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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芳讲聊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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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嗌倥媵g（xún），勿嫌冷啜也”，“既而品味杂陈，似所宿具”，吃的东西不少，却是冷的，带鼠粮特征。古翁招待客人时“拔来报往，蹀（dié）躞（xiè）甚劳”，也带有鼠类多动特点。
第36节：赵城虎
阿纤身上怪异成份更少，几乎可以说是寻常的、因娘家地位不高在婆家受歧视的、忍辱负重的女性。“窈窕秀弱，风致嫣然”。与三郎结婚后，“寡言少怒，或与语，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在家庭中表现为低调的、贤妻良媳模式。奚山怀疑她是鼠精，用善捕之猫威吓，阿纤先是据理力争，对三郎说：“妾从君数载，未尝少失妇德。今置之不以人齿，请赐离婚书，听君自择良耦。”是自尊、自爱、又是无助的少妇口吻。最后一走了之，是因为对封建家长无可奈何。她再次回到奚家后，对阿伯不计旧恶，“辄以金粟周兄”，且说：“彼自爱弟耳。且非渠，妾何缘识三郎哉？”通情达理，以德报怨。阿纤身上没有踢天弄井的怪异力量，只有自重、自爱、自尊心和宽容心。作者一直采用明写与暗寓并行的描写，如，“窈窕秀弱”明写少女形象，暗点小老鼠形态；阿纤之母向奚山叙述家中有积粮若干石；阿纤再次返回奚家“出私金，日建仓廪，而家中尚无儋石……年余验视，则仓中盈矣”。都在描写现实事件的同时，暗点老鼠善积粮的特点。那个收购古姥粮食的“硕腹男子”，也给人以“硕鼠”印象。但直至小说结束，阿纤的鼠精神通始终没有再现，“后亦无甚怪异”，作者似乎特地创造“无怪之怪”的异类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山君做子侍慈亲
除了人和异类之恋的故事外，蒲松龄还写过许多人和动物之间的交往：《二班》写一位医生替生病的老虎治伤，当他遭遇群狼时，老虎前来扑杀群狼；《毛大福》写医生为难产的狼接生，医生被诬陷时，狼为他洗刷冤情；《赵城虎》写山君做子侍老母的故事，则尤其动人。
虎有人性，前人作品屡见不鲜。《搜神记》写苏易为难产之虎接生，虎“再三送野肉于门内”。《太平广记》收了不少虎报恩故事，如《神仙拾遗·郭文》和《独异志·种僮》，分别写虎以死鹿报恩和害人之虎低头认罪。元代《夷坚续志补遗》写害人之虎惭而“化为石虎”。明代《古今谭概》写食人之虎“弭耳贴尾”就缚，被“子仁厉声叱责，杖之百而舍之”……聊斋故事《赵城虎》营造出更加优美奇特的“虎而人”的新颖天地。
赵城虎不仅吃人，还时时带有猛兽给人的镇慑。它一出现，“隶错愕，恐被咥（xì）噬”；老妪送葬时，“虎骤奔来”，吓得“宾客尽逃”。但虎的行事却蕴含丰富的人情味儿：赵城妪的儿子被虎吃掉，妪向县宰告状要求捉虎，喝醉的隶卒应承了任务完不成，“受杖数百”，只好到岳庙“跪而祝之”。此时，“一虎自外来”，“殊不他顾，蹲立门中”，露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神态；接着百兽之王“贴耳受缚”，自疚之心昭昭可见；见县宰后，县宰问：吃老妪儿子的是你吗？老虎点头；再问：杀人者偿命，如果你能赡养老人，我就赦免，老虎又点头。两度“颔之”，第一次认罪不讳，第二次答应做妪子养老送终，“虎而人”意味何等浓厚！
聊斋先生的生花妙笔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在虎的人情味上大做文章。虎不仅切实做了孝子，在物资上“奉养过于其子”，感动得赵城妪非但不要求“杀虎以偿”，还“心窃德虎”。虎还如儿子般依恋妪，妪活着时，老虎“时卧檐下，竟日不去”，宛如儿子承欢膝下；妪逝后，虎“吼于堂中”，如儿子哭慈母：“直赴冢前，嗥鸣雷动”，简直是孝子送葬！虎而人，人而虎，天衣无缝。
黑格尔说过：“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像的活动。”“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蒲松龄的创造就是想像出以纯粹虎形负荷完整而优美的人性，甚至可以说，正是借助于猛兽外形和仁人内心越来越大的裂缝制造出奇异之至的美。赵城虎从“蹲立门中”、“贴耳受缚”到“时卧檐下”、“吼于堂中”、“直赴冢前，嗥鸣雷动”，处处都是猛兽行为，内中包含的优美人性、如水柔情却令人心动神移。曾经食人的兽中王，成了可爱的人化非人，虎形义士。
粉蝶
当然啦，幻想不过是幻想。“若教山君可做子，食尽人间爷娘多”！
《聊斋志异》的“妖”，是亦人亦妖，人格化的妖，“顿入人间”的妖。他们之所以那么令人喜爱，因为蒲松龄写妖，正如鲁迅先生分析“示以平常”。聊斋之妖，很少像《西游记》的孙行者，踢天弄井，上天入地；很少像《封神演义》的哪吒，三头六臂，翻江倒海。聊斋之妖像人间凡夫俗子，生活着，追求着。
聊斋狐仙，最符合这一“和易可亲，忘为异类”“示以平常”的特点，也是聊斋之妖最成功的一种。《青凤》写人狐之恋，狂生耿去病到素有怪异的荒宅，“拨蒿蓬，曲折而入”。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读者的意料，这个鬼狐之薮，“殊无少异”，是一幅秩序井然的家族聚饮图：“潜窥之，见巨烛双烧，其明如昼。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媪相对，俱年四十余。东向一少年，可二十许；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满案，团坐笑语。”简直是一个礼法森严的封建家庭。家长南面坐而且戴着读书人的帽子；媪和少年、少女的坐次，毫无越规；而团团围坐，欢声笑语，又体现出家族的和睦气氛。哪儿有一点儿“狐”的踪影？当耿去病闯入，狐叟出迎，两人攀谈后，耿去病用“涂山氏”即狐仙之祖的赫赫功绩取悦狐叟。狐叟高兴了，让妻子和女儿都出来听，俨然是一个喜欢用高贵门第自悦的儒者。
“示以平常”的描写，产生了“忘为异类”的效果。读者读这些妖类故事，感受的是人生的穷通祸福，现实生活的爱恨情仇。蒲松龄这亦人亦妖的障眼法，把读者蒙混了，尤其是把小说里跟“妖”打交道的当事人迷惑住了。
第37节：奥妙无穷写梦幻
“异类”使小说妙趣横生，扑朔迷离。最虚幻又最真实，最奇特又最平凡，最离奇又最合理，亦人亦妖，时而人而妖，时而妖而人。蒲松龄创造比现实更深刻、更美好的虚幻假象。“妖”虽各有不同，深刻的人文关怀始终照彻毫末，精笔妙墨，苦心经营。300年过去，这些异类形象仍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文字不长，但开后世文学“梦文章”的先河：“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祝福。祝曰：'君婚姻否？可就枕坼边。'令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顷之间矣。”梦中得富贵，做高官的故事，后来成为小说家和戏剧家热衷的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汤显祖《邯郸梦》，戏法儿个个会变，立意各不相同。蒲松龄扩大了梦文学的疆域，除梦中做官之外，梦是凡人联系神鬼狐妖的最佳手段：女鬼伍秋月，一个柔弱娇女，借助梦，来到王鼎床上；厍（shè）将军，出卖朋友的无义之贼，梦中受到冥司沸油浇足的惩罚；英雄少年于江，梦中得父亲嘱托，勇杀恶狼；品行不端的邑人，梦中成为案上之肉，被碎割；
……
聊斋梦文章，无处不在。聊斋之梦，做得新奇，做得巧妙，做得有思想教育意义。我们具体看几个聊斋梦。
梦中之梦似是真
狐梦
《狐梦》写毕怡庵忻慕、向往《聊斋志异》中的青凤：“恨不能一遇。”果然在梦中遇狐，极尽缱绻、怡游。小说梦中有梦，奇幻诡异，作者偏偏在篇首凿凿有据地说“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梦中遇狐。篇末又确切地说：“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作者以半真半假的笔墨，造成一种真幻相生的艺术境界。
查《淄川毕氏世谱》，根本没有一个号曰“怡庵”者，作者说他乃刺史公之侄，当为毕氏族人。“刺史公”指蒲松龄东家毕际有，字载积。《聊斋志异》中《五羖大夫》和《鸲鹆》篇末题“毕载积先生志”或“毕载积先生记”。毕际有夫人王氏是王士祯的从姑母，是小说爱好者。喜欢晚上坐在厅房里，沏上茶水，让孩子们念野史。毕家子弟，都喜欢谈鬼说狐。《狐梦》中狐女说：“曩有姐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就是拿毕家子弟开玩笑。学术界有人推断在书中被取笑的“叔兄”就是聊斋先生的少东家毕盛钜。真真假假的人物、地点、时间，常常是蒲松龄诱人深信其故事的迷雾。《狐梦》让毕怡庵因慕狐仙而梦狐仙，又受狐仙之托，要求聊斋作传，以便“千载下人爱忆如君者”。煞有介事，妙趣横生，其实不过是作者自己做“广告”。
“狐幻矣；狐梦更幻；狐梦幻矣，以为非梦，更幻。”（何垠评语）《狐梦》融狐仙和梦幻于一炉，极尽幽默风趣之能事 ，喜剧气氛洋溢全篇，虽然是梦，是幻，却有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开头说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貎丰肥，多髭”。似乎是平常的叙述语言，实际上把叙述语言与作者评价有机地粘合。这种语式源自于《史记》。蒲松龄更以其惊人的才华，在开宗明义的人物介绍中，埋藏了故事发展的引线和人物个性的基调。正因为“倜傥”，毕怡庵才会在梦中先对“风雅犹存”的狐妇“投以嘲谑”，又对“旷世无匹”的狐女“款曲备至”。正因为他“豪纵”，才会“连举数觥”，醺醺大醉，才会口没遮拦地将自己的艳遇告诉他人。又因为毕怡庵的体貌丰肥而多髭，小说中才敷衍出“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等妙不可言的闺房戏语。因而，毕怡庵虽不是《狐梦》中最生动的人物，他的个性乃至体貌却起重要作用。
“点缀小女子闺房戏谑，都成隽语，且逼真。”（冯镇峦评语）毕怡庵梦中遇狐仙，狐仙的姐妹想跟他见面，又怕他举动粗鲁，就邀请他梦中相见，于是有了梦中之梦。这梦中之梦，毕怡庵与狐女聚饮，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酒宴一样有趣。几位狐女年纪相近，相貌相似，同中存异，曲尽变化，个个逼真活跳。大姐是筵主，温文尔雅，初露一面，不着一语，“敛衽称贺已”。
当二姐取笑时，是她提醒：“新郎在侧，直尔憨跳。”四妹的猫儿戛然而鸣，仍是大姐提醒“尚不抛却，抱走蚤虱矣”。时时处处显示出当家理事、顾全体面的身份。二姐开口解颐，豪爽调皮，一见三娘就以“妹子已破瓜矣”、“刺破小吻”戏谑，唐突地说毕怡庵“肥膝耐坐”，近于尖刻地嘲笑三娘“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二姐的话语是调笑型，带挑刺意味。二姐与大姐两人，一个处处为他人斡旋，一个时时揶揄他人，一个出语温和，一个开口泼辣，刚柔相形，格外鲜明。四妹在筵中未发一语，却用她抱来的猫儿画龙点睛体现了她聪慧顽皮的个性：猫至毕怡庵时辄鸣，害毕怡庵“连举数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鸣也”。狐女三娘的个性更是活灵活现，作者在她露面时加以“态度娴婉”的考语。她对毕怡庵和顺温柔，邀毕赴宴时谦恭地说：“劳君久伺。”对二姐的谐谑，只以沉默对待，“以白眼视之”。毕怡庵豪饮时，她忙提醒：“勿为奸人所弄。”二娘挖苦她“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正是对三娘的贤淑秉性的确切评价。《狐梦》写的四个狐女，或娴雅，或豪放，或温顺，或狡黠，她们的娇憨聪慧，惟妙惟肖。人物外貌装饰也和个性十分协调，如二娘“淡妆绝美”，同她的洒脱十分合拍；四娘的“雏发未燥，而艳媚入骨”，同她的孩子气恶作剧一致。四位狐女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少女的写照。
第38节：南柯之梦新做法
评论家喜欢对《红楼梦》中的饮酒器具津津乐道，《狐梦》中的饮酒器具不仅较红楼毫不逊色，更有幻异奇妙的特殊意味。大姐“乃摘髻子贮酒以劝，视髻仅容升许，然饮之，觉有数斗之多”。等毕怡庵喝完后，那髻原来是一个大荷盖。毕怡庵已喝得半醉，二姐“出一口脂合子，大于弹丸”，还声称是因毕已不胜酒力，“聊以示意”。毕以为可以“一吸而尽”，结果“接吸百口，更无干时”。原来，那小如弹丸的合子是一巨钵！毕怡庵的情人三娘用一“小莲杯”换走，莲杯外表大大超过合子，却“向口立尽”，而且“把之腻软”，原来是三娘窃得二姐的“罗袜一钩”！三样酒器，分别是妇人用具髻、口脂合、罗袜变成，而且大变小，小变大，最小的口脂合变成了接吸百口不尽的巨钵，罗袜变的莲杯却可以一口饮尽。髻变荷盖，袜变莲杯，“荷盖莲杯，相映新雅”（但明伦评语）。狐女与毕怡庵聚饮场面，听其喁喁絮语，尽是口吻逼真的家庭细事；观其酒器巧变，又奇幻迭生，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新奇雅致。
《狐梦》虽然写梦，读者似乎可以听到狐女们妙语如珠的莺声燕语，感受到她们的青春气息。如大姐的口语：“压我胫骨酸痛！”二姐的罗袜被化为酒杯，她“夺骂”：“猾婢！何时盗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把口头语言不加修饰地引了进来，使得梦像现实一样真切。
南柯之梦新做法
聊斋《莲花公主》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的师承关系一目了然。聊斋以古为新，构成新的意境。
《南柯太守传》见于《太平广记》卷475，题为《淳于棼》，李肇《国史补》称其为《南柯太守传》。作者为唐德宗时进士李公佐。小说写游侠之士淳于棼梦中入蚁国，被招为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赐食邑，赐爵位，居台辅，荣耀显赫。后公主去世，国王疑惮，被逐回家，遂出梦。淳于棼梦中历尽繁华沧桑，梦醒后发现，所谓“槐安国”乃是家中槐树下一蚁穴，“南柯郡”是另一小蚁穴。他“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李肇为此文写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之，蚁聚何殊。”汤显祖据之写传奇《南柯记》，车任远据之写《南柯梦》。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影响很大，“南柯一梦”成为常用成语。
莲花公主
蒲松龄在数百年盛传不衰的小说上另起炉灶，那是需要勇气和手段的。《莲花公主》摒除了《南柯太守传》的消极出世思想，借梦构篇，莲花公主是蜂巢里的公主，聊斋写梦，总让人联想到蜂巢，概而言之：
其一，寓意双关。窦旭昼寝，被一褐衣人导入一个“近在邻境”的所在。此处“叠阁重楼，万椽相接，曲折而行，觉万户千门，迥非人世”。表面上是进入一个有着独特建筑风貌的楼阁，实际上“迥非人世”，是蜂巢。常人眼中的蜂巢乃是密密麻麻、成千上万蜜蜂出入的地方，而在蜜蜂眼中，它却是宫殿。窦见“宫人女官，往来甚伙（huǒ）”，字面的意思是楼阁中人多事忙，实际上暗寓蜂房中蜜蜂爬上爬下。王者以“忝近芳邻，缘即至深”语窦旭，再次照应开头说的“近邻”，其实就是邻家的蜂巢。饮酒间奏乐，“笙歌作于下，钲鼓不鸣，音声幽细”，好像某王府的特殊演奏，实际雅致贴切寓群蜂飞鸣之意，紧扣蜂音之细做文章，钲鼓不鸣，因为无钲鼓可鸣也。莲花公主出面了，“珮环声近，兰麝香浓”，既是一位装饰着珠宝的妙龄少女，又隐含着蜂飞翔花中散布花香之意。待到窦旭和莲花公主入洞房，“洞房温凊，穷极芳腻”，是人间夫妇的新婚洞房，又以其温暖、芳香暗指蜂房。这些描写，既是人间的琼楼华阁、美女新房，又是蜂巢和蜜蜂。就连篇首邀窦的“褐衣人”也直接取自蜜蜂的颜色。两次提及“近邻”，也含义明确，与后文“邻翁之旧圃”吻合。聊斋此类写梦法，被称为“近点法”。亦人亦物，亦真亦幻，蜜蜂人格化，自体态、声音均如淑女情致，形成特有的美学氛围。
其二，梦境构思灵婉、轻快、紧凑。《莲花公主》不再沿袭《南柯太守传》的人生如梦思想，相应地，也不写梦中历繁华、经沦落的大起大落故事，不写人生数十年的经历，仅写两个片段际遇。以两个梦构成艳遇或遇合。第一个梦：“方昼寝，见一褐衣人立榻前”，简捷明快，毫不拖泥带水。窦旭梦中遇公主，却因神情惝恍，失去了附婚机会。归家，梦醒。入梦时是昼寝，大白天睡觉，按常理，应是午休。梦醒时，“返照已残”，时近黄昏。合情合理又严密周到。莲花公主出场，利用一副“才人登桂府”、“君子爱莲花”的对子引出，奇哉妙哉。第二个梦是晚上与友人共榻时，由前内官来引入梦。梦中结婚，梦中的公主因桂府灾殃而娇啼，窦焦思无术而梦醒，“始知为梦”。这时，我们才体会到作者为什么要让窦旭与友人同榻而自己去追梦。原来是要友人成为梦境的旁观者，“诘之”，“亦诧为奇”，从第三者的角度参与梦，证梦为实，实乃妙笔。
其三，梦境描写圆转、新峭。《莲花公主》写人而物，物变人时完全是独具风采的人生，人变物时，又是纯粹生物性的物。窦旭娶莲花公主，一切礼仪和朝廷招驸马一样郑重。窦旭与莲花公主正新婚欢笑，灾祸突起，桂府大王称“国祚将覆”，含香殿大学士奏本，称“祈早迁都，以存国脉事”，说有一千丈蟒蛇盘踞在宫外，吞食臣民一万三千八百余口……完全是台阁应对情景，是一个国家遭受外敌时的图像。连大学士的奏章，都沉稳庄重，有翰苑之才。国王向窦旭泣诉“小女已累先生”，就像将要倾覆的王朝交代后事。莲花公主向窦旭求救，“含涕”，
第39节：于江
“牵衿”，“号咷”，“伏床悲啼”，各种娇啼之态写尽。窦旭带公主迁入自己茅屋，自谦“惭无金屋”，公主反而认为比自家宫殿大得多——人世不管多简陋的房屋，总比蜂巢大得多——公主进一步要求窦旭照顾父母，好像人世间出嫁的女儿要求女婿照顾娘家人……一切都像极了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
这时，梦境突然跟现实联系起来，窦旭在公主啼声中梦醒，“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娇婉的公主变成了嘤嘤啼鸣的蜜蜂，桂府变成旧圃中的蜂房，国王、学士均不复存在，变成了络绎不绝的群蜂。那威胁着桂府安全的、“头如山岳，目等江海”的千丈长巨蛇呢？不过是丈许蛇。蜜蜂就是蜜蜂，不是什么公主，桂府国王因国祚将覆迁都，变成群蜂移巢，“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人而物骤变，快速利落，作者像魔术大师，眨眼间，纸变飞鸟，活人切两半儿，人们深深惊诧之际，幕布垂下，留下无限回味让人琢磨。
《莲花公主》写梦，笔法多变，排场不一。处处围绕窦旭的心理感受，写得玲珑剔透，为描写梦境之翘楚。
第一次梦，写窦旭完全不知是梦的心境。他初见莲花公主：“神情摇动，木坐凝思”，既是为公主的美色所迷惑，又对自己何以邂逅美色而不知所以然。王者劝饮时，他“目竟罔睹”，乃魂魄随莲花而去。王有许婚意，又称“自惭不类”，窦旭“怅然若痴，即又不闻”，视听皆迷，其神情活现。而“不闻”的结果又使他对“不类”而难通婚全然没有思想准备，不能马上反驳。近坐者说他“王揖君未见，王言君未闻耶”？用旁观者的口，画出窦旭魂不守舍的姿态，仍然是写他的着迷心理。窦因在王者面前失态，羞愧之极，错过了结亲机会。归途中，内官提醒：“适王谓可匹敌，似欲附为婚姻，何默不一言？”窦旭顿足而悔，步步追恨而出梦。这段梦境描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子骤遇高贵女性时，既痴迷、留恋，又自惭非匹的心情，真实细腻，委曲婉转。继写窦旭“冀旧梦可以复寻”。梦境岂有求续之理？多么天真而痴迷！
但窦旭第一次梦中遇到的王者埋下了续梦之根：“若烦萦念，更当再邀。”窦旭果然再次进入“桂府”且与公主结婚。婚礼场面隆重而排场：“俄见数十宫女，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qú）毹（shū），与生交拜成礼。”此时的窦旭，娶了如花美眷，住进温情宫殿，乐极而以为是在梦中：“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此语贴合窦旭求梦得梦的心理。本来怀疑是梦，明明也正是梦，公主偏偏驳斥：“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妙问巧答。窦旭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戏为公主化妆，用带子量公主的腰围、用手掌量其脚的大小……以对美人的实际体验证明非梦。这些缘幻生情的描写，作者似不用心，读罢掩卷而思，才知其写梦、寻梦、悟梦，认梦非梦，一层层，一件件，都写得韵美而语隽。跟《莲花公主》类似的写梦名作，还有《凤阳士人》，都学唐传奇，又别于唐传奇。
凤阳士人
托梦为文抒孤愤
《绛妃》也是写梦，蒲松龄却郑重其事、清清楚楚地写明时间（癸亥年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3年）、地点（绰然堂）、人物（余，即蒲松龄自己）。在这个梦境里，花神要“背城借一”向“封家婢子”（风神）宣战，“余”文思泉涌，写成一篇《讨风神檄》。情节简单之至，大量篇幅是代绛妃捉刀的檄文。
绛妃（花神）
绛妃《讨风神檄》，称封氏“飞扬成性，忌嫉为心。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檄文洋洋洒洒，以形象笔法写风的历史，风的肆虐，巧妙运用虞帝、宋玉、刘邦、汉武故事，说明“风”如何邀帝王之宠捞取资本起家，日渐放纵肆暴。以一系列典故，写风的狂妄无比和暴虐之甚，如用《秋声赋》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控诉风持贪狠之逆气，使群花朝荣夕悴，备受荼毒，号召“兴草木之兵”，“洗千年粉黛之冤”，“销万古风流之恨”。
这位义愤填膺欲“歼尔豪强”的绛妃是何许人？应该属于哪个花妖门类？这骆宾王式的檄文，是否仅仅在于逞才肆笔，抬文士身份，成得意文章？
非也。檄文者，是蒲松龄又诉创作苦衷的《聊斋自志》也。檄文处处写风，无一字不写风，却又处处写世，无一处不写世。风者为谁？恶势力也，官虎吏狼也。难道不是吗？是什么像风吹落叶一样将蒲松龄出将入相、造福黎民的理想吹得烟消云散？是那个号称“盛世”的魍魉世界。是什么把本应为民造福的官吏变成狼贪虎猛、虚肚鬼王？是那个把读书人一网打尽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把蒲松龄珍爱的人间至情——父慈子孝、夫妇和美、朋友相欢——变成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是那些口头上标榜仁义廉耻、骨子里男盗女娼的大人先生。绛妃，非花神，非倩女，蒲松龄自谓也。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伊斯在《近代哲学精神》一书中有句名言：“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谁。”他进一步阐述：“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无限的，无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诗人和其他的各种天才能在梦境中把握它。”《绛妃》是蒲松龄天才的自我分析，浪漫的自我表现，神圣的自我寄托。这梦，才写得激情满纸，情文并茂。
小人得志黄粱梦
沈既济《枕中记》（又名《吕翁》）写衣衫破败的邯郸卢生对道士吕翁表露“生世不谐，困如是”的烦恼：“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授青瓷枕让其入梦，卢生梦中经历宦场沉浮，官至宰相，80岁在富贵荣耀中死去。卢生梦醒，感叹：“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放弃了求功名欲望。卢生官场得意时被人陷害下狱，向往“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的平民生活而不得，是著名细节。
蒲松龄《续黄粱》“异史氏曰”提出《续黄粱》可跟《枕中记》媲美：“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 。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枕中记》的主人公，即使不是贤相、名相，至少不是坏人。纵然高官厚禄、奢荡佚乐，却未糟害百姓、为患社稷。《续黄粱》里的曾某却是地地道道的坏蛋。他的梦中劣行又由现实个性生发而来，也就是说：小说梦幻的情节史是现实人物性格发展史。小说开头写曾某刚刚中举，跟二三新贵游览问卜，星者见其志得意满、意气洋洋而故意吹捧他。受恭维后曾某“摇箑（shà）微笑”，一副小人得志之态。接着问星者：“有蟒玉分否？”官迷心窍。星者煞有介事许以“二十年太平宰相”。于是“曾大悦，气益高”，众人凑趣，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立即封官许愿：“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还没做官就视公器为私物，连他家里的仆人都可带兵做官，真是一人得志，鸡犬升天。曾某仅是个举人，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还都是未知数，离宰相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表现却已可肯定，这样的人做宰相，绝对不是黎民之福、社稷之福。
聊斋故事常有对狂妄者当头棒喝的高人。曾某以“宰相”招摇过市时，有位“深目高鼻”、宛如域外人的高僧不瞅不睬 ，“偃蹇不为礼”，冷眼旁观并决定给狂徒教训：让他入梦，瞬息间尽享宰相威福，然后再痛切感受恶相的惨烈下场。
《续黄粱》写梦之妙，在于既像是真，又像是假；表层是真，深层是假；乍看是真，琢磨是假。写梦之妙，还在于，梦境虽如万花筒，却与现实人物性格逻辑相符。《续黄粱》中的宰相，既没有宰相常有的拯荒救溺、经纶在抱，也没有宰相应有的雍容大度、气宇轩昂。梦中宰相亮相倒很像京剧小丑登场：曾某见二中使捧天子手诏，请“太师决商国计”，“得意，疾趋入朝”。这“得意”，是穷人乍富的得意，是孝廉一步登天为太师的得意。“疾趋”描绘脑袋前倾、飞快小跑的形态，活画出名曰“太师”者实在沐猴而冠、缺乏宰相应有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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