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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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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少林寺
作者：雷立刚
内容简介：
写这部小说，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将人生未知的结局残忍地暴露出来。
作者简介：
雷立刚：一个喜欢文字、绘画和旅行的平凡的人。
1974年生，双子座，B型血，四川某大学《中国文化史》教师，四川作家协会会员，“70年代后作家群”成员，现居成都。
附录：电视片《作家的扉页——访雷立刚》
（节选）
采访者：甘文丰、彭雨可，由甘文丰整理
〖画外音〗成都郭家桥，是个聚居着各色人等的地方，也是雷立刚在他的散文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地方。很多外地读者通过他的描写了解了郭家桥，但是生活在郭家桥的人们却并不一定知道，这里住着一位正越来越受到瞩目的青年作家。在郭家桥一幢普通居民楼的六楼，雷立刚租住了一对老年夫妇三居室中的其中一间屋子，面积大约有十二平方米。
雷立刚：我以前的小家比现在好多了，有六十五平方。当时我刚毕业，毕业的第二年就分到那个房子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我觉得。当然跟现在大不一样，至少夏天不会那么热，你们来了也就不会满头是汗了。但是我一般也很少想以前的事情了，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往前看。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可能要往后看，但是这种往后看是出于职业的需要，生活中不要老是往后看，生活中老是往后看的话，人活得不轻松。
〖画外音〗雷立刚曾经生活过的六十五平方的房子在成都长顺上街，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得到的单位分房。1974年6月，雷立刚出生在湖南邵东县，80年起随其铁道系统工作的父母辗转生活过许多地方。1996年，雷立刚毕业于川大法律系92级法学专业，同年以公务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四川省委宣传部，三年后被下派扶贫，任某镇副镇长兼中学副校长，时职副主任科员，是当时四川省委组织部正式任命的最年轻的下派干部。2001年2月，雷立刚主动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活。
甘文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那都是一份在大多数人看来相当不错的工作。在你工作的那几年当中，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自己很幸运？
雷立刚：我是觉得很幸运。考公务员考得那么好，本来就是幸运，没有猫腻。在当时我们班的所有同学看来，那也是很好的一个单位，自己当时也很高兴。
甘文丰：但是在那几年中，你每一年都想辞职。
雷立刚：我是每一年都想辞职，我是一去就有辞职想法的人。第一年刚开始去还是很兴奋，干了半年我就发现这种生活我并不是很喜欢。可是半年后单位要分房子了，觉得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那么快分到房子，所以当时肯定就愿意继续呆下去。房子就修了两年时间，然后就装修房子，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又下派，那年又不可能辞职了。
甘文丰：是什么促使你在短短几天做出那么大的决定要辞职？
雷立刚：它是一个很难进的地方，要进宣传部是真不容易啊。我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我找到很好的工作了，我说没有，他们就不信。他们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一个很缥缈的愿望放弃工作。我当时就是不想再干了。一个是厌倦了那种生活，第二是想从事点自己爱好的东西。有远期内搞文学的想法，但是除了文学这个目标，辞职的更主要原因是我希望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辞职并不主要是为了文学创作，主要还是厌倦了那种生活。
一直想辞职，就是下不了决心，其实这种现象很多，机关里想辞职的人很多，但是下决心的人太少了。许多年轻人“升官”不顺利的时候，就会想到辞职，但是有的人会想“我在这里干了那么多年了，我现在辞职好划不来”；有的人会想“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有的人会想“虽然这个地方不怎么样，但是我到其他地方去也不见得能怎么样”；最后一个会想“我在这个地方，至少衣食无忧，社会地位也不低，何必对自己苛求”？
甘文丰：你的想法和上面种种的每一种都不一样。
雷立刚：对。
甘文丰：当你辞职之后的第二天不用上班了，真的在家了，什么心情？
雷立刚：高兴啊。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甘文丰：没有失落？
雷立刚：一点都没有。
甘文丰：但是很快，那种第二天起床后的高兴几个月之后就变得不平静了？
雷立刚：就发现工作不是那么好找。我觉得我的一生是比较滑稽的一生，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喜剧色彩。我的性格是比较悲观的，内心比较忧郁，但我的行为和我的生存境遇充满了喜剧，包括做出各种决定。工作确实不好找，我当时起码找了二十个工作。清华同方，它要招一个推销员，我就跑去。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会不会有官僚习气？他说你一直在宣传部干，宣传部又是个大衙门，你又当过副镇长，干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没有官僚习气？
甘文丰：当时没有了工作，写作怎么样？有了方向和习惯？
雷立刚：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连喝瓶啤酒也要犹豫很久。我要想喝了这个啤酒，做其他事情会不会又让我少两块钱。写作刚刚走上正轨，以前虽然也发表了一些小说，但直到2001年5月的时候，《天涯》杂志推出了我一个小说诗歌专题，才开始在圈内有了一点影响。
甘文丰：《天涯》发表那组专题的时候，你用什么写作？
雷立刚：我是用电脑写作。
甘文丰：已经用电脑写作了。你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网络。
雷立刚：对。
〖画外音〗雷立刚是2000年12月开始上网的，最早上网是大学同学王怡极力推荐《天涯》杂志的网络论坛《天涯纵横》，第二年3月他出现在《海南在线》的《舞文弄墨》文学社区，8月到网易社区的“小说沼泽”论坛。网络读者的友谊，填补了他的空白时间。雷立刚意志力很强，此前什么东西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但网络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作息习惯，进而演变成了一种心理需求和习惯。在网易开辟了自己的专栏之后，雷立刚的小说《秦盈》，曾有过六天点击十万次的记录。
雷立刚：网络给我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意想不到的东西。网络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文字比较浮躁，但它同时会使一个人的文字比较有激情。什么事情都是双刃剑，有激情的时候就容易浮躁，但是没有激情，连作品都没有，即使你不浮躁又怎么样？
甘文丰：网络上的赞美来得很快也很多，使你树立起了自信？
雷立刚：生活中我不是一个自负的人，但是在文字上我特别自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天生适合写作的。众生平等，没有谁比谁高明，没有谁比谁高贵，但存在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他最适合干的事情，比如有人很适合当“厨师”，那你让他当“杂技艺人”就没发挥出他的长处。“厨师”和“杂技艺人”是平等的，但有个自己适合干什么的问题。你自己适合什么你要搞清楚。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从事自己最适合做的事情。
甘文丰：你最初的阅读阶段，文字对你产生着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高兴而变得高兴？
雷立刚：这是肯定的，我认为好的文字应该让读的那个人感到是自己在生活。我有个感觉，为什么文字要存在？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能生活一次。人的一生就像一条线一样的，始终不是多面的。我们在走一条路，在人生会有很多岔路，当我们往左走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往右走的机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可能有五种选择，但我们只能选一种，过其中的一种生活。对另外四种生活，我们会有憧憬。现实生活是不能解决的，所以需要文字，需要小说，需要艺术，它会再现你没有经历的生活。
甘文丰：自己动笔是什么时候？
雷立刚：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学法律的，我很喜欢逃课。大一的时候还没谈恋爱，时间怎么打发呢？就几乎每天都跑到图书馆去看杂志。当时看得很乱，什么《读者文摘》、《青年一代》都看，没有选择。看得多了，曾经能够满足你的文字就不能满足你了，这就发生了取向上的变化。
甘文丰：就开始看文学了。
雷立刚：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学。除了爱好，心里隐隐约约就感到，除了看，还在学，有这种感觉。这种学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但已经不满足仅仅当一个读者了。潜意识希望有一天也能写出类似的东西，甚至更好的东西。我从自己一开始写作起，就没有希望自己是个三流作家，或者仅仅满足于发表两篇小说。要么不写，我写就要写得很好很好，基本上是这么想的。川大有个图书书库，我把92年的杂志看完了，那些比较重要的，比如《十月》、《收获》、《当代》、《青年文学》、《人民文学》、《花城》全部看完了。看完了之后，我就产生了愿望多看一点，就跑到过期书库里面去。那里有从80到92年的每一期杂志。凡是好的，得到公认的杂志，我是全部看完了的。
甘文丰：对文学界也有个清楚的了解了。
雷立刚：对。文学思潮的发展，整个文学界争论的变化，写作方法的变迁，就有个比较宏观的把握。我开始写作是93年，那个时候文学的热潮已经过去了，那种一篇小说红遍全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学已经不能给人带来利益了，我很清晰地知道，文学能迅速给人带来功名利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甘文丰：当时贾平凹很红。
雷立刚：当时他赚得少一点，但是贾平凹的书一直很畅销。他有一本散文集很打动我，叫《坐佛》。有一天晚上没书看，正好有《坐佛》，我从晚上十二点一直翻到早晨六点，看了一个通宵。
甘文丰：你看书的速度怎么样？
雷立刚：看情况，不是每本书都值得精读。尤其在自己以写作为目标之后，因为读有时反而会耽误写。
甘文丰：你能控制自己的速度？多数人当我们遇到我们喜欢的书的时候，阅读速度就会加快。
雷立刚：这就是文字工作者和非文字工作者的区别了。当一个作家是很悲哀的事情，看到喜欢的书就会慢，看到不喜欢的书才会快。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是个好事情。阅读不是为了兴趣了。
甘文丰：还记得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吗？
雷立刚：我写的第一篇叫做小说的东西，是受马原影响的。马原的其中一个代表作是《冈底斯的诱惑》，我当时看了很喜欢这个小说，也喜欢这个名字。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叫《冈底斯的诱惑》，然后题记就说是献给马原，仅仅是因为尊重他。
甘文丰：开始给杂志投稿了？
雷立刚：《冈底斯的诱惑》写了之后发在成都的一个民刊上，读者主要是学生，颇受好评。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写一个中篇呢？我一直想写一个自己成长：童年、少年、青年的过程。《铁路》，后来发表在《青年文学》2001年第三期。其实写是93年写的。当时刚写完投稿了一次，没有音讯，我并非是为了发表而写作，因此缺乏广泛投稿的热情，懒得再多投，压在一堆手稿里，类似的小说还有两篇，整个大学时代我写了三篇小说，后两篇写好就放箱子里。直到2000年我的生活发生剧烈变动，才开始把它们逐步投出去，后来这三篇小说分别发表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时代文学》上，都是国内文学界有影响的期刊。
国内的作家中，雷立刚喜欢余华、莫言、格非。国外的是博尔赫斯、卡夫卡、艾伦坡。在阅读中，与喜欢的作家的相逢，雷立刚觉得是一种缘分。
甘文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被关注的？
雷立刚：一个人的成长充满了偶然的际遇。有的人很有才华，但就是不会被关注。但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另外，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并没怎么被关注。
甘文丰：你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你也没有想到？
雷立刚：开始没有想到。我的写作最开始是比较另类，比较先锋的。包括后来反响大点的《小倩》，还是比较另类的。有手淫，有艾滋病这些东西。但我写它们的出发点和卫慧等人不一样。他们是刻意地去写，我是不刻意回避。
甘文丰：但它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天涯海角》杂志把它收入丛书中，《南方周末》的“排行榜”也进行了推荐。
雷立刚：我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大众化的作家。也没有想通过写作赚很多实惠——何况已经根本不是靠写作赚实惠的年代了。而且我的写作本身又没有想过要让大多数人去喜欢我。结果意外地发现自己不少小说竟然能够被大多数人欣赏。我有一种感动，我发现其实人真的是很善的一种动物。如果一个作家写的很真诚，确实写得好的话，他们会忽略一些哪怕他们不满意的东西，只要他整体上被打动。我就发现，第一永远不要低估别人的能力，第二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智慧。
甘文丰：你在回复网上读者的帖子时总是很客气。
雷立刚：我至少不是刻意的。
甘文丰：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没有真正就一篇文章和他们展开讨论。
雷立刚：的确。互联网太大了，要遇到一个真正和你在文学思想上能够进行讨论的人很不容易。
甘文丰：那他们的赞美对你意味着什么？
雷立刚：给我自信。总体上，我觉得网络就是网络，虚拟的世界就应该让它继续虚拟下去。在生活中我更希望和人打交道，而不是因为我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我现在当编辑，但写作才是我的职业（我觉得工作和职业是两件事情，编辑只是我的工作，饭碗）。我不希望一直生活在职业中。我上网上得晚，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对我很好。
甘文丰：写作到某一个地方，心中有没有读者？很多作者克服不了这个问题——他们会想象在某个地方，读者发出“哇”的一声赞叹。
雷立刚：没有读者。作者对读者的尊重，绝不是对读者的迎合。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果我认为我的这个小说不好，即便所有人都说好，我可能会快乐，有满足感，但是我仍然认为它不好。把自己心里真正想说的话给读者看，这个才是尊重读者。把自己最真的一面给读者，而不是故意，随时想着在文章中迎合读者，这才是对读者的真诚。
甘文丰：读者自然而然的是要将作家分类的，你觉得自己在哪一类？
雷立刚：我觉得作家还是应该少考虑给自己分类。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中国相当有名的文学批评家陈晓明先生曾在说到我的小说《飞鸟和鱼》时，认为我是在向商业主义妥协的同时，又保持了一种对道德的批判。
甘文丰：你和大部分作家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你很能够接受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
雷立刚：我对通俗的东西不排斥，我觉得它们可以丰富我自己的体系。我不避讳这些东西，哪怕写最通俗的事情。一个好的作品绝不会因为里面有通俗的东西就庸俗了，要相信自己，如果你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再通俗的东西进入你的小说中，也不会使你的小说通俗化。反之，一个庸俗的作品，哪怕里面全是生僻字，深奥无比的词语，复杂无比的东西，或者里面充满高尚的情操，或所谓悲天悯人的情感……但是，它仍然是庸俗的。
甘文丰：写作者的个人满足，读者的赞誉，物质的利益，名望，四样东西，你选哪一样？
雷立刚：我选择自己满足。读者的赞美是很缥缈的东西，今天他赞美你，明天他可能毁你，其实就那么回事。至于利，这是起码的物质基础，商品时代，作家不会很穷很穷，但也不会很富裕，我有心理准备，既然在这个时代选择了从文，就没想过要大富大贵——在中国，那是商人和政客的事情。名，每个人都是重视的，如果我说我不在乎名，这个很假。尤其是我这个岁数，还没有到看破名利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得到名利说自己看破名利，喊口号，很空洞，很无聊。但是，比起自我表现满足，还是稍微次要一点点。
甘文丰：从大学开始，到机关工作辞职，到写作，直到目前，你的生活好像在每一个阶段都处在不同的矛盾中。
雷立刚：你抓得特别准。我自己有时候也意识到，我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同时往往处在一种矛盾中，我在矛盾的左右摇摆中弯曲着向前走。但是每次走总能拣到一点东西。我想人活着就会有矛盾，不会消失。人有欲望，就面临着无法实现。这就是矛盾。
甘文丰：你在宣传部门干过，对宣传系统很熟悉，后来又在电视台干过，现在离开媒体了，那么你对个人知名度传播的优势怎么保持呢？
雷立刚：如果真的能写出一部很好的书，哪怕这几年不与媒体打交道，甚至哪怕几年一篇文章都不问世，也没关系。优秀的作品一定会感染人的，写出来就写出来了，它摆在那个地方。作品自身会说话，所以关键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且关键那个东西确实要好，只要你真能写出好东西来，什么都不用怕。
正文
第一章 老葵
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老花花公子，我想我不会介意。许多年来，我热爱夜晚远远超过喜欢白天，我总是让自己淹没于新大陆或者旧大陆迷离的灯光里——拉斯维加斯赌场里那些面部扭曲的人群，巴黎香榭丽舍街上那些浓妆艳抹的姑娘晃动的影子，都是我最乐于接受的东西。
我现在觉得，在血脉的深处我或许还是比较保守的，正是因此，我才会在刚刚年过50的时候，便突然丧失了对灯红酒绿的浓郁兴趣。其实，即便在我年轻时无休止的浪荡行径里，也有很多端倪足以暗示我有着华人遗传基因里固有的守旧。比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旧大陆一些，我对香榭丽舍的迷恋远远超过对拉斯维加斯的喜欢。
拉斯维加斯自然也是不错的，每当夜幕低垂时，拉斯维加斯就像响尾蛇一样扭动起来，一片片灿烂耀眼的灯火确实迷人双目，一场场精彩离奇的表演也确实让人兴奋，这是一朵沙漠里盛开的恶之花，吃喝玩乐一网打尽，观光视听集其大成，轮盘、梭哈、吃角子老虎机也都确实诱人……但是，与香榭丽舍比起来，我简直没有过多流连的兴致——以凯旋门为起点坦坦荡荡延伸着的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魅力的焦点，也是我心中的至爱。那条路上，高大的法国梧桐和栗树亲密地紧挨在一起，像绿色的火焰，以凡·高笔触下那种蓬勃的姿势向天空舒展；又如两条翠色丝带，悠扬地飘在巴黎中心。当夜色下的街灯一盏盏亮起的时候，像星星的眼睛一眨一眨，又如在宽阔笔直的大道两旁点燃无数烟花……滚滚的车流，穿梭来往，车灯像海底深处那些发光的鱼，透过黑暗游动，而香榭丽舍大道在所有这些的点缀和陪衬下，宛如天上的银河，闪耀着虚幻的华彩——香榭丽舍，是一道昂贵的风景，使你在置身其中时依然感到仿佛隔着遥远的距离，它是“最熟悉的陌生街道”，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淡淡的伤感带着永远的“在别处”的惆怅——但它的距离感中却又并无拒绝的意味，它是一种纯粹的因过于美丽而让人怀疑的诱惑，使人迟疑却又在迟疑中心醉神迷。
就是在那样的心醉神迷里，我放任自己的欲望被那些暧昧的光线与半透明的衣裙引诱出来，从15岁到50岁，我似乎一直渴望着与某条让人心动的陌生吊带裙发生某种一擦而过的关系。坦率地说，在那过往的35年漫长岁月里，除了对做爱是真感兴趣，我对别的都没什么发自内心的喜欢，我打高尔夫、广泛阅读文学、历史乃致哲学著作、欣赏歌剧和电影……几乎所有热闹的场合我都不会落下，而且总能谈得让行家不敢小视，但我自己明白，我那样做无非是增添与女人做爱的机会和资本。甚至，即便对做爱，我也只是为做而做，没什么其他复杂的情绪和目的。简言之，我是个纯粹而单一的做爱运动家，正如有些人是美食家、作家、画家、政治家、歌唱家、思想家以及职业球员、职业流氓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切，可能源于我在少年时期偶尔看了卡萨诺瓦的作品及其传记，并由此崇拜这个18世纪最大的浪荡子。那时，我才15岁，我父亲当时在西班牙办实业，我虽然会说多国语言，但与当地的同学不大谈得来，于是只好借助小说打发时间。很偶然地，我阅读了卡萨诺瓦那长达十四卷的《回忆录》，我几乎立即就被吸引进去了，我看到一个试图抓住生命中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人，人生苦短，欢乐本就不多，为什么不及时把它紧紧抓住呢？以这个为前提，那么卡萨诺瓦那些周旋于赌场、醇酒、美女之间的行为不再显得荒唐，而他的决斗、监狱与梅毒困顿也不再让人耻笑。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肉体情人，他尽一切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从那一刻起，父亲的偌大家业对我再也不具有吸引力了，我树立了一个梦想，就是像卡萨诺瓦那样闯荡世界每一个温柔乡，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如今看来，这个想法十分无聊，但当年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那时，我把卡萨诺瓦视为榜样，把他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模仿。比如，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仿佛没有经过大脑，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我却偏偏喜欢他的冒失和偏激；又比如，他趋风附雅，其实并不太懂哲学，却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以图提高自己的分量，这真的很庸俗，但很多年来我偏偏喜欢这种庸俗，并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效仿，比如，我看了三遍《尤利西斯》，看了两遍《金色笔记》……我知道我骨子里很厌恶这些结构混乱内容晦涩的小说，但偏偏看了不止一遍，并且故作深沉地与人讨论其价值和意义，你肯定想不到的是，我学卡萨诺瓦学得如此神似，就是我居然还与《金色笔记》的作者、80岁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女士有一点联系。莱辛的父母虽然均为英国人，但她1919年10月22日却是生于伊朗，1949年才回到故乡英国，所以她对东方有浓厚的兴趣。我于是给她发去书信，开始了我们偶尔的书信来往。我知道自己并非是想获得什么文学上的教益，无非是试图增加自己的谈资而已。我是个庸俗的人，对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总而言之，我的大半辈子，就这么荒荒唐唐地过去了。
一年多前，也就是2001年1月，我远在南部非洲做生意的老父亲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用罕见的严厉口吻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大意是说，一个男人即便没有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至少也该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组建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样的人生才勉强说得上完整……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葵儿，我已七十有余，尚未能抱上孙子，即便抛开我不说，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怎么还能继续荒唐下去……”我的老父亲不曾料到，实际上，那时候我正好已经对长期的浪荡生涯感到厌倦。对卡萨诺瓦也早已经丧失兴趣。他所代表的“非道德，追求享乐，自私自利，敢于冒险，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对我来说陡然都显得很无趣。我在声色犬马、脂粉裙钗、酒肉朋友中虚度多年，深感那样的生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的盛宴，觥筹交错中是无尽的虚伪敷衍，醉生梦死后是无边的孤单寂寞，回头看看，年华流水而过，除了残羹冷炙，杯盘狼藉，什么也没能留下。因此，我其实很愿意结束往昔的荒唐。2001年2月，我从欧洲返回中国，打算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洗心革面，过正常人的日子。
而就在那时，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便被她的美丽给惊呆了。那是在去少林寺的路上，我往山上走，她往山下走，路很窄，我们擦肩而过。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天然的女人的体香。她身材高挑，不施粉黛，目光沉静如水，几乎就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对于我这样一个浪子来说，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
当时，我就在山路上发起了呆，一点不加掩饰地凝神看着她的背影。她的第六感出奇地好，察觉到我在看她。她侧过脸，冷冷地看了我一下，然后就走了。她的背影在少林寺下的这条山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仿佛一阵轻烟，完全消散。
我之所以要去少林，完全因为在海外时看到的电影《少林寺》的缘故。自从60年代李小龙开创功夫电影之先河以来，70年代香港的功夫片、80年代大陆与香港合拍的《少林寺》，确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功夫乃至古典文化的魅力。尤其是《少林寺》，在国外也掀起了一轮旋风，巴黎甚至受其影响办起了“贝尔西武术大会”，据说如今已经搞了十六届了——或者甚至不止——我在巴黎居住的时间很长，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因此，在国外时，我就多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回大陆看看少林寺。这和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不同，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在少林之行里遇到心仪的女人，然而，却偏偏就这么遇到了，而且是真正地爱上了她。
为了认识她，我创造了无数次“偶遇”，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和钱。
从少林寺归来三月后，我雇佣的私家侦探帮我查到了她的所有背景资料。她叫蒋芹芹，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热爱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其次就是哈代，此外还有乔伊斯等英语作家。她如今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当初中英语教师。川大附中就在川大里面，于是，四个月后，我在她所在的城市——成都——买了一套住房。住房位于紧临川大南门的郭家桥，是一套150平方米的电梯公寓，成都房价不贵，每平方米就3000元人民币，所以这套跃层的大房子只花了我45万元。我想，不管我能否和她有较深入的关系，我都打算把这套房子在合适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给她——那时，我确实完全没有足够信心能拥有她，毕竟，她太冷淡了，我想送她房子，仅仅因为我查知她还没有自己的住房。
正是因为我的这种诚恳，当然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比如，我可以和她谈论多丽丝·莱辛以及她的《金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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