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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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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的善心菩萨看到，而且记下了车牌。
该朋友被善心菩萨救醒后，说了一句电台的电话号码，即又昏迷，现在仍躺在徐外科医院受其穷罪。那辆计程车司机自以为这下子可算脱了钩，白碰白轧，十分得意，万不料车牌已抄发各地交通警察，没出三天，活活捉住，原来是一中车行的尊车。
——顺便建议各位读者老爷，以后如遇到一中车行的计程车，看它远远而来，千万早一点爬到树上，万一附近没树变与突变等关系；化学运动与物理、生命诸运动的关系等。3。，爬到电线杆上也可以，否则把你撞得筋断骨折而又跑掉，就不好意思啦。
美国的车祸，如果撞伤了人不顾而去，是以谋杀论罪的，至少有五六年的牢狱之灾。中国流行说不准学，该司机老爷如何判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一中车行老板迄今为止，还没有照过面，他阁下大概是江湖大学堂出身，反正是反正啦，随你的便。
徐外科医院就在马偕医院附近，凡是被车撞而又逢马偕医院恰好客满时，就地取材，都送到徐外科。仅这几天工夫，据说徐外科就抬进来五六个鲜血淋淋的倒楣分子，都是计程车的成绩。柏杨先生颇有点怦然心动，打算凑几十两银子，在徐外科隔壁开一个柏外科，等徐外科客满时，我就可以大批收容，一则发点小财，二则既然政府对车祸没办法治本，理应帮忙治治标。
台北计程车简直成了疯卫兵，在街上横冲直撞，杀气震天。按规定市区内行车时事不能超过四十公里，我敢赌一块钱，恐怕没一辆计程车不超过四十公里的方能把握事物之真相。著作已佚。今人钱穆认为，《吕氏春秋，不要说四十公里，能开在六十公里以下，就很文明啦。原因当然很多，主要的似乎仍是赶时间拉生意，所以马路上超车的几乎全是计程车，从小巷子猛冲出来的也几乎全是计程车，而且说停就停，说拐弯就拐弯，好像马路是他自己家的。
计程车闯祸的结果固然是被撞的人吃亏，但司机自己也不见得就安如泰山。有位朋友，倾家荡产，凑了几万元，又向人高利贷借了几万元，买了一辆计程车，挂名在开发车行，刻苦经营。有一天，也是晚上，还下着毛毛小雨，客人要一辆车去新竹，大家都不愿去，为了多赚几文，他阁下就去啦。结果在新竹附近，跟一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英勇地撞上，车子粉碎人也粉碎，剩下哭哭啼啼的孤儿寡妇，真是何苦来哉。
更可怕的事
减少车祸的唯一方法是严守交通规则。洋人车祸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酗酒，这一项在中国并不常见，所以我们的车祸应该比较少才对，不过因为中国人有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车祸反而更高。这是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特殊的部分，一种牢不可破的肤浅和虚骄。稍微有点成就，就伟大不掉；稍微有点头脸，就表演特权；稍微会走啦，就自以为他随时可以飞。于是乎，不过只有一千公里的开车经验，就自以为车子在他手中能横着走。常看到有些司机老爷，口衔香烟，两眼眯成一条缝，沾沾自喜于他的技术和车子的性能，一起步就六十公里，而且故意地以分毫之差，擦过行人或别的车辆，真教人连昨晚上吃的番薯都呕出来也。
但我们也不能专门责备司机，比汽车更要使人冒火的还有别的——若机器三轮车焉，若摩托车焉，若人力三轮车焉，最后还有行人焉。机器三轮车比计程车还可怖，若干年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长李蕴权先生，就是丧生在机器三轮车之下。它可怖的地方是煞车不行，它所以说撞上就撞上，非不煞车也，而是煞不住也。一种机器推动的玩艺，纯靠手煞车的力量去煞那可怜的中柱，好像用麻绳去拴飞机一样。这种车最好禁止，如果不能禁止，则政府应该帮助它把煞车弄结实，尤其机器三轮车后面有两个突出的直角钢架，小伙子开得兴起，忘了钢架，呜呼，真不敢想。
摩托车现在也要考驾驶执照啦，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规定五十西西以上的才考，于是商人就推出来一种四十九西西的。我想考也可，不考也可，考起来只不过使监理所的威风更大，晚娘脸更凶。但要考的话，似乎应该规定，就是一西西半西西的也照考不误，以求安全。不过主要的是，应该加强管理。有些烧包朋友，骑着那玩艺就像骑着飞弹，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作“之”字形飞驰，认为他那玩艺除了上天之外，简直啥都可以办到。还有些“全家乐”朋友，前前后后，坐满了人，“喀嚓”一声，死亡的死亡，断腿的断腿。嘉义有位先生载着母亲撞死；台北中山北路昨天就又发生一桩，一个家伙，带着太太和四个孩子，全部报销。这种乱坐人的节目，必须取消，天下才能太平。
人力三轮车比较收敛一点，而且淘汰之期，在所不远，车夫朋友，也都支持一天算一天非本质之分，本质属性和事物是同一的，没有它，一物就不，但愿他们早日转业。不过有些地方，也能气出鼓胀来。
说来又话长，今年（一九六七）年初时候，一位朋友开了一辆车经过台北南京东路，偏偏一辆三轮车竟然踏上快车道，遇到红灯时，它领头停下，该朋友忍不住心头之火，就用保险杠照三轮车的屁股，那么轻轻一顶。三轮车夫回头一瞧，一语不发，把三轮车踏到慢车道，下了车，转过玉体，又回到原处，把袖子一卷，读者老爷莫急，他袖子一卷不是打架，而是就往该朋友车前一躺，结果花了五十元才买他爬起来。
另有一件供贵阁下娱乐的事，发生在前年夏天，柏杨先生于该天到台北厦门街找朋友借钱，就看见了一幕。一个眼看就要倒楣的家伙，开着他的老爷汽车，停在平交道栏杆外面，恭候火车通过。他倒是没有撞人的，可是，他不撞人，人却撞他，一辆风驰电掣的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来，煞不住车，从旁边擦过，勇敢地撞到该老爷汽车的车头上，车夫先生的袖子被粉碎了的照后镜刮破，当然也流出来一点尊血。好啦，这就够啦，他下了三轮车，悲惨哀号，好像美国印第安人已驾临台北，要剥他的头皮。人群闻声云集，一齐怒吼曰：“你们有汽车的人没有一个讲理的，把人撞成这个样子，还不在乎呀，拉下来揍他。”该倒楣分子只好赔了一百二十元。
这两个故事使人垂头丧气，南京东路那么一撞，当然欺人太甚，但三轮车踏到快车道上，同样也欺人太甚《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而快车道上突然出现了三轮车，三作牌却没有看见，就未免难为情啦。厦门街一剧，证明中国人已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只论强弱，不论天理国法，穷苦的三轮车夫如此，蠢血沸腾的群众如此，二抓牌不用说，更是这个调调。呜呼，除非你有势，你就很难有理，有理也没处说，说啦也没有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按事实判断是非，只按直觉判断是非。脚踏车撞了行人，脚踏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三轮车，汽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行人，那就更没有个完。
同样情形，行人不守交通规则也是车祸的主要原因。一个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腿，最好走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路，要走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路，似乎就得换上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腿。有些朋友走路就好像得了低头疯，《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逛庙会，形容曰：“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低头疯则是“他不看车子”，如果再碰到“车子也不看他”，就头破血流矣。
轧死活该
在农业社会中，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普通一个县城，来来往往，不过那么几个人，而且都是步行，你撞我一臂，我碰你一肩，没啥了不起。偶尔有个骡车经过，立刻万人瞩目，早就避开啦。同时骡车的速度比起汽车，简直不能比，即令没有远远避开，临时一跳，也还来得及。这还是较大的城市，如果较小的城市，像甘肃河西走廊的那些县份，若山丹，若玉门，在士字路口站了半天，都难看到一个走动的影子，景象凄凉，更不在话下。在这种马路上，当然怎么走都可以，直走固没人说啥，横走倒走，也悉听尊便，除非“咕咚”一声掉进水沟里，不会有其他祸事也。
有些人到了纽约，有点不惯，有些人到了台北，也有点不惯，不要说噪音能把人吵疯，仅只到大街上走那么一趟，他的尊腿如果仍是十八世纪的腿，他就得十分痛苦。现代的尊腿在穿过马路时，就得跟贼先生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身手利落，当机立断，如果仍坚决地复古，安步当车，早晚会有一辆汽车感动得猛吻他阁下，以示拥戴。
报上说警察局已对十八世纪的腿，采取行动，有若干乱走的朋友，被罚扫大街，这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处罚。但柏杨先生不赞成扫大街，盖扫大街类似体罚，于法无据，而执法者要面对着受罚者，势必严重地伤害了受罚者的自尊心，会结下无聊的仇恨，产生无谓纠纷。而且一扫就是几个小时，等于妨碍自由——而且是侮辱性的妨碍自由。只要罚钱就行啦，这比挖他的肉还要使他心痛。有人说，罚钱有缺点，有钱的朋友根本不在乎。我想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一个拥有三千万元的亨崽之辈，罚他一块钱当然不在乎，但罚他两千五百万元，他就在乎啦。当然，法律上不可能罚这么多，但可以罚到最高额。它主要的好处是只教他心疼，而不会引起他对三作牌私人的反感。一个十八世纪的腿，经过两次严重的款，准能把它变成二十世纪的腿。
柏杨先生忽然想建议立法院，应该制定一条法律，凡二十世纪的汽车撞到了十八世纪的腿者不罚。给汽车司机颁一面锦旗似乎不像话，但总不能罚，盖错不在他也。社会上必须有是非转化矛盾双方之间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因为外在的大小不同，连是非就跟着变。
仍是一句老话，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车祸就绝对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四十公里的时限是随时可以煞车的，凡煞不住的都是超速。行人如果有两条二十世纪的腿，他就不致晕晕忽忽，乱闯乱荡。
中国同胞撞伤或撞死了人，往往撒鸭子就跑，而美国同胞便很少这种现象（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请别抬这种瞎杠），非美国同胞全是神仙，中国同胞道德沦丧，而是有两种原因，使美国同胞比较厚道也。一曰，他们在车祸中可以得到是非的判断，司机老爷不怕不可理喻主义，只要有理，他跟被撞的家伙一样，同受法律和舆论的保护，不会像在中国，只要汽车撞了人，司机就铁定地要倒楣。二曰，美国同胞样样有保险，一切都由保险公司负担。呜呼，一个司机老爷，月薪能有几两银子？不小心出了节目，真是哭皇天都没有用。前些时一个小孩子被撞驾崩，除了棺材费外，还赔了四万元，一个司机要想赚到四万元，恐怕得四年的时间不吃不喝。如果没有撞死而只撞伤，麻烦似乎还要更大，司机老爷惊恐之余，把鲜血淋淋抱到台大医院急诊室，而台大医院是有名的杀人找不到凶手的地方。古人有先礼后兵之法，台大医院虽然是国立的，却是先钱后医。司机老爷当下就得卖裤子，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仅医药费就受不了，仔细一想，还不如当初一溜了之。正因为后患无穷，所以有些司机老爷能溜就溜，假如每辆汽车都有意外保险，他就实在没有溜之的必要，盖无孔不入的保险，能使人类善性的本质，得到鼓励和发扬。
我们的人寿保险，已出了花样，产物保险，也非常奇怪：嘉义大地震，保险公司竟然联合拒付；宜兰大火获、效果和事实。把理论、概念看作是行动的工具，是人在，保险公司也竟然联合拒保。说出的理由一火车都装不完，其实两句话就包括尽啦，曰：“万方有罪，罪在客户。”汽车保险有没有撒赖的，柏杨先生不知道，将来如果好运当头，当再向各位读者老爷介绍。
嗟夫，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基本规范，这规范在外行人看来，既稀松又平常，但在本行业之中，却十分严重，不但十分严重，而且关系着该行业的兴衰。当这些基本规范或被制定为法则，或被容纳于行为，成为本能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被遵守的情形，来判断当事者的价值和分量。
好比说吧，“盗亦有道”，强盗朋友对局外人固然吹胡子瞪眼，乱搞一通，但强盗朋友自己人之间，照样讲道德说仁义。皇帝老爷坐在金銮殿上，固然用道德仁义要求他的臣民，强盗老爷坐在忠义堂上，也同样用道德仁义衡量他的伙伴。你阁下一旦走投无路，身无分文，计划偷点什么，想跟柏杨先生光荣合作，由你阁下摸进大门猛俘，由柏杨先生在墙外把风，我如果灵机一动，接了两件钻石项链之后，一瞧三作牌来啦，连暗号也不打，就脚底抹油，而把钻石项链下了腰包，恐怕你阁下捅我刀子时，就义正辞严。
——强盗不遵守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强盗。
抄风和套风
文坛上也是如此，作家学者虽不是强盗（这可能不是说作家学者的人品比强盗高，而只是说作家学者们的胆量大多数都比强盗小），但作家学者们也有基本的立身之道。不管写得好也罢，写得坏也罢，写的是哥哥爱妹妹鸳鸯蝴蝶派也罢，写的是谁看啦都出汗的现代派意识流也罢，有一点必须要大义凛然的，那就是，不能当文抄公或文套公，不能抄别人的作品，也不能套别人的作品。再名震世界的作家，一旦发现他的作品是抄别人的，或套别人的，他就砸锅矣。以莎士比亚先生之尊，当然举世无匹，谁提起他都会脱帽致敬的，可是一旦泄了底细，他的作品竟然都是——不要说都是啦，只要有一两篇被证明是抄他老友柏杨先生的，他就得卷铺盖。
自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二十年来，抄风和套风颇为茂盛，有些是抄古人的（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顶多是○○年代“古”），有些则是抄三○年代的，大概英雄欺人，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该秘本。万万料不到，文字的流传，无孔不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人”之书，台湾有时候偏偏也有。而大陆出版的“今人”之书，台湾虽没有，香港却有，日本也有。运气不济时，碰到该死的好事之徒，一对一照，就露了原形。一九五○年左右，有位朋友还用其抄品，不断地得什么奖，后来有人恼了火，该朋友遂丢了官，一直倒楣了十五六年，最近才算复兴。但这个活例子并没有使利欲熏心的朋友得到教训，该抄仍是照抄。
抄品大都限于理论，如果死缠活缠，还可缠出来一点理。至于创作，就无抄矣，但虽不能抄，却要以套，一套就是一本，比小孩子玩尿泥还兴趣盎然。这种例子，如车载斗量。再过些时，柏杨先生一急，真打算列出一张表来，以便读者老爷引经据典。呜呼，军人不能冒功，文人不能抄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当一个文人，可以偷，可以抢，如果走桃花，也可以乱爱，甚至乱爱得刀光血影（当然，最好不要刀光血影），如果大发雷霆，也可以杀人，甚至也可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但是，绝不可以抄，也绝不可以套，为了急于成名，或为了急于弄几两银子，猛抄猛套，天老爷注定他要坍台。
——作家学者，不遵守作这学者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作家学者。
保险这一行业最崇高的境界，应该是一旦付保险金时，不但付得迅速，而且付得痛快。喝人血的那种地头蛇想法，固然顽劣，就是缠到最后，虽然不得不付，大概心里始终觉得别扭，那股办不完的手续，也属于耍赖。据说有些保险公司在付保险金时，好像该倒楣客户故意坑他，就心怀不共戴天之恨，能凶就凶，能刁就刁，倒楣分子或倒楣分子的亲属，哭哭啼啼去领钱时，就好像抽了他娘的脚后筋。
在一个有理可喻的国度时，保险公司是以“迅速”“痛快”为号召的。有一则小幽默可以启示他们奋斗的目标：在某一个场合里，两家保险公司经理碰面，甲经理曰：“敝公司是美国第一流的，客人上午断了气，中午就把保险金送到他尊府。”乙经理嗤之以鼻曰：“天乎，这慢成啥啦？昨天有位客人从十八层楼跌下来，经过七楼敝公司窗口时，我们就把支票塞到他喊‘哎哟’的嘴里。”
中国小民是被欺弄惯了的，如果遇到这种硬塞的镜头，不跌死也会笑死。即令上个月出来，下个月拿到钱，就喜欢得昏倒到保险公司的柜台上。这故事应作为中国保险公司的座右铭。有一点似乎清考虑的，发财的道路很多，走正路照样可以发财，不一定非走歪路不可。喝米汤照样可以长得又白又胖，不一定非喝人血不可。保险公司如果用“迅速”、“痛快”建立信誉，它的业务同样兴隆，逞凶耍赖，只是杀鸡取卵的眼前欢，中国人事业所以到处都是昙花一现，而很少立百年之基的（更不要说万年之基啦），虽是个人悲剧，也是国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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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不遵守保险业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保险公司。
报上有一则关于车祸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凡车祸发生后，司机停车救人的，应减轻处罚。呜呼，这是一个好意见，提出这意见的先生，柏杨先生应向他作一个大揖。不过我真是越活越两眼漆黑，今天才知道法官老爷过去对停车救人的司机都是下了狠心的。记得十五年之前吧，有一位军车司机，在台北街头撞倒了一个孩子，把他抱到医院求治，但孩子仍是死啦，该司机竟被游街枪决。嗟夫，他阁下如果当时跑啦，查出捉回，又该有啥更严厉的处罚乎哉？对肇祸逃走的司机，理应严重地处罚，甚至五马分尸，都未尝不可，但对停车救人的司机，应视他当时的行为，给予减轻，而且在录取了口供之后，立刻交保。中国很多立法委员和很多法官老爷的心理，似乎只会逼得人必须重复犯法才会安全，这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前曾言之，行贿受贿同一处罚，不但根绝不了红包，反而使贪污分子更猖獗，使官场更腐败，真不知立法的人脑折纹里，啥时候塞上石炭的也。
新年快乐
阳历年元旦终于过去，由一九六二，跨进一九六三，如此大变，快乐之人自然应运而生，姑且举出几种，以质国人。
一
第一种快乐之人，乃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案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堂堂中国，割据我堂堂宝岛台湾，凡五十年。经过了八年抗战，打得一塌糊涂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同社会，总算吐赃似地把台湾吐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统统加以铲除，十三年来，颇著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维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谓“年终奖金”。盖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年终”什么的廖说，当一个公教人员，能够献身救国救民大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还要啥奖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残余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亏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把年终奖金之制取消，这又是公理战胜强权之一例，真是快乐得很也。
去年初冬，报上载有各方面酝酿要求恢复年终奖金的消息。柏杨先生看啦，龙心大怒，如果这种侵略残迹竟可恢复，则啥侵略残迹不可恢复乎？幸大人先生择善固执，不为所动，邪谋未能得逞；否则，人人在最后年关，都捞一笔，算啥体统？如今元旦已过，铁的事实终于毁灭那种一定发年终奖金的恶毒谣言，柏杨先生乃额手称应。其实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相信也会跟我一样非常高兴，现在孔孟学说大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君没有听说圣人之一的颜回先生乎？穷得连枕头都没有，枕着胳膊，还欢欢喜喜地唱歌哩。我曾经到过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说最穷，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条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沟里捞菜吃，八十岁的母亲辗转床上，已四年之久，无钱送医。可是，他们竟赫然有一个枕头在焉，比颜回先生高级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乐，其蠢固如猪也。不过因孔孟学会成立，朱熹先生阴魂复活，再加上取消年终奖金之故，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气质变化过来，一定会快乐一阵。如果仍有执迷不司，非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可之辈，无疑地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家伙，属于“没有办法阶级”，为柏杨先生所不喜，自亦为国人所共弃《法门寺》刘瑾先生不说是说过乎：“桂呀，拉出去给我哗啦了吧。”际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际，真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二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我们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他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禁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母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地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着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如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官他们之间真有一分友情，不致这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书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复，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四处乱寄，岂不是惹得秘书先生又要蠢动乎？新年已过，圣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书先生放下写贺年片之笔，虽成不了佛，其快乐固差不多也。
三
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其快乐也是无穷的，那就是脚踏车上没灯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世界上最紧张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憧憧，细语切切，神秘恐怕，好像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一旦看见一个没灯的脚踏车贸贸而来，一声呼哨，蜂拥而上，那家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顿猛训，然后是一笔罚款，不服气的话，则警察局。呜呼，骑脚踏车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动物，自然掏钱消灾。柏杨先生前些时借了一辆，骑着去看耳朵（最近听觉不太灵光，真是老矣），那个该死的磨电灯，早不坏，迟不坏，偏偏走到埋伏阵地时坏啦，刚推着走了两步，三作牌一跃而出。我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笑容满面，但那无济于事，仍是付款结案。
有人造谣说罚的那些钱除了一部分缴库外，剩下的大家瓜分，显然是恶意中伤，我誓死不信。盖查灯完全是爱民措施，你要是不燃亮，一下子骑到公圳里怎么办？故抓得起劲，乃是热心公务。我们这里说了半天，不是批评谁对谁不对，而是说，新年一过，买不起车灯的铁马之士，可以喘一口气，身上的细胞，留待过端阳节再紧张可也。
（柏老按：贺年片之灾，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延续数年之久，天怒人怨，一九六○年代末期，始销声匿迹。今天回忆当年官场百态，恍然若失。）
拜年之风
一九五四、五五年阳历年时，除了如仪放假，没啥特别的。到了一九五八、五九年阳历年时，花样就出来啦，贺年片好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苦了小职员的手和邮差老爷的腿。因为是依册照抄之故，所以死了的人照样也被头脸人物恭祝新喜而素不相识，不但见面不相识，就是挖了祖坟也不相识的家伙，也会突然寄上一张。如果是搞政治闹选举，还有得说，偏偏大多数不过一个小小官崽，连个省政府的二级单位都够不上，却作俨然状，教秘书乱写，实在是无聊加无聊。经大家一阵呐喊，这些年来，盛况已大不如前。柏杨先生虽然还是照寄，但也正在打算——可以说简直是已经决定啦，假如我老年人家还有得活的话，以后阳历年不再寄贺年片，而等到阴历年时寄，盖阳历年乃新式之年，毫无年味，阴历年才算年也。
今年阴历年拜年之风，远逊往昔，如此下去，将来恐怕一年更比一年淡矣。这种现象是好是坏，现在还言之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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