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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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螅卜穸伺焕嘀薪椤＠螹不是傻子，知道自己以前的轻薄之名，眼下肯定卧薪尝胆严防死守，在特殊时期对一切女性都高度警觉，哪怕是碰到貂蝉再世西施转生也会小心翼翼。最后，老D只好开始琢磨晚上的电影。
这天晚上给与会者放的影片是美国片，叫《午夜》，据说是很资产阶级的一部，是带荤带色的那种，作为“内部参考片”，以前只在文艺界的会议上放一放，眼下能拿到史学界的会议上放，不知意图何在。有些与会者早就在议论这部片子。用过晚餐以后，老M也兴致勃勃地赶早去了宾馆东楼的礼堂，一心一意等待电影的开始。老D的主意就是这一刻冒出来的。
待电影放到一半，渐入高潮，眼看银幕上的女主人公的春情汹涌，他偷偷溜到放映间，请放映员打出一条幻灯通知：M先生，请速来礼堂大门，有人找。
老D谋事颇为心细，故意向放映员报错了老M名字中的一个字，错成了另一个同音字。要知道，这并不妨碍理解的一错，实为神来之笔，极大增强了通知的真实感、正常感、质朴感、纯洁感，其道理很简单：任何做局下套的人不可能把目标人物的名字搞错，于是出错者必为忠良，与任何预谋与心机无涉。
老D弯着腰潜回座位，关注着右前方猎物的动静。他看见幻灯通知在银幕一侧终于出现了，然后看见前面黑压压的背影里，老M熟悉的背影也冒出来了。那家伙果然毫无戒备，前顾后盼了一阵，挽着一件大衣，恋恋不舍地站起来，艰难地从同排一个个背景前挤过，眼睛还不时盯住银幕，直到走近大门了，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老D差一点笑出声来。邻座的老B和老C也乐不可支，捂住了嘴，让前后排的观众不知道这
里发生了什么，投来疑惑与不快的目光。
四君子不知老M是什么时候返回座位的。可笑《午夜》，一部低俗的娱乐片，其实没有什么，比中国古代大多数色情小说还要素净，但他们可以断定，大家不把这部片子当回事，但老M有特殊心结，此时一定懊丧不已。他错过的这十来分钟，说不定就是他永远的人生遗憾。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没有什么，他必不相信；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有什么，他必不满足——听说与目睹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他眼下打脱了牙齿往肚里吞：怎么好意思问？在正人君子面前他要问什么？
这一天，走出礼堂的老M变得沉默了，平静了，是暴风雨过后的一片落叶，见了任何一个熟人都没有什么表情，据说回到房间里以后，也只是默默地看报纸，有一种悲壮和孤愤之态。
老C在那里瞟了一眼，回来以后有点心软，说这最后一棒是不是算了？人家已经真生气了，我们的三戏周郎也够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不如就此打住。
其余三人说不行不行，还说你是个军旅学者，如何言而无信？如何临阵脱逃？
老C说，军人就是头脑简单，不会骗人。
但这只是他的谦虚。在他的一再请求免战之后，在旁人一再催逼之下，他最后的出招，其实是一颗高科技原子弹，几乎把大家吓了一跳。事情是这样：他冒充大会秘书处一位人员，给一位大学老校长打了电话，说你们是某省的领队吧？你们省里不是有个与会代表老M吗？老M同志不是前不久从新加坡访问归来吗？正巧，新加坡的一个华裔银行大亨来华访问，有心资助学术研究，在会谈中已几次提及。我方教育部长明天晚上在北京饭店宴请，特邀几位学者前去作陪，老M就是受邀者之一。他可带上自己的著作签名本，提前二十分钟赶到饭店，到时候与服务台的孙女士联系，如此等等。
接电话的老校长，是老M的上级，某省与会代表的领队，虽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有一些事情遭人诟病，但近年来最喜欢支持新潮学者，比如总是把老M的名字挂在嘴上，以示自己提携后学之功。他有时候甚至提携过了头，曾到处为一位青年副教授的抄袭辩白，说没有抄太多，只是抄了一点点。结果，所有不知情者也都知道了抄袭，气得抄袭者自己也大为恼怒，说屎不臭挑起臭，他娘的这个老家伙是何居心？老C正是看中了老校长的职位和身份，看中了他六十多岁的年纪，还有德高望重关心大局的长者形象，借他一张嘴来传话。老校长不知底细，接电话后立即以领队的身份下达通知，其过程顺理成章，正大光明，气势磅礴，无懈可击。老M眼下即使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警觉，也不可能疑到老校长的头上，如何防得了这一奇袭？何况一次结识国际巨商的机会，可能早已让他心潮起伏忘乎所以。他岂有幸免于难的可能？
从开会地点到虚拟的教育部宴会，有漫长的道路，需要在客流高峰期间转乘几趟公交车，几乎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对老M来说无异于一次残忍的折磨之旅。四君子根本用不着去等待和核查结果，已经在房间里畅饮庆功，一个个自比小诸葛，对各轮攻略一再回味和评点，像最终合力完成了一件精美的作品。老C的酒量很大，喝了整整一瓶二锅头，然后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无中生有的本事原来十分了得，将来不打算搞宦官史了，要改行当作家，写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可能是物尽其用的合适选择。
如果老D没有记错，这一次聚谈时，老A还出口成章，总结出一番人生哲理，说智不在术而在道，老M接连入套无药可救，无非是利令智昏，名令智昏，权令智昏，色令智昏，可见名、利、权、色乃智之大敌。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为人无欲则刚，无欲则智，人骗其实皆为己骗。
大家都觉得这是至理名言。
深夜了，老M还没有回来。
消息到第二天清晨才传来：可怜的老M，不幸的老M，竟然在北京饭店门前的大街上被一辆汽车撞伤，造成较为严重的脑震荡，已送入医院救治。不用说，他当时一定气昏了头，或者是饿昏了头和冻昏了头，眼中根本没有红绿灯，向巨大的黑影一头撞去。医生说，当时如果不是司机及时刹车，老M可能就英年夭折了。
这是一个爆炸式的新闻。会议组织者立即开始追查电话恶作剧。老校长一大早就在宾馆走道里愤愤控诉：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玩笑都开到我的头上来了。都是人民的知识分子嘛，都是党的知识分子嘛，怎么能做这样无聊的事？
有些与会者也在走道上主持正义：肯定是有人嫉妒他！是故意陷害吧？故意打击报复吧？应该让公安局来严查！
四君子再次相聚，关紧房门，面面相觑，吐着舌头，脸上已经没有窃笑，神色多少有些沉重和不安。电话追查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这用不着担心。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毕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四人中老A年纪最长，立即以老大哥的身份表示自省：“这事主要怪我，疾恶如恶，疾乱如乱，其实对这样的人何必较真？此事下不为例。”
四君子临时俱乐部立即宣布解散。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说了，再不说了。以后也得吸取教训，玩笑适可而止。他们相互叮嘱着，然后分头买了些水果和奶粉，去医院里看望了受伤的老友。当着老M的面，老B谈了一些对老M新作的读后感，说他读到某个精彩段落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种真情吐露让老D吓了一跳。老C说文人无性哪，有些人不好好写作，成天就是算计别人，成天就是窝里斗，实在可恶可恨得很。这种慷慨激昂也让老D吓了一跳。老D当然也说了些假话，比如一直仰慕老M的才情，比如将来要请老M去他的学校
讲课什么的，不过刚说完又后悔——他有点担心，这些假话可能让一旁的A、B、C也暗自心惊和暗自琢磨。
走出病房时，他们客气得有点不自然。你先走。你先走。你请。你请。他们在房门前别别扭扭，完全没有了几天来的随意。
回到宾馆里，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握手告别，握出了心神不宁的客套。老D问老A和老B是否需要皮鞋油，说完又觉得这种殷勤即是过分。
事实上，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绝口不再议论老M，连相互见面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一想到老M在病房里目光迷离、气若游丝以及手指颤抖的模样，他们大概都心有余悸和心存余愧，于是在大会选举阶段热情推荐老M，一定要把他选为新一届中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说无论从人品还是文品来看，他进入领导班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让这样优秀的中年学者选入领导班子，我们这个团体的生命力就大可怀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大可怀疑了。他们甚至为此与反对者们争议不休，说老M的一点绯闻算什么，说老M做人小气一点算什么，看人一定要看大节，要看政治本质。
从老M事后的满脸微笑来看，这些话已经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老M果然当上了常务理事。公布结果的时候，四君子怔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鼓掌还算热烈。有意思的是，大约一个月后，老A的一封信，让老D差点要一头往墙上撞过去。什么叫震惊？什么叫崩溃或者空白？老D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老D也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老A来信的大意是：老M的脑震荡完全子虚乌有，不过是串通一个医生朋友，演出了一出苦肉计，在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不但赚得了暗算者的恻隐，还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这真是四只小螳螂扑蝉，岂知大大的黄雀在后！
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明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湮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
老D有点奇怪：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或者那一年冬天在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也许，老D需要赶快飞去老A所在的城市，敲开老A的房门，检查一下老A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然后紧紧盯住他的双眼，看那里面是否有可疑的掠影一闪。
兄弟
进入小学以后不久，我看到过父亲一张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旧照片，便在同学中间吹嘘老爸当过战斗英雄，当然还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到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了我爸爸一眼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方强更激动了：“是坦克师长吧？是138师吧？”他喜欢信口编排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不停地颤抖，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
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与我的个人表现无关，而是在学生中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父母名声的大事。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给我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大家的笑料。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家去，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的笑脸突然消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右派而且正在蹲牢房，阶级也不好，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革命觉悟。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也是比较丢人的阶级，小土地出租、小业主一类，像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或者是在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也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人半懂不懂的烦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落寞的时节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玩。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个头矮小，学习成绩不大好，画画倒是身手不凡，刚开学不久就把各科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的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的一个粗大玩艺儿，让我们看得开心。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着艺术的真实。
他常常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也经常打架，比较像个工人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错得再多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好几次。他家住在北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戥子桥五号。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的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照片是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而且每次我走进这道门，他家里都有些混乱，不是桌椅左偏右倒，就是床上的帐子垮了或者枕头到了地上。每到这个时候，汉军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或者正在武装驱逐邻家小孩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大眼睛在这个暗淡的房子里闪射亮光。
与弟弟较劲差不多是汉军每日的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扎了红缨须的小刀已经飞来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们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拍死你！”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总是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002！”
“不准说002！”
“是！老货！老鳖！”
汉民扬起两根指头在额头一架，算是架出一个军礼，逃窜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每一喊声后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喝：“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罗家大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做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用布条包扎着支架，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所揭发的那样已经塌了几个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8＋6=24？？？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诸如此类。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全班第一，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的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惟有他能拿出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家里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门锁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同学看来更没有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高雅书斋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到了家中，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完事以后赶快关门，好像要严防我顺着这条缝得寸进尺。
他家父亲也是汉军嘴里一个若有若无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参加义务加班，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过他发动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里的木器——遭殃，都得被他好好地折磨一番，不是一条桌子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窗户被刨去一块块油漆，永远合不上了。过几天他可能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子和床上到处爬满了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都会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汉军怒气冲冲，曾经把弟弟追打到巷口，回头气喘吁吁地对我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咧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的手，剐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妈妈的，他喂几条虫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啊……”
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总是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很好，以后就不大去他家了。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分别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他很快就被一个县的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他家出身好的优势。他所在的县与我所在的县隔山为邻，于是他偶尔会翻过山来，给我送来一些他节余的粮票，与我继续说一些有关画画的事。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立着或跑着的马，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像我的有些知青朋友那样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上的舒曼，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更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的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但我还是感谢他这种沉闷的来访，绝不接受同队知青对这种来访的疑惑不解和信口取笑。我还得感谢他把汉国那个塌了几个键的手风琴偷出来让我玩了几个月，直到在汉国的追查下扛回去。好几次回城探亲，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拐进戥子桥去碰碰运气，看他是否也碰巧回了家。我当然很少在他家里找到他，只是看到他家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先是砖墙已经经过粉刷，然后是大门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最后门边还装了一个稀罕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大哥汉国的手笔——他总是在勤奋地改变着戥子桥五号的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人家的风格接轨。他母亲有次含着水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比较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一个公共汽车站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弟弟，嘴上多了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精力过剩地把某只脚一踮一踮。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请！
“你学会了抽烟？”
“玩嘛。”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先是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一个月搞得担把水，”他是指赚得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国鳖又有什么关节炎，没有办法，我也要下农村。我在农村里吃不消，天天懒得出工，猪油吃完了就去偷，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
他又说：“队上还有两个女知青，她们心还是好。你的衣邋遢了，对她们一丢就是，保证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她们嘴巴厉害，好烈，我怕了她们。我娘还是好，吃饭尽我的量。最讨嫌的是军鳖，成天一个卖煮蚕豆的样子，”他是指二哥的脸色难看，“好像我前世欠了他的，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动不动抡皮。”他是指用拳头揍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的女子捂着嘴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公共汽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车。他抓住最后的机会突然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说这个嘛，我也说不准，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取火？”
“对啊。”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被乘客挤得东偏西倒，挤到车门里去了。越过一位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张嘴巴继续他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不知道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也许他正在向往着要去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一本什么历险游记的书里入迷？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离开了他一直在胡作非为的戥子桥五号，去了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呆在那里的地方，一个过于寒冷的地方。
三
汉民这家伙从乡下溜回城来，没人严加管教，什么坏事都做过，包括在剧院里抢人家头上的军帽，包括把肉店里一个比他重百多斤的大汉打得哇哇哭。汉军怕他进一步学坏，本来希望汉国多管管他，但那一段时间里汉国带着一把二胡参加了北区街道工厂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在外面忙，不大在家里呆。这种情况下，汉军只好把弟弟托付给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棋友，请这位棋友给他补习初中功课，顺便带他在校办工厂学点木工手艺，让弟弟好歹也做点正经事。
那位中学教师外号肖眼镜，下得一手好象棋，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家里还有两架子书，又无师自通成了电工和木工，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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