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艾滋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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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艾滋病的对策和措施。
　　1986年，中国将艾滋病列为报告传染病，重点加强管理。并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管理工作小组，指导全国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为国家制定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方针、政策、规划，提出建议。
　　1987年，制定了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确定了防止艾滋病发生的蔓延，减少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发病与死亡的目标，并从加强组织领导到建立健全专业机构及宣传教育、监测、科研、培训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
　　1989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预防法》，将艾滋病、淋病和梅毒列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1990年2月，根据预防艾滋病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国家预防艾滋病委员会，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工作。9月成立了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承担领导协调和技术指导，以保证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规划的贯彻执行。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制定完成，并开始实行。
　　为了及时诊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加强艾滋病监测和研究工作，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才和财力。
　　1986年，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建、杭州、西安、沈阳、南宁等城市建立了艾滋病监测点，开展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血清监测工作。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展了监测工作。国家并设立了11个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确认实验室，几十个初筛实验室。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艾滋病监测网络。
　　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在中国都存在着迅速蔓延的趋势，而且，这三种属于艾滋病的主要传染途径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因此，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前景是十分严峻的。
　　如何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行之有效地控制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这三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这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
　　“毒品”为什么会使吸毒者产生近乎疯狂的快感和难以戒断的痛苦呢？
　　现代医学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人的中枢系统内存在着一个脑啡肽系统，其部位分布于人体的初级感觉中枢———丘脑和同情绪活动有关的大脑边缘系统。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人体的有关神经细胞可适量地分泌一种称之为脑啡肽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使肌体保持痛觉阈，以便对一般的非伤害性刺激具有某种程度的耐受性，而对伤害性刺激产生疼痛性反射，保护肌体免受伤害；二是维持人体正常的情绪反应，在一定条件下使人产生某种原始的，本能的满足感。
　　海洛因及其家族（吗啡、杜冷丁、可卡因及鸦片等）具有和上述脑啡肽物质相同的作用，进入人体后同样可作用于脑啡肽系统，一方面使痛觉阈增高而镇痛，另一方面则引起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快感。然而这种欢欣和满足是短暂的，随着海洛因在体内的消失，人便落入痛苦之中，大有从天堂落入地狱之感。于是吸毒者为了摆脱地狱般的痛苦，不得不再吸海洛因。长期反复吸食的结果，一是使脑内的神经细胞减少或停止分泌脑啡肽，而不得不依靠海洛因来补充维持痛觉阈和稳定情绪，一旦没有则出现难以忍受的戒断症状；在精神方面表现为吸则后悔，不吸则痛苦，想戒又戒不了的矛盾。
　　海洛因是通过有害的方式直接满足本能的需要，一旦吸食上瘾，人便丧失了自制能力，对于法律、道德、人格，甚至个人的营养、卫生等统统置之度外，最终的结果是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毁灭以及群体的退化。
　　吸毒者把大部分的钱拿去买毒品，吃饭的钱极少，有的人甚至连填饱肚子都困难。再加上吸毒者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饥一顿饱一顿，所以，严重贫血、骨髓造血机能不正常。重度营养不良是吸毒者的常见病，也是大多数吸毒者丧失劳动能力和诱发其它疾病的原因。
　　吸毒成瘾的人，中枢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明显受损。由于吸毒者的肌体能力大大降低，非常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如脑脓肿、视神经病变、心肌炎、破伤风、败血症、皮肤多发性脓疮、感染性静脉炎、脉管炎等等。
　　吸毒者的呼吸系统和运动系统受损也是严重的。最常见的是海洛因所致中枢抑制呼吸衰竭，死亡率很高。有资料表明，全世界的吸毒者中，每年都有十多万人因吸毒死亡。还有常见的海洛因性肺水肿、肺炎、肺脓肿、毒品毒气性肺癌、神经性肌肉病变、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性病等。
　　吸毒最为严重的是传播艾滋病。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主要是经静脉吸毒传播。但是已发现寄发于静脉吸毒的性传播。
　　静脉吸毒者的增加是导致艾滋病感染流行的重要因素，从潜在的威胁看，性乱者将是最主要的高危人群。因为，吸毒者早期往往涉足性乱，女性吸毒者又多以卖淫来换取吸毒的资金，这种交叉重叠的行为方式无疑加剧了艾滋病的扩散。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由于性解放风行，放弃了传统道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严重的性病流行，也促成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性解放冲击和破坏了人类经过几千年探索和经受无数挫折后才逐渐形成的性道德观念，致使西方的两性行为某种程度上又倒退到近乎原始的放任和丧失社会约束的状态。这种违反正常的生理和社会行为规范的错误行为，必然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惩罚。
　　新闻媒介曾报导了这么一件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体育在这里早已商品化，知名度较高的体育明星们均有巨额收入，这些优厚的条件使他们具备了寻花问柳的资本。现在的美国青少年一代由于缺乏健康的导向，“追星族”、“发烧友”越来越多，日益疯狂。出于崇拜、猎奇、刺激等心理，不断对明星们展开攻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职业球星说：一个女人请他到她家里去做爱，条件是要一双带有签名的球鞋。这个明星到那个女人家一看，她的柜子里已摆放着100多双签名的球鞋，都是NBA的明星们。
　　蒙特利尔市一位叫克莱门托·奥利维埃的艾滋病问题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披露：他的一位24岁的艾滋病女患者在临死前对他说，她曾同北美冰球联合会的50余名冰球好手发生过两性关系。由此，奥利维埃断定，艾滋病病毒肯定已在其中一些人身上“找到了孳生地”。
　　一些卓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性解放将在人类社会中造成无可挽救的灾难。
　　他们严肃地指出：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宣布了性革命的终结。
　　近年来，随着西方“性解放”思潮的传入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大中城市以及农村中婚姻规范和性道德也受到了冲击。一部分人在批判传统贞操观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时，否定了两性关系方面起码的道德规范和性行为的文明与健康准则。于是，在城市青年中，婚前和婚外性关系被一部分人接受或容忍，多个性伴侣和性滥交现象已不鲜见。
　　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内地大量年轻女性涌向开放地区卖淫，而嫖客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国的旅游者，拥有多个性伴侣的“新潮”和嫖娼行为的滋生，形成了艾滋病在我国传播的温床。
　　卖淫嫖娼者都属于最容易受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正如吸毒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一样，卖淫嫖娼也在中国的土地上死灰复燃，并且，近些年来，这一丑恶现象更是日趋严重。
　　我国已经在暗娼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就表明通过卖淫嫖娼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开始。
　　卖淫嫖娼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因为在性行为中，已经患有艾滋病的嫖客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娼妓，受感染后的娼妓通过卖淫又使更多的嫖客受传染，嫖客受感染后既可使尚未受感染的娼妓染上艾滋病病毒，又可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或者姘头。这种错综复杂的传播关系必然使艾滋病病毒者的数目成倍地增长。
　　所以说，一夜风流就可导致后悔终生，甚至断送生命。
　　据报载：北京出现的内地第一个“同性恋沙龙”已经被有关部门宣布取缔。据负责官员称：这个沙龙在传播某种错误观念，不是反对而是鼓吹同性恋，违背了中国健康教育的宗旨，必须停办。
　　被命名为“男人的世界”的这个沙龙是1992年11月22日正式出台的，香港《明报》的报道透露说，共有35名同性恋男子参加首次活动，有关专家从医学和社会行为学角度发表了对同性恋的看法，同性恋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同性恋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就是在同性恋中发生的，如今，同性恋已逐渐在我国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据知情人士介绍说，北京现有××处同性恋活动场所。这些场所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公共浴室也是同性恋者活跃较多的地方。有的同性恋活动则是在饭店、酒吧、歌厅等地的阴暗中进行，但是这些地方的消费不是一般同性恋者所能承担的。
　　显然，在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是在同性恋者的圈子中或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有名的人，也会竭力对亲友、家庭、社会掩饰他们的真实倾向。
　　这一系列的现象更令人恐惧和担忧的是，不管是卖淫、嫖娼还是同性恋，这股暗流都不可能像注射传染和母婴传染的那样容易被发现或预防。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危险性。
　　从医学的定义上讲，同性恋就是指同性个体之间肉体亲昵的行为。
　　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按正常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来看，同性间的性行为心理上应该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同性恋打破了这种障碍，其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有的研究者将同性恋又称之为“性变态”，或又叫“性倒错”。这一类的人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是全然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必须永远是同性，异性绝不能成为他们在性方面所渴望的对象。在性的事情上，异性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惹其嫌恶的，由于这种嫌恶之情，他们便不能进行正常的性交，或者在其中得不到任何兴趣。
　　第二种是两栖性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
　　第三种人只是偶尔倒错。在某些外在环境里，多半因为正常的性对象遥不可及，或者经由模仿，他们也能够以同性的人为其性对象而获得满足。
　　这些变异或违反习俗的性行为，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遭人唾弃，被社会法律所禁止的。
　　大约两千年以来，犹太一基督教的传统，一直坚持男女之间的性的接触，只能严格限制在夫妻婚姻关系里，所有其他的性行为绝对被禁止。《旧约全书》中极其明确地指出“如果某一男子和其他男子同居，如同他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一样，他们两者同样是亵渎神灵的：他们一定要被处死。”
　　1976年教皇保罗六世就颁布了一个5000字的《关于性道德问题的宣言》。和犹太人新教徒信仰中的一些教规相类似，这个宣言强烈地谴责同性恋、手淫、婚前性行为和通奸等，认为这些行为是人所固有的本质的错误的失调。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法律禁止同性恋和许多形式的自愿的异性恋爱行为。从前，美国大多数州里都把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和类似的性行为规定为轻罪或重罪之列，而且常把同性恋者送进监狱。
　　后来，性解放风靡当代西方社会，同性恋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受到挞伐。美国有的地区，同性恋者为数越来越多，并已形成团体，不仅拥有他们自己的杂志、报纸、圣地、居住地区、生活方式和乐趣，在一些城镇中，还有为同性恋男女设置的酒吧、浴场、俱乐部和社会组织。
　　这种变异的行为终于造成了艾滋病在人类发生的恶果。
　　男性同性恋是世界首推的艾滋病高危人群。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1981年首次发现的5名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其后发现的26名卡波济氏肉瘤患者，全都是男性同性恋者。在加利福尼亚，90％的艾滋病患者是男性同性恋者。在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也是男性之间的性交往，他们的某些性行为，为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传染源。
　　在中国已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同性恋者的比例还很小，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群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失去其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同性恋者的活动和交往是不公开的，基本上是处于秘密状态的，这就给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现带来了困难。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达6个月———7年，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许多同性恋者都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这就更加增加了他们感染继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
　　同性恋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群。
　　可以这样说，与吸毒、卖淫嫖娼者同处于危险边缘的是鲜为人知的中国的同性恋人群。
　　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同性恋者的性伴侣一般不固定，随遇随散，性方式杂乱，每个性伴侣接触二三次后即又更换。他们在接触中仅以性行为为目的，并不了解对方的年龄、职业等情况。有的虽然性伴侣仅有一个，但是谁能知道对方的性伴侣又有多少？
　　1988年5月，上海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名26岁的男性同性恋者，公安人员在破案过程中侦察到的同性恋者竟达一千多人。
　　上海在一次对96名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中，发现其肛交的发生率为81％，口交的发生率为60％；他们每人平均有7个性伴侣；25％的被调查对象有患性病的经历；31％的人和外国人发生过同性性行为。
　　在武汉的一所医院，40例男性早期梅毒患者中就有33例同性恋者。
　　天津某医院，1985年至1989年间，门诊收治的366例性病患者中，有61例同性恋者感染了早期梅毒，在龟头、肛门和口腔等处，发生硬下疳。
　　艾滋病对于它的受害者，不分性别、年龄、地位、阶级以及国家……
　　美国著名画家凯斯·哈林在1989年确诊为艾滋病，当时他还筹划举办“艾滋病死前一年派对”。1990年1月，哈林已经无法说话，神志不清。一个月后，他的派对还来不及举行，就结束了三十一岁的短暂生命。
　　拥有“宗教艺术家”美名的美国著名摄影家梅布索普1988年7月曾为辟谣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罗伯特·梅布索普回顾展》，可第二年的3月，梅布索普就与世长辞，死因就是艾滋病。
　　洛赫逊是好莱坞的著名演员，他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并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1985年7月，他到巴黎治疗，可到7月底他便返回美国，仅仅拖到当年的10月，这位影坛巨星便陨落了。
　　被誉为“时装插画之王”的安乐尼·洛贝斯二十岁时就成为美国的服饰插画超级巨星，并成为了流行服饰界的领导者，但却在1987年3月因艾滋病死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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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艾滋病患者，艾滋病就是死神！
　　遗憾的是，当他或者是她明白了这一残酷的现实时，后悔已经晚了……
　　1993年12月1日是第六个“世界艾滋病日”，纽约市为纪念这日子，第四次进行“无光之夜”活动，以哀悼艾滋病死者。
　　这天晚上，纽约市高达102层的帝国大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及克莱斯勒大楼的装饰灯熄灭15分钟。华盛顿的白宫也熄灭灯光15分钟。
　　据说，在旧金山，在欧洲的伦敦、维也纳和蒙特利尔等地，夜间都把摩天大楼、著名建筑物及桥梁的灯光暂时熄灭，以示哀悼。
　　艾滋病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给人类的健康、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家庭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对策，旨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
　　在美国，发生过这么一桩案子：美国密执根州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离婚妇女不顾他人的健康，先后与五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一个14岁的男孩。此事后来被揭发，这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遭到法庭控告，法官怒判被告不准与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包括她的男朋友在内。
　　这宗少见的判决是由乌斯克罔市法官尼尔·穆拉里作出的。被告是三十一岁的白莲达·詹逊，她有两个子女。原告指出她和五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前没有事先告诉对方她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法官穆拉里在判案时生气地对被告说：“你的行为危害了几个人的健康，罪责难恕。”
　　这位法官最先命令白莲达每日24小时都要留在一家管教所中，足不能出户。后来又放宽为在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可以外出，但必须由一名指定的女性监管人陪同，确保她不得与男人接触。
　　她甚至被禁止与男友的联系，不准男友到管教所探访她，连在电话中多谈和通信都不可以。
　　白莲达散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是由一名14岁的男孩子揭发的，她曾与他发生性关系。事后这个男孩子将事情告诉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获悉白莲达曾对人说过自己染有艾滋病病毒，大为惊恐，于是向警方报案。
　　根据密执根州的预防艾滋病法律，一个染有艾滋病的人，在与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之前，必须告诉对方自己染有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否则就算犯法。倘若白莲达今后不遵守法官的命令“禁性”，那她将会再被拘控，最高刑罚是入狱五年。
　　瑞典仅有人口400多万，然而却有6000余人带有艾滋病病毒，为此，瑞典当局正式启用了一座小岛，专门用来隔离艾滋病人。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已被送进一座十六世纪的古老建筑内，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开此岛。
　　这座艾滋病隔离所，设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阿狄尔苏岛上，极其偏僻荒凉，几乎与世隔绝。它曾经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后又重新整修。这些隔离病房都是古老的平房，每个艾滋病人在这里都有单独的卧房和浴室，房屋四周均有高墙和戒备森严的警卫。
　　这些第一批送来的艾滋病患者，都是经过严格审定把关的，其证据确凿，屡教不改，他们明知自身患上艾滋病，却仍然继续胡乱性交和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故意扩散病毒，构成公害。
　　为了严防艾滋病传入和传播，中国政府已先后拟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府法规：1984年和1985年，卫生部与有关部门两次联合发出通知，限制进口血液制品，包括因子制剂。
　　1986年12月，我国公布了凡患有艾滋病、性病等传染病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如果发现患有上述疾病的外国人，中国卫生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1986年，我国卫生部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指导全国工作。
　　1988年国家七部委共同发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中心若干规定》。
　　198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纳入法定传染病范围进行管理。
　　没有一个人愿意感染艾滋病。
　　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艾滋病患者。
　　因为，那无疑是一份死亡的判决书。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灵。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毁灭……
　　在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致医务人员的一封公开信》中有这样两句话：“疾病不应该是对某一个人的惩罚，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每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充满爱心，用我们的双手和知识去帮助受艾滋病威胁的同胞。”
　　艾滋病所涉及的范围早已不限于医疗卫生，它超越了医学，成为了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同样，艾滋病人需要全社会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对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恐惧、歧视不仅在我们国家有，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发现艾滋病的国家都有。
　　第三次国际艾滋病防治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时，警察都戴上了非常显眼的黄色塑料手套，并逮捕在会场外面示威的同性恋者。
　　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家庭中三个儿子都因血友病感染上艾滋病。为此，他们的房屋被人用火烧了，小孩也不准上学。
　　田纳西州的一个孩子因输血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被赶出了校门。他的母亲偷偷地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没几天他的母亲就彻底放弃了让孩子上学的念头，因为有一些人开车经过他家时，车上就写着“杀死他”的标语。
　　许多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对的不是医学问题，而是周围的人们的恐惧和歧视。
　　艾滋病人和其它病人一样，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
　　这个问题多年来已经引起了国际预防艾滋病组织的重视。
　　在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制订的十个宣传要点中指出：“艾滋病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没有理由对艾滋病患者产生恐惧感，他们不应该受到歧视。他们面对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挫折，他们需要来自我们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我国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特别提到：“大多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体格及精神都适合于从事日常活动，并无经任何社会活动接触而传染的危险。为此，国家的政策是：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临床情况允许，他们应该参加正常的工作学习而不受歧视。”
　　规划中还提到：“为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必要的担心和歧视，需要对人们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使他们知道一般社会接触不会引起艾滋病病毒的传染，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那些感染者。”
　　同是地球的生灵，我们有什么权利为保护自己的生而剥夺艾滋病人活的权利？！
　　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传播途径大部分是通过静脉吸毒的感染，但随着近年来禁毒禁吸的各项措施坚决有力，因静脉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已在逐渐下降。但可以相信，不要多久就会以性接触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最大的隐患———无法消除和控制的色情行业，将要导致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最终达到失控的地步。
　　针对这个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家十分自信而又十分无奈地说，五十年代，中国就以“无毒国”而著称于世，毒害终有一天会在中国大地上再度清除。同样，同性恋这种变态的性行为历来被中华民族所厌恶，最终也会在这块有着三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销声匿迹。然而，我们束手无策的将是卖淫嫖娼这股越来越大的黄色暗流，将避孕套视为“安全性行为的工具”而进行推广的宣传纯属误导，必将重复美国人十年前就犯过的错误，从而导致性病和艾滋病在中国的爆发和快速蔓延，以及青少年的性自由、少女早孕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说，在中国除了提倡性道德和洁身自爱的宣传教育外，唯一的办法只有采取疏导，这样才可能有效地控制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染源。
　　难道就别无选择？
　　但愿这仅是一种偏见。
　　据有关报道，中国目前的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已超过30万。如果现有控制艾滋病的能力得不到明显加强，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的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尽管迄今为止，世界上还尚无任何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或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发明出来，但是可以相信，生物医学的奇迹不久将会给艾滋病患者带来福音。在人们急切期待生物医学的奇迹出现之前，唯一可能制止或缓解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切实方法便是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
　　中国目前尽管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令人担忧，甚至连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官员们也为此感到“震惊”，但只要人们都警觉起来，充分认识艾滋病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以及对后代的危害，人人洁身自重，停止非婚性行为和同性恋，坚决取缔卖淫嫖娼，加大缉毒戒毒的力度，惩治毒品犯罪。那么，被称之为“超级癌症”、“二十世纪瘟疫”的艾滋病必定会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被控制，最终被消灭。
　　荡涤污垢，神州大地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富饶，神州大地上的人们将会生活得更加健康幸福。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