朝廷出面。首先是政策支持，比如对所有可能的感染者，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要封闭隔离；对于病死者，一律采用深埋或焚烧，鉴于现在东北天寒地冻，挖坑不易，建议以焚烧为主；如果可能，还希望朝廷允许科研人员解剖几具尸体，以便尽早研制抗病药物。”

话音刚落，刘师培便插话道：“将可能的感染者隔离，合情合理，应该没问题；但焚烧、解剖遗体，朝廷不会同意的。我国历来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如此残毁先人遗体，不仅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大清律》上也严厉禁止。

“律法明文规定，即便是家属遵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也要杖一百；若是他人残毁尚未殡葬的尸体，需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家属已经将遗体草草掩埋，再挖出来焚烧，最低也是绞监候！”

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对于祖先遗体的保护意识可谓深入骨髓。挖人祖坟，绝对是比杀父、夺妻还深的仇恨。这也经世大学为什么没有成立西医系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此孙元起也无可奈何：“遗体不深埋、不焚烧，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病毒传染源。我们不加以处理，即便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是徒劳无功。如果不解剖遗体，又如何尽快研究出药物来治病呢？”

二三八、立马一呼千人号

众人都愁眉不展，唯有杨度潇洒地摇了摇扇子，不紧不慢地说道：“百熙不用担心。《大清律》虽然规定不准烧化遗体，却也开了一条口子，那就是病殁之后子孙没有能力归葬而烧化者，应该听从其便。如今疠疫横行，地硬如铁，自然应该事急从权。在奏折中援引此条，朝廷定会同意的。

“至于解剖遗体，却是能做不能说。你在奏折里提了，朝廷肯定不准。你再去做，那是抗旨不遵的大罪；如果不做呢，又会耽误救治。反而不如不提，私底下把这事做了。没走漏消息，自然最好；即便走漏风声，反正圣旨里不是让你‘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么？别人也无话可说，顶多被朝廷训斥几句，没什么大不了的。”

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孙元起又接着说道：“其次是后勤保障，除了备足的粮草饷银，我们还需要消毒用的硫磺、生石灰、双氧水，防护用的口罩、纱布，治疗用的担架、医用手套、体温计，焚烧尸体的煤油、木材等。

“这事儿，行严辛苦一下，粮草饷银、防护治疗物品都按一万人三个月计算，消毒物品则按十万人三个月计算。尽快拿出具体数目，附在奏折后面呈递给朝廷。”

章士钊连忙点头应允。

“最后是人员问题。”孙元起觉得这个问题也挺棘手的，“隔离病人、焚烧尸体，都是脏活累活，还要铁面无私，普通人不愿意干，也干不好，最好是由令行禁止的军队来执行。统观京城附近，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六镇新军。我想请朝廷至少派出2000人协同处理防疫事宜。

“更关键的，我们是去防疫，总不能把所有感染者全部关起来等死吧？所以，我们需要大量合格的医护、科研人员，尤其是高明的西医，来给患者治病。这也得朝廷出面才行。”

倒不是孙元起看不起中医，而是相对于基于科学定量分析的西医，中医对付烈性传染病确实本领一般。中医是传承几千年的治疗经验总和，对于固本培元、综合辨治有不少高明之处。但它本身非常依赖于医生的灵感和直觉。医生们根据习得的经验下药，看谁猜的对、医死的人少，谁就是名医。

几位幕僚也是摇头不已：庸医去了，基本没用；至于名医，基本上都小有身家，谁会嫌自己的命短，主动跑去和鼠疫打交道？

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妙招，只有把这些问题写进奏折，让军机处帮忙协调解决。军机处动作倒是不慢，很快发下最高指示：政策没问题；饷银先支付部分，其他防疫物品陆续调拨；至于军队、医生，对不起，请你这位钦差大臣自行招募，所到各处负责粮草饷银。

孙元起拍案大怒：“真是岂有此理！放着六镇七八万新军不让动，偏要我去招募几千民夫。民夫散漫拖沓，乱哄哄一团，怎么隔离病人？别没防好疫，倒把自己给染上了！”

杨度笑道：“军机处也正是出于你这种考虑。六镇新军编练最久，兵强马壮，拱卫京畿，乃是国之利器。怎么可能借给你去防疫呢？万一把疫情带回军营，那还得了？”

“那就让我自行招募啥也不懂的民夫？”

杨度却胸有成竹：“百熙，你手头便有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兵士，何必去招募民夫呢？”

“嗯？”孙元起一愣，“在哪里？”

杨度屈指算道：“经世大学有1500名学生，京城、江浙、皖赣、湘鄂等处附属中小学在校学生有6000人以上。这些人每年都要军训，可谓训练有素，虽然比不上军队，至少比一团散沙的民夫强吧？而且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只要略加培训，就能学会简单的防疫措施，岂不是比民夫好上百倍？”

孙元起连连摇头：“怎么能派学生去呢？他们都才十多二十岁，正值青春大好年华，是家庭、学校乃至国家的巨大财富，万一死于疠疫，岂不可惜？”

“难道参加防疫九死一生？”杨度反问道。

“那倒不是。如果举措得当，感染率、死亡率应该都很低才对。”孙元起答道。

“那你还怕什么？”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杨度嗤笑道：“朝廷爱惜新军，你爱惜学生，道理上还不是一样的？如果征募民夫，肯定死得比学生还多，你怎么不担心民夫的安危？难道学生的命比民夫的命值钱？”

“……”孙元起无言以对，不过在他心底里，每个学生都是宝贝蛋子、无价之宝，确实其他人谁也比不上。

杨度又劝说道：“如今防疫还短缺大量医生、看护，势必要在全国征集招募。你连自己的学生都不愿派到东北，又能说动谁去做更危险的治疗工作？”

孙元起沉思良久，才叹口气：“我先问问赵景行吧。”

正巧赵景行最近一直在经世大学支持军训，听闻传唤，连忙飞奔进城。孙元起把事情来龙去脉大致和他说了一遍，最后问道：“你一直在各附属中小学组织军训，对学生应该非常了解。如果现在紧急征募18岁以上志愿者到东北从事隔离、消毒等工作，最多能有多少学生参加？他们的素质能够胜任这些任务么？”

赵景行眼睛一亮：“素质绝对没问题。如果有5天时间，我估计最多能招募700人；如果是15天，则不低于1800人；如果给我30天，保证绝对不低于3500人！”

3500人？这已经接近所有在校人数的一半了，这可能吗？孙元起怕他没听清楚，赶紧重复一遍条件：“我们招募的必须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而且得是自愿的。”

“当然！”赵景行严肃地说道，“如果放宽条件至14岁，一个月内招募到7000人也不成问题。”

坐在边上的杨度也大吃一惊。

孙元起倒吸一口凉气：“怎么有那么多？基本上是所有在校学生了！”

“为什么一定是在校学生呢？”赵景行奇怪地说道：“军训可没要求参训人员一定得具有附属学校的学籍。我们军训严格正规，而且包食宿，很受各地中小学生欢迎。尤其我们军训服装，质量不错，样式也好，而且给参训人员免费发放。所以为弄一身经世大学的军装，每年军训时都有大量外校学生临时到附属学校借读，有时候甚至借读生比本校学生还多！”

孙元起拍拍脑袋：一不留神，又让别人钻了空子！

疫情十万火急，孙元起也顾不上追究军训的事情，直接吩咐道：“募集人员问题，还需要向军机处汇报一下，但估计问题不大，你可以提前做些准备。我们只有二十天时间，所有志愿者必须在此之前到山海关报到，学习《防疫手册》。

“前五天赶到的志愿者分成一批，负责检查所有南下旅客，阻止疫情向关外扩散。之后赶到的志愿者每二十人编成一组，学完后按照规定，陆续进入东北从事隔离、消毒、焚尸等工作。至于相关差旅费用，你去找章行严讨要。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景行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下任务后，抬头说道：“学生有两个请求。第一，此次任务动用人员在2000人以上，仅凭我一个人，就算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所以请先生把大学的保安拨给我一半，另外再请先生写信给阎百川、程颂云、蒋志清等师兄弟，让他们暂时过来帮忙。

“第二，此次任务涉及弹压、隔离等武力行为，东北民风彪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志愿者赤手空拳手无寸铁，难免会遇到危险。为了震慑宵小，请先生为我们准备2500支后膛步枪，新旧不论，单发连发都行，关键是要能用、带刺刀，子弹按每支枪30发配备。”

孙元起点点头：“派遣保安、给阎百川等人写信，自然不成问题。只是步枪需要朝廷批准，我不能先给你答案。不过不用担心，如果朝廷不给你们枪，我从北平铁厂给你们调拨100门迫击炮！”

“那不如先调拨给我们吧？”赵景行急切地说道。

“……”孙元起顿时无语，在赵景行软磨硬泡之下才松口说道，“先给你们30门。”

赵景行大喜，兴冲冲去了。杨度也随之告辞退出。孙元起没有多想，继续伏案撰写《防疫手册》。

杨度一出门，就急忙去追赵景行，口中低呼道：“行止老弟，请留步！”

赵景行回过头疑惑地问道：“杨师爷，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杨度一边喘息一边说道：“行止老弟，能借一步说话么？”

赵景行眉头微微一蹙，婉言拒绝道：“你看，先生让我在20天尽量动员志愿者，这要涉及好几千号人，我必须尽快着手才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如就在这儿说吧。”

杨度迟疑片刻说道：“百熙要你招募的志愿者，必须是18岁以上的学生。这里面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却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所以，不妨在年龄上适当放宽一些，比如14岁以上？”

“？”赵景行一言不发，双眼紧盯着杨度。

杨度自顾自接着说道：“家师湘绮老人曾给在下讲过一则陈年趣事，说他当年在曾文正公帐下平定发匪时，感觉发匪虽然号称悍勇，其实也是良莠不齐。行止老弟，你觉得发匪中应该哪一部分最悍不畏死？”

“自然要数跟随洪秀全从广西起事的老长毛！”赵景行答道。

杨度摇摇头：“老长毛自然凶悍，不过遇到形势不利，也知道暂避锋芒，并不是一味送死。要说发匪中最悍不畏死的，还数那群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奋勇直前，不死不休，丝毫不顾及身家性命，连成年人见了也退避三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古往今来，童子军都是战场上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是打江山的中流砥柱。他们年轻，受伤后恢复较快；他们单纯，极易受到他人蛊惑；他们无知，漠视他人生命有如草芥。很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征召未成年人。远的不说，就说天朝吧。

我们先来看一组有趣的统计数据：

从1955年到1965年间，共授予1614人少将以上军衔，包括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在这1614人中，江西籍最多，共有325名，包括上将3人、中将38人、少将284人，占总人数的20。14％。其次是湖北籍，235名；湖南籍，202人；安徽籍，128人。

177位中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5。1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傅连璋，61岁；最年轻的是刘西元、张池明、周志坚、谢有法，均为38岁。也就是说，多数是1910年左右出生。

1360位少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4。8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史克全，63岁；最年轻的是曹达诺夫·扎依尔、徐斌，只为35岁。当然，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1955年授衔的807位少将身上，他们授衔时平均年龄则为43。18岁。其中50岁以上的少将85人，38岁以下的少将90人，多数人是在1914年左右出生。

所有的将帅中，共有1083人参加长征，占总数67。10％。其中，江西人有303人，包括上将3人、中将37人、少将263人。

逻辑很混乱？数据很莫名其妙？不过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简单排出一位普通少将的年谱：

1914年，出生在江西或者周边的安徽、湖南、湖北。

1929年，15岁，家乡闹革命，参加活动。

1930年，16岁，参加红军。

1934年，20岁，开始长征。

1955年，41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发现没有？很多人开始革命、参加红军的年龄都才十五六岁！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里，也有很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少共师、儿童团、少先队，潘冬子、王二小、小兵张嘎、刘胡兰。

赵景行再次深深盯了杨度一眼，没说任何话便转身离去。但杨度却没有丝毫失意，反而满脸微笑，因为他知道赵景行已经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非典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上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径自走上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书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上，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上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