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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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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经常从离开农场到卢比克城去。当时我还很年轻。有一次，我看了一部无声的《浮士德》，里面扮演玛甘泪的那个女演员有着惊人的美貌，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太美了，那张完美无缺的面容迷人极了。后来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她总在我梦里出现。这个女演员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姓什么我忘了，就叫她玛格丽特好了。我天天想着她，还有她那甜美的声音。我相信如果能有幸听见她说话，她一定讲一口纯正的德语，就像你一样。这部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就死了，好像是死于肺结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她伤心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不再想她，或至少不再为她着迷。但我想，我决不会完全忘记她。”霍斯停下来，又一次将她的肩膀抓得紧紧的，几乎把她弄痛了。她惊讶地想：真怪，他用这种使人疼痛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某种柔情……楼下的歌声早已消失。她不由自主地紧紧闭上双眼，尽量不让自己因疼痛而退缩。在意识的黑暗深处，集中营交响乐式的死亡之声再次浮现：金属的叮当声，棚车互相碰撞发出的遥远的嘭嘭声，微弱、哀婉而凄厉的机车尖叫声。
“我很清楚，我在许多方面不像我这个职业的大多数男人——那些在军队环境中长大的男人。我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一直很孤僻，总是远离他们。我从不与妓女鬼混。这辈子我只去过一次妓院，那时我还很年轻，在君士坦丁堡服役。直到现在，我一想起那次经历还觉得恶心，为妓女的淫荡感到恶心。有些女人拥有一种相当标准的美：美丽的肌肤，金黄色的头发。如果是纯种雅利安人，她的肤色可能会深一点。我崇拜这种美。那个女演员玛格丽特便是这样一个美人。在慕尼黑的许多年里，我遇上了另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与她保持着婚姻之外的热恋关系，并且还有了一个孩子。从根本上来讲，我是赞同一夫一妻制的，几乎没未对妻子不忠过。但这个女人，她……她是这种美的光辉典范——外表美丽，血统高贵。她强烈地吸引着我，绝不仅仅是出于性。我们超越了这一点，是那种所谓的欢愉。这与更为宏大的生育计划有些关系。将我的种子撒在这样一艘美丽的船上，是一件令我得意并为之心驰神往的崇高的事情。你在我身上唤起了同样的激情。”
苏菲一直闭着眼睛，听任他那古怪的纳粹式的言辞灌进她的脑海，那沸腾的引人入胜的日尔曼语淹没她的理智，那汗漉漉的身体散发出的酸臭味直冲她的鼻孔。他突然猛地把她拉向自己，靠在他身上，她听见自己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叫声。她感觉到他的胳膊肘、膝盖和脸上的胡茬。他与他的女管家一样热情逼人，可是却更加笨拙。他像一只巨大的机器苍蝇，用各种姿式拥抱着她。她屏住呼吸，听任他的手在她的背部做着按摩式的动作。还有他的心——那颗像踩着舞步的狂跳的心！她从未想到司令官紧压在汗湿的衬衣下面的那颗心也会如此浪漫，如此狂放。他像重病之人一样全身颤栗。他似乎不敢大胆地吻她，但她相信自己感觉到有某个东西——他的舌头或鼻子——在她包着头巾的耳朵周围不停地蹭着。正在这时，突然响起一声敲门声，把他从她的身边一下子拉开。他轻轻而痛苦地说了一句：“见鬼！”
又是他的助手斯契夫勒。他站在门外，说，请司令官原谅，霍斯夫人在下面的楼梯上有事情要问司令官。她准备去驻军娱乐中心看电影，想知道她能否带爱菲金尼一起去。爱菲金尼是他们的大女儿，患了一个星期的流感，现在已经好转了。夫人想征求司令官的意见，是否可以带她一起去看午后放映的电影，或征求一下斯米特医生的意见？霍斯咆哮着说了一些什么，苏菲没听清。但在这短暂的变故中，她突然直觉地预感到，这讨厌的家事有可能将司令官此时心中的奇妙感情永远抹掉。他本来已经像一个失魂落魄的特利斯坦人，无法抗拒她对他的诱惑。当他回来面对她时，她立刻明白她的预感完全正确。她重又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他回来面对我时，”苏菲说，“那张脸比以前扭曲得更厉害，更难看。我又产生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他要揍我。但是他没有。相反，他走得离我很近的地方，对我说：”我一直渴望与你性交。‘德语的这个词带着愚蠢的正规意味；他说，’与你性交能让我迷失自我。这会使我忘掉一切。‘突然他脸色一变，好像霍斯夫人在一瞬间改变了一切。他的脸变得很平静，一付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样子。他说，’但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愿意这么做。这太冒风险，会招致厄运和灾难。‘他转过身去，背着我走到窗前。我听见他说：“还有，在这儿怀了孕也是个大问题。’斯汀戈，我想我可能快要晕倒了。感情的波动和紧张使我产生即将虚脱的感觉；还有，我饥饿难耐。自从早上吃的那些无花果吐了之后，除了他给我的一小块巧克力，我没吃过一丁点东西。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我不离开这儿的话，我会冒这个险。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背景，我感觉我们能在共同的精神基础上达成共识。我会冒很大的风险与你发生关系。‘我以为他又要来碰我或抓住我，但他没有。’但他们要赶走我，‘他说，’而我又必须走。所以你也必须走。我将把你送回第二营区你来的地方。你明天就走。‘说完他又转身走开。“
“我吓坏了。”苏菲继续说，“你看，我努力想要接近他却失败了，现在他要把我送走，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想对他说话，可我的喉咙噎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即将我推回到黑暗中去，而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我一直看着他，想说点什么。那匹漂亮的阿拉伯种马还在下面的田野里撒欢，霍斯靠在窗户边看着它。比克瑙方向又升起了烟尘。我听见他小声嘀咕着调回柏林的事，语气很痛苦。我记得他用了‘失败’、‘忘恩负义’等词儿。有一句话他说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很好地履行了我的职责。‘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言不发，一直盯着那匹马，最后我听见他说——我记得这是他的原话：“逃出人的躯壳，奔向大自然的怀抱。当那样的一匹马，活在那动物之中。那才是自由。’”她喘了一口气，“我一直记得这些话。它们太……”苏菲停住了，两眼呆呆地，凝望着幻影似浮现的令人困惑的过去。
（“它们太……什么？”）
后来，苏菲把一切告诉了我。她讲了很久。她用手蒙住双眼，头低垂着，沉浸在阴暗的回忆中。在如此长久的叙述过程中，她一直努力控制自己，但手指间的潮湿告诉我她是多么痛苦。她开始抽泣起来。我听着她默默的哭泣。在那个八月的多雨的下午，我们坐在枫苑的一张桌旁，手肘撑着桌面，就这样坐了好几个钟头。那是苏菲和内森那次灾难性的决裂后的第三天，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当时他们两人消失之后，我去了曼哈顿见我的父亲。（他的这次来访对我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当时已经决定和他一起返回弗吉尼亚。我将在后面详细叙述这件事。）自从那个晚上的聚会后，我闷闷不乐地回到粉红色宫殿，以为又像上次一样眼前一片狼籍——当然更没想到还能见到苏菲。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正在她的房间里，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放进一只箱子里；内森踪影全无——我把这看作是上帝赐予的恩惠。在我们凄凉而甜美的重逢后，我和苏菲冒着夏日的倾盆大雨来到枫苑。不用说，当我注意到苏菲以真真切切的高兴心情看待我的出现时，简直令我欣喜万分。我又可以嗅到她的脸和身上的气味。据我所知，除了内森，也许还有布莱克斯托克，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正接近苏菲的人。而且我还感觉到，当我的出现时，她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抓住了我。
她仍然沉浸被内森抛弃的惊恐不安之中。（她告诉我说，她在廉价的耗子乱窜的西城饭店住了三天。在那三天里，她多次想从楼顶跳下去。她一点不为这种情绪感到后怕。）显然，内森的离去给她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创伤。而且，这种悲伤将令她洞开记忆的闸门，使记忆的潮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但以前未曾注意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她开始喝酒，当然不算厉害；而喝酒也并未扰乱她的神志。但在那个灰蒙蒙的雨天的下午，她喝下了三四杯加水的威士忌；这与她和内森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生活相悖。也许放在她胳膊旁的那几个小酒杯应引起我更高的警觉。不管什么时候，我只喝我习惯的啤酒，对苏菲的这个新嗜好并没太在意。我肯定完全忽视了她的酗酒。苏菲又开始讲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了无生气地凝视着前方，或许任何处于这种状况的人都会这样。她开始讲述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的故事的后面部分。）她的讲述令我大吃一惊，满脸像被霜冻似的一阵刺痛。我倒吸了一口气，四肢像芦苇一样软弱无力。而且，尊敬的读者，我知道她没有撒谎……
“斯汀戈，我的孩子也在奥斯威辛。是的，我有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吉恩。一到那儿，他们就把吉恩从我身边带走了。他们把他关在儿童营里。他那时才十岁大。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的孩子。但这事儿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太难了……一想到这件事就令我难以忍受。是的，几个月前，我曾把这件事告诉过内森。我只是简略地讲了一下，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儿或告诉任何人。现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吉恩的事，就无法理解我和霍斯之间的关系。以后我再也不想提这事了，你也不要问我任何问题。不，请一定别问……
“那天下午，当霍斯站在窗前凝视外面的时候，我对他说了。我知道我不得不抛出最后的一张牌，向他吐露在我心底埋藏了一天又一天，埋藏在悲伤不能到达之处的东西。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乞求，哀叫，哭泣，只希望能感动那个男人，让他给我一点怜悯——如果不是为我，那就为我在这世界上能活下来的惟一寄托。于是，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司令官先生，我知道我不能为自己提什么要求，你也必须照章行事，但我求你在将我送回去之前，为我做一件事。我有个儿子关在儿童营，他的名字叫吉恩·泽韦斯妥乌斯基，十岁。我有他的编号，我将带来交给你。他是和我一起来的，但我已有六个月没看见他了。我渴望能看见他。我很担心他的身体，现在冬天就要到了。我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他的身体很糟，而且还那么小。‘霍斯没有回答我，只是木然地盯着我。我开始有些支持不住了。我伸出双手，摸到他的衬衫，然后一把抓住，说：“求求你，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好感的话，求你为我做这件事。不用放我，只要放了我的孩子。你肯定有办法办到此事，我会把我想到的办法告诉你的……求求你为我做这事。求求你，求求你！’
“我知道，我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条虫豸，一点波兰渣滓。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从他的衬衣上拉开，说：”够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话音里的狂乱与气愤。他对我说，让他干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我在没有上级命令的前提下释放任何一个犯人，因为那是犯法。’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些话触动了他某个可怕的神经。他说：”你真是胆大妄为！你把我当作什么，一个你能操纵的笨蛋？仅仅因为我向你表示了某种特殊的感情，你以为就可以让我滥用职权？只因为我表达了一丝爱意？‘最后他说：“真令人恶心！’
“斯汀戈，你是否觉得这很荒唐？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扑倒在他身上，双手抱住他的腰，不停地求他，一遍又一遍说‘求求你’，但从那变得僵硬的脸部肌肉和传遍全身的一阵阵颤栗，我知道我完全失败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停下来。我继续说：”那么至少让我见一见我的孩子，让我看看他。就一次！就让我看看他，在回集中营前用我的手臂再抱他一次。‘当我说到这里，斯汀戈，我忍不住在他面前跪了下来，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靴子上。“
苏菲停了下来，双眼又开始长时间地凝望捕获她整个身心的过去。她心不在焉地呷了几口威士忌，又仰头喝了一两次，沉浸在迷乱的回忆中。我发现，就像寻求现实的证据似的，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我的手已有些麻木起来。“对奥斯威辛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人们有许多议论。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来自奥斯威辛或比克瑙（后来我也被送往那里）的人们常常议论发生在那种地方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比如这个人为何甘愿成为一个邪恶的犯人头，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又比如别的人为何会做一些这样那样的英勇的事，为了别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再比如说，为何一些人把一点点面包、土豆和清汤给了别人，宁愿自己挨饿甚至饿死；而另一些人——男人，女人——却为了一点点食物不惜杀死或出卖他人？集中营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怯懦、自私，有些勇敢、无畏——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但奥斯威辛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方，斯汀戈，恐怖得难以置信。你真的不能像在现在这个世界一样，说这个人应该这样做，那个人不应该那样干。如果他或她做了一件高尚的事，那么你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对他们心怀敬意。但纳粹都是凶手，他们要么杀人，要么把人变成病态的动物。所以，如果人们干了不那么高尚，甚至有如兽行的事，你一定会仇恨它，理解它，或许同时还会可怜它。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把人变成动物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苏菲停了一会儿，紧闭双眼，仿佛陷入沉思之中，然后又一次茫然地盯着前方。“所以，直到今天，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既然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知道纳粹把我也变成了一个病态的动物，那为何我会对我干过的事一直有一种犯罪感，一直为我的活着感到罪恶。我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罪孽感。我想，它将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她又停了下来，然后接着说：“我猜这是因为……”她犹豫了，没有说完这句话。我听见了她声音中的颤音——也许是因为她比任何时候更疲惫不堪。她说：“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摆脱它。永远不会，因为我摆脱不了，也许那就是德国人留给我的最糟的东西。”
她终于松开紧紧抓住的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我用双臂抱住霍斯的靴子，把脸贴在那双冰凉的皮靴上，好像它们是貂皮或别的什么温暖、舒适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想我甚至愿意用舌头去舔它们，舔那双纳粹靴子。你相信吗？如果那时霍斯给我一把刀或一支枪，让我去杀人——杀犹太人，波兰人——都无关紧要，我会毫不犹豫，甚至乐意去干这样的事，如果这能让我见到我的孩子，用我的双手拥抱他——哪怕只有一分钟。
“这时，我听见霍斯说：”站起来！你的表演令人厌恶。起来！‘但我站起来后，他的声音又变得温和起来。他说：“你当然可以看见你的孩子，苏菲。’我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接着——噢，基督耶稣，斯汀戈，他又一次真正地拥抱了我。我听见他说：”苏菲，苏菲，你当然可以看见你的小儿子。‘他说，“难道你以为我会拒绝你吗？你以为我真是一个魔鬼吗？’”
第十一章 父子团聚
“儿子，北方相信自己拥有名副其实的美德，”我父亲说，一边小心翼翼用食指抚摸着那只青紫的眼睛。“当然，他们错了。你认为哈莱姆的贫民窑真能代表南方花生地里黑人的进步吗？你认为黑人在那无法忍受的贫穷、悲惨的生活中还能继续感到满足吗？儿子，总有一天，北方将为这些虚伪的‘宽宏大量’，为这些狡猾、空洞的所谓容忍的姿态而后悔。总有一天——记住我的话——会清楚地证明北方和南方一样存在偏见。在南方，那种偏见至少是公开的；但在这儿……”他停下来，又摸了摸眼睛。“一想到酝酿在这些贫民窑中的暴力与仇恨，就让我感到真正的担忧。”我父亲很了解南方的偏见，几乎是一个终身的南方自由派。他从来不会把南方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种族罪恶转嫁到北方头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很注意地听他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947年的夏天，他的话将预言般得到证实。
午夜已过去很久，我们仍坐在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酒吧里小声交谈着。这是他刚到纽约一个多小时，与一个名叫托马斯·迈克古利，车号“8608”的出租车司机大吵一架后，我把他弄到这儿来的。老头子（这个方言词是我对父亲的特殊称谓，五十九岁的他仍显得十分健壮、年轻）被打得很厉害，虽然没伤及要害，但额头上出了血，需要稍微包扎一下。等一切恢复正常后，我们便坐在这儿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他喝波旁威士忌，我则一如既往地要了莱茵戈德啤酒），谈着诸如奇萨比克以北的大中都市的颓废与南方天堂乐土般的大草原之间的裂缝一类的话题。（在这一领域，除了亚特兰大之外，父亲几乎预见到了每一件事情）。父亲与托马斯之间发生的争吵，暂时将我从近乎绝望的感情中拉了出来。
让我们回忆一下吧。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时我在布鲁克林，以为苏菲和内森将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我当然会这样以为——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当我离开耶塔公寓乘地铁去曼哈顿与父亲会面时，我极度沮丧、忧伤，浑身难受——自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痛苦。这是一种悲伤与焦虑混在一起，失去亲人般的痛苦；争相涌出的几种情感搅得我晕头转向，精神极度紧张。盯着地铁隧道中急速后退的忽明忽暗的灯光，我感到一阵阵有如重物般的痛苦向我袭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没有——或者说不能——哭，但有好几次，我意识到自己快要晕倒了。我仿佛成这一场意外死亡的惟一目击者，仿佛苏菲（还有内森，尽管他的暴怒、迷惑和反复无常令我不堪重负，但他仍然是我们这个紧密的三人组合中最重要的一分子，以至我无法放弃对他的热爱和忠诚）突然遭遇了一次交通事故，作为幸存者的我被骤然而至的灾难所震惊，呆在那儿不知所为。地铁在第八大街下的地下洞穴里穿行时，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瞬间与我隔绝。这种失落感令我极度痛苦，恍若被活埋在一大堆灰烬下面。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我们在苏拉夫特吃晚餐时，父亲说，“对一个文明地方来的人说，我打算在这儿度过的七十二小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想，你太年轻了，所以才会被这个章鱼般的城市所迷惑，而不是被吞没。我从没到过这儿，不过，难道真如你在信中所说，布鲁克林的有些地方令人想起里齐蒙德？”
尽管从偏远的潮汐镇到纽约是一段漫长的旅行，但父亲的情绪仍然很好，这也有助于我摆脱那杂乱无绪的情感。他说，三十年代后期他再没来过纽约，弥满于这整座城市的富足豪华使它更像花天酒地的巴比伦城。“这是战争的产物，儿子。”这位曾参与约克城和企业号航空母舰装配建造工作的工程师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我们不仅免受大萧条的袭击，还变成了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得以保持领先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只能是：钱。我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请不要根据这番话推出我父亲是一位反共产主义者的结论。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左倾倾向的南方人；六七年后，当麦卡锡主义处于高潮时，“美国革命之子”组织在威斯康辛州发表了支持那位参议员的声明，于是他愤而辞去了该组织弗吉尼亚地区主席候选人的提名，尽管基于家族原因他对一职务已渴望了二十年之久。）
就经济而言，无论来自南方（或别的什么小地方）的人如何老辣，没有一个不被纽约的交通与物价惊得目瞪口呆。我父亲也不例外，不满地看着我们用餐的账单——我想大约是四美元——想想看！在那个银根紧缩的年月，以都市标准来看这个要价并不算高；即使在苏拉夫特这种最普通的餐馆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的话，”他抱怨说，“你可以用四美元支付一个周末的账单。”我们在夜色中朝百老汇走去，向北穿过时代广场。这时老头子已恢复平静，但时代广场又使他陷入一种迷惑、虔诚的沉思之中，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我想，与其认为他的反应是反对或不赞成，勿宁说是震惊。如同被人在一个淫秽的地方打了一耳光似的，他为时代广场在夜色中展现的一切感到震惊。
就我看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与淫秽的所多玛城并无二致，但在那个夏天，时代广场的夜晚虽然充满色情，却不比奥马哈或盐湖城之类的基督教城市里阴暗的米黄色广场更堕落。然而，霓虹灯下衣衫单薄的妓女和奇装异服的吸毒者仍比比皆是，以至于他不时发出低沉的感叹声，以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土里土气的直率叹息着“耶路撒冷！”这多少分散了我低迷的思绪。我见他一直注视着那些穿着紧身衣轮廓清晰搔首弄姿的妓女，有些呆滞的眼睛里闪现着惊讶与不相信的神色，当然还有些痒痒的感觉。他找过女人吗？我不知道。在度过九年的鳏夫生活之后，他肯定有权这么做，但如同大多数南方人（或美国人）一样，即使在壮年时期，他对性仍然有所保留，甚至隐秘不宣。他那段时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其实，我希望他在身体尚可的时候，不要像奥南那样仅仅满足于手淫，而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过，或许他已可怜的并最终摆脱了那种诱惑，而我则误解了他的目光。
在哥伦比亚环行道，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回麦卡阿尔宾饭店。我受到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绪，因为我听见他说：“你怎么了，儿子？”我咕哝着说了些胃痛之类的话——可能是在苏拉夫特吃的什么东西引起的——让他不必理会。虽然我很想让某人分担一下我的痛苦，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向谁泄露我生活中的这一巨变和秘密。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究竟有多失落，对导致这种失落的复杂情形更无法言明：对苏菲的爱情，对内森非同一般的友情，内森几小时前的疯狂发作，以及最后的突然消失？不是俄国小说迷（有些剧情与刚才那场争吵十分相似）的父亲将完全不能理解。“是钱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问，还加上一句，说他明白我不能靠他几星期前寄来的卖黑奴阿提斯特的钱过上一辈子。然后，他委婉地绕到这个问题上，说或许我应该考虑回南方去。他刚刚把这话放在嘴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出租车已停在麦卡阿尔宾门前。“我觉得你和刚才我们看见的这类人住在一起不会是件好事。”他还在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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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我目睹了一件比任何文学作品或社会学理论更能说明存在于南北方之间的可怕裂痕的事情。这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但它强烈地指向两种文化观，指向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土壤。错误的起因在我父亲。虽然在南方，付小费这样的事（至少到那时为止）不被看重或不必以郑重的方式表示，但他应该知道不应该把五分镍币作为小费付给托马斯·迈克古利。要不干脆不付一个子儿，反倒没什么关系。迈克古利则错在对父亲不依不饶，还加上了一句“操你妈”。这并不是说我父亲的行为对不习惯收小费或只习惯收少量小费的南方出租车司机不会产生受辱之感，然而无论内心如何气愤，他都会保持缄默而不怒形于色。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纽约人能默然接受迈克古利的脏话，只不过这些话已成为街上出租车司机们的口头禅，大多数纽约市民早已耳熟能详而不会以牙还牙。
已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父亲把鼻子重新伸近前窗的挡风玻璃，用不相信的口吻问道：“我听见你说什么了？”这用词很重要——不是“你说什么？”或“你说的是什么？”而是强调“听见”，言外之意是他的听觉器官还从未听过如此下流的语言，甚至没有听到这两个词被单独说出来，更别提它们被一前一后连着说出来了。阴影中的迈克古利脖子很粗，头发微红。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的声音相当年轻。如果他在夜色中一走了之便天下大吉了，但尽管稍稍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感到他对父亲的镍币非常恼怒，并想大吵一架，以回应我父亲对他那句下流话表示的愤怒。于是迈克古利在回答时，甚至用了一句文诌诌的句子：“我说你一定是个他妈的南方蠢驴。”
我父亲的声音变成了喊叫——声音不大却很狂怒，令人心惊——他在想如何回敬这家伙。“我想你一定是这座令人恶心的城市里的渣滓、垃圾，才让你生出了这么一张臭嘴！”他大叫着，闪电般的迅速滑回南方祖先古老的修辞手法。“你是恶心的渣滓，你还不如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在美国任何一个正派的场所，像你这样口吐恶言的人都应该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下鞭打示众！”他的声音抬高了一些；麦卡阿尔宾灯光明亮的门厅前的人们都在驻足观望。“但这儿既不正派也不文明，你却对着我们这些文明人大吐脏话——”他的话说到一半便被打断了，迈克古利将车猛地朝前一窜，然后飞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强烈的带动力几乎将我父亲带倒在地，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呼地转过身来，猛地撞在一个铁铸的“禁止停车”的标志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样，发出一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梆”的声音！但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我当时想，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坐在那儿呷着波旁酒，大肆抨击北方的什么“道德专利”。他流了许多血。当我把这位受害者扶到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门厅里时，正巧旅馆的医生打那儿经过。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一位眼圈青肿的患者。冷水和绷带终于止住了血，但没能让老头子消气。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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