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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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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意想不到的令人捧腹的服装，啤酒，还有内森急切的悔过心，以及苏菲的不幸在我心里引起的同情——所有这一切让我的决定消失殆尽。于是我又很愉快地成了他们的电灯泡。“这是我们的一个爱好。”内森在恬静的旋律中继续解释着。苏菲还在厨房里忙碌着。“今天我们穿的是三十年代早期的衣服，但我们还有二十年代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快乐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服装。我们只是在周末穿一下。”
“别人不盯着你们看吗？”我问，“这衣服很贵吧？”
“他们当然要盯着看。”他说，“那正是好玩的地方。有时候，像穿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全套服装时，我们甚至能引起一场混乱。至于说价钱嘛，并不比一般的衣服贵多少。富尔顿大街有一个裁缝，可以照着我提供的样板做出我们想要的衣服。”
我赞同地点点头，尽管这显得有些怪癖、出风头，但至少不会造成伤害。他们看上去光彩照人，尤其是他那地中海东部黝黑的肤色和苏菲那张雪白的容光焕发的脸庞相互映衬，从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十分相称的一对美人儿。“这都是苏菲的主意，”内森又解释说，“看来她是对的。街上的人都显得那么呆板无味，看起来全一个样儿，穿着相同的衣服。像我们这样的衣服才有个性。人们盯着我们看时，我们觉得挺好玩。”他停了下来，把我的杯子倒满啤酒。“衣着很重要，这是做人的一部分，可以成为生活中美的东西。你只要这样做一次，就能体会到它的乐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当然，那是次要的。”
服装、美丽、人生，这是一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话题。但仅仅几个小时前，说这话的人还是那么狂暴、痛苦，而现在却穿得像旧式电影中的金吉尔·罗杰·斯一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和蔼可亲地大谈这个话题。苏菲则忙忙碌碌，来回拿着酒杯、盘子、烟缸什么的。我完全放松下来，感觉啤酒的气泡正从两腋下冒出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战后，人们都穿着那么丑陋的“制服”，尤其是麦克格雷那种男人的天地。除了有些怪诞，还有什么比这古怪装束更让人耳目一新呢？内森又一次展现他那预言家般的未卜先知。
“你看她，”他说，“她很迷人，不是吗？你见过这样的美女吗？嘿，美女，过来。”
“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苏菲一边忙活着一边说，“我正在做福洛马各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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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他吹了一声口哨，“嘿，过来！”他对我眨眨眼，“我简直舍不得把手从她身上挪开。”
苏菲走过来，一屁股坐进他的怀里。“给我一个吻！”他说。
“就一个。”她说，然后在他嘴角轻轻地吻了一下。“好了！你只配一个吻。”
她在他怀里扭动着身子。他一点一点地轻轻咬着她的耳朵，双手紧紧抱住她的腰。她那令人爱慕的脸顿时变得光彩照人。我敢发誓，他一定有一把开启苏菲快乐之门的钥匙。“我真舍不得把手拿开啊……”他哼哼唧唧地说着。如同别人一样，这种爱情的公开表演令我十分尴尬，甚至心生敌意，尤其当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时。我喝了一大口啤酒，把眼睛转向别处，看到那张罩着迷人的杏黄色床罩的特大号床。我的新朋友的大部分性爱就是在那上面完成的，也是我最近的烦恼之源。也许是我的一阵咳嗽声，也许是苏菲感到了我的尴尬，她一下子从内森怀里跳了起来，说：“行了，够了，内森·兰道！不要再闹了。”
“来嘛，”他抱怨道，“再亲一下。”
“不行。”她甜甜地但坚决地说，“我们再喝点啤酒，吃点汉堡，然后我们就去地铁站，到康尼岛吃午饭。”
“你是个骗子，”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你在戏弄我。你比布鲁克林任何一个长舌妇还坏。”他转过头来，用一种嘲笑但认真的神情看着我。“你怎么看，斯汀戈？我快三十岁了。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波兰人，而她却把她的宝贝锁起来，锁得紧紧的，像雪莉·密迈尔斯特恩修女那样。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打开它。你以为如何？”他又诡秘地眨眨眼。
“不怎么样，”我也用开玩笑的腔调说着，“这真够糟的。”尽管我确信自己能保持镇定，但仍对这意外的发现感到吃惊。这发现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起来，就像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我本来以为我是这庞大的犹太人居住区中惟一的外人，惟一一个躲到耶塔避难所中的非犹太人，没想到苏菲也不是犹太人。我有点好奇地思索着。
苏菲在我们面前放上一碟烤好的面包片，在上面加了些金黄色的奶酪。我们喝着啤酒，吃得特别香。这小小的聚会让我慢慢地高兴起来，喝得微微有些醉意，感觉就像一条猎狗从潮湿阴冷的角落溜到正午太阳直射的地方一样。
“我第一次在这儿碰见她时，”内森说，这时她走过来，在他椅子旁边的一块小地毯上，靠着他的腿很舒服地坐下来。“她只剩下一身破衣服、一把骨头和一缕头发，时间是苏军解放她所在的集中营后的一年半。你那时多重，甜心？”
“三十八，三十八公斤。”
“是的，大约八十五磅。你能想象吗？她简直就是一个幽灵。”
“你现在多重，苏菲？”我问。
“刚刚五十公斤。”
“一百一十磅。”内森解释说，“就她的身高体形而言还不够重。她应该有一百一十七磅，不过快了，快了。要不了多久，我相信就会有一个美国牛奶喂出来的大女孩了。”他温柔深情地抚弄着她贝雷帽下的一缕金色头发。“不过，朋友，我第一次抱着她时，她简直就是一个骷髅。来，喝口啤酒，甜心，它能让你长胖。”
“我那时真算是一个骷髅。”苏菲插言道。她看来心情很轻松，“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巫婆。我是说，那种用来吓人的人？稻草人？我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腿疼得要命，还患了坏血病——”
“是败血症。”内森打断她，“她说的是败血症，但苏军刚一接管那儿，这病就基本上治好了——”
“我得的是坏血病——是败血症。我的牙也掉了！还得了斑疹伤寒，猩红热，贫血。我什么病都有，真的是病魔缠身。”她像孩子似的数着这些病的名字，没有一点自怜的神情，就像在叙说一些宠物的名字。“可我遇见了内森，他很好地照料了我。”
“从理论上来说，是集中营的解放拯救了她。”他解释说，“那时，她已奄奄一息，但已没有死亡的威胁。她在一个为躲避战争出逃的人开设的集中营里呆了很长时间。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足够的医疗设施为那些饱受纳粹折磨的人医治创伤。于是在去年，当她到达美国时，仍然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非常严重。我一眼就能看出。”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我问他，对他显得非常专业的话十分感兴趣。
内森开始解释，简明扼要但十分清晰，非常坦率又显得很谦虚。他说，他不止是一名医生，他还在哈佛获得了细胞学硕士学位，正是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普费泽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工作。这是全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设在布鲁克林。他没有更多介绍自己的背景，而是说，他没有广泛深入地了解医学知识，不敢冒险对病人进行业余的诊断，然而他所受的训练使他对常见病或一些轻微的病症有着超过一般人的了解。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苏菲时（“这甜心。”他无比深情而温柔地小声说道，用手抚弄着她的头发），他就十分准确地判断出，她形容枯槁是严重贫血所致。
“我把她带到医生那儿，那是我哥哥的朋友，在哥伦比亚医学院教书。他从事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内森的声音有些得意，但没让我感到不快。“他说我的诊断对极了，是非常典型的缺铁性贫血。我们给这甜心服用大剂量的硫酸亚铁，于是她像玫瑰花一样盛开了。”他停了一下，看着她，“玫瑰，玫瑰，一朵迷人的玫瑰。”他轻轻地把手指在唇上沾了一下，送到她的眉毛上。“上帝，你真棒！”他悄声说，“你真了不起。”
她抬眼盯着他。她看上去异常美丽，但却显得有些疲惫。我想起了昨晚那场闹剧。她轻轻拍打着他青筋暴露的手腕。“谢谢你，查尔斯·普费泽公司的研究员先生，谢谢你把我开得像玫瑰。”她说。我忍不住想：天哪，苏菲宝贝，我们该给你找一个语言教师。
我马上注意到，苏菲的很多措词都来源于内森。的确，他就是她的语言教师。现在，当我听到他细心地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他很细致耐心，就像一个小学教师一样。“不是……开得我……，”他解释说，“要说……让我开得像……。你很不错。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说得很好了。你必须要学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在动词原形前加……t·……，什么时候要省略它。这当然不容易，但你知道，学英语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用你的直觉。”
“直觉？”她说。
“就是说，你要用你的耳朵来学，直到它变得敏感起来。让我举个例子。你可以说……让我像玫瑰一样开放……，而不能说……开得我像……。这没有什么道理，懂吗？这就是语言常常捉弄人的地方。你用不了多久就会学会的。”他轻轻敲着她的耳垂，“用你可爱的耳朵来学。”
“什么语言呀！”她苦恼地哼了一句，丧气地皱起眉头，“有那么多单词。我是说，就一个……速度……，就有……快……、……迅速……、……快速……。都是一个意思！真可恶！”
“还可以说……飞快……。”我又加了一个。
“还有……飞驰……。”内森说。
“……急速……。”我继续找着词儿。
“还有……瞬间……。”内森说，“虽然有点细微的差别。”
“吱溜。”我说。
“别说了！”苏菲大笑道，“够了！英语的单词太多了。法语就简单多了，只有一个单词……vite……。”
“再来点啤酒？”内森问我，“我们把这一夸脱喝光，然后就去康尼岛。”
我注意到内森几乎没喝，而是用百威啤酒大方地款待我，把我的杯子装得满满的，从未让它空过。而我呢，在那一阵子，也开始觉得温馨、兴奋和激动。那种感觉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劲儿地直乐，得意洋洋地，就像夏日耀眼的阳光一样。我觉得自己被一双手紧紧地、亲密地、热情地拥抱着，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实际上有一部分是酒的作用，余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用那个年代时髦的精神分析法来解释：六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幸福快乐的心情，汉德尔先生欢快的“水上欢腾曲”，这间喜气洋洋的房间，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的阵阵花香，都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感觉。我深信，在二十二岁，或者干脆说二十五岁后，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自从“事业”中断之后，我似乎一直沉迷在悲天悯人的苦恼日子里。
然而，在到纽约的几个月里，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我曾以为这些东西已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朋友，家庭，和朋友欢聚的快乐日子。我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冷漠的龟甲里，而现在它被完全打碎了。发生在苏菲和内森——这对热心、欢快、活泼的新伙伴身上的事真是太奇妙了。我急切地想要冲过去，带着那种不含任何邪念的兄弟般的友情，紧紧拥抱他们。老斯汀戈，你又从冰冷的海里返回岸上了。我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对着苏菲傻笑，浑身似乎被百威的气泡包裹着。“干杯，斯汀戈！”苏菲说，把内森刚才硬要她喝的那杯啤酒喝了下去，给了我一个忧伤而动人的微笑。她那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那张幸福的脸庞上还残留着伤痕。我被深深打动了，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我觉得我快要完蛋了。
然而，在极度快乐之余，我仍然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大对劲儿。苏菲和内森昨晚上那可怕的一幕，对我来说应该是个警告，这短暂、友好、愉快、亲密的小聚，就像他们之间不曾发生过那样的冲突。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容易被假相所蒙蔽，轻信两个情人之间的令人恐怖的一幕是极少出现的，他们真正有的是鲜花和爱恋。后来我想，那时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太渴望友谊——我被苏菲弄得神魂颠倒，又被那个充满活力、怪戾狂暴却又有着奇异魔力的年轻人的乖癖幻想所引诱。我不敢把他们的关系想成别的什么，只能是独特的充满玫瑰色光芒的结合。但即使这样，在欢乐、温馨和忧郁的背后，房间里仍蕴藏着一种蠢蠢欲动的紧张气氛。我不是说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与两个情人有直接关系，但那是一种绷紧了的、烦躁不安的气氛，而且极有可能从内森那里爆发出来。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心神不定。他站起身来，翻弄唱片，把汉德尔换成威尔蒂，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坐下，随着圆号的节奏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腿。
突然，他转过身来，用阴沉黯淡的眼睛质问般地盯着我，说：“你不过是个采野玫瑰的老手，是吗？”他停了一下，用一种故作斯文的慢吞吞的腔调——这种南方腔从前是那么让我着迷——接着说：“知道吗，我对南部联邦的蛮夷之族很感兴趣，你们全部（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全部“）……你们全部让我觉得有趣儿，真有趣儿。”
我开始感觉或者说体验到什么叫慢慢燃烧。这个内森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是如此粗俗、无情，如此卑鄙的一个人呢？我那欢快的感觉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全爆了。我心想，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这是在作践我！否则怎么解释他这种狡猾的情绪变化，除非他想把我逼上绝路！这不是粗俗便是狡诈，不可能会是别的。我开始认真地感觉到，要保持一种“友好的状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必须停止有关南方的议论。一股怒火从我心中冒出，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块反胃的骨头。我一忍再忍，但最终无济于事。我用潮汐镇的方言点燃了那团怒火：“怎么，内森老马，你们布鲁克林贫民也一样让我们乡下人觉得有趣儿哩！”
这话在内森身上明显奏效。他不仅马上变得恼怒起来，眼睛里还冒出一股想打架的凶光。他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怀疑。那一瞬间，我敢发誓，在那闪闪发亮的眼球上，我看到了一个浮燥的南部乡巴佬的丑陋形象。
“噢，去他妈的。”我说，想要站起身来，“我要去……”
我还没能放下酒杯站起来，他已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并不粗暴，但却很紧，很有力。他的动作十分迅速，里面有一种明显的不顾一切的意味，让我一下子感到一股凉意。
“这一点也不好玩儿。”他说。尽管他用力抑制着声 音，但我仍能感觉到隐隐的狂暴情绪。但接下来，他又用一种几乎有些喜剧性的咒语般的腔调说：“博比·韦德，博比·韦德！你认为博比·韦德也是个只值得被幽默的人吗？”
“那个棉花地里的人与我无关。”我反驳道，而且心想，博比·韦德！呸！他又扯到博比·韦德了，我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这时候，苏菲好像感觉到内森情绪变化里的不祥征兆，赶紧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把颤抖的手轻轻放在他肩上。“内森，”她说，“不要再说博比·韦德了。求你了，内森！我们现在很开心，不要让他扰乱你的情绪。”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整个星期他都在说这个博比·韦德，我没法阻止他。”她又央求着内森，“求求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玩得开心！”
但内森并不理会。“博比·韦德的事，你怎么看？”他用命令的口吻质问我。
“噢，什么怎么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叫起来，起身想挣脱他。我用眼睛瞥视着门和可能妨碍我的家具，开始策划紧急出逃的最佳路线。“谢谢你的啤酒。”我咕哝着说。
“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内森固执地说着。他不打算让我溜之大吉，又往杯子里倒上啤酒塞到我手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他摇晃着那毛绒绒的爱教训人的食指，几乎把它摁在了我的脸上。“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斯汀戈，我的朋友。说到兽行，你们南方人有很多答案。你不承认？那你听着！我代表一个遭遇集中营死亡劫难的民族来说这些话，以深爱着每一个从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份来说这些话。”他用一只手握住苏菲的手腕，另一只手的食指仍在我脸上盲目地比划着。“但最主要的，我是以内森·兰道，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生物学研究人员，一个人，一个残酷暴行的见证人，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话。我认为，博比·韦德在南方白人手中的命运，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咬住嘴唇，努力想保持镇静：“博比·韦德身上发生的事，内森，”我说，“的确非常可怕，令人发指！但我认为，一种罪恶不能拿来与另一种相比较，或是用愚蠢的价值观进行衡量。这没什么意义。它们都那么可怕！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从我脸上拿开？”我觉得我的额头开始潮湿，发热。“而且我讨厌你像撒一张大网似的去罩住你所说的……你们这些南方人……。上帝诅咒你，我决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是南方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我不是猪，不是对博比·韦德犯下罪行的野蛮人中的一员。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如果你原谅我的措辞的话，我还想说我是个绅士！还有，恕我直言，你那些胡言乱语，你身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蔑视，都让我觉得恶心！”我听见我的声音不再被压抑，开始上升并颤抖起来。我担心我又要开始剧烈咳嗽了。这时我看见内森平静地站起来，与我面对面地对峙着。尽管他站立的姿式表现出一种令人害怕的要打架的神情；而且不管从体格和块头上，他都大我一号，但我还是有种冲动，急切地想狠击他的下颚。“内森，让我来告诉你，你现在就像纽约自由党人中最低劣的那类人，那些狗屁的伪君子！谁给你权力来审判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宁死也不会伤害一个黑鬼！”
“哈！”他说道，“瞧瞧，你也这样说，黑鬼！我认为它很刺耳！”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来着。这并不代表侮辱。好吧，我不这样说了。”我继续耐心地说，“谁给你这权利来审判？我觉得那才真让我恶心。”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是痛苦与磨难给了我这个权利。”他停了一下，直盯着我。我第一次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鄙视与嫌恶。“而说到纽约自由党，……狗屁的伪君子……这个字眼，只是对那些诚实描述的一个可笑无力的回击。你还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吗？你还不能认清这该死的外表里掩藏的事实真相吗？你拒绝承认对博比·韦德的死负有责任，就如同德国人拒绝承认纳粹党的暴行一样，即使他们看见那些恶棍肆意践踏犹太人居住区也不会抗议，而是那么无动于衷！你看清你自己了吗？看清南方人了吗？残害博比·韦德的毕竟不是纽约人。”
他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关于“我的责任”，明显的偏颇、缺乏理性、自以为是，是完完全全的错误论断，然而让我懊恼的是，我居然无言以对。我一下有些垂头丧气，喉咙深处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双腿发软，蹒跚着走到窗户边，怒火中烧却又虚弱无力，半天找不到一个词。我又灌了一大口酒，沮丧地迷迷朦朦地看着弗兰特布西那片阳光照媚的草地。梧桐树和枫树在沙沙作响，平静整洁的街道的宁静已被周日晨练的声音打破，穿着便装的人在拍球，自行车轮转动的沙沙声，人行道上身上洒满斑点阳光的散步的人们。新剪过的草坪非常整齐，甚至能闻到它散发出的香甜味。这让我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茂盛田野，还有那乡间小路。我想，这与博比·韦德曾踏过的土地差不多吧。内森已把他注入了我的大脑。想到这里，我被一种痛苦绝望所压倒。这可恶的内森，他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谈博比·韦德！
内森的声音再次在我身后响起。现在他把声音提得很高，像在大声叱责什么。这让我想起那个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头儿。在联合广场，他把嘴张得像个撕破的口袋，发表着我生平从未听到过的最空洞乏味的演讲。“现在的南方已没有权利和人类有任何关系了，”内森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每个白人都与博比·韦德的死有关，没有一个南方人能逃脱罪责！”
我的全身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手猛地抖了一下，杯中的啤酒溅了不少。1947年，1…9…4…7年！那年的夏天，差不多就是在纽沃克城被烧的二十年前，底特律的排水沟里流的都是黑人的血。任何一个生长在南部的敏感开明的人，如果了解那段恐怖残忍的历史的话，都会对这样的责难感到痛苦，即使他知道这其中蕴含着与新废奴主义不同的公正道德标准。那些冒险来到北方的南方人，都得为他们家乡的行为而忍受所有令人难堪的冷嘲热讽。直到1963年八月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结束。那天早晨，在马萨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个了不起的投资银行家、游艇俱乐部会长的十分年轻的妻子，手里挥舞着詹姆斯·鲍德温的文章《到山上去呐喊》，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对朋友说：“天哪，我们都要遭难了！”
1947年的我对这一切都还不可能知道。那时，它还只是沉睡中的黑色巨兽，尽管已经开始觉醒，但还未被认为是北方的一个问题。虽然我早已对那些北方佬的抨击忍无可忍，甚至老好人范内尔也曾在我面前善意地挖苦过，但我还是不得不为那群野兽般地残害博比·韦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羞耻。这事儿发生在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松树林中，那儿正是我的恩人阿提斯特受尽磨难、最终惨死的地方。那些佐治亚人让博比·韦德成了南方私刑的最后一个殉难者。而且他所谓的“罪行”和阿提斯特十分相似，几乎可以成为那种陈腐题材的经典之作：他向一个叫卢拉的傻丫头抛媚眼，骚扰她（实际上从未得逞，更谈不上强奸）。就是这种老生常谈。不过，卢拉那张哭丧着的兔子脸在六家大城市的报纸上登出，她的愤怒的父亲——一个路口小店老板的“呼号”，迅速激起了当地暴民的一次行动。
我在一星期前读到了这则中世纪式的农民复仇故事。当时我正在行驶在莱克辛敦大道的慢车上，挤在一个巨胖的女人和一个高个子的波多黎各男人中间。那女人手中拿着圣·克莱恩手提包，那男人穿着公共汽车乘务员的制服，身上发出一股熟透了的桔子香味，直冲我的鼻子。他也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镜报》，对着那张魔鬼一样的照片出神。博比·韦德还没死，他的阴茎连同睾丸一起被切下并塞进他的嘴里（这些没有登出来）。等他快要死去但还神志清醒的时候，胸前被火烙出一个弯曲的“L”。“……L……代表什么？私刑？法律与秩序？爱？就在内森对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嚷嚷着的时候，我记得我摇晃着从车厢里挤出来，走到八十六街。街上夏日的阳光十分明亮，到处飘着熏牛肉的香味，还有地铁栅栏的铁锈味。我本来是去看罗西利亚电影的，但那天下午我却没有进电影院，而是来到河边的格雷西广场，在那儿出神地想着那些骇人听闻的丑行，一直无法从心中抹去博比·韦德血肉模糊的影子。我不停地无休无止地悄声念着《圣经》里的段落，那还是我在孩子时就能背诵的：”上帝会擦掉他们脸上的泪水，再没有死亡、悲伤与哭泣，再也不会有痛苦……“也许是因为太难过，但是——啊，上帝，即使这样，我欲哭无泪。
内森还在不停地叫着，他的声音硬挤进我的耳朵：“瞧瞧，集中营里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兽行！”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这很难说清。我讨厌争吵，讨厌狂热与盲目的行为。我无法避开博比·韦德的影子，但不想再谈下去，尽管我与佐治亚的那次暴行没任何关系。我突然对过去的事、那个地方都厌恶起来。我现在有一种渴望，想要冒着被打破鼻子的危险，把杯里剩下的啤酒泼到内森的脸上。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挺直腰，绷紧肩膀，用一种轻篾的口气说：“作为一个民族的代表？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因被指责出卖耶稣而受到迫害。你……是的，该死的！你……你应该明白，就任何行为而谴责一个民族都是毫无道理的！”我那时太气愤了，一些针对犹太人的话脱口而出。对那些最近几个月才刚刚从焚尸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犹太人来说，这些话显然太过分了，它们刚一溜出我的嘴唇，我马上就后悔了，但我没想要收回它们：“那对任何人都一样，”我说，“甚至对德国人也一样！是上帝这样做的。”
内森的身子往后缩了一下，脸涨得更红了。我想，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决一胜负了。但就在这时，苏菲穿着那身滑稽可笑的服装，猛地一下子扑到我们中间，奇迹般地化解了即将燃烧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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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说这些了，”她命令道，“都给我住口！这些话题对星期天来说太严肃了。”她的样子有些滑稽，但显得很认真，“不要再提博比·韦德！我们要说点高兴的事儿。我们要去康尼岛，在那儿游泳，吃饭，过上愉快的一天！”她快活地转着圈。我很惊讶，但看到她很快抛掉那可怜的受虐的角色，这样活蹦乱跳地站在内森跟前，十分熟练地用她的美丽和活泼驾御着他，我又觉得轻松了许多。“你对集中营了解多少，内森·兰道？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不许再谈这种地方，不许再对斯汀戈喊叫，不许再对他大喊大叫什么博比·韦德了。够了！斯汀戈与博比·韦德毫不相干。斯汀戈太可爱了。你也很可爱，内森·兰道，真的。我爱你！”
我注意到，那年夏天，他的思想和情绪有一种神秘变化，而这种变化和某种环境有关。苏菲就像会炼丹术的巫婆一样，可以使他立即发生变化，从一个大吼大叫的吃人恶魔变成一个迷人的王子。欧洲妇女常常能这样驾御她们的男人。而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就似乎有些力所难及了。现在她轻轻地“啄”着他的面颊，用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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