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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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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再加几个人稳不住指头，我们大家今天就要一阵狂舞狂跳，落下全身的筛眼了。幸好此时有一个警察插上来了。“强仔你疯什么疯？找死吗？你有几颗脑袋？今天要不是没时间了，非整你个出屎不可！”他哗啦一声把黎头双手铐住了，算是搅了局，然后招招手让武警离开。
一道道白炽电光也渐次熄灭，门外和屋顶的嘈杂脚步声陆续远去。但我们都没说话，也没话可说，一直等到天放亮，等到一块方形的霞光从监视窗斜斜地照进来，然后在砖墙上移动，拉长，变形，变成不规则的长锥形，最后变成一束稀薄而涣散的斜线。高墙外有远远的一声牛叫，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报来什么消息吗？大墙外又有远远的几声打桩机轰响，又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咚咚的心跳吗？还有一个声音，初听像小孩的叫声，细听像小孩的叫声，听来听去，发现它确实是小孩的叫声。
任何一种熟悉的声音都变得陌生。
送餐人员来吆喝了，但没有人打门要餐，也没有人拿自己的东西来吃。我们只是呆呆地坐着，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难受。
这一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把一支粉笔当作香烟，把粉笔的一端蘸上红墨水，就成了点燃了的烟头。我叼着这支假烟，很像一个便衣警察，大摇大摆地往门外走去。警察们没看出我嘴上的假烟，没看出我狡猾地隐藏在一支假烟之后，一个个都向我微笑，点头，打招呼，傻乎乎地纷纷让路，听任我迈着八字步走出了第一道大门，走出了第二道大门，一直走到了大街上的人海里，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
我醒来以后，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没有室外放风，只是每个监仓配一间放风室，两室之间有门相通，像个左右套间。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警察揭开放风室的天窗盖，差不多是掀掉整个屋顶，让阳光穿过粗大的钢筋栅栏投射下来，散一散室内的潮气和臭气，就算是放风了。这比室外放风要安全得多，简便得多。警察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一般来说，水池与厕所也在放风室里，不过看守所超员羁押，每个放风室总是躺着密集的人肉，相当于客厅和厕所都成了卧室。
除了去接见室或者谈话室，我们被六面墙团团包围，从不能越牢门半步，眼里既没有草木和泥土，更没有以前生活中的人面。接见室里墙上的一个圆家伙，是叫挂钟吧，很像一个挂钟吧，居然能陌生得让我吓一跳。我发现自己差一点忘记了挂钟，于是紧张地试着回忆以前一切熟悉的人名、地名、物名，试着想象那些东西的形状、颜色以及气味等等，担心这一切会变得模糊涣散，在这个六面墙的洞穴里逐步消失，漏到地底下去。
放风室里那一块方形天空，如果能够向我们开放，就是我们平时惟一能看到的世界了。那里可能有一只麻雀停栖，一只蝴蝶停栖，或者是蓝天里有一丝白云悠悠飘过，让你忍不住要东想一下，西想一下，其实什么也没想。我总是试图抓住这块天空中的任何一丝变化，努力推想外面的季节、环境以及可能的生活情景，确证这个洞穴还在世界上，还没有被世界抛弃，没有坠向太空中越来越远的深处。
没有人不怕坐牢，没有人不怕自己落在这一块方形天空之下。一到了这里，眼光有极度的饥渴，灰色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疯。哪怕是最硬的汉子，从接见室里回来，在半夜里醒来，都可能忍不住两行泪水。哪怕是最文雅的书生，为了半碗剩饭，或者一个烟头，都可能在这里勃然大怒大打出手，越活越像头野兽。打架在这里是常事。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是光头们为什么而打，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人打什么人，只知道仓里一眨眼就地动山摇昏天黑地，好像夯地机一通电就开始抽疯抓狂。有时候你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开战，每个人都是见人就打，没有什么营垒和阵线，打来打去也没有目的。一场恶战下来，有人少了几撮头发，有人的手腕换了个角度。但完成这一切以后，大家一哄而散，该睡觉的睡觉，该搓脚的搓脚，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
警察们对这些差不多司空见惯，有时候抓两个打手到院子里教训一番，也管不了下一回。他们甚至问不出什么结果。不光是打赢了的不会说，挨打的也绝对嘴紧，总是露出一脸茫然，与囚友们面面相觑，好像这里一片祥和太平，没有什么事值得政府操心。至于他们嘴边的血污，肯定都是自己“摔伤的”或者“碰伤的”，不值一提。
世界上有很多动物园。但这里是人的动物园，是人们恢复利爪、尖牙、尾巴以及将要浑身长毛的地方，是人们把拳头和牙齿当作真理的地方。你不服气吗？还想来点喷上了香水的什么人格呀、尊严呀、民主呀、法制吗？还想象抹了胭脂口红的少先队员那样来呼唤爱心与和平吗？拉倒吧。我在一本书上读过：猴子有猴王，蜜蜂有蜂王，鱼群里也有头鱼，没有平等可言。特别有意思的是，头鱼大多数是残疾，不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就是有点神经分裂症或者更年期综合征，因此特别顽强和凶猛。养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常会故意把某条鱼搞残疾，这样它就可能成为头鱼了，才能使鱼群得到秩序和安定。没有头鱼的鱼群只是苟活一时的零食。
我们的头鱼也是残废。我看过他接到的起诉书，给他写过上诉材料，知道他刚满二十岁，可说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照说只合适在街上卖卖报纸，擦擦皮鞋，扛一瓶矿泉水爬上高楼，是赚点小钱的那种人。但他居然当过大街上的菜刀队队长，在南门口到新新商厦一带颇有名气，断过两根肋骨，背上有三四条刀伤，可说是已身经百战。这一次入狱的事端，就是一刀捅进人家的胸脯，只因为刀子被骨头卡住了，实在拔不出来，才没有再捅一刀，留下了对方一条性命。
不过，从我认识他起，我倒没见他在仓里动过手，大概他人小威大，一般用不着自己亲力亲为。我曾经好奇他的威从何来，老少犯人们也说不大清楚，甚至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这样说吧，他敢于在枪口之前与警察叫板，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就是一种大威。他可以把图钉尖朝上，然后一巴掌把图钉拍进自己的手心，也是一种血淋淋的威。他还可以与人打赌，一口气吃下两袋味精，吃得嘴唇都乌了，两眼发直，全身有一种触电后的痉孪，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两边甩，那当然更是一种疯狂的威。
他还吃过一斤生猪肉。据说他喂养过大狼狗，给大狼狗喂生肉，发现吃生肉的狗最勇猛，最凶悍，自己也就跟着吃。
凭着这一切，小斜眼在监仓里咳嗽一声，就享有至尊的地位和无边的权力。不仅早上有人替他打水和挤牙膏，不仅晚上有人替他铺床，他喊一声“电扇”，就有人给他大摇蒲扇，他喊一声“收音机”，我就得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赶紧给他开机和选台——虽然少了一颗门牙，还得给他播放出各种男声和女声，高声和低声，再加上前奏和过门的各种音乐，包括沙锤、钢鼓、长号以及萨克斯，全都行云流水上天入地并且闪耀着伟大时代的光辉。我捏住一只鼻孔大摇手掌，摇出的二胡颤音，自己也觉得十分动听。
“我也见过苏什么，苏芮吧？”他淡淡一笑，“那次我在广州同几个弟兄扯扑克，咣咣咣，把他们打得两眼黑，一个个滚到桌子下面。听说有苏芮的演唱会，我召了一部的士直奔越秀公园。我到那里发现没有票了，咔嚓，老子给门卫一个眼色，刷，两张纸往他口袋里一塞……”
我发现他描述往事时，一高兴起来，最喜欢用像声词，就像语言里夹进一些打击乐。比如递眼色是“咔嚓”一声的，塞钱是“啪”的一声的，还有灯光亮了是“咣当”一声的。他的开心事都是铁罐子木桶子，在脑子里碰撞出一路的声响。我相信，他的偶像一定更是热闹无比。刘欢是大胖子，出场想必是轰隆一下。程琳是矮瘦的小精灵，出场想必是吱溜一下。费翔英俊潇洒，目光肯定锐利得刷刷刷。邓丽君小甜妹的脚步呢，必是咿呀咿呀在心窝子里揉。
“你一嘴的打击乐！”
“什么打击乐？”他睁大眼。
“你也就是递个眼色，咔嚓一下做什么？”
“我咔嚓了吗？”
“你刚说的，自己就忘了？”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要是有个录音机，啪啪啪，全给你录下来！”
事后一惊，我也学会了“啪啪啪”。这真是没办法，同他一起混久了，我脑子里也多了些莫明其妙的动静。
他虚心地向我学习唱音阶，识简谱，还记下了很多歌词，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笔记本花花绿绿，一些歌星头像的剪贴，来自破报纸旧杂志。一些用彩笔描出来的山水、花朵、青松翠柏什么的，装点着各种歌词。其中大部分是流行歌，无非是爱情啊泪水啊小雨啊花朵啊昨天啊黄昏啊孤独啊，粉红得厉害。他的错别字太多，总是让人连读带猜，硬着头皮看甲骨文。
但他的五音不全一次次让我失望，糟践艺术的恶习更让我经常气愤。《恰似你的温柔》在他嘴里恶声恶气，无疑成了掐死你的温柔。《酒干徜卖无》开头两句本来是：“多么熟悉的声音，伴我走过了多少风和雨……”但他心里一邪，常常唱成“多么恐怖的声音，陪我多少次抽脚筋……”还有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里面有两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一高兴就唱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缸边，听妈妈讲那锅里的烧饼……”
他有时还强迫大家一起来糟践艺术。有一个福建籍的老光头，把任何歌曲都当安眠曲，谷堆旁也好骨灰缸也好，他一听就呼呼入睡，放出尖锐的鼾声，使歌手觉得大煞风景。
黎头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看他上厕所就脚下使绊子，有一次还借口那家伙把“馒头”发音为“慢猴”，对闽南方言勃然大怒，说这老货进仓两个月了还不会普通话，简直不是个人，命手下人煽他两耳光。
“到底是馒头还慢猴？你说！”小斜眼揪住对方的耳朵。
“馒头，馒头！”
“再说一遍。”
“馒头！”
黎头这才松手。
说实话，这里不是播音室，普通话是不是那么重要，不是没有疑问的，何况黎头自己的京腔也是狗屎团子。但大家敢怒不敢言，身处牢头的淫威之下，折磨着自己口腔舌头，还是尽力挤压出一句句中国外语，反而让人没法懂。同样道理，监仓也不是军营，把口杯放成一条线，毛巾挂成一条线，棉毯折得四方四正有棱有角，这些黎头立下的规矩也十分可笑。他一时心血来潮，是不是要把我们统统培养成纪律严明的特种部队？是不是要争创模范卫生单位？我后来也蹲过别的仓，当劳动仔还到过其他仓干过活。我发现好些仓一点组织纪律也没有，犯人们吃饭分成三国四方的这一“锅”那一“锅”，有了纠纷时找不到联合国，找不到维和部队，一口饭都吃不安稳。仓里更没有卫生执法和语音学执法，经常乱得像狗窝猪圈。这样一比，9号仓虽然也是奴隶社会，但至少是个比较整洁有序的奴隶社会。我对此似乎不应有什么怨言。
因为会嚎春的关系，黎头对我比较器重，有时赏我一支烟，或者一个没吸完的烟头，让我止止瘾。他经常对我没头没脑傻笑一下，没有什么下文。见我胡子长了，觉得我不讲卫生，面容很不艺术，拿来一个牙膏皮做成的胡夹子，定要为我夹胡子。他不知为什么对夹胡子有极大兴趣，曾经在很多人脸上从事过这种手术，并且享受了充分的快感，因此决不会放过
我这个工件。但他哪里是夹，分明是扯，是揪，是野蛮施工，夹得我的两腮一阵阵麻辣烫，实在痛苦难当。但再痛这也是领导的关怀嘛，再痛也比挨打要强嘛，我只能忍着，说他夹得好。
他有时也要我给他夹，指导我操作牙膏皮的技术。
夜晚太漫长，仓里有时会举办晚会。他在这时候总是把我叫他身边坐下，权当是他的艺术参谋长，行使评审节目的大权。其实这些节目都算不上什么，除了唱唱歌和讲讲笑话，剩下的就是瞎胡闹。一个叫“老猫婆”的走走猫步；一个叫“唐老鸭”的学学鸭叫；一个叫“老鼠”的就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在旁人的膝盖下或胯下“打地洞”；一个叫“雄鱼头”的没什么好表演，就在地上翻斤斗，嘴里胡乱吼上一通，听上去不像是雄鱼倒像是林子里的狗熊……这些动物的名字都是黎头派定的。他觉得张某某胡某某盛某某这些名字太复杂，叫起来也没意思，不如一律简化为动物，或者简化成“收音机”、“电扇”、“楼梯”一类工具，世界就简单得多了。他觉得世界上有动物的名字和工具的名字，就足够了。
如果节目出尽时间还早，他就要大家摔跤打架。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动物们和工具们高喊口号，各就各位，摩拳擦掌，一边嚎叫一边厮咬和扑打——这就是9号仓以武会友的每月擂台。黎头一高兴，召集我这样的评委，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入围奖什么的，相应地奖出饼干或者香烟。说实话，有了这种物质刺激，没有哪个不会眼睛红红地发起猛攻。
这一天我们疯过头了，只顾着跺脚和鼓掌，没注意牢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更没有注意鬼子偷偷进了村。当时我们取笑一个败下擂台的麻子，正在大声背诵一首骂麻子的民谣：筛，天牌，风篮盖，雨打沙台，虫子蛀白菜，石榴皮翻过来，长街烂泥走钉鞋，满天星斗无云遮盖……我突然看见坐在对面的几个人空张着嘴，一脸的表情凝固，领悟到我身后发生了什么。
回头一看，是车管教那一张阴沉沉的脸，上面也有两三颗阴麻子。
要死，今天怎么这么巧！
“念啊，怎么不念了？”他笑着问大家。
我们不敢吭声。
“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嘛！朗诵得很整齐嘛！”
有人急忙献上两个苹果，想讨好或者通融一下。“报告政府，我们是笑邱麻子，绝对只笑他一个人。我们对您是无限尊敬和无限热爱的，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同政府作对。我们觉得政府今天好靓丽，好光彩……”
这真是越描越黑，揭疤抹盐，气得车管教一脸通红，啪的一下打掉苹果。“聚众喧哗，违犯监规。说，谁带的头？”他把我们的脸一张张看过去，指着我们的电棒一直在颤抖。“好吧，你们不说，你们有种，给老子玩邪的。把这里当成了渣滓洞和白公馆？想玩一盘宁死不屈永不变节是吧？要迎接解放绣红旗是吧？嗯，想得好，很好。只是都没睡醒。”
他长着一个小脑袋，两只招风耳，一看就是个机灵人。老犯人都说他平时惩罚人的方式花样百出，一只蚊子专咬你身上肉少骨多的地方，一根刺专扎你的指甲缝。这一次，他没有罚我们到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暴晒，没有罚我们去跪瓦片渣子，只是用电棒逼着我们继续“玩游戏”。玩法当然要改一改：围坐一圈，击鼓传花一样打耳光，算是互相醒脑，集体受教，不用他来动手。
“不打不成人啊。”他语重心长地说。
大家对新玩法不是很适应。一耳光打给下方，下方本能地跳起来反击，耳光就没法往下传，整个规矩就乱了。只是经车管教教练，大家才慢慢克服本能，眨眨眼，想一想，弄明白自己出手的方向。这样，一阵噼噼啪啪下来，我们总算把耳光传得很顺利，但人已经晕了一半。在他叫停之后，我几乎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只听到最可怕的一句：再玩！
又是几轮传递，耳光扇得大家头昏眼花，渐渐有点看不清人了。天旋地转之中，我觉得旁边有个家伙的上身与下身已经错位，另一个家伙的脸则窄成了一条线，黎头则在一个劲冲着我笑，身子一张纸片似的在风中飘摇。我肯定也是傻了，大祸可能就是这一刻铸成的。
不知什么时候，锁门的声音清清晰晰地传来，意味着车管教走了。我还没来得及高兴，扑通一声来了个狗啃泥。
“你这个臭杂种没王法了！”我听到了黎头在大叫。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骂我。我后来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坐在他上方，耳光都扇在他脸上，早已使他怒不可遏。一不留神就把他打重了，更使他狂怒无比。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受害者啊，被我的上方打得更重，左脸早成了热面包。我那一刻只惦记着身后晃悠着的电棒，哪里还管得住自己出手的轻重？
他揉着自己的腮，狠狠地啐了我一口。动物们和工具们立即遵令上前，一张棉毯蒙住了我，对我来了一通黑打。这些王八蛋落井下石，冤不找头债不找主，把我当成了今天的出气筒。
黎头是个半文盲加法盲。他的上诉书我根本没法写。如果我告诉他，杀坏人与杀好人都是杀人，在法律上同罪，没有什么不同，他一定会惊讶得两眼圆睁，好像我是一个火星来客，两腮支着十几片鱼鲫。
如果我告诉他，法律就是法律，一般不考虑一个强盗在打杀时是冲在最前还是躲在最后，在逃跑时是溜得最快还是撤在最后，在分赃时是比较贪心和还是比较大方……法律不会在强盗中评劳模，而且越是劳模的强盗，有时越会遭到法律的严厉打击。他对这种说法肯定更会惊讶得缺氧，好像我不光两腮支着鱼鲫，而且一步步精确计算，硬是把一加一算成了一万。
这样说吧，他也许知道什么是犯罪，但脑子里另有一套歪理邪说，出口就是胡言乱语不着边际。比如他看不上贪污受贿，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它武不武，文不文，只是依仗权势和关系，不劳而获欺世盗名，好汉不为也。他也看不上盗墓、扒火车、撬井盖，割电线，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它们太累人，简直是重体力劳动，搞得一个个黑汗水流，气喘吁吁，就像乡下的农忙，一点都不爽。用他的话说，可以流汗的地方满世界都是，那些鸟怎么喜欢流汗？怎么不到祖国大西部去支边？
他最蔑视的罪行，要算嫖娼了，尤其是“因公嫖娼”——这是一个嫖娼犯的说法，指消费公款的公关接待活动。
这个嫖娼犯是个山东大汉，堂堂仪表，算得上小帅哥。他刚来我们仓时，对门14号仓的牢头还通过劳动仔捎来口信，说这家伙有钱，是老七的好朋友，要黎头多加关照。黎头还算讲规矩，一开始就让嫖娼犯当上了上等人，可以随牢头一起进餐。对方也够朋友，面子大，一来就获得管教批准，带来了四箱饼干和面包，两箱鱼干和咸鸭，外加两箱矿泉水，差不多满满堆了一个屋角，让全仓的伙食标准大大提升，众人喜出望外。只有雄鱼头有点悲从中来，美美地咬了一口咸鸭，感叹他儿子没跟着他享上福，恨不得儿子也来蹲仓。
“哎呀，他上次帮别人销赃，本来是可以进来的。后来就是工商局插一杠子，只判了个罚款！”他遗憾地说。
不过，嫖娼犯太多话，一旦吃饱喝足就开吹，说这个城市最大的立交桥就是靠他引进的资金，说这个城市的新机场也是靠他的关系才得以立项。他还认识市长、厅长、中央军委秘书，国务院副总理的媳妇等等，同他们三天两头就要在一起吃饭的。尤其是同黄副省长一家人，几十年来从不分你我，五粮液一喝就是半箱，一瓶瓶地吹，咚咚咚，开五粮液就像开矿泉水。他说形势发展太快了，他现在正操心两个新项目。一是要把港口整个卖给美国，一共卖十二个亿，一个子也不能少。这事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二是要把整个城东区的改造承包给日本公司，由他来做第二轮主谈代表，这样不仅可以在这里再造一个香港，还可以解决十五万人的就业问题，让全市的经济增长至少增加两个百分点……
当时，小脑袋还没有结案，一直以为自己是死罪，虽然听不懂嫖娼犯的话，但模模糊糊知道是好事来了，还知道模模糊糊的好事与自己无关了，于是更加悲哀，一连两天没怎么吃饭。
很多人已经看出了嫖娼犯的身份不凡，忍不住凑到他身边，向他打听一点有关法院和官场的情况，希望他帮个忙，关心一下小弟的案子。他倒是个热心人，有求必应，不仅详加询问和指导，还闪烁其辞地许诺，比如说：“你的案子我会注意的。”或者说：“你放心。我事情再忙，时间再紧，该管的事还是一定要管。”或者说：“你不要急。你在这里安心改造。等我出去以后，我看看，我看看……好像王处长是管这一方面的吧？要是王处长不管，刘处长肯定会管。”他没有说明王处长和刘处长是谁，没有说明他找姓王的或姓刘的要干什么，但这一类含糊已经足够，已使很多人深受鼓舞。
“你说这事还要等多久呢？”有人这样问。
“唉，不会太久了，不过要紧的是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啊。”这种回答不知所云，只是让旁人一头雾水，又不好再问。
黎头本来也想去问问案子，但一直没怎么听懂对方的话。“市场化的体制框架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件事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研究”，“普法教育一定要落实到基层”，这一类奇怪的话灌下来，黎头只能目光迷离哈欠连天。对方说到什么单位和人，还总是不忘了指明级别：看守所，顶多是个副科级吧；建设银行的分行，顶多是个副地厅级吧；福海寺的智海法师，算什么呢？他有什么样资格坐二点零的广州本田？怎么可能有那个待遇？这个事，宗教局也不来管一管，都是白吃饭的官僚，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他愤愤地把矿泉水瓶子狠狠地摔向墙角。
黎头吓了一跳，回头对我说：“这家伙脑袋进水了吧？”
“听他口气，倒像是个干部。”
“干部就这样子？那还不把老百姓统统搞蠢？”黎头十分困惑，也十分不满，“这号鳖，只有用扫把抽屁股，用鞋底抽耳光，逼他每天挑一百担大粪，他就会讲人话了！”
黎头夹光了胡子，梳齐了头发，以水代油把头发抹亮，换上一件洗过的衬衫，兴冲冲地召集众人审案。这种审案其实也是娱乐，无非是让犯人们各自交代案情，可能的话，还要表演案情，比如盗窃犯表演撬锁盗车或者飞檐走壁，诈骗犯表演假钞调包或者扑克调包，扒手小偷则表演两指神功，包括在开水盆里取硬币，没等你看清楚，五分钱硬币硬是从水盆里夹了起来，手指还真没烫着……这一切让我大开眼界。
在我看来，这些老老少少其貌不扬，其实是高手如云，在这里岗位练兵，经验交流，犯罪综合素质必将大大提高。
见大家已经表演完毕，黎头把目光投向嫖娼犯，意思是现在轮到你了。
嫖娼犯一惊，有点意外地红着脸，浑身上下不大自在，假装糊涂地朝身后看一看，发现身后没有人，实在没有可以拿来误解和搪塞的东西，就说时间不早了，睡觉吧，睡觉吧。
牢头巴掌一抬：“怎么？看弟兄们不来？不给弟兄们面子？”
“兄弟，我那点事能做不能说的，怎么上得了台面？再说你们也肯定看过黄色录像带，还能不知道那点子事？”
“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录像带。”
“看立体录像带！”有人追了一句。
“我年纪这么大了……”
“你是不是一胯的梅毒疮怕我们看见？”
大家笑了。我这才听出，黎头今天出言不逊，有点来者不善，大概是存心杀一杀对方的气焰。其实，嫖娼犯牛皮哄哄，但也不算太坏，至少对弟兄们还算大方，黎头为何没有容人之量？我不敢把这话说出口，只是看着嫖娼犯插翅难逃，不敢抗命，忸忸怩怩好半天，马马虎虎脱了一下裤子，算是应付差事。黎头见大家都笑了，没再说什么，抽完一支烟就去睡觉。
还算好，小斜眼今天没有太为难对方，大概是顾及对方的年龄和身份。但接下来的日子里，嫖娼犯颇有挫折感，不怎么说招商新项目了，好像当众脱过一回裤子，暴露了一下小如蒜头的玩意，让众人大为惊异、失望以及蔑视，实在很没面子，再谈改革开放就不大合适。他探头探脑，坐立不安，只是频繁与警察和律师交涉，一天之内去接见室好几次，有时在门口与车管教嘀咕一阵，很神秘的样子，还借对方的手机打过一次电话。
他打过电话以后很高兴，满脸笑容哼着戏腔。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他连连搓手，说他的律师很得力，他的朋友也很帮忙，花了几万元捞人跑案，也就是为他疏通关节。现在形势大好，副省长的大公子都出面过问了，他大概过几天就能出去了。他喜不自禁地夸耀：他一出去就可以上狗肉馆喝啤酒。世界上只有狗肉最好吃，尤其是那种小狗，从笼子里揪出来，毛茸茸的，一棒一个，打得它口吐鲜血，马上剔毛下锅。
要不是我一个劲给他使眼色，他可能还会大冒傻气地憧憬下去。我事后告诉他，黎头正好喜欢狗，尤其喜欢带着大狼狗，黎头这时正巧走过来了，不过没有说狗。
“你说你过几天就出去了？”
“嗯啦，快了快了。”
“到底过几天？”
嫖娼犯赔上一个大笑脸：“估计……也就是三五天吧。”
“三五天？三天还是五天？”
“可能……五天吧。”
“这是你说的。”
“我估计，估计是这个数。”
黎头哼了一声，“好，我就给你五天。你记住了，你要是五天之内没出去，你就是撕毁合同。”
对方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看看我。我也不大明白，看看牢头，发现他吹着口谟秩チ饲浇牵俅瘟菲鹆烁┪猿拧？/p》
仓里的气氛变得有点沉闷。大家感觉到了什么，对老嫖客表现得有些疏远，至少不大怎么同他套近乎。这一点嫖娼犯自己也可能感觉到了，眼里总是透出不安和疑惑：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一天接上一天，接上一天再接上一天，当他发现自己的饼干也没人吃的时候，也没人找他说案子的时候，试着去讨好牢头，要送给对方一件毛衣，好歹是个患难与共的纪念。
这件毛衣看来质地还不赖，对方倒没怎么拒绝。
第五天晚上，嫖娼犯在厕所里洗完澡，抹了点头油，提着毛巾兴冲冲走出来，突然发现仓里鸦雀无声，几十个光头围成一圈，都盯着他。
“你们……”
“不玩扑克啊？来来来，扑克在哪里？”他见没人回应他的笑，不知该怎么办。
“矮下！”有人突然发出怒吼。
更多人的吼声跟进：矮下！矮下！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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