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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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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时，有那么一瞬间，苏菲的情绪似乎出现了一丝很微妙的变化。兴奋、得意的情绪一下子溜掉了，一种忧虑悄悄溜进她的声音里，就像在信后附上的一句阴郁不快的话，整封信的兴奋只是铺垫，一切只是为了最后那句冷冰冰的附言（“又及：我要离婚”）。“后来，我们离开餐馆，”她继续说道，“因为他说在回去工作之前，要给我买点东西以庆祝他的发现，买点今晚我们聚会时穿的衣服，要时髦、性感的，所以我们去了一家精品店。我们以前也去过那儿。他给我买了这个胸罩和衬衣，还有鞋、帽、手袋。你喜欢这个胸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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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极了。”我说，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是很……迷人。不过，斯汀戈，问题是这样的，当他付了钱，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发现内森有点不对劲儿。我以前也见过他这样，不常出现，但总把我吓得半死。他说他突然头痛得厉害，就在脑后，这儿。同时，他脸色苍白，开始出汗。我以为是情绪太激动的原因，于是我让他回家去，回耶塔的房间躺一会儿，下午就别去上班了，可他说不行，他必须回普费泽，还有好多事要做。于是他向店老板要了三颗阿司匹林。他平静下来，不再那么兴奋，甚至还有些忧郁。后来，他平静地与我吻别，说他今晚一定来见我，就在这儿——和你一起。他想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郎第饭店吃一顿丰盛的海鲜以示庆贺，庆贺他即将获得的1947年诺贝尔奖。”
我不得不告诉她不行。因为父亲的来访，我不能参加他们今晚的庆功宴会。想到这里我觉得遗憾之极；多么令人失望啊！我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任何人都急切地想要知道的惊人消息，我却不能在它被宣布时亲耳听到。“真是太遗憾了，苏菲。”我说，“只是我必须去接我父亲。不过，也许在我走之前，内森至少可以告诉我他的发现是什么。等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再在那个晚上庆贺一番。”
她好像并没听我说，而是轻轻地自顾自地说着什么，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先兆。“我只希望他不会出什么事。有时他太兴奋太激动时，便会头痛难忍，汗水会把衣服浸透，像淋了雨似的，然后兴奋便荡然无存。哦，斯汀戈，不是每次都这样。但有时这会使他变得非常非常奇怪！他兴奋异常，飘飘欲仙，像一架飞机向上飞呀飞呀，一直飞到空气稀薄的平流层，然后再也飞不动了，只能掉下来。我是说完全掉下来。斯汀戈！唉，我希望他一切都好。”
“听我说，苏菲，他会好的。”我向她保证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任何一个有内森这种经历的人都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举动。”虽然我没有她那种深深的忧虑，但我承认，她的话令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把它们统统抛在脑后。我只盼着内森带来胜利的消息，给我们讲一讲已让我着急半天的秘密。
自动电唱机开始转动，酒吧陆陆续续挤满每晚的常客——大部分是中年男子，大腹便便，即使在仲夏也脸色灰白。他们就住在公园后面的那片犹太人聚集地，米色的砖砌房屋在那儿一排一排地延伸开来。现在他们酒瘾大发，直奔酒吧而来。很少有女性敢贸然独自到这儿来。邻桌都是常客，面带倦意，臃肿肥胖——但现在，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两个满脸堆笑的修女在苏菲和我面前弯下身子，把一个圣餐杯摇得叮当直响，嘴里嘟嘟囔囔地，以圣·约翰的名义向我们要求施舍。她们的英语十分生硬，看上去像意大利人，长得丑陋不堪——尤其是其中一个丑陋至极，嘴角处长着一个大得吓人的粉瘤，形状、大小与大学生俱乐部里的蟑螂差不多，头发像玉米须一样散乱地挂在脸上。我把目光移开，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银币给了她；但是苏菲却对着叮当作响的杯子说：“没有！”口气十分坚决。两个修女不约而同地往后一缩，急忙离开了。我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她。
“这两个修女运气真糟，”她郁郁地说，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讨厌她们！她们不是很难看吗？”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可爱的天主教姑娘呢。”我开玩笑地说。
“我曾经是的，”她回答说，“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还信仰宗教，但我还是恨她们。又蠢又笨的处女！面目如此可憎！”她浑身一激灵，摇了摇头：“太可怕了！哦，我多么恨那愚蠢的宗教！”
“苏菲，这就奇怪了。”我打断她，“记得几个星期前，你曾对我说你的童年是如此虔诚，讲过你的信仰，一切一切。为什么又……？”
她又一次摇摇头，把纤细的手指放在我的手背上。“求求你别说了，斯汀戈，那两个修女让我觉得恶心。她们又臭又邋遢，那么醒目……”她有些困惑，不知该怎么说。
“你是想说刺眼吧。”我说。
“对，刺眼。她们的上帝一定是魔鬼，斯汀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存在的话。一个魔鬼！”她停了一下，“我不想说宗教。我恨它！那是文盲和低能儿的崇拜物。”她瞟了一眼手表，说：“都过了七点了。”她的声音有些着急。“哦，但愿内森一切都好。”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我又一次安慰她说，“苏菲，那项研究工作，或者说是攻关，不管是什么吧，肯定给了内森太大的压力。那种紧张必然使得他的行为有些怪异，反复无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必为他担心。如果我遇上什么难题也会头疼的，尤其是这种能获得惊人收获的事儿。”我说，还想再加上几句。我拍拍她的手，说：“不管怎样，现在放心好了。他再过几分钟就要来了，我敢肯定。”
这时我又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的纽约之行。（我真诚地讲起他的慷慨大方，对我的关怀备至，他的道德信仰，但没有提到阿提斯特以及他对我的奋斗目标所起的作用。我怀疑苏菲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足以理解我与那个黑人男孩因这笔钱而产生的复杂关系。）我继续说，我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幸运儿。我得到了父母无私的宽容，以及甚至有些盲目的信任。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够在艺术殿堂里折冠夺桂。我有些伤感地断言，如此目光远大的父亲让我有些害怕。我开始感觉到嘴唇因啤酒而有些发抖。
“啊，你真幸运还有父亲，”苏菲悠悠地说，“我真想念我父亲。”
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太自然吧；我突然想起几周前她曾对我讲起的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和克拉科夫的其他教授们像猪一样被赶到一起，然后被纳粹的机枪在寒冷的冰雪中枪杀。我想，上帝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毕竟没受到什么伤害。哦，我们都曾勇敢地参战，做了应做的事，但比起无数的欧洲殉难者来说，我们失去的父兄的人数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太幸运了——幸运得让我们有些无法消受。
“时间已过去很久，”她接着说，“现在我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伤心，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事情更糟，斯汀戈！你想，所有的坏蛋——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法国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这些罪人都逃脱了惩罚，那些杀犹太人的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德国，在阿根廷；而我父亲——一个好人——却不得不死去！这不足以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吗？当上帝把身体背对着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她像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的这段话令我大吃一惊；她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次——好像她已忘了曾对我说过，或许再说一遍可以让她感到一些安慰——讲起她父亲多年前在卢布林冒着生命危险从俄国人的大迫害中营救犹太人的故事。
“L‘ir·nie在英语里怎么说？”
“讽刺？”我说。
“对，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冒死救犹太人，自己却死了，而屠杀犹太人的人还活着，有很多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我想，就世界而言，那不算是一种讽刺，苏菲。”我简练地总结性地下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这时我觉得需要去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朝男厕走去，觉得皮肤有些发烫。这都是因为啤酒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枫苑的男厕。在那儿，我稍稍前倾着，对着小便池酣畅淋漓地放出如小溪清澈的尿液。墙那边隐隐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乐曲，罗哈多小子、沙米·凯叶还是谢普·菲尔兹，管他呢，我可以细细地想想自己的心事。二十二岁，多好的年龄，喝得微醉，知道自己案头上的工作进展顺利，创作热情高涨不衰，沉醉于托马斯·沃尔夫的赞美诗之中——确信青春的活力永不衰竭，在艺术殿堂里的痛苦煎熬终将得到回报，那便是名声、荣耀和美女的爱慕。
我一边痛快地撒着尿，一边看着墙上无所不在的同性恋的下流画。（上帝知道，这不是枫苑的常客画的，一定是那些临时“到此一游”的人干的。他们不管什么墙，只要是人们有可能涉足的下流场所，都会画上一些，根本不管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些已经蒙上污垢但仍很生动的画：其中一幅形同外面那幅壁画的姐妹篇，堪称三十年代的佳作。这是一幅天真的下流漫画，画中的米老鼠、唐老鸭摆出一付窥视姿势，从公园的花格墙孔中偷看露出漂亮勾人的小腿和大腿的小贝蒂·布普蹲在地上撒尿。突然，我像被针刺了似的吓了一跳，仿佛一只邪恶的、不自然的秃鹫从眼前飞过。我马上明白过来，是那两个托钵的修女走错了地方。她俩发出一声粗哑的意大利语的喊叫声便慌忙逃了出去，我倒希望她们看到了我的“宝贝儿”。难道她们的出现——与刚才苏菲的不祥预感如出一辙——也预示着随之而来的十五分钟后的不幸吗？
我往桌子走去，很远便听见了内森的声音，压住了谢普·菲尔兹潺潺的乐声。他的声音并不很高，但却十分刺耳，好像一把钢锯把音乐声嘎然切断，一听便知出了什么麻烦。我想退回去但又不敢，仿佛空中有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拉向那声音和苏菲。内森完全沉浸在他的满腔仇恨中，正将怒火向苏菲掷去。他专心得心无旁鹜，我在桌边站了很久，听着他对她骂着那些污言秽语，不知该如何是好。
“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对你惟一的要求便是忠诚吗？”他说。
“说过，可是……”
“难道我没告诉你如果你再和这个叫凯茨的家伙在一起——除了工作之外——如果你和这个下贱的人一起走上十英尺，我就会撕碎你吗？”
“说过，可是……”
“今天下午他又用他的车送你回家！芬克看见了。还不止这些，他妈的下贱东西！你还带他到你房间里去，和他呆了一个小时。他是不是和你干了好多次？哦，我敢打赌凯茨用他那脊椎按摩师的快枪干了好多次！”
“内森，你听我解释！”她恳求着他。她完全慌了神，语无伦次。
“闭上你的鸟嘴！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那个好好先生老莫里斯没有看见你们一起上楼去，你最好也别说出来。”
“我会告诉你的，”她申辩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只是还没找到机会，亲爱的！”
“闭嘴！”
那声音相当尖厉，声音并不很大，但咄咄逼人。我真想溜掉，但仍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我的醉意早已一扫而空。我觉得热血上涌，在喉节处一蹦一窜。
她仍然苦苦地哀求着：“内森，亲爱的，听我说！我带他到我的房间只是因为那台留声机坏了。这你是知道的。我告诉了他，他说他也许能修好。他说他是个行家，而且也真的修好了。亲爱的，就是这样！我可以拿给你看，我们可以回去放一放……”
“嗬，我敢说老塞默也是个行家，”内森打断她，“他是不是还例行公事，躬着身子为你做脊椎推拿？他用他那双滑腻的手把你的脊椎都排列好了吗？下贱的骗子——”
“内森，求求你！”她央求着。她的身子朝前倾着，脸色红得像要滴下血来。她极度痛苦。
“啊，你是一道不错的菜。是的，你是。”他轻言慢语地说，用的是挖苦的腔调，沉重得难以忍受。
显然，他离开实验室后回过耶塔。我知道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他提起莫里斯·芬克跟他嚼耳根子，还因为他的衣着：他穿着一件时髦的乳白色亚麻外套，沉沉的椭圆形的金链在那精心缝制的衬衣袖口上闪闪发光。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科隆香水味，显然是为了与苏菲今晚的盛妆相配而专程回去打扮成这个样子的。然而，他却碰上了苏菲的不忠的证据——或者说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现在看来，这场庆功宴泡汤了，而且接下来还不知会出现什么灾难呢。
我站在那儿，内心极度不安。我屏住呼吸，听内森继续说着。“你真是波兰味的甜心。除非我死了，否则你别想再为这些庸医兽医干活！你真是坏透了，居然接受靠欺骗那些无知轻信的犹太人而弄来的钱！那些犹太人刚从灾难之船脱险，浑身伤痛，患着风湿病或癌症，而这些像蛇一样滑头的江湖郎中不给他们做任何诊断，就骗他们说只须做简单的推拿按摩就能治好。你真坏透了，居然还说服我让你继续与这群骗子狼狈为奸！我他妈的真受不了！我一想到你背着我让这些癞皮狗们轮番搞你的……”
她试图打断他：“内森！”
“住嘴！我受够了你，还有你娼妓一般的行为。”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很高，装得很斯文，但蕴含着一股强力压抑住的野兽般逼人的狂怒，而那比大声嚎叫更令人不寒而栗；还有他的用词——“娼妓行为”——与他犹太法学博士的身份也相去甚远。“我以为你好歹会弃暗投明，不会再与凯茨大夫有什么越轨行为了。”——“大夫”二字极轻蔑地从他的鼻孔里哼出来——“我想我警告过你远离他那辆污秽不堪的破车，但是你没有！我想你的大腿缝里是不是烧得有点难受了，所以才让我抓住你和布莱克斯托克搞的那些小花招。我毫不奇怪，因为你对那些按摩匠的阴茎有特殊的偏好——我一点儿不觉得奇怪，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但当我为你大唱赞歌，帮你结束那一切时，我以为你已经受够了惩罚，而抛弃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男女混交，可是我又错了。你那波兰血管里涌动着的淫荡血液让你无法安静，所以今天你重新投入到那可笑的——如果不是卑鄙下贱的话——斯莫尔·凯茨医生的怀抱。”
苏菲开始用手帕摁鼻子。她的手指关节发白，不停地绞着那张手帕。“不，不，亲爱的，”我听见她悄声说，“那不是真的。”
内森这番夸张的慷慨陈词也许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会显得滑稽可笑——一出典型的滑稽独幕剧，但现在却处在激怒而冷酷无情的令人恐惧的状态中。我忍不住浑身颤抖，仿佛在绞刑架上等待死亡，背后传来行刑人重重的脚步声。我听见自己的呻吟声，十分清晰，从嘈杂的声音里传出。对我来说，他对苏菲的这次可怕的攻击与几星期前的那次大吵大闹正好形成协调的一幕。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他大吵大闹，也是处于一种气愤难平的状态，不同的是他的声音——非常响亮。但现在却很平，很压抑，不无邪恶之感。突然我意识到内森发现了我的存在，他降低语调，但仍充满敌意，看也不看我一眼便说：“为什么不在这弗兰特布西大街的头号女主角身边坐下来？”我坐了下来，一声不吭。我早已口干舌燥，无话可说。
我坐下后，内森站起身来：“看来现在该要一点葡萄酒，以进入我们庆功宴的下一个节目。”他用这种幽默的朗诵般的口气说话时，我一直盯着他看。突然，我感觉到他这是在竭力控制自己，好像他正竭尽全力阻止自己那庞大的身躯四分五裂，或一个提线木偶似的七零八落。我第一次看见细小的汗珠正从他脸上淌下，其实我们坐的角落已被冷气吹得十分凉爽；同时，他的眼睛也很可笑——具体怎么可笑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他的每一寸肌肤下都正在进行着某种极度紧张、亢奋的神经活动，某种非同寻常的混乱神经元里的神经细胞正在疯狂地转移、错位，像触电似的处于强磁场之中。现在这一切被竭力克制着，表现出来的却是反常的镇静。
“太糟了，”他说，又是那种挖苦的口吻，“太糟了，我的朋友。我们的庆贺完全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愉快而隆重的气氛中进行了。那是对一个高尚的科学目标所奉献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的敬意，是对一个无私奉献的科研小组在历经千辛万苦，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数十年如一日，最终获得成功的敬意，而今晚这一目标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太糟了。”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停了下来，停顿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就像故意用沉默来压垮我们似的。“太糟了，我们的庆祝将会流于俗套。也就是说，我与这个甜蜜可爱的克拉科夫塞壬女妖的关系必须就此了断——这个无与伦比的，无人可比的，不忠诚的快乐之神的女儿，弗兰特布西的好色的按摩匠的波兰宝贝——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不过等等，我得要点夏勃力酒，好让我们举杯庆贺！”
苏菲紧紧抓住我的手指，就像一个被卷入激流中被吓坏的孩子拼命抓住爸爸那样。我们俩一起看着内森用肩膀挤开人群朝吧台走去。我回头看了苏菲一眼，她的眼睛已被内森吓得完全不成样子。我后来想起可以用“魂飞魄散”给这个场面下定义。“哦，斯汀戈，”她悲切地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他会骂我不忠。他每次犯病时都这样。噢，斯汀戈，他这样我真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次他真的要离开我了。”
我想安慰她。“别担心，”我说，“会过去的，会没事儿的。”我自己对此却没什么信心。
“哦，不，斯汀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我知道！他总是这样。开始他很激动，兴高采烈，然后冷静下来，而一旦冷下来，我总是成为不忠诚的人，而他便想离开我。”她把我抓得更紧了。我想，她的手指都快要出血了。“我对他说的都是真的，”她急急地加上一句，“我是指斯莫尔·凯茨的事。斯汀戈，真的没发生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那位凯茨医生对我毫无意义，只是和我一起为布莱克斯托克工作而已。我让他修留声机的事是真的。他在我房间里就是修留声机，没别的，我向你发誓！”
“苏菲，我相信你。”我向她保证说，不想让她再为说服我而急切地唠叨个没完。我早已相信了她的话。“冷静一下。”我只能这样徒劳地劝着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令我无法想象，十分可怕。我意识到我的感觉完全错了。我十分笨拙地想要控制当时的场面，但我实在太笨了，根本不能对内森产生丝毫影响。那需要极高明的手段，比如与他讲讲笑话，逗他高兴起来，或许他的怒气会慢慢消去——无论那怒气是多么不讲理，多么可怕——或是设法让他能控制自己，慢慢平息怒火，或至少减少一点火气，不那么激烈。但同时我意识到，我当时非常幼稚、毫无经验，一直以来我都为此而苦恼：我完全没想到我会激怒他。他声音狂躁，言辞激烈，满头大汗，眼睛瞪得老大，神经几近崩溃。我想他不过有些尖刻而已——正如我所说，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狂暴而缺乏理性的人类行为。这与我在南方哥特式的阴郁环境中长大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与南方的教养和文明举止有关——我把内森的爆发当作人性的惨败，理智的丧失，而没有想到是某种心理失常的表现。
与几周前在耶塔公寓走廊上的那个晚上的情形一样，他对苏菲大发雷霆，又大声咆哮着用对黑人施以私刑的事来奚落我一番。我看了一眼他那狂躁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眼神，好似血管里被注入了一股冰水。于是我呆呆地坐在苏菲身边，浑身不自在，为这个我关心、敬仰的人所发生的变化而伤心。但他强加给苏菲的痛苦又使我义愤填膺。我想，我该画一条线，看内森到底会折磨她多久。我下定决心，不让他再对苏菲无礼。他妈的，让他冲我来吧。这也许是对付一个只是发发脾气的亲密朋友的好办法，但对一个失去理智暴跳如雷的偏执狂却不奏效。（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你注意到他眼睛里有些特别的东西吗？”我悄悄对苏菲说，“你认为会不会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阿斯匹林什么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个问题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眼前那双眼睛鼓得大大的，几乎如一角银币一般大小；当时，需要我学习的新东西还有很多。
内森拿着一瓶打开的酒回到桌前，坐下。一个侍者拿来几个杯子，放在我们三人面前。我见内森的表情已有些缓和，不像先前那样凶神恶煞了。我松了口气。但他脸上的肌肉以及脖子仍绷得紧紧的，仍然汗水直冒，汗珠从眉毛处溢出，布满额头，恰似夏勃力酒瓶上冒出的冰冷水珠（这个注解有些离题了）。这时我才看见他那件亚麻衬衣的腋下已湿了一大片。他给我们倒上酒。尽管我不敢去看苏菲的脸，但我看见她举着酒杯的手不停地抖着。这时，我犯了一个大错，把那张《邮报》展开来压在手肘下，正好把比尔伯的照片露了出来。我看见内森瞟了一眼照片，脸上露出一丝令人憎恶的自我满足的得意的假笑。
“我刚才在地铁上看了这篇报道，”他说，一边举起杯子，“我建议为密西西比的议员比尔伯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干杯。”
我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也没像苏菲那样举起杯子。她举杯不为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服从于他。终于，我尽量做出很随和的样子说：“内森，我提议为你的成功、为你的发明而干杯，不管它是什么。为这件苏菲对我谈起的你一直为之奋斗的事情而干杯。祝贺你。”我把身子稍稍往前倾，亲热地拍了拍他的手臂，“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切烦心的事抛掉吧。”——我努力用一种快活的声音说着，想使气氛缓和下来——“让我们轻松轻松。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快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该庆贺什么！伙计，今晚我们要为你干杯！”
他粗鲁地把手一下子抽开，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不可能，”他盯着我，“我的心情早已被这个我曾爱过的负心人完全破坏了，胜利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听见苏菲低沉嘶哑的呜咽声，但我不敢去看她。“今晚让我们为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干杯吧。”他高高举起杯子，一只手肘支在桌上，“我提议为痛苦地等待死亡的比尔伯参议员干杯。”
“你干杯吧，内森。”我说，“我不。我不打算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不管是痛苦的还是不痛苦的——你也不应该这样。像你这样的人更明白应该这一点。难道你不是在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吗？这不是开玩笑。为死亡干杯？真令人恶心！”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控制的冲动，大声地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举起杯子。“为了生命，”我说，“为你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我做了一个包括苏菲在内的手势——“为了健康，为了你的伟大发明。”我感觉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恳求的意味，但内森却仍阴沉着脸，无动于衷。我不知所措，感到一阵绝望，慢慢地放下杯子。我第一次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直往上窜；这怒火是慢慢堆积而成的，是内森可恶、专横的态度，对苏菲的虐待（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这种反应），还有对比尔伯的诅咒激发出来的。看见他并不响应我的祝酒辞，我颓然放下杯子，叹息道：“那么，让他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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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尔伯的死，”内森坚持说，“为他垂死挣扎时的痛苦嚎叫干杯。”
我顿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眼睛一阵发热，心脏一阵乱跳。我使劲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内森，”我说，“前不久我还曾就某一观点对你大加赞赏。我说，虽然你对南方有很深的偏见，但至少在一点上还存有一点幽默，不像别的很多人，不像纽约那些所谓的标准的开放蠢货们。但我现在明白我错了。比尔伯与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但如果你认为他的死有任何值得好笑的话，那你也错了。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
“你不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吗？”他马上插进一句，眼里闪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光。
这话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当然要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可他妈的那是两码子事儿！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就在我回答内森的话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情景简直就是我们第一天下午在苏菲房间里那一场怒气冲冲的谈话的翻版，只是内容不同而已。自从那次差点酿成殴斗的争吵之后，我错误地以为他已经放弃对南方的阴沉黯淡的陈见。他那气势汹汹、一触即发的怒气曾在那个星期六让我惊恐不已（然后好像已离我们远去），而现在却更加凶猛地向我袭来。我再次感到一阵惊恐。因为这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会得到一个友好的、要求和解的道歉，更不会有友好的拥抱。“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内森。”我又重复了一句，声音不可救药地颤抖着。“让我来告诉你吧，自从我认识你之后——虽然时间不长，还可能是错误的——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老练的人——”
“不要难为我了，”他打断我，“奉承话在我这儿没有市场。”他的声音刺耳、难听。
“这不是奉承。”我接着说，“这是事实，是我的真心话。你对南方的敌意——对我来说无异于你对它的仇恨，或至少是厌恶——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明智而有见识的人来说，都是令人吃惊的。内森，你对罪恶本质的认识太盲目，太原始，太简单……”
在争论中，尤其当争论处于白热化和趋于恶势时，我总是优柔寡断，处于劣势。我的话支离破碎，声音逐渐变小。我开始冒汗，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似笑非笑。更糟的是，我有些走神了，我在平常正常情况下所拥有的逻辑性极强的思维像小精灵一样从我的大脑中飞走了。（曾有一阵子，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律教授，像克拉伦斯·达罗那样成为法庭的主角。这一切在我转向文学之后成为泡影。）“你好像一点不了解历史。”我急促地说，声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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