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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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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幻”的罪恶——我们再次引用西蒙·威尔的话——“是浪漫和富于变化的，而真正的罪恶是那样模糊、单调和令人乏味的”。毫无疑问，这些话描绘出鲁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征及思维方式。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于汉娜·阿兰特在他被绞死几年后，还把这作为一个极富说服力的范例。霍斯很难说是一个滥施淫威的人，他并不野蛮残暴，甚至并不凶狠。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称作一个肯帮忙的正派人。确实，杰西·拉维卡，为霍斯写传记的波兰编辑，也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曾因他的难友们在霍斯滥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证而隐晦地责备过他们。“霍斯绝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拉维卡坚持说，“他有更重要的职责。”正如我们所见，这位长官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却盲目地献身于职责与使命；他因此成为一个机构里的自动装置。在这个机构里，人们如同进入道德的真空，每一个细胞里的良知和羞耻心都被清洗一净，不再是罪恶，而是如同漂浮于身外的天真无邪的幻觉。然而这种自动装置却是血肉之躯，就像你我一样；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差一点成为一个天主教牧师；那种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时袭击着他，就像无法治愈的顽症一样。正是这种痛楚，这种人道的反应在冷酷无情和绝对服从的机器人体内搅动，使得他的回忆录如此令人着迷，如此恐惧异常，以至富有极深的教育意义。
有关他的早期生活可以用一言概之。1900年出生，与托马斯·沃尔夫同年，痴迷于相同的口号：“啊，迷茫，风吹走灵魂，带来悲伤……”霍斯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德国陆军上校。父亲想让他成为一名神学家，但一次大战爆发了，霍斯那时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便参了军。他参加了中东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战斗，十七岁时便成为德国武装力量中最年轻的未授军衔的军官。战后，他加入了一个国家军事小组，1922年遇见了后来影响并束缚他一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霍斯很快折服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它的领导人，成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党的正式成员。他很快便实施第一次谋杀。这也许并不令人觉得奇怪。他被判入狱。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谋杀将是他一生的职责。受害者是个教师，名叫卡多，一个自由政治派别的头儿。纳粹认为这个组织对他们有威胁。服刑六年后，霍斯流落到一个叫布鲁斯特嚓夫特的乡村当了农夫，并在那儿结了婚，生了五个孩子。那儿靠近多暴雨的波罗的海，霍斯整日身处大片成熟的大麦和小麦中，日子便这样沉闷地过了好几年。他需要一种更刺激的生活。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在布鲁斯特嚓夫特，他遇见了从前的一个老朋友，海因里奇·希姆莱，他轻而易举地说服霍斯扔下了犁和锄头，去体验党卫军可能给予的那种令人惬意的快感。而希姆莱（从他的自传中可以发现，他本人便是一个谋杀和行刺的狂热爱好者）相信，霍斯十分适合他意想中的重要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霍斯不是在集中营中当司令官，便是做着与之相关的上层工作。到奥斯威辛之前，他最重要的职位是在达考开始的。
霍斯与一个人的关系发展最终促进了事业的辉煌。此人很快将成为他的上司：他便是阿道夫·爱希曼。爱希曼培养和开发了霍斯的天才与智慧，这些后来在《杀人的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1941年，爱希曼开始感到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麻烦。这不仅是因为这项即将来临的任务规模巨大，而且还因为“最后解决”面临很多困难。直到大屠杀开始前，集体灭绝是由党卫军在小范围内实施枪杀，但这样做导致血污遍地，很难处理且效率极低；要么就是把一氧化碳灌入密封的房间，不过这种方法的效果同样很差，而且太费时间。正是霍斯发现了一种叫裁格龙B的氢化物具有非常强的杀人威力。在对比克瑙和奥斯威辛大量出没的老鼠及其他害虫身上进行实验后，发现效果极为理想，于是他向爱希曼建议用这个方法实施大屠杀。爱希曼对此赞不绝口，迫不及待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尽管他后来否定这一点（为何每个实验者都如此保守，真令人难以明白。美国某些州用此物实施死刑已达十五年之久）。霍斯在九百个俄国俘虏身上做实验，发现这种毒气可以迅速致人死亡，是十分有效的杀人武器，此后它被扩大用于各个种族的无数的新老犯人的灭绝，但在1943年四月上旬以后只施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身上。霍斯还发明了一种小范围布雷区和高压电网，用来防止囚犯逃跑。还有，一队生性凶猛的纯种阿尔撒森狗在他的训练下成了“职业杀手”，专司将违规犯人撕成碎片之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狗员班”。霍斯兴奋之余也不无沮丧。因为那些狗在被训练得凶残无比的同时，也变得懒散和难以控制起来，并且都能十分老练地找到一个难得的僻静角落去睡大觉。但总的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极富创造力的点子已足够成功。可以说，继考科、艾尔利希和瑞金斯等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致力于对德国文化全盛时期的医学面貌的改善之后，霍斯以一种纯粹的歪曲赋予集体屠杀一个全新的概念。
从历史及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指出，战后在波兰和德国的审判中，与霍斯一起受审的奥斯威辛及其他集中营的党卫军爪牙屠夫们，只有一小部分有军人背景。然而，这并不令人特别吃惊。军人可以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现在在智利、希腊等地的证人们都能证明这一点。一种自由的谬论认为，军魂等同于真正的罪恶，并认为那是将军或上校们的特权；而军队中常犯下的挑衅，浪漫，富有戏剧性的令人激动和兴奋无比的罪恶往往是第二流的。真正的罪恶，奥斯威辛的令人窒息的模糊、单调、令人恶心的罪恶，几乎全是平民犯下的。我们可以发现，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的党卫队里几乎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而是由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组成。他们中有侍者，面包师，铁匠，餐馆老板，医生，会计，邮差，女佣，银行职员，护士，锁匠，消防员，海关官员，法律顾问，乐器制造工人，机械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货运公司老板……等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普通地方和人们熟悉的各个行业。这里需要加注一句，犹太人最伟大的历史清算者，充满智慧的海因里奇·希姆莱，只是一个养鸡专业户。
所有这一切并未被真正揭露出来：在现代社会，当局将大部分危害归咎于军队。而对霍斯来说，他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他在奥斯威辛之前的生涯中既从事农业又曾奔赴战场。证据显示，他非常乐于奉献；严格地说，他有一种执着而不屈的精神，有着任何一个好士兵不可动摇的对信念和职责的绝对服从。这些使得他的回忆录蕴含着一种悲凉的说服力。去读一读他那可恶的自白吧，人们可以相信霍斯在表白他的迷茫和忧虑时是真诚的，甚至于他在毒气室、焚尸炉或是进行“选择”，以及执行这一切时的那种暗地里的动摇也是真诚的。正如霍斯所写，在这种种疑虑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身影，那是另一个时代的军队里一个年轻的一级下士的灵魂。那时的普鲁士人所遵循的原则是光荣、骄傲和纪律严明。那男孩在成年人深陷其中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堕落面前目瞪口呆。但那是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德国。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男孩的纯真被流放到天边，荣誉消逝了，迷茫和怀疑也消失了。随着这位前党卫军支队长不倦地挥毫洒墨，无情的权威、职责的感召和绝对的服从，便成为他对自己野兽般行为所做的辩护。
但这段平静的陈述仍令人信服：“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本人并不仇视犹太人。的确，我仅仅把他们看作人民的敌人。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未把他们和别的囚犯区别对待。在任何情况下，仇恨与我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样一个处处是焚尸炉的环境中，仇恨是泛滥成灾的激情，它与单调平凡乏味的任务的性质无法共存。尤其是当一个人被所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情感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对命令的怀疑便成为空谈，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在1941年夏天，元首的卫士希姆莱命令我在奥斯威辛作好大屠杀准备，并且指示我必须亲自参加这次……最后解决……行动。我对这次行动的规模和后果没有丝毫的想法。这肯定是一个非同寻常而骇人听闻的命令。然而在我看来，……最后解决……方案背后的理由却是正确的。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考虑：我接到命令，我将要执行它。至于这次……最后解决……是否必要，我不让自己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没必要管那么多。”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就在霍斯那双细长、专注然而冷酷无情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我必须对整个事件保持冷淡，尽管那对任何一个但凡有一丝情感的人来说都是触目惊心的。我肯定不能掉过头去看别处，惟恐流露我的感情。当母亲们看见她们的孩子被送进毒气室，呼天抢地地哭喊时，我必须冷静地观看这一切……
“有这样一幕，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专心玩着一个游戏。他们的妈妈来拉他们走时，他们怎么都不肯，就连特别支队的执行人员都不忍带走他们。那母亲显然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我永远忘不了她眼里的哀求神情。已经被关进毒气室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我必须做出决定。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对值日的下士点头示意，他用胳膊一边夹着一个又哭又叫的孩子，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当然他们的妈妈也和他们一起。她默默地流着泪，神情是那样的哀怨动人。我的同情心大发，恨不得赶紧从那儿消失，然而我却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情感。（阿兰道写道：所有正常人在先天性的动物同情心的影响下都会产生肉体的痛苦，问题是如何克服意识中的这种同情。常用的方法……十分简单而且有效：转移这种本能，调整它们指向自我。于是凶手不会说：……我对这些人干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而往往是说：……我不得不履行职责，执行命令，去看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简直不堪重负了！′：”）我不得不看着所有的一切。我必须一小时一小时地，没日没夜地看着尸体搬运和焚烧，以及拨下牙齿、剪掉头发等等令人恐惧的没完没了的全过程。我不得不在大堆大堆的尸体被拉出焚烧恶臭熏天的地方坚持到最后。
“我还必须通过观察孔观察毒气室里的死亡全过程，因为医生们要求我这样做……元首的卫士把各个阶层的代表以及党卫军的军官们派到奥斯威辛，这样他们就能亲眼目睹对犹太人实施最后集体解决的全过程……他们反复询问我和我的手下，如何能持续观看这种……作业……，又是如何忍受下来的。我的回答一成不变，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必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必须使人类的所有情感硬如坚冰。”
但即使是花岗岩也会被此情此景所溶化。震动，沮丧，忧郁，焦虑，怀疑，内心的震颤，无法理解的痛苦，所有这一切压倒了作为凶手的霍斯，使他产生了一种逃跑的冲动。他陷入一种境地，一种超越理智、神智、信念的恶魔境地。然而他的声音却充满悔恨与哀伤：“自从奥斯威辛大屠杀开始之后，我便不再有快乐……如果受到某件事情的触动，我便害怕回到家里去面对我的家人。我会一直骑着马到处游荡，直到我忘掉那些情形。在夜晚我常去马厩，在我心爱的马匹身上寻求慰藉。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欢快地游玩，看见我妻子高兴的样子，我总会想，这幸福会持续多久？我妻子决不会明白我的这些阴暗的情绪，她只会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不顺心所致。当然，我的家人在奥斯威辛得到很好的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都得到满足。孩子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妻子的花园简直是一个鲜花的天堂。犯人们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表示友好以引起他们关注的机会。还没有一个犯人说过在我家里受到过任何的不良对待。我妻子总是很乐意给任何一个与我家有一点点关系的犯人送一件礼物。孩子们也常为犯人们向我讨要一支香烟。他们尤其喜欢那些在花园里干活的犯人。我们全家都对农活、动物由衷地热爱，每个周末我都会穿过农田去马厩看看。我们也会到养狗场瞧瞧。我们的两匹马和一头马驹非常可爱。孩子们总爱把它们带到花园里。犯人们总要带些小动物给他们，比如乌龟、貂、猫和蜥蜴什么的，他们总能在那儿发现一些新鲜有趣的玩意儿。夏天他们在花园的池塘或索拉河里戏水。但他们最高兴的还是他们的爸爸能和他们游玩，可他却几乎没有时间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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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秋，苏菲来到了这座令人陶醉的村舍。当时正值夜晚，从比克瑙焚尸炉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使位于一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的德国司令部焦躁不安，他们担心焚尸炉的熊熊火光会引来敌机的袭击。白天，焚尸炉产生的黑色烟雾已将那金色秋天里的阳光完全遮掩。花园、水池、果园、马厩和作篱笆的灌木丛中弥漫着无从消逝的人肉燃烧形成的雾霭。我已记不得苏菲是否告诉过我有关霍斯陈述的真实性。她在司令官家中作短暂停留时，正如他所声明的那样，像别的犯人一样没有受过任何虐待，尽管这事到头来并不值得庆幸。
第七章 竭尽全力的治疗
“所以，斯汀戈，也许你现在明白了。”苏菲在公园里的第一天对我说，“内森是如何救我的。真不可思议！当时我病得很厉害，很虚弱，晕了过去，这时他来了——怎么称呼他的——迷人的王子，是他救了我，而且是那么轻而易举。你瞧，就像魔法一样，好像他用一根魔杖在我身上一挥，我便好起来了。”
“这花了多长时间？”我问，“那两次中间隔了……”
“你是说内森发现我那天之后？哦，几乎没花什么时间，真的！两周，三周，大概就是这么久。喂！走开！”她朝那只最大最凶的天鹅扔去一块小石头，它一直在我们的野餐旁虎视眈眈。“滚开，讨厌的家伙！你真是一个恶棍！过来，泰德乌兹。”她朝她最喜欢的浑身脏兮兮的那只天鹅小声地咯咯叫着，用一块碎面包逗引它过来。那只天鹅浑身乱糟糟脏兮兮的，犹豫着摇摇晃晃地向她走来，可怜兮兮地斜着眼睛朝这边看了一眼，开始拣食那些碎屑。我认真地听着，尽管我的注意已开始转向离岸不远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即将来临的与性感的莱斯丽的幽会吧，我的情绪在狂喜与焦虑之间徘徊。我试图减轻这种感觉，便喝下了好几听啤酒——这有违我为自己制定的纪律，即白天及工作日不喝酒，但我确实需要什么来压抑住这种迫不及待的期盼，以使我那狂跳不止的脉搏能稍稍减缓。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离约会时间还有整整六个小时。这太令我沮丧了。天空中漂浮着彩虹般的云彩，就像迪斯尼五颜六色的蜜饯，平缓地朝天边慢慢游去，将缕缕阳光洒在我们那块绿草萋萋的小小半岛上。我们坐在那儿，苏菲讲着内森的故事，我呢，则认真地听着。远处，从布鲁克林方向隐隐传来汽车的阵阵喧嚣。
“内森的哥哥叫劳瑞，”她接着说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内森很崇拜他。第二天，他带我到劳瑞在森林山的诊所去见他。他为我做了一遍仔细的检查。他一边检查一边说：”我想内森的诊断是对的——很准确。他在医学方面很有天赋。‘但劳瑞也不能确诊。他认为内森对我的缺乏症的诊断是对的。我当时苍白得吓人。我告诉他我的所有症状后，他也认为我肯定是缺什么东西，但他必须确定缺的是什么，于是他与他的一个朋友约定了一个会诊。那人是哥伦比亚医院的一个专家，是一个’缺乏学‘专家，不……“
“是一个专门研究缺乏症方面的专家。”我猜测着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很对。这位医生叫沃沦·哈特费尔德。战前，他和劳瑞一起学医。当天我们就一起开车去了他那儿。内森和我一起去纽约见哈特费尔德医生。内森借了劳瑞的车，带着我驶过大桥，直奔哥伦比亚医院。嗬，斯汀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开车去的医院。劳瑞的车没有车顶——嗯，也就是敞篷车。自从在波兰长大成人后，我一生中都在梦想着坐在这样的敞篷车上飞驰，就像我从电影里或画报上看见的那样。这真是太没出息了，是吧？就只想乘篷车飞驰，一次即可。但现在，在这美丽的夏日，我和内森一起开着车，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吹着我的头发。这一切太奇怪了。我当时还很虚弱，但感觉好极了！我明白是什么让我好起来的，那就是内森。
“我记得那时刚过中午。除了在晚上乘地铁去过曼哈顿，平时我还从未去过。现在在白天，我第一次坐在敞篷车里，从车上看哈得逊河，看摩天大楼，以及明亮的天空中来来往往的飞机。真是太奇妙、太漂亮、太令人兴奋了。我差点就要大叫起来。我从眼角瞟了一眼内森，他正滔滔不绝地讲着劳瑞，讲他这个医生哥哥的了不起的那些事；然后他又讲起医学。他如何敢打赌他对我的诊断是对的，如何治疗等等。我们正朝百老汇驶去，我看着他，不知该如何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我想你会把它称作什么？——崇敬。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英文词。我崇敬眼前这位甜蜜、温存、和善的男人，他将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让我好起来。他是我的救星，恩人！斯汀戈，就是这样，我从前从未有过什么恩人……
“而且，他真的对了。我在哥伦比亚医院住了三天，哈特费尔德医生对我做了一系列检查、测试，证明内森的判断是对的。我严重缺铁，嗯，当然还缺其他元素，但都不太重要，主要是缺铁。在我住院的那三天里，内森每天都来看我。”
“你对这一切感受如何？”我问。
“你指什么？”
“唔，我并不想打探什么。”我说道，“不过你所描述的是我所听见的最离奇、最美妙的旋风式奇遇。毕竟，你们那时还只是陌生人，你并不真正了解内森，不知道他的动机。只有一点，他显然被你迷住了。”我顿了顿，又接着慢慢说道：“苏菲，如果我的问题太涉及个人隐私，你可以打断我。只是我这人总是想知道当一个令人敬畏、有魄力的迷人家伙出现，就像他那样，并开始和你在一起——嗯，我又要用那个字眼了，把你弄得神魂颠倒时，你们女人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的脸在沉思时显得很迷人。然后，她开口说道：“确实，我当时很困惑，我有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和任何的……我该怎么说？”她又停顿了一下，思索着用什么词，“——和任何男人有过接触，任何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那时并不在意这些，那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我太在乎我以后的生活。我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只知道内森救了我的命，我并没想以后会发生的事。哦，我想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为这一切欠了多少帐。但是你瞧，斯汀戈——现在看来十分好笑——所有这一切都与钱有关。那才是让我困惑的事儿。钱！在医院里，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想：瞧，我现在住在单人病房，哈特费尔德医生一定花了好几百美元，我以后怎么还呢？我胡思乱想，产生了许多怪念头。最坏的一个打算是去找布兰克斯托克借笔钱。他会问我原因，我不得不告诉他是为了治病，而布兰克斯托克肯定会十分生气，因为我找别的医生看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布兰克斯托克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内森更不理解。不管怎么说，我不想伤他的心。我为钱做了许多噩梦……
“哈，其实根本无须为任何事心烦。内森负担了一切费用——总得有人付——当内森付钱时，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事使我觉得窘迫和害羞了。我们相爱了，这使一切事情变得简单起来。而且也不用付什么钱，因为劳瑞不肯收钱。他当然不会。而哈特费尔德医生也没让我们付费。吃下许多含铁的药丸后我开始康复，我要做的便是像玫瑰一样去开放。”她一下子住了口，一丝笑容从唇边溜出，“记住用动词原形！”她学着内森的教师派头，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不要说‘去开放’，只需说‘开放’！”
“这真不可思议，”我说，“我是说他得到你的方法。内森应该是一名医生。”
“他曾经想来着。”她停顿片刻，喃喃地说，“他曾十分想当一名医生。”突然一瞬间，她变得有些忧郁。“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她又加上一句。这时她脸上一阵苍白，掠过一丝紧张的神情。
我察觉到这种情绪的突变，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相识的最初几天的甜蜜回忆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某种烦扰，痛楚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她的脸色阴沉下来，笼罩在一片阴影里，原来正巧有一片圆圆的颜色奇怪的云遮住了太阳，使我们感到一阵秋日的凉意。这种巧合极富戏剧性，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说作者来说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她打了一个寒战，赶忙站起身来，背对着我，用两条赤裸的手臂把自己的身体紧紧抱住，好像刚才那阵微风吹进了她的骨髓。我不知该怎么做——她忧郁的神色和这种姿势都让我不知所措——我想起五天前的那个晚上，我无意中碰见他们俩的情形，想着还有多少事情与这有关。比如说莫里斯·芬克，他曾看见并对我描述的那场可憎的表演——他所看见的暴行：她倒在地板上而内森却还在殴打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我都看见苏菲和内森出双入对，“迷恋”一词似乎成了他们关系的本质中一个苍白无力的描述，而这一切又怎样解释呢？每次苏菲谈起他时都是那么动情，为他的温柔和善良而感动不已，眼里总闪着泪光——而这充满热情的圣徒一般的家伙几天前却在耶塔的公寓门口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恐怖分子。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愿多想这些，因为那片云彩还在继续向东飘移，阳光又一次洒在我们身上；苏菲笑了，仿佛阳光把她的忧郁一扫而尽。她把最后一点面包屑抛向泰德乌兹，说：“我们该回去了。”她兴奋地大声宣布说，内森为他们的晚餐买了一大瓶勃艮第酒，她必须去位于教堂大街的A&； P商店买一块上好的牛排来下酒。做完这个以后，她会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与《熊》继续搏斗。“我很想见见这位威廉·福克纳先生。”我们慢慢走回公寓时她这样说：“告诉他说他总是让波兰人读得很困难，特别是当他没完没了地说着一个句子的时候。不过，斯汀戈，那人怎么会那么写书呢！我觉得我正身处密西西比河。斯汀戈，将来某个时候你愿意带我和内森到南方去看看吗？”
我走进我的房间，苏菲那活泼的身影也已不见了，莱斯丽·拉普德斯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大脑，像一把大锤敲击着我痛苦的心。我曾傻乎乎地想，那天下午，在我们约会前的时间里，我要按惯常的作息时间做点正经事，也就是说给南方的朋友写几封信，或在笔记本里涂上几笔，要么就干脆躺在床上看书，但似乎都很难如愿。
近来，我被《罪与罚》深深吸引，尽管我的作家梦想也因这本书令人惊叹的广博与复杂程度而深受打击。但我仍用了好几个下午的时间，带着敬佩的好奇心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我的好奇心大部分只是与拉斯科尼可夫有关，他在圣·彼得堡苦恼而丰富的经历（除了谋杀）与我在布鲁克林的遭遇何其相似。它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不是出于好玩，而是十分严肃的，这一点令我吃惊不小——假如我也沉溺于制作一次带有玄学意味的谋杀，比如说把刀子刺入一个像耶塔·齐墨尔曼一样的无辜的老妇人的胸膛，不知会对我的肉体和精神产生怎样的后果。我认真思索了一遍。这本书强烈迫人的观点使我退缩，然而每天下午它的吸引力又最终不可抵挡。可莱斯丽·拉普德斯夺走我的智慧，俘虏了我的意志，那天下午，我没碰那书。
我也没写信，没在笔记本上涂上几句诗文——从讽刺诗到启示录，我都从风格上模仿塞里尔·康纳利和安德烈·纪德——用这个办法我可以使自己尽快开始记日记。（很早前我曾将我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东西毁了相当一部分，只留下了一百多页具有怀旧价值的杂记，其中包括写莱斯丽的部分和一篇九百字的杂文——在那些满载焦虑与深思的日记中，这篇东西令人称奇。它是有关性用品的“功过是非”的。显然，这是我在试用各类润滑剂后写下的，我记下了它们各自的特点，比如磨擦系数、芳香度等等。“象牙雪花”成为优胜者，因为它可以在常态体温下轻易溶化成乳状。）不，我不愿再受良心以及加尔文工作道德的束缚，而且尽管我并不疲倦，我仍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呆呆地躺在那儿。我意识到几天来的发热已使我的肌肉开始抽搐，这样大动感情很容易患病的。我横卧在床上，六英尺长，全身欲火中烧。每当想到莱斯丽，想到几小时后她就会一丝不挂地蜷在我怀里，我的心便狂跳不止。我已说过，这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也许会有生命危险。
当我躺在那间散发着薄荷糖般光线的房间里，下午的时光悄悄过去。与我的晕眩相伴的是一种近似疯狂的半信半疑的情感。请记住，我仍然是童男，这更让我有种梦境般的感觉。我将不仅仅只在爱的边缘徘徊；而即将启程前往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宁静之地，一个黑暗的神秘领域。我又一次想起（这些声音有多少次在我的心中响起？）头脑简直而十分性感的莱斯丽曾说过的那些话。当我这样做时——脑海中便浮现出她那温润肉感的嘴唇，闪闪发光、校正得完美无缺的牙齿，还有冒着唾沫星的嘴角，似乎这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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