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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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
　　写到这里，敝肚又作伟大状，胀起来啦。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一定露一手教各位读者老爷瞧瞧，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示一下范。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奇怪勇气，不畏人言，拭目以待可也。
　　报案捉贼
　　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原来设在新生南路仁爱路口，可是偏偏我失窃的前几天，它乔迁到一条巷子里，找了半天才算找到，门口红灯如故，不由就心跳如捣，盖柏杨先生天纵英明，对派出所分驻所之类，尚不在乎，但对分局以上，可以随意修理人的衙门，却感紧张。我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又急又怕，恰巧碰见一位朋友，寒暄之余，他曰：“分局长正在门口哩，我介绍你晋见。”一听说可以面见分局长，真是受宠若惊，急忙上前含笑鞠躬。分局长看了我的报告后，挺其尊肚，呼曰：“交给刑事组办。”于是七转八折，总算有一位先生到了柏府，又是拿了一大叠表，问之填之，作为口供，然后训诫小心门户，扬长而去。刑警先生走后，我们一家人才开始研究失窃经过，门右侧墙上留有痕迹，门左侧墙上也留有痕迹，贼先生光临时间，约在夜半二三时左右，那时柏杨先生暨夫人，正大梦方酣，他阁下从墙下翻越而过，顺着夹道，绕到房子后门，用手撬开，一直走到床前。我们完全新派作风，开着灯睡，他就在灯光之下，先取西服，再取手表，然后再顺手牵羊取钞票，如果不是那叠钞票，恐怕还要拿走别的也。
　　经过这番分析，老妻立刻张口结舌，呜呼，若该贼先生正在动手之际，柏杨夫人忽然醒来，看见有人立在床前，她如果吓得闭了气，还算幸运。如果像电影明星一样，来一个尖叫，台湾小偷都是带刀子的，届时恼羞成怒，给她一刀，该如何乎哉。一想到这里，虽然损失惨重，总算不幸中的大幸，这年头凡事只要退一步想，便心安理得矣。警察局是何等尊贵之处，警官又是何等尊贵之人，平常小民见之，一定有许多若干未便的地方，而如今我不过只失窃而已，竟可以和分局长对面谈话，而且还允许我不断向他鞠躬，如果没有这一点契机，能有此荣幸那欤。
　　记得前年，菲律宾作家来台湾访问，报上有一章文章，写得甚妙，土作家请洋作家看电影，锁门即去，洋作家问曰：“这不太危险乎？”土作家曰：“台湾治安良好，没有小偷。”洋作家听啦，佩服得五体投地。土作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为这一杰作，自鸣得意。我想警察局真应该准备一种“说谎奖”，专门发给这一类有前途的朋友。若是柏杨先生请该洋作家看电影，恐怕信心实在无法坚强，脸皮也实在一时厚不起来也。
　　迄今为止，共失窃三次矣，看情形，除非我忽然当了大官，有把三作牌一脚赐之的权一。激烈反对儒学，影响颇大。主张“兼爱”、“尚贤”、“非，恐怕是破不了案。君没有看报乎，分局长先生前天还亲自抓到两个偷花的小学生哩，抓得两个孩子哭哭啼啼，何等威风凛凛？幸哉，花是市长的花，他不过抓了两个，如果那是部长的花，说不定可能抓上三五个。如此干法，将来准有得官做。柏杨先生者流，能给他官做乎？不过柏杨先生也不十分有兴趣去追，追得紧啦，把我和老妻捉将过去，修理一番，说不定我们还要承认谎报窃案，就不够聪明矣。
　　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汉王朝陈实先生，有一天，贼先生责临其家，爬到梁上，等机会下手，被他发现，就把全家大小集合在大厅之中，致训词曰：“当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一个坏蛋，不一定本性就恶，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便不得不沦落，像这位梁上君子是也。”史书上说，那位贼先生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赶忙爬将下来，叩头请罪。呜呼，这种办法讲起来很惬意，可是未免有点古老，如果换在台湾，恐怕问题重重。陈实先生幸亏有一大家子人，而且都属年轻力壮之辈，黑压压站满了一屋子，贼先生自然甘拜下风。如果换了柏府，家里不过三个老家伙，阿巴桑已老，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粱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强盗最大的区别，在于窃贼先生采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强盗先生采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根据焉。英国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地减少。盖贼盗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家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逼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道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器，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棍、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紧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点东西有啥了不起，顶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身上有点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弄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身上带着家伙，这是光棍干法，不是圣人干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美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没啥头脑的朋友，最喜欢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子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出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身。年老的朋友和有头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口袋里搜出十公斤海洛因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
　　台湾的贼先生身带家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弄到现在这种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先生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可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于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一条裤子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的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己对象的虚无化、否定，赋予世界以意义。，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台湾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蟑螂都多。如果颁布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指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表口袋里把戒指找出，我立刻躲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于“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的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识的源泉，物质和意识只是“纯粹经验”内部的区别。否认，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敮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于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地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过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才买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这更美丽的事乎？台湾的法院对惯窃的科刑未免太轻，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们说不赢有学问的人，但事实上却是越感越化。真应该调查一下人过狱的贼朋友，只要有三进三出的资格，用不着考试，就发给他一张“贼崽大学堂”毕业证书，准没有错。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贼先生的日子便没有这般美好，除了本刑，还有从刑——强制劳动七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监牢之中矣。问题是现在的贼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过一九八○年代的贼先生，不再偷西装，而偷电视机、录影机矣。）
　　英雄人物
　　陈汤先生，其功更垂千古——匈奴单于郅支先生，在天山一带，组织联盟，对中国派出的使臣，杀的杀，辱的辱，西域大乱，幸赖陈汤先生排除众议，和甘延寿先生率军深入，把郅支先生斩首，西域才再平复。他和甘延寿先生在上皇帝报告中，有两句气壮山河的话，和他的功勋一样，同垂千古，那两句话是：“凡冒犯强大中国者，虽远必诛。”呜呼，这种气魄和这种强大的国力，和今天的情形一较，真使人要大哭一场。可是，陈汤先生的结局却是被捕下狱，眼看就要处斩，恰巧西域又出了事，还是敌人帮忙，才把他放出来。不过放出来是暂时的，他最后还是充军到敦煌，最后虽然死在长安，但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已被糟蹋够了矣。
　　窦宪先生的官比陈汤先生更大，功也更高，因之，结果也更惨。窦宪先生和他的文助手班固先生，武助手耿秉先生，大破匈奴，在燕然山勒石记威，从此为害中国五百年的大敌，算是完了蛋，北单于下落不明（胡秋原先生考证说，他们西进攻入欧洲大陆），其他的单于，陆续死的死，降的降，以后再也成不了敌国。然而如此英雄，却在班师回朝后，被“赐”自杀，凡是姓窦的和跟着他做事的人，都遭了殃，真是“论功行戮，为敌报仇。”班固先生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以六十一岁高龄，被捕入狱，受尽拷掠，竟被活活打死。耿秉先生比较有运气，他死得较早，在窦宪先生冤死前就死啦，但死后仍不能饶他，本来是封美阳侯的，也被“国除”——国除者，取消了他的“侯爵”者也。
　　再下一位，《中国英雄传》介绍的是斑超先生的小儿子班勇先生，他以父亲的余威，再定西域，史书称之为“三绝三通”。他也属于运气好之流，也没有被“赐”死，而只不过“下狱免”。“下狱”者，关到黑牢，内受苦刑拷打，外受军法审判。“免”者，不知道是怎么免法，反正是后来总算出了狱，窝窝囊囊死在家里。
　　汉王朝之前的英雄，已如上述，现在且看看以后的英雄吧。侯君集先生，唐王朝大将也，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声称哲学应当把确定信念作为思维的全部功用和行为的基，因结局是“叛变”，一沾叛变，还是不知道为妙。他在唐初那个混乱的时代，大破强敌吐谷浑，最震惊世界的一战，是击灭高昌王国。结果他和他的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绑到长安城十字街口闹市，一一处决，血流成河。他临死时对行刑官曰：“君集岂反者乎？”前已言之，问题不在你反不反，而在你被认为反不反。
　　侯君集先生之后有王方翼先生，不用介绍他的功勋矣，只说一件事就成啦，他从西域还朝，唐高宗李治先生和他面对面讨论西域大事，看见他战袍上有一块地方汗出如浆，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他在热海苦战时受伤，箭头迄今仍在肉内，常有臭汗流出。李治先生亲自察看伤口，嗟叹良久。嗟叹良欠固嗟叹良久，最后还是把他阁下贬到海南岛，以六十三岁的高龄，狱吏押解，壮烈地死在中途，善哉！
　　王忠嗣先生，是唐王朝中叶边防第一员上将，从小养在宫中，唐玄宗李隆基先生还很器重他哩。后来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个军区的司令官（节度使），佩四颗将印，控制万里，逼亡突厥，其功之高，无以复加。按小民们的常情推测，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史书上说他阁下的结局是：被征入朝，入朝后即逮捕下狱，“令三司推讯之”，几乎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幸亏他有一个好部下也是好朋友哥舒翰先生，当陇右节度使，愿以自己的官爵为他赎罪，皇帝老爷这才高抬贵手。不过放他出来乃表面文章，王忠嗣先生最后还是“暴卒”，仍逃不脱魔掌。
　　继王忠嗣先生之后，另一位大将的结局还要糟，贵阁下知道高仙芝先生乎？这位原籍韩国的将军，在中国供职，大军所向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阶级性。各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立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汗马功劳。胡秋原先生特地引出英国政府于不久前派遣的斯坦因先生探险故事，斯坦因先生在帕米尔高原勘察了一千年前高仙芝先生行军路线后，评论曰：“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又叹曰：“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干倍。”和他同样忠勇的，还有封常清先生，封常清先生原是一个可怜的小小职员，高仙芝先生对他一手提拔。封常清先生军令如山，恩主高仙芝先生乳母的儿子郑德诠先生，小人得志，狗仗人势，他立予杖死。高仙芝太太和乳母在门口哭成了泪人儿都没有用，最后联合向高仙芝先生告状，骂封常清先生忘恩负义。如果换了鸭子屎人物，早凶猛跳高，英勇报复了矣，可是高仙芝先生连一句话都没说，封常清先生也连一句话都没说。呜呼，如此英雄豪杰，结果是啥？二人把守潼关，封先生在关外苦战回营，过来一位宦官老爷，手拿皇帝诏书，把他逮捕斩首，像狗一样陈尸在乱草之上。然后该老爷转身，对高仙芝先生冷笑曰：“你也有恩命。”立刻把高先生也绑起来处刑。呜呼，他妈的“恩”，他妈的“命”。
　　唐王朝之后，现在该介绍宋王朝啦，中国历史上，宋王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羹，而且畏洋大人如畏老虎，一会自己称“臣”，一会自己称“儿”，一会献金银，一会献布帛，啥丢人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这种风气下的英雄豪杰，天老爷注定地要成为悲剧。第一个被整行惨兮兮的是杨业先生，杨业先生是杨家将的家长，提起来杨家将，真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不过传说中的杨家将颇得皇帝器重，这就完全是小民的想法矣。盖小民们头脑简单，以为杨氏一门，既如此忠君爱国，又有如此显赫武功，当头目的当然要器重啦。咦，中国文化如果有如此灵性，我们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矣。举一件小事来瞧瞧底牌吧，史书上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先生，和另外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杨嗣先生，二人在羊山镇，埋伏重兵，大败契丹，你猜宋真宗赵恒先生接到捷报后说了些啥？他曰：“杨延昭与杨嗣，都是疏外之臣，而忠勇如此，朝中却一直有嫉妒之人，幸我保护他们，才有今日之效。”这种话教人听啦，实在寒心，杨家将那么大的汗马功劳，死的死，亡的亡，结果仍然是“疏外之臣”——疏外者，一辈子都在圈圈外，流再多的血都跳不到圈圈里也。问题是，即令在圈圈外，仍有“嫉妒之人”，努力构陷，不垮不止，不死不休，非夫。
　　千古奇冤
　　杨业先生的结局，看京戏的朋友都知道。他被迫孤军深入，临出发时，指着陈家峡谷，老泪纵横曰：“务请诸君在此设下埋伏，作为后援，等我转战至此之时，即夹击相救，否则我们只有全军覆没矣。”可是等他转战至此时，竟然不见一人，不禁大恸，再奋起杀敌，身受十数重伤，最后中箭堕马，被契丹俘虏。其子杨延玉先生，和淄州刺史王贵先生，血战而死，孤军无一生还，杨业先生被俘后，叹曰：“皇帝待我很厚，希望我讨贼捍边，今被奸臣所卖，有何面目求活呼？”绝食三日而死。杨业先生的壮烈事业，千古之下读之，尚觉热泪盈眶。他一直到死，都以为头目待他很厚，不要说他啦，就是到了他儿子杨延昭先生，大破强敌，仍被当作“疏外之臣”也。
　　现在我们要谈到宗泽先生和岳飞先生啦，宗泽先生死于忧，岳飞先生死于冤，两位英雄豪杰，民族救星，全被糟蹋。宗泽先生为宋王朝一位名将，据说，金人叫他为“宗爷爷”，他最后被以赵构先生为首的现实政治，压迫得“疽发于背”，临死时连呼“渡河”、“渡河”、“渡河”。我想宗泽先生能疽发于背，还算走运，以他的个性，在传统的酱缸里，如果不死得早，恐怕终有一天，准跟岳飞先生一样，被罩上一顶帽子，明正了典刑。
　　岳飞先生的忠勇和他的战功，不用说矣，看正史看不出啥名堂，买本《精忠岳传》，一瞧便知，我们不必多表，只表一点的是，宋高宗赵构先生对他，简直又爱又敬，不要说下的诏书啦，仅赵构先生亲笔写给岳飞先生的信（酱缸文化称之为“御札”），就够印一本厚厚的书。不特此也，赵构先生还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送给他。如果一个人神经正常而又没有麻风的话，一定会认为岳飞先生有享不尽的名誉和尊荣，怎么都不会想到，弄到最后，他阁下竟被认为叛变有据，逮捕下狱。岳先生是怎么死的，谁都不知道，反正是被下狱后，问不出啥结果就死啦，死得不明不白。不但他死，他的儿子岳云先生跟着被斩草除根；女儿也怀抱银瓶，投井自尽；家产没收，一家大小，充军岭南。不但岳氏父子父女，就是他的爱将张宪先生，为抗金名将，被百般苦刑拷打，最后也斩首抄家；另外一位名辰寰宇的大将牛皋先生，也被毒死。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无罪的，全都是为叛逆张目，杀的杀、垮的垮；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有罪的，就属忠贞分子，都升了官。
　　岳飞先生之死，千古奇冤，有人归罪于秦桧先生，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如无赵构先生王八蛋于先正确的意识可以促进物质发展；错误的意识则相反。在阶级，他敢王八蛋于后乎？于是有人归罪于赵构先生，赵构先生固然王八蛋于先，但一个人如无超人的智慧，他不可能跳出传统的酱缸文化，所以岳飞先生之死，不仅是千古奇冤，也是酱缸文化最精彩的产品，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国历史，到了明王朝，大概酱的成分累积得更浓更重，所以英雄豪杰有好下场的，也就更少更稀，凡对事有点思想见解，对国家民族有点贡献的人，都和岳飞先生一样，难逃被杀被辱。呜呼，岳飞先生固是千古奇冤，其实千古奇冤的英雄豪杰，不止他一人也，仅在明王朝，轰轰烈烈，便有三位，曰于谦先生，曰熊弼先生，曰袁崇焕先生。
　　于谦先生对国家和对明政府的贡献，似乎比岳飞先生还要大。前已言之，宋王朝姓赵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羹，而明王朝姓朱的皇帝，更等而下之，一个比一个凶顽。张溥先生说赵构先生至愚至贱，胡秋原先生说朱由检先生至愚至恶，其实何止他们两鸭子屎乎？宋王朝所有的皇帝没有一个不至愚至贱，明王朝所有皇帝也没有一个不至愚至恶。写到这里，柏杨先生不仅扑耳搔腮，大乐特乐，盖老天保佑，没有教我生到那个时代，真一大幸事也。
　　话说明英宗朱祁镇先生，在土木堡被活捉之后，明王朝眼看要办理结束，幸赖于谦先生一力独支，史册俱在士，阐扬理想人格。《咏怀诗》八十二首发忧愤之情。现存明，不再介绍矣。我们只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说，他被逮捕时的帽子竟是“意欲谋反”（“反”即“叛乱”，妙哉，帽也）。既然谋反，当然被杀，被杀还不行，家产没收，家族充军，当抄家时，可怜他阁下家里竟无余财，只有一个小房子封锁坚固，好啦，这下子可找到金银财宝啦，打开一看，却全是皇帝老爷赏给他的衣剑之类，真教二抓牌咬碎钢牙也。于谦先生死后，抗敌最力的大同守将郭登先生也被罩上“作战不力”，撤职查办。
　　于谦先生之后，胡秋原先生介绍俞大献先生，他是以“奸贪”的罪名交付军法审判的。呜呼，我老人家又要发明一条定律矣，该定律曰：“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被轰隆轰隆罩到头上的帽子，跟他的行为，一定恰恰相反。”俞大猷先生的忠廉，千秋共知，却头顶一顶奸贪之帽，真是盛哉盛哉。俞先生之后，有戚继光先生，提起来戚继光先生，二十世纪以来，颇受人崇拜，印他的兵法，抄他的语录，几乎人人皆知，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一位英雄。既然英雄矣，按照酱缸定律，就不会有好结果。果然，到了后来，他阁下被免了职，免了职还饶不过他，有形无形的迫害使他承受不住，不到三年，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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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无论如何，俞、戚二位先生都是幸运儿，从容死到自己睡觉的床上，有妻子儿女环绕四周。而下面两位盖世英雄，却悲惨得多矣。这是继岳飞、于谦二位先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位和第四位千古奇冤。熊廷弼先生为国家立下百年不败的功勋，然后一顶帽子猛舍到他头上，惨叫一声，被捕下狱，拉到柴市口处斩。处斩不算，还“传首九边”。把熊先生的头送到边境，教将士们瞧瞧，是逼他们反乎？抑教他们了解了解英雄的必然末路乎？不特此也，熊廷弼先生妻子因缴不出“脏款”，竟把她的婢女，掀翻在公堂之上，当众打了四十军棍。呜呼，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竟产生出这种勾当，我们还能说啥？和熊廷弼先生同时遭殃的还有魏大中先生、杨涟先生、左光斗先生、汪文言先生，一并下狱，苦刑拷掠。有的斩首，有的被当堂打死，有的被打得连哼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