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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乞丐调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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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是省里有名的乒乓球之乡，出了很多乒乓球运动员，有在省里打的，有到国家队打的，我们那里打乒乓球是风气，我也很喜欢打乒乓球，我还是学校里小学组的冠军。
我十岁的时候还代表乡里的学校到县里比赛，得了个第一名，奖品是一副羽毛球拍，我送给了我大姐，因为，她出嫁我没有啥送的，她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说她从小就喜欢，可家里没钱没法给她买。
然后，我十一岁的时候又代表县里到市里打，得了个少年组第二名，这次我们县里特别重视，甩小车把我送回了家，还奖给我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我爹娘高兴极了，说我以后不用再读书了，光学着打乒乓球就不愁吃喝了
我那时也特别羡慕电视上那些国家运动员，看到他们拿了冠军的自豪样子，我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象他们那样光荣。骄做。
这时我们县里的体校少年班破格收下了我，他们说我很灵活，爆发力又强，又很能吃苦，是个有前途的乒乓球运动员。
上了吃住不用花钱的体校，这在我们村里都轰动了，我走的那天，我们村里几十口子人都挤在俺家那个破院子里送我，我们一起上学的伙伴们也几乎都来了，他们送我一直到了汽车站，叮嘱我以后成了大人物别忘了他们。
刚开始我还没觉出怎样来，可他们老是说这话我就忍不住流泪了，我想他们怎么会以为我会忘了他们，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在体校里我们是半天训练，半天上文化课，老师和教练对我们都很好，体校里的食堂也不错，每天都有肉吃，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这么好的条件，我再训练不出成绩来，我谁也对不起。
我疯了似的苦练，常常是晚上同学们都睡了，我还在训练教室里练发球，几次被教练发现，没收了我的球拍。
我们的教练曾经是省队的主力队员，他对我特别好，经常给我吃小灶，单独上训练课，因为他觉得我希望挺大的，但他不允许我没命的练，他说，我身子骨还嫩，练狠了容易出毛病。
在体校读了一年书，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再参加市里的比赛，经常是拿第一名，而且，我的文化课也不错，写的作文还被老师拿在课堂上读过，一年多我都没有回过家一次，我爹实在想我了，偷偷地跑来看了我一次，可正在训练准备参加省里比赛的我，从食堂里打了一饭盒好菜让他拎着回家了。
为了参加省里的比赛，我们几个有夺名次希望的队员都停了文化课，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直累得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
可是我心里高兴极了，我想我终于有机会参加省级比赛了，那可是一些大场面，有那么多的观众，我不知道省里的比赛电视台会不会转播，我很希望他们会转播，哪怕几分钟也好，我希望我爹娘能看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在电视里打球的模样。那时，他们该会多高兴。
这样想着我练得更刻苦了，我想我得对得起教练，对得起学校。
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因为练得太苦，所以，整天感到浑身无力，右腿的膝盖以下经常痛的钻心，每次训练完了，我都是一瘸一拐的回到宿舍，同学们见了，也都劝我别太拼命了。
我为了能参加省里的比赛，一直把腿痛的事儿瞒着教练，每天在他面前装着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可回到宿舍里我就疼得抱着右腿哭，有时候我腿疼得床都爬不上去，同学们都还没回来，我就一个人趴在地上哭，经常是这样趴在地上哭睡了，又疼醒了，我不知道我的右腿怎么了，怎么会疼成这样，我总以为是我训练的太狠的缘故。
终于，离比赛还有一个星期了，我们几个参赛队员开始封闭式训练，每天要在训练场上呆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连校园里也不能去。
那时距我开始腿痛已经过了二个多月，我想我再咬咬牙坚持一段时间，比赛完了，我一定到校医那儿去要几贴止痛膏贴贴，因为怕教练发现我腿痛，我一直没敢到校医那儿去看。
可是，我终于坚持不到参加比赛了。
有一天，教练正在给我发球，我却腿疼的再也坚持不住摔到在地上，并且昏了过去，教练开始以为我累坏了，把我背到校医那儿，可是校医对他说，摸着我腿疼的地方不太对头，他让教练马上送我到县医院检察。
县医院检查完了以后，也说不能确诊，我又被送到了市里的医院，结果诊断结果一出来，教练这个40多岁的大男人都哭了起来，他说：“东东呵东东呵，你这个孩子腿疼成这样你为啥不早说，你为啥还要坚持训练，要知道再往下拖，你把小命儿都搭上了呵”。
这时我爹娘也来到市里的医院，一听是骨癌，我娘晕了过去，我爹也是抱着我哇哇的哭，我两个姐姐守着我不知该怎么办好，我们一家人没了主意。
还是教练帮我们一家拿了个主意，他说，要是动手术一定要到北京去，那里的医术高也许会救我一命。
可是，我们一打听光手术费就要几万元，我们一家人都种地哪来的这笔钱，我当时就哭着对我爹说，“爹，这都是命，我不治了，我不想要死了还给家里拉下饥荒，咱们回家吧”。
可我爹疯了似的对我吼，他说，“我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救你这条小命”。
就这样我带着我爹卖血赚来的2000元钱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可是要动手术这钱还差老远。
我们学校也为我治病捐了款，教练自己拿出了1000元钱和学校里给我捐的1000多元钱一起给我送到了医院。
我的病发展的很快，经切片化验已经属于癌症晚期，想要活下来就只有截肢，可是，我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想截肢，我只有十三岁，我还想打乒乓球，还想做个有出息的运动员，可剩下一条腿我还怎么活。
可哭归哭，医院通知我们，再不截肢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到那时再治就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这时，我二姐匆匆忙忙嫁人了。
她嫁给了我们村支书的儿子，他是全村出了名的憨傻男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被人扒光了裤子在街上跑来跑去。
我知道刚刚满19岁的二姐是为了我，才这样匆匆的嫁掉，因为支书给二姐的一万元钱的彩礼和一个金戒指马上就被二姐送到了医院我的病床前。
就这样我的截肢手术马上进行了，我的小腿以下都被截掉，我一下子从能跑能颠的乒乓球运动员成了残疾人，只是，我的命被暂时被保住了。
动了手术后，由于住院费大贵，而我们的钱早已经花光，我们出院回了家，我在家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病情好象稳定了下来。
医院要我一个月回去复查一次，因为怕癌细胞扩散到别的地方，可是，我只回去复查了一次，便再也没有去，因为没法走。我到车站去，上下火车都要我爹背着我，我实在不愿意让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再者说来回一次的路费也太贵了，我们家里真的已经一分钱都没有。生活上也多亏了嫁在本村的二姐支援，否则，我们连饭也有可能吃不上，为了给我凑动手术的钱，家里的粮食都卖光了。
回到老家以后，教练来看了我一次，送了点钱来，看着我，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嘘短叹。比赛的情况他也没提，我知道他怕我伤心，可我缠着他问：“他们打的怎么样，怎么样”？
教练一边摇头一边说：“他们打的挺好，东东，你安心养病，就别老问这些事儿了”。
教练走了，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不知道是我干了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我还这么小，这往后的日子该咋过，我一点也不知道。
看着我老哭，我三姐也搂着我哭，她说：
“东东，你别发愁，以后三姐不嫁人，专门跟你做伴，你想于什么三姐帮你干什么，三姐的这条腿就是你的，你啥时想使你就使”。
听三姐这样说，我也不再哭了，我说：“三姐，你真的跟我做伴不嫁人了”？
好歹过了年，我这腿又不成了，先是刀口长不好，老流脓血，后来整条腿便肿了，而且，上面长了很多黑斑，我也发起了高烧，天天吃退烧药都不退。
没办法我又来到了北京，可是医院说癌症已经开始扩散，他们也无能为力，除非我进行化疗，否则，很快将性命难保。
可是化疗一次几百块钱，我们家里已拿不出一分钱，我三姐才17岁，而且，她已经答应我不再嫁人，我不可能再用嫁掉三姐的办法来救自己的命。
我爹已经献过很多次血了，最后几次血站都已经拒绝再收他的血，因为他间隔的时间太短。
没办法我娘也想去卖血，可一查血她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人家不要她的血，我娘急的每天除了哭便是哭，直惹得我心烦。
这时我们村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到医院去看我，见我根本就没有钱住院，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爹和三姐把我背到人多的地方讨钱治病。
开始我吓坏了，我想那不等于出去要饭吗，那要让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再说北京人不见得就那么有同情心，我要是躺在那儿，一天讨不了几个钱，那不太丢人了吗？
可是，我们那个老乡说，北京这地方大着呢，街上讨钱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警察怎么抓得过来，更何况有好多人是假装残疾骗人的，象我这样情况实在可怜，不走这条路便没什么法子可以想。
我爹想了想，也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试试看，万一遇上了好心人，能帮咱一把呢，再说，你二姐正在家给你筹钱，说什么咱也在北京呆一段时间，如果真的能讨几个钱，咱们吃喝不就不用愁了吗“？
我爹的话终于说动了我，人到了我这样还要什么面子，我劝自己全当是在街上晒太阳玩儿，不去看那些过路人的脸就是了。
就这样第一天上街，我还把脸洗得特别干净，穿上我娘给我缝的白布小褂，我怕人家嫌我脏讨厌我。
我身下的这张白纸是我自己写的，上学的时候我的大字得过老师的表扬，可我没想到才几年的事儿我要给自己写这样的东西。
我爹和我三姐扶我上了这座天桥，这是我那个老乡替我选的点儿，他说这儿人特别多，而且，有很多有钱人。
他说的挺对的，第一天出来，我就挣到了二十多元钱，而且，还有一张是五元的，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觉得北京人真好，特别是有些女孩子，虽然就几毛钱，可是，她们对我特别同情的眼神让我不敢看她们。
不过那天我那个老乡来找我们，拿走了十元钱，他说他已经给那个地段的大哥打了招呼，要交给他保护费，还说以后每天要交十元钱，要不这样就会有人出来赶我走。
我们虽然对老乡的这种做法挺生气的，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惹不起他也躲不起他，只好听他的话，把钱交给他。
就这样，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快两个星期了，每天我爹和三姐把我送到这儿，他们就走远一点，看着我，他们也是怕别人欺负我。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那个老乡，他虽然经常来拿走一些钱，但是，真的没人过来欺负我，好多人见了我都绕着走，可能，他们也觉得我肿得越来越厉害的腿太吓人了吧。
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每天躺在这儿，有时候我一天能赚五十多元钱，甚至还有一次一个外国人给我了一张100元的，我爹马上过来把它收好，嘴里还直说：“我儿有救了，我儿有救了”。
要说现在的人真有心好的，那天一个大妈送给我一个盒饭，并给我留下二元钱，她还对我说：“孩子，要不是大妈的退休工资没几个，大妈真想多给你点，让你快去医院治去，你再这样呆下去，能行吗”？
我不知道该跟大妈说什么，只好对她笑笑，我这一笑，大妈的泪出来了，我看她一抹眼赶紧下了天桥。
其实，我现在也是硬撑着跟阿姨你说这么多话，因为，我想也许你会帮我在报纸上写写，我真的可能等不到有足够的钱来做化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白天躺在这儿风吹日晒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老乡租的那个小棚屋里气都喘不过来，我身上疼得针扎似的也不敢哼哼，就怕老乡嫌烦，赶我们走，可走了我们上哪儿去住？
我现在盼着我二姐快点给我借到钱，无论怎么难受我也想做化疗，因为我太想活下去了，我死了我爹娘我三姐他们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为我哭。
我今年刚过了十三岁的生日，我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他们瞧不起我，我怕他们以为我是骗子，可是，我真的不是骗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我忙求娘跟他说，让他不要来，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以前，他总夸我干净，利索，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可是现在，我脏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我没脸见他。
阿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可怜？一年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体校学生，可是我真不知道我会得这种怪病，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我现在肯定会拿到省乒乓球赛的第一名。
如果是那时，你来采访我，那多带劲儿，我还会让你为我拍张照片，彩色的那种，我想那会儿我一定特好看特干净，要是那样该有多好。可是，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采访者思绪：
看得出东东与我讲话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想找一个最佳的姿式，可是截肢的那条腿造成的不平衡，使他始终是一种别扭的样子、他满头冒汗也无可奈何、就只好这样说下去。
远处我看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遛遛跶跶不停地往这边看。我知道那是东东的爹，他在时刻注意着儿子的动向，想到这家人的这些举动，我就由衷地感到难过，一个体校的好学生，县里的乒乓球苗子，农家的宝贝儿子，就这样被癌症毁了，真是天灾不可预料的悲剧。
在我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和他们怪招百出的“可怜”后，我对东东产生了真实的同情，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一支秃笔总在那里写呵写，写些富人们不看，穷人们不关心的文章。
可是，就东东的病情而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大家都来献一份爱心的时刻，因为，我听说，骨癌一旦扩散便是最为凶险的结局。
应该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已经与绝症斗争了很久，可是他还在等待，那笔巨款也许并非遥遥无期，但他总要给家人也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因为现在人们手中能够拿来无偿帮助别人的钱实在越来越少了。
我突然突发奇想，也许应该有贷款给病人救急的机会，可是又一想如果钱花光了，人却没有救治过来，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如何还上这笔钱会象刚刚逝去的生命一样给他们的痛苦之上再压重负，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这个乞讨的孩子实在可怜，正如他所说的，我走过去总要再回头看，下了天桥总要再往上看，在这种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也许并帮不了什么忙，而能出力的人也许并不具备同情心。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只有十三岁的少年东东别无选择。
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同情心倍受煎熬，我下班的时候更改了路线，我宁愿多绕一个弯也不想再从天桥上路过，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东东见到我那有所期待的微笑。
过了很久，大概秋天了吧，感觉到天冷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天桥上的少年，我决定再从天桥上走，可天桥上的那个位置早已被一个老太太占领，我走过去，她把手上茶缸里的硬币摇得叮噹响，向我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拿出五角钱放在茶缸里，然后在她一连串的“谢谢”声中怅惆的走下了天桥。
生活还在继续，乞丐们在同一地盘上以不同的面孔和年龄出现。
可是，我不知道那患骨癌的十三岁少年哪里去了，也许，这时他已经脱离了尘世的苦海，如果是这样，我会为他燃上一柱香，为他祈祷，为他引路。
我希望这次采访不曾存在过，可我拍下的照片提醒我，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
第十四章
漫长的漂泊路，从广西到深圳。一心想要寻找不同凡响的人生路的大学生误入了丐帮，在一群乞丐当中成了领袖，时隔两年，他重返“人间”曾百感交集。
——漂泊了两年的大学生却坐上了深圳某一丐帮的头把交椅。
第一次听说王祥昆的事儿是在一次媒体圈内的朋友聚会上，他是《法制文摘报》的一位朋友的大学同学，因而，关于他的传闻似乎来源比较可靠。
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直在搜集关于丐帮材料的我得到这信息便穷迫不舍，朋友无奈只得到同意瞅机会让我同他那位在深圳流浪了两年，最后竟成了某一丐帮领袖的同学联络。
对于他能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朋友不敢保证，我也心中没底，可干新闻的除了嘴皮子便剩下一张厚厚的脸皮，我想只要让我接触到他，我便有办法会让他不吐不快，在新闻圈里混里十多年，对这点基本功我还是挺自信的。
可是，朋友对我说他这位刚刚“重返人间”的同学正在到处奔波找工作，常常是夜不归宿，因此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是很难说的事情，我对朋友说对有价值的事情我是从不吝啬时间的。
果然，在我知道这件事的线索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朋友兴奋的打来电话，他要我立即同他联系，他那位有过在丐帮里死里逃生的传奇的同学情绪低落，正想找人聊聊，而且，最好还是女的。我拨通了那个长长的电话号码，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北海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旅游城市。
听口气这位传奇人物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自信，他声音缓慢而低沉，像受了什么惊下似的不安，我想这也许便是那段生活留给他的痕迹吧。
谈话便从他的声音开始了。
“你问我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低，不瞒你说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你不知道那些在阴黑的角落里才能指手划脚的乞丐们，在人前个个都是哑巴，只有与自己的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悄悄的说几句话。
而且，同他们呆得时间长了，我都怀疑他们的声带功能是否已经退化，因为白天在许多场合他们都不是用声音代替交流，他们最擅长的是手势、眼神和动作。
可惜我们只能在电话里谈，要是你就坐在我对面，我会表演给你看，这是一个成为乞丐必须的本领，更是你能够统领他们的最起码的东西，因为，要想参与他们的事情必须规矩先行，这一点也是我吃了很多亏，差点被打死才弄明白的。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到深圳去，这个说起来话可就长了，你要是不嫌电话费贵。我就从头说起，不过就是听下去也得有耐心。
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当时我毕业分配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到外资企业去，虽说给外国人打工很辛苦，可想到那丰厚的薪水和高级白领的称呼，我就对苦和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是学英语的，平时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成绩应该算比较优秀，在学校里还是系里的文艺部部长，我觉得自己的条件怎么说去个外资企业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毕业分配方案一下来，我却傻了眼，我被分配到了广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双峰县中学任外语教师，而且，没等我有所准备，档案和关系早已被对方取走了。
我百思不得起解，校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系主任找我谈话，他说这次都是因为我在学校毕业分配前夕签的愿意支援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志愿书打动了他们，而当双峰县的中学来学校调选人才的时候，校方很自豪的推荐了我——这位品学兼优的双语学位毕业生。
就这样我一时冲动酿制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下去，见事情已成定局，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我只得打起笑脸，在校方隆重送我进山区的仪式上，代表所有的援边毕业生表示了决心。
很快我就到双峰县中学上任了。
这里地处偏僻的山拗，自然环境比较好，可人为环境却很落后，这里是少数民族比较多，而且集中的地方，撒尼族，傈傈族，白族许多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让他们的孩子学英文和法文有点天方夜谭。
可是双峰县中学是县里唯一的一座有高中部的学校，这里的学生也大多数来自少数民族，因此，学校领导特别的关照我，要注意教学方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教学上要因材施教。
刚刚走上课堂，初为人师的我还有点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我对这种教育是否对这些孩子有用产生了怀疑。因为，有许多孩子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他们的父母拼命的让他们到县上读高中，可是有些孩子实在天资太差，或者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读书，他们骨子里那种天生浪漫、随意，自由自在的个性，使整个学校的风气呈现基本失控状态，对此老师无能为力，校长也只有叹息。
我在双峰县中学呆了一年，就目睹了几起高中生为了女孩子动手打架的事件，有两个男生还为此送去了劳教，我对这些孩子感到深深的力不从心。
我开始不安心，想调离这个学校，可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教育行业的大学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二年以后才可以谈及调动工作的事情，可我工作刚刚一年。
春节的时候，大学里的同学在北海聚会，看到许多在学校时都比我差的同学，因为到了外资或合资企业都混的不错对我来说是个刺激，那天我喝醉了，我的一个同学见我郁郁寡欢，就观我离开那鬼地方得了，他说象我这样的双语人才到了深圳、广州这样的开放城市，要多吃香有多吃香，月薪都是五位数以上，而且，还有汽车、洋房。
我醉意朦胧的问他分到了什么地方，他很自豪的对我说，当年学校分的单位他根本就没去，他现在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做人事主管，月薪16000元，还有一辆桑塔那轿车。
这个同学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总要抄我的卷子，可仅仅一年我们的待遇就有天上地下之分，我的心态彻底的不平衡起来，什么荣誉感、责任感现在对我都不重要了，我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真正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借着酒劲儿，我冲动的对那个劝我的同学，说：“老兄，你先走了一步，我特别佩服，过了春节，我马上去深圳找你，我就不信自己闯不出一条路子来。”
记得当时同学留给我的名片上呼机。手机全都清楚，我也就没再特别的向他要确切的地址，总想到了那儿一找就能够找到他。
寒假过后我没有再到学校去，整理了一下行装，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就匆匆南下深圳，我想我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来让家人惊喜。
一路上颠波了几天，我在一个晚上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乍离开平静、原始的广西小镇，我对深圳的热闹繁华，灯红酒绿有点不太适应，我着急的给同学打电话，打呼机希望他来火车站接我。
可是，电话一遍遍说关机，呼机呼如同石沉大海没有音信，我一直在电话机旁等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接到他回呼机的电话，我想也许他出差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
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我有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我有些后悔没有在临行前给同学打个电话，跟他联系好再启程，也明白自己确实做事情有些毛手毛脚。
为了表示自己白手起家的决心，我只带了200元钱到深圳来，我相信自己有两只手和一个大脑决不会饿死在这里，因而，根本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周到。
在深圳火车站我徘徊了很久，想到也许明天就会找到同学，他曾答应帮我找一家外资公司，我紧张的心里有些放松下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疲累不堪，心想先找家旅馆睡一夜再说。
我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在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单人床50元”的字样，我一想身上仅有200元，又觉得这是我见到最便宜的价位，便进去登记住两天，前台小姐要我交1 00元钱床位费，再交100元押金，我说交了床位费我身上只有100元钱，我还要吃饭呢。
小姐满口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她比划着让我把手表摘下来做押金，我一想等同学一找到，我便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也就把手表给了她。
接下来的两天我度日如年，旅馆里那个又闷又暗的小房间根本呆不住人，我每天只得在街上的电话亭旁边度过，可是，同学的呼机、手机在这会儿一律失去了功能，任凭我怎么打也联系不上他。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好容易按着他名片上的地址找过去，人家告诉我那家公司早已经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在旅馆里住到第四天，我知道我必须搬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可以付那并不算贵的床位费，前台小姐拿走了我的手表，她说50元仅仅是床位费，还有20％的服务费，被褥费等别的费用要跟我结算，可是，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我，只得任凭她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包括我的一支英雄牌镀金笔。
我象是经历了一场抢劫一样被赶到了大街上，除了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他们觉得没有用而给我留下了以外，我到深圳的第五天就已经一无所有。
我当时愤慨极了，想跟他们争论一番，可是没等我开口便有几个精悍的小伙子从里边出来，虽然没说什么话，但那眼神已经告诉我这伙人不好惹。
我只好赶快脱身出来，走到大街上我觉得我失去了在老家时的那种安全感，处处是陷阱的感觉让我失去了最初的自信。
可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样如果让我们学校和家里人知道的话，我还有什么脸见人，而且，我相信双峰中学已经发现了我跟他们不辞而别，等待我的只能是处分。
想到有可能落到头上的处分我就更没有信心再回家去，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无法想象顶着一个处分我还怎么为人师表。
看到大街上的人来人往，我想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生存下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平时我总认为自己是壮志难酬，可是现在有机会靠自己闯荡一番为什么不坚持一下看看呢？
下定了不往老家走的决心，我开始横下一条心准备自己找工作，最起码能够先吃上饱饭。
用身上所剩的五角钱我买了一份招工招聘的报纸，可到了几家大公司他们的门卫连进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实在不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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