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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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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姐,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的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学名词名为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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