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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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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和庆祝之日。会所举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频遇到朱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位要员。朱先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公众场合总穿西装。他是在北京广东会所中最杰出的一员，但是在聚会中他并没有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辈份安排，一位七十多岁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则坐在他旁边。
朱先生和朱频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离乡背井，朱先生便邀请朱频去他家坐坐。朱频说认识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同乡叔叔感到非常的荣耀。朱先生要离开时，他再一次邀请朱频。朱频没有料到他将看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六 中国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
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想法并不重要，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如今，当二舅舅去世后，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当然，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
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特殊服务。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一碗汤，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肉与蔬菜仅仅“下饭”。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
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反正，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
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至少不能轻贱家庭。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教养”。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责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因为她教子有方。
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从前在我的家乡，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长大之后，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
家族崇拜是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场合，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燃香，点蜡烛，供品摆在祭台上，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从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习惯在许多方百都可以见到。一个男人的妻子被称为“媳妇”——“你儿子娶媳妇了吗？”——因为新娘是一家之长选定的。因而一个人参加婚礼就是去看一个男人娶一个“新媳妇”，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孙子”。
与西方家庭成员关系相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有各种的称谓，根据她是不是年龄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轻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妈、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因而，一个父亲的姐妹是“姑”，一个母亲的姐妹是“姨”，一个叔叔的妻子是“婶”，诸如此类。
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长辈。在美国，一个家庭通常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在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家庭成员还包括爷爷奶奶。
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内在美存在。当孩子年幼时父母照料他们，他们长大之后又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生活如此轮回。当你是一个无助的婴儿时，年轻的妈妈照料你；当她年岁大，没有生活能力时，你照顾你的妈妈。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古代，妇女不参加公众的生活。如今随处可见中国妇女工作在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楼里。与美国一样，妇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个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荣耀。即便儿子是丞相，当他母亲说话时他得立即闭嘴，如果他犯了大错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妇女都是那么的伟大和迷人。对于如何去管理家务事，男人们知之甚少，如果要管、结果看上去总有点好笑。丈夫们和父亲们谈论家事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独断，理所当然就显得很好笑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说妇女没有智慧。
在古代中国教育女孩就是培养一个淑女，在女性的技艺方面成为佼佼者，包括针线活、烹饪、文学、艺术和音乐，一如18世纪的欧洲。缠足是过度追求淑女化的一个恶果。因为其本质是性别追求的结果。妇女渴望拥有一双小脚，越小越好。所以母亲们预想和希望一双值得自豪的小脚，女孩子很小时大人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不让脚自然地生长。在古代中国，缠过的脚才被认为是美的。另外，她们完全改变了走路的步态和妇女的仪态，一如妇女穿高跟鞋地的效果。现在妇女很少缠足了，但是纵然缠足的风俗还延续，拥有一双小脚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纳妾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大龄婚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而在中国，丈夫通过纳妾来解决，妾通常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或娱乐场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过妾，妻子具有头人和母亲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与妻子的孩子一视同仁。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传统，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岁时妻子还不能生子的话。
在中国也有离婚现象，便是特别少见。如果儿媳虐待公婆，或让他们挨饿，或歧视他们，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衙门中得到离婚的判决。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总是比了郪更重要。根据中国法律，在丈夫成为富人之后，是不允许他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离婚的。有一句中国谚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飞黄腾达。
祖宗崇拜和将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为儒家教义中的一部分。当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内容更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其他社会品德的基础。孔子没有创立或者创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
七 儒教、佛教写道教
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人，他不讲哲学，不谈神，也不论死后之事。像苏格拉底，或者像美国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孔子只是一个聪明的、年长的、深刻的、非常机智的思想家。他只论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
《论语》中有孔子的谈话，开篇三句话就谈到学习的乐趣、交友的乐趣和内心丰富的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本性的培养。虽然他不把神和哲学神秘化，但他谈论平白的日常感受，这不可能将它置于一个神的地位。因而在中国人的信仰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佛教和道教深入其中，填补了大众的想像和大众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三大宗教的原因：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三者中，儒教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模式最为深远。
在佛教和道教中，有一个善的哲学体系，但是这种哲学适合知识分子，远非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哲学家还把其他的内容加入其中，比如一个善的天堂、一个邪恶的地狱，可见的偶像和为数众多的令人迷惑的神灵和圣人，这些使得它们被称为“大众的宗教”。
佛说生活中有痛苦，痛苦源于人对欲望的追求。一条解脱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克服掉肉体的欲望，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但是不断发展的佛教具备了大众宗教的一切特征，特别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盛行。其他的佛教国家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信仰小乘佛教。佛教有一个邪恶与多姿多彩的天堂和地狱（地狱分为十八层）。通过默念佛主释迦牟尼的名字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得到拯救。许多的人为死者祈祷。有大量的圣徒、高级的圣人或低级别的神被称为菩萨。这些圣徒已取得真经，本该圆寂，但是他们仍选择了世俗的生活，并联系着人类。有许多寺庙和不结婚的和尚，当然个别的除外。
通常说来，佛教教导人生是一个生死轮回的圆圈，我们现在为我们前生所做的接受惩罚，我们将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接受惩罚。这个圆圈是痛苦的和一个永不休止、应接不暇的幻影。人要逃脱这个圆圈才能获得拯救。信仰灵魂转世的教义导致教徒对动物有侧隐之心，并禁止杀生，包括拍死蚊子、踩死蚂蚁。素食主义或不吃肉通常在佛教徒中践行。吃素可以限制在某个时期中，像罗马天主教徒在周五吃素一样。转世的教义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骑的驴或许曾经是一个前世的人和一个兄弟，虽然他不认识他，不记得他前世的存在。这也带来一种伟大而普遍的侧隐之心，这也带来一种信念：无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为何要去做。
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道德经》包括大量的警句，尽管只有五千字。老子点明弱小的力量、谦卑的胜利特性、自负的危险与退后一步的禆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水是道家品格的象征，水能寻找到更低的地面并渗透到任何地方。下面一段是表现《道德经》的内容与风格的好例子：天下人都对我说，道广大，却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正因为它广大，所以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它像的话，早就渺小了。
我有三种宝物，持守和保全着。第一种是慈爱，第二种是节俭，第三种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一个人有慈爱就无所畏惧；一个人节俭就能宽广；一个人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而寻求勇武、舍弃节俭而求取宽广、舍弃退让而寻求争先，是走向死路一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上天要保护谁，就用慈爱来武装他。
但是随着道教向大众化形式的发展，其彻底地成为另外的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大众化的道教则是中国人的心灵创造。中国人将道教视为巫术和邪恶的魔法，念咒文和咒语，大众道教中有许多强大的恶魔，同样也有降伏这些恶魔的强大的超自然的神灵。在神话传说中，这些恶魔之间的战斗非常有趣。道教有自己的道士和道观，过去还有一位教主。但是道教不再有老子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化的教义了。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道教是一种为老子创造的玄学以及开放的信仰。
幸运的是，儒教避免了大众化的腐蚀。一个人不能用普通的情感进行欺骗，也不能围绕它创建一个天堂和地狱。儒教是一种普通情感的宗教。
孔子教导，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业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当询问死后之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对古代的宗教实践做了大量的历史性研究，但是他避而不谈超自然的东西。
孔子有一段金玉良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有的教导都与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苏格拉底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孔子的箴言是：独善其身，或完善你自己。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经常反躬自省‘我在做什么’，那么就不知晓如何与人打交道。”根据这种培养和完善自己的方式，他教导的两件事非常特别。
首先需要教育和训练。他认为所有人的本性多少相似，但是习惯和训练成长出不同的人性，因此需要对孩童加以训练。
根据儒家的观念，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必须在家里和在少年时代学会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一个人对人和责任要有正确的态度。孔子教育非常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应该尽力成为善良的人。但是什么是善良的人？这很含糊。在家成为一个好儿子是确定性的和不能回避的。一个确定性的空间包含一种确定性的责任。这包含原则、服从、爱和奉献，以及责任。这并不容易，但是个性的培养得从孩童时代形成正确的习惯开始。
其次，孔子认为，法律与政治是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必须基于个体的培养。孔子说，这是智慧的开端和终点。因此在儒家的《四书》中的最初段落，直到现代，中国学生上学后都要学习。这段是这样说的：古人，想要使得美德显明天下，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想要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正；想使自己的心正，首先自己要诚实；要想做个诚实的人，首先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一种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理解人与人生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
只有将事物的原理—一探究到极致，然后才能获得诚实的目标。当具有诚实的品质，才能心正。心正之后，然后才能涵养自身的道德。道德修养提高后，才能调理家庭生活。当规划好家庭生活，国家才能治理好。治理好国家，而后才能天下太平。
从皇帝到老百姓，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是这个基础破坏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棵这样的树，其树干又细又小，而其顶部的树枝长得繁茂。这就是事物之本的含义。
八 中国的长城 1
自从朱频到达中国，他一直渴望看到中国的长城。对于他和所有的人来说，长城——世界上的奇迹之一，是巨大而古老的中国的象征。站在长城上你能感受和几乎看到古老中国浮现在眼前。在复活节中的一个上午，一个适合到乡间旅行的舒适日子，在离北京几英里外的门头沟，朱频乘专列到达这一历史胜地，其间大约有两三个小时的行程。
长城的缔造者秦始皇是中国的希特勒，他统治中国三十七年，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大约早于居里斯凯撒二百年，秦始皇创建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他绝不是古中国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秦始皇是一个后来者。孔子诞生时，伟大的古代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应该从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开始，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前2597年，比这还早的是传说中居住在树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岁月里被记忆符号化了。但是从黄帝始，有一个清晰的继任统治者的诺系，整个历史是可信的，虽然神秘的传说与早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类似于英国历史中的圣乔治与龙的关系。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象征，他的名字与商业、文字、算术、医药、国家体制、甚至栽桑养蚕的起源息息相关，尽管很难相信这些在同一个时期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渐取得的。
孔子将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尧、舜——他们从公元前2357年到2206年在位。世袭政府开始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出现了。通过铜器上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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