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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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购起，有点窜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吃，都等着水。
　　远远的，两个人抬着一大桶水过来了，一个是农场食堂的老职工，另一个，是小样。
　　参加过工作队的同志都能记得这件事，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要出衰地夸作说。你真不做一体本来比掰们还要影一从清河跑出，去，又杀回来，体力精力的消耗接近人的极限，但你居然又跑去给大家抬水。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个，大家后来一致要求你到我们这儿帮助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们越学越精了，但要说交朋友、共事儿，还是喜欢心眼儿单纯的。那年月北京的小伙子都变得玩世不恭，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还能见到你这种“五十年代型”的青年，认真、朴实，又勤谨，让人一看就爱。
　　水塔塌了，庞然大物的塔顶离我们不远，躺在被它自己砸出的大坑里，要喝水只能临河汲取。地震后的沟渠水洼，沉渣泛起，水中浮着密密的红虫暗藻。那位老职工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嘱咐等沉淀沉淀再喝。那确是一种吓人的水。
　　不知道这算是午饭还是晚饭，撤了锅，洗了碗，肆虐了一天的太阳便远远西去，烧红了天边。在我们那几辆大卡车的旁边，又多了两辆“212”，市公安局的孔副局长刚刚赶到。趁天还没黑，把工作队的同志召集在场部院外的公路边上开动员会。
　　孔副局长慷慨激昂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爬雪山过草地讲到当前的批邓，再归到抗震救灾的主题上来，上下古今，国内国外，面面俱到。大家早累坏了，刚填饱的肠胃压迫着睡眠神经，个个昏昏欲睡。我也是，坐在地上总是想着家里那个干净而舒服的床，惶然木知在这儿该如何过夜，一身的臭汗泥巴平儿，到哪儿洗……，人到此时，很难不去回味以往习惯了的舒适。我呢，同时又为自己被现代文明搞得蜕化工的体质和娇弱不堪的心魄而焦虑。
　　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象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拥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逢，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源檬陵眈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
　　好不容易散了会，却仍然不能休息。天蒙蒙黑了，按刚才会上的分工，我们分组到附近的几个居民点去查访群众生活情况。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外加一位当地干部，顺着公路往南，查访了一个最近的居民点。这儿住户不多，房子都盖得挺讲究，户与户的间隔很宽敞。农场的那位干部告诉我们，这儿过去是农场头头们的驻地。
　　这个居民区有一半房子塌了，但没死人，所以人们的情绪较平定。居民们都在自家屋前的安全地带搭起了简陋的椰子，四处飘着袅袅炊烟。
　　就在那葫芦形的池塘前，我看见了你家的白房子。
　　你家还没做饭，门前显得有点冷清。你正在全神贯注地捆扎你们那寒酸的棚子——两张单人床一拼，四根竹杆一竖，一方雨布遮天，虽简单，却整齐，看去也舒服。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把你拉扯成人相依为命的姥姥，坐在床上，呼呼叨叨地数落着，担心你把那块宝贝雨布勒破。啊，那真是一幅充满人间温情的动人画面，是一首关于慈孝、关于天伦的永恒的歌。你看见我们走来，脸上突然泛起微红，停下手中的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些年我想着你，想你的勇敢和热情，和忠厚，和倔强，和粗野，但我更多地想起的，却是你的羞涩，完全属于一个男孩子的绝无脂粉气的羞涩。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感到局促的时候，眼神顾盼间会使人人都喜欢你，觉得你单纯无邪。
　　继平，也许正因为对小祥先入为主的感受，使我对你在头一次和我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矜持、成熟的派头感到不舒服，就连你那外交家似的交际风度，也让人多少觉得做作和酸气。
　　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做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
　　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呆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子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
　　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干邑。就结婚了，已不管本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
　　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我等她唱完，问：”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样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一不过从不着从她L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透道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样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发发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唯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洋换了钱就注姥姥关电。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
　　他年纪轻轻，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扎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样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
　　当然，hatwattwG。、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光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叶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呛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
　　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茶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样，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控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样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呢。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现亏的样子，抬进嘴里致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椰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理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小洋，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给县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地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样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样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一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象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父亲真象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样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德热加调域等约尔机当官科徒告诉我；小祥将而我编在二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样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荫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唯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晤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木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路；至少作应全做做记利院：‘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木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晤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份，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象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的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领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见事都有例外v。，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工原。和祥眼熟，论年序小样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样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荫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唯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户＿。位岚本来是学卫部血的墓。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给报〔它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倭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波种被动依定的民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就常常吃冷馒头。
　　他爱人盛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
　　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