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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快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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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其实我不快乐
作者：刘艺
内容简介：
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父母的两双眼才特别集中，他们时刻不停地盯着我——这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无奈。一件事，彼是快乐，此却痛苦，完全是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差异。但是它带给你的冲击，却难以磨灭。
正文
1。娃娃脸
我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面庞，翘鼻子，小嘴巴。小时候，父母就喊我圆圆，这就成了我的小名。上学后，我不准大人们再喊，我让他们直呼其名，同学们谁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名字，现在，我暴露啦。
我的这张脸很容易被人接受，初次见面，人家看着我的这张娃娃脸，以为我是小孩子，总是轻视我。而一旦我说话了，他们就会说，很有想法嘛。似乎我讲出的话只是有想法，而不是一个20岁的思想，真没办法。
从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发表作品啦，之后，有过许多投稿的经历，也有过许多登稿的经历。但每次写稿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只有这一次是“触及灵魂”的——写自己曾经有过的生活，不加一点掩饰，也不加修饰，就这样把它一锅端出来让读者品尝、评判。
最初的想法是写一本小说。真的开始动笔来写，才发现我对生活的把握是如此的苍白，写来写去很辛苦，好像还不能真实地写出我的感受。父母对我说：写不出来不要硬写，要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想也对，与其这样，不如就写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
当我动笔的时候，我是抱着一腔怨恨来倾诉的。我想我够倒霉的，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爸爸什么都不管，妈妈严厉到苛刻。还有他们那些沉重的生活背景，都是我的人生障碍。我开始试着将自己的生活与身边的同龄人作比较，结果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我的父母爱我的程度绝对不比别的父母差！而且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竟让我受益匪浅，我甚至感到我比一般同龄人幸运。我的笔头开始柔和，描述他们时不再是敌视，而变得调侃、搞笑起来。
当然我有遗憾，这就是孤单——身为独生子女特有的孤单。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这一群独生子女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来供人类学家研究。
我知道我是一个抑郁质的人。中国的独生子女千千万，可是就是我感到不快乐。没有兄弟姐妹——不快乐；没有玩伴——不快乐；被人嫉妒——不快乐；嫉妒别人——不快乐；被父母管着——不快乐；父母放手了——还是不快乐，甚至别人的初恋，也比我美丽，比我甜蜜。
相信很多同龄的独生子女和我一样，有许多的不快乐，它来自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生活的、身体的、交友的、学习的。我们孤零零地来到这个世界，父母们总是以为给了我们吃穿用度就是培养了我们，岂不知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的心灵更需要呵护。
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把自己的不快乐埋在心底，或者我们有的人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把光辉的一面展示给父母也以为是生活的要求，殊不知，这就造就了一个个的小“两面派”，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小孩，大人们总说，这个小孩很机灵。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小“两面派”。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快乐也就是挫折，使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实话实说。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估计比别人也不少。
敢把我的喜怒哀乐写出来，说明我父母的开明。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的同学（化名的），写了我的父母，也写了父母的朋友。不过，我是有分寸的，对父母，我是优点缺点一起写，我相信他们能承受得起，也不会起诉我。我的文章妈妈给同事看了，人家哈哈大笑，说：你的女儿在臭你们哪。妈妈也哈哈大笑：臭就臭呗，那是她的真实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批判吧。
而对其他人，我采取的是点到为止，双方都留一步说话的余地。对我的亲戚我基本上没敢提。不是我没感觉，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其实更深刻。但是我不能写，亲戚就像一个人身上的皮肤，你不能随便地挠它，即使是不小心碰破了一块皮，你也只能给它搽药水，把它治好，而不可能把这块皮肤挖掉。尽管我是一个娃娃脸，似乎思想也不深刻，也没什么心计，这点我还是有数的。
老师我也基本没写，只是蜻蜓点了一下水，不是不想写，而是可写的地方太多了。同样的，我还是不敢写，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想写，因为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过去回忆的过程，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沮丧。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的老师不愧当此称号。可是也有的老师，他所掌握的书本知识是老师，但他的做人却不敢恭维。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也都只在私下里议论，甚至有人在议论完的时候还会加一句话：“现在哪里都一样啊！”没有谁公开说出来，更没有人把它写成文章给大家看。我从小在大学里长大，知道教师这个群体是一个敏感的群体。也因为是在大学里长大，家里跑来跑去的都是大学老师，看惯了堂上和堂下的不一样的灵魂，在我的眼里，他们也就是普通的人。我想，我的大学老师可能对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对他们缺少一般人的敬重感。
我可不是有意为之。从小到大都有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就是在我现在的大学里也同样有我喜欢和敬重的老师。有时候，由于我的漫不经心，屡屡伤他们的心，可他们依然鼓励我、支持我，只是我羞于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这里，我借着这本书的出版，谢谢曾经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相信过我的老师。
我敬重的我也不写，是怕引起联想。据说深圳大学有一位老师写了一篇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结果搞得一个学校的老师都去找来看，然后一个个对号入座，弄得这位老师很难做，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很多有成就的人都会回忆起对他的成长有帮助的老师，而受过老师伤害的人却很少写文章，也许他们忙于生计忘记了，也许他们没意识到，或者社会根本不会给这部分人的话语权。
我想起我的一位同学，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小学时，全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他拿一等奖，他是作为特长生招到我们竞赛班的。他严重的偏科、爱运动、爱打球、鬼点子很多、调皮得要命。这样一个人如果老师能区别对待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专才。可是我们的一位老师只会做一件事——整天找他家长告状，他家里的人也就经常打他，他常常带着脸上的伤痕来上学。一开始，他好像无所谓，渐渐地，他沉默了，不再调皮了，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了。高中以后，他变得无声无息，高考以后，我都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老师和家长一样，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可是，现今的教育都产业化了，据说教育还是个很挣钱的行当。老师们常常被逼着扮演向学生“要钱”的角色，他还能高尚起来吗？
我还见到一位老师，上体育课他不教游泳，放暑假了他来办游泳班，一人500块，一个暑假就五六万块钱赚了（我亲眼所见），估计他也不交税。如此等等，家长们习以为常，学生学到的是什么？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不自觉中，家长的个性潜移默化地向孩子渗透。而老师、医生、警察、法官是社会的良心，这些职业可不能变质，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变质。
我是一个娃娃脸，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个小孩子，上述话题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只当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的呓语，别当回事。
写在前面的话
2。我不快乐
敢把我的不快乐写出来，说明我的父母的开明。
其实，我没什么难受的地方，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呵护着的。
我的游泳教练说：你真是个幸福的孩子，父母就你一个，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把你考虑得好好的，哪像我们农村的孩子。
他说的都是物质的，我的不快乐都是一些感觉。
他更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父母的两双眼才特别集中，他们时刻不停地盯着我——这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无奈。
一件事，彼是快乐，此却痛苦，完全是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差异。但是它带给你的冲击，却难以磨灭。
一、对父母的“恐惧”
“跟你说了多少次，说话的时候不要拿手指指着人，这样不礼貌！”
“被子叠了没？抽屉收拾了没？”
“数学作业多少分？”
“小孩子不引导、不教育，是不会成才的！”
“……”
我觉得我活得很苦。
放学回家对我来说并不快乐，尽管上学的时候我也不那么开心，但起码面对的是小朋友——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想什么。对父母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学校的恐惧。
外婆是一个老式家庭出来的人，规矩大得很。她从小训练妈妈“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不准随便串门子；大人讲话小孩子不准随便插嘴；吃饭不准吧唧嘴、不准说话、不准离开饭桌；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定期洗澡、洗头；包要放什么地方；衣服要放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应该放什么位置一点都不能错，总之，一切都做对了，就是一个标准的淑女。
令人不解的是，妈妈非常认可这一切；而且又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都搬到我的身上，她自己都没做到，可她希望女儿能做一个标准的淑女。
爸爸是他那个时代的公子哥儿，而我大概继承了他的“优点”，许多东西我不用学，就可以和他做得一模一样。也许正因为妈妈的反复强调，我的骨子里竟诞生了一股反叛意识，妈妈让我做的，当着她的面，我就照做，身子一转，我照样我行我素，令到妈妈常常暴跳如雷，而我和爸爸却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丢三落四，我对学习向来不感兴趣，除了大考我是认真对待，平时呢，这次考试我考了60分，不耽误我下次考100分。他们根本搞不懂我，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其实我一点都不笨，我就是不想老是那么重复地写作业、做题目。大人们根本没从我们的立场考虑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单元测验，次次都弄个100分，多乏味啊！从小到大，我就烦这些，平时测验，我几下就写好交上去，懂了不就行了？只有到大考，我就会十分认真，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就开心了。
我不到楼下去玩，也不到小朋友家玩，更不邀请小朋友来家玩。我喜欢一个人幻想、瞎想，我把我的许多想法述之文字，所以我的作文写得好，我也很会讲故事，我一边讲还一边编，我也很能唱歌，唱歌能抒发我胸中的憋闷。
二、真想做个“坏”小孩
生命中第一次被人用敌意的目光注视的是我的邻居——比我大两岁的隔壁姐姐。隔壁姐姐好像天生的就对我有一种敌意。也许是因为各自妈妈的生活观的不同，影响了两个同龄小孩之间的交流。
我的妈妈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一种大家子气，而隔壁姐姐的妈妈上大学前是一个农村孩子，很不会料理家务，家里乱糟糟的，被子不叠、桌子不抹、地下到处是灰尘。而我的家呢，总是被妈妈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漂亮衣服，头上扎着蝴蝶结，脚上蹬着小皮鞋，什么时候都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似的。
每天每天，爸爸或妈妈从幼儿园把我接回来，就把我留在楼下，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隔壁姐姐总是和一群小朋友在做游戏，我就想加入进去。别的小朋友都很欢迎我，可是隔壁姐姐就是不欢迎，隔壁姐姐总是说：“别跟她玩，别跟她玩！”然后领着小朋友们跑开去，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与隔壁姐姐做邻居的三年，从幼儿园回来我一直是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小椅子上看娃娃画报，或者听歌曲。
在我上学后，我不会砸沙袋，跳皮筋很臭，因为这些游戏都要有人来配合，我从来没有试过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两派竞争的游戏，我不会，和谁做一家，谁就会输，谁也不愿和我做一家。爸爸忙着他的创作，妈妈忙着她的学生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惟一会玩的是踢毽子，因为踢毽子只要一个人单练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吗，老师有时也搞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惹事。和男孩打架，逃学去抓蝌蚪，上数学课看小人书（小学的狗屁数学课本简直是弱智）。我事情不断却也从来没有想过停止生事。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训一顿，我也无所谓。和父母的那层玻璃墙壁，越隔越厚。回家，真的越来越恐怖了。
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家”，那里面一家有几个小孩，爷爷带着他们幸福极了。而我们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普及，人一进了家门，就像进到了一个盒子里，一个字：闷。
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晚饭后，再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到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就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但思考却没有教会我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来看望我们，我给他们献了花。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下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我优秀吧？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四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腔，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屁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纱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菊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为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
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他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告不告诉妈妈呢？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最讨厌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插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我记得，那天父母对流行歌曲的起源讨论了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流行，流行歌曲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说，改革开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无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我在心里说，早些年你们的生活痛苦不堪时，还打肿脸充胖子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呢，现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们又说人家“无病呻吟”，那么虚伪。
对于唱歌，父母说：我们不反对，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可是不能走这条唱歌的路，进了演艺圈就是进入了名利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的。
在他们的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人家。我们家几次搬家，书占了所搬东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舍弃一些书时，他们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丢了，他们大概也没那么难过。
我承认我有时偏激，甚至还有点“另类”。难道他们当年就不“另类”吗？爸爸当年因“走白专道路”被挂牌子游街，1973年，妈妈因对一本“封、资、修”的书的“理解”，而被剥夺了一次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反动”了吧？而我们现在对先锋时尚的东西推崇，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吧？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优秀的人（不是音乐）。我想，大概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被这样告诫过，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开禁？我有时真的有点讨厌那些喜欢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个套子里面套的做法。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爸爸的二胡拉得那么好，妈妈原来也在文艺宣传队，他们不都经过那个追求的年代吗？怎么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就板起脸来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了呢？
我那时尽管是个孩子，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对与错我也能分得清。所以，我讨厌随大流、讨厌干什么都一致，我也害怕在一致中被淹没。也许我想得真的太多了。
四、宁愿被她们拳打脚踢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读书家庭，刚搬来深圳时，对门住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人。他们看我们家整天静悄悄的，以为家里没有人，其实三个人都在看书、或者在电脑上。
从小，我就有自己的书，一方面是订阅，一方面是定期购买。可是我特别喜欢看父母的书。看完了后就会自己造词、造句子。冬天妈妈把晒得暖烘烘的被子从阳台上抱回来，我就会学着书上说，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早晨太阳出来了，我不说“太阳出来了”，我会换另一种说法：“啊，一树的阳光”，弄得爸爸激动不已，说：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文学的思维”啦。
大了的我经常会伤感、会感到宿命的无奈。来深圳读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作文只得了4分（满分40），因为老师之间是交叉改卷子，不熟悉我的语文老师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词汇和联想，所以她判定，肯定是抄的！勉强给了4分，算你抄的功劳吧。
小学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在我的作文本上画圈圈。寄到少年杂志上的文章，编辑阿姨也说灵气扑鼻，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做“灵感”什么的。
于是便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定位：你的作文写得好，早晨的早读课由你来带读吧，于是，我每天早晨小大人似的走到讲台上带领同学们早读。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增加了一个S来带早读，因为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老师的本意是让我少点辛苦，让两个人一人一天轮着，不料却给我增添了无穷的烦恼。
许多年后，我看到报上有一首打油诗，正应了我当时的情景：“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人间官多不太平。”
早晨，我拿着书走上台去带大家早读，S也走上台，说：“我来带读。”
我大睁着眼睛说：“昨天你不是带读过了吗？”
S就气鼓鼓地走下台，嘴里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并且指责我有表现欲，引来底下同学的一片嘘声。
我以为S只是偶然的记错，接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我接连不断地和S在讲台上相遇，一回一回，我如同偷了东西被人拉到讲台上亮相一般。几回下来，我索性不再上台带读，我的潜台词就是：你爱干这个你就干，我不干总可以了吧？我才不愿意与人作这样无味的拉扯。
S显然不想放过我，她把自己扮成一只猫，而我是她爪子边的一只鼠。我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S又开始生事了：“怎么了，你清闲了，总让我一个人来带读，你想把我累死啊？”这话说起来振振有词，弄到老师那里也是我的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替自己分辨，显得无所适从。
后来的情况就是，S只要想在台上，那个讲台就是她的，S不想上台了，我就得上台去，完全凭S的一时兴趣，我只能做她的陪衬人任她摆布，儿时的早读课竟然成了我的炼狱。
可能已经看出我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吧，S极力在各个方面打压我。我只好尽量回避她，不去看她的脸色。问题是同在一个班级，又是那么一个小天地，躲得开吗？S执意要做出一付理直气壮的样子，常常拉开一个进攻的架势，身后总是有几个拥护者，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开罪了她（她是在挑战“名人”吗？）。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是最势力眼、最崇拜暴力的，同学中谁最能打、谁最能闹，小朋友们就会去讨好他（她）。
S对我实行的是精神暴力，她对我一不打二不骂（我情愿被她拳打脚踢），她就是从精神上打压我。来深圳后不久，香港电视里放“大话西游”，看了“大话西游”，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大话西游”里，唐僧被妖怪捉去，绑在柱子上，一左一右两个小妖看守他。在身体暴力方面，唐僧是受害者——他被五花大绑，不久还可能被妖怪们吃掉；而在精神暴力方面，唐僧显然占了上风——面对没完没了啰嗦的唐僧，两个看守实在难以忍受，相继自杀身亡。
我绝对能体会到两个小妖的痛苦，当年的我常常有背起书包又不想去学校的念头。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必要的捍卫是对自己的关怀，一味地谦让会助长对方的无教养，破坏人际交往的互利原则。”
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只想着忍让，不要和她针锋相对。可是到底要怎样捍卫才合适？直到今天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捍卫自己。是捍卫自己上台带读的权利，还是捍卫自己不上台带读的权利？这让我想到了“两桃杀三士”的典故，怀疑起老师的动机来。本来就是嘛，一个早读也就20分钟，值得任命两个“带读官”吗？
有一天，我为这事很不开心，就告诉了妈妈（如果我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哪怕是妹妹或弟弟，我都不会告诉妈妈，我会让他们帮我去收拾她！有点暴力思想吧？），不料，妈妈听了后半天也没说话，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怎么会有这么刁钻古怪的小孩！看得出妈妈也无可奈何。从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妈妈就和我谈心：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可理喻的事，用通常的办法根本没法解决。你遇到的事说开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她本来做的就是没有道理的事，她执意要和你作对，你跟她讲道理也是讲不清的，只会引来更多的烦恼。妈妈还告诉我，说自己和S的妈妈是大学同学，S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妈妈希望不要因为孩子而与老同学产生矛盾。妈妈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忍了。
其实，妈妈看人也有不准的时候，前几年我听人说，S的妈妈因为职称的事与同事闹得不可开交，S也算是家学渊源吧。
人哪，就是这样，没有利害冲突时都是一团和气的、礼貌的、有教养的。
所谓礼貌是指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
所谓教养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礼貌是外在的、表面的，是经过训练和刻意就可以装出来的。而教养是发自内心的，有环境、教育、经历等结合成的内在素质。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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