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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潜规则-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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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球队都曾试图改善这种状况。流浪者一直以来对这方面的努力都保持低调，但是最近大卫·穆雷在几个不同场合都呼吁球迷在家里和在客场比赛时不要唱带有攻击性的歌曲。然而，几乎没人响应他的呼吁，这在2000…01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流浪者的首场比赛中就表现出来。报纸评论说比赛被成千上万的圣歌被破坏，“你正在看吗，芬尼亚人渣？”当凯尔特人主席弗格斯·麦卡恩结束30年在加拿大的自愿流亡返回苏格兰以后，这位据说很反感顽固不化的主席对此问题采取了一种公开的方式，他掀起一场“博伊斯反对顽固”的运动，组织大量立场鲜明的活动以减少宗派主义的歌曲和改变人们对宗派集团的态度。麦卡恩改革俱乐部的尝试和把某些歌曲宣布为非法的举动遭到了许多非难。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球迷因为高唱前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而遭到驱逐，而这些前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是球迷演唱的主要保留曲目。
1995年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表明事情已经恶化。
在丹尼斯顿，一名年轻人同其兄弟在所住酒店看完凯尔特人的比赛后被杀害。当时他们经过当地的奥伦奇酒店大厅，被一伙在外游荡者的追逐。两兄弟中的一人倒地，遭到拳脚相加，并最终被刺身亡。
同天夜里，16岁的观马克·斯科特和两个朋友看完一场比赛，在从凯尔特公园回家途中遇害。当他们经过布里奇顿街口的一家酒吧时，一些流浪者的球迷开始嘲笑他们。其中一个叫杰森·坎贝尔的流浪者的忠实球迷，拔出一把匕首猛砍马克的喉咙，让他人行道在挣扎着慢慢死去。
马克被害事件了轰动了整个西海岸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这使得人们驳回了残暴的杀人凶手的上诉。然而，经过几次审判以后，这一事件逐渐淡出的人们的视线。杀害马克的凶手后来被转移到北爱尔兰的一座监狱，并被认为亲英反独人士，凶杀就好像带有了某种政治动机。这引起了公众和亲英反独人士的公愤，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谁也不想与杀人凶手扯上关系，也并不认为他杀人带有特别动机，因此转换监狱的事在最后时刻泡汤了。
1997年11月，18岁的爱尔兰学生肖恩·奥康纳在经过同样的地区时，也受到了攻击。。他是从背后遭到攻击的，脖子被刺的手法与杀害马克的凶手如出一辙。在那儿的警察和管理员控制局面以后，该袭击者逃窜，尽管有许多人在追赶，但他还是驾驶早就准备好的汽车跑掉了。这就促使许多人相信此次袭击——和其他袭击——都是有预谋的。对于肖恩来说，这一天令他终生难忘。他说：
“我听到身后有动静，我眼角的余光看到这个家伙向我冲过来。我想他会用拳头向我攻击，我只是设法抬起胳膊挡住他。他向小巷子跑去，救我的人说一边逃跑一边还在喊着教派的脏话……只有当我感到衬衣湿透并看到鲜血淋漓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里我感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有一个大洞。后来我被告知伤口有6英寸。”
“当我在救护车上时，医护人员对我说‘你确实意识到这是谋杀未遂，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警察在医院向我问话时却基本上承认他们对调查这类教派袭击实在不感兴趣。”
“我的治疗医生告诉我如果刀刃再深入1毫米就会伤用一处主要动脉。她还说一旦如此，我将在40秒内丧失知觉并在几分钟内死亡。”
晚些时候，警察承认两年来在该地区共发生类似袭击38起，而且所有袭击都直接指向天主教徒和穿着凯尔特人球衣颜色的人。
尽管如此，警察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1999年下半年，首席检察官肯利·斯科特告诉作者“近来没有任何迹象暗示支持者去凯尔特人公园看比赛会有危险”。他的这一评论受到了凯尔特人球迷的怀疑，布里奇顿街和达克大街——都在凯尔特人主场1英里以内——这里被认为是最严重暴力事件的多发地。球迷发现很难避开这些地区，布里奇顿街——一个充满新教和保守主义情绪地区——是距离通往凯尔特人主场的火车站最近的地方，而达克大街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足球俱乐部商业广告的成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更多的人现在正穿着俱乐部的球衣，这有利于辨认，但是一份关于这座城市形势的令人悲伤的控诉书指出，对球衣的选择能够决定你的生死。
1999年5月是最糟糕的时期。流浪者在帕克海德球场打败了凯尔特人并赢得联赛冠军，但是事先准备好的庆祝活动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所破坏，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任何糟糕的状况都可能发生，因此原定活动只能取消。
一位名叫卡尔·麦克格雷迪的凯尔特人球迷在离开酒吧时遭到石弓的突然袭击，胸部中弹。另一名年轻球迷里亚姆·斯威尼在等一家中国餐馆的外卖时被袭击。他当时并没有穿凯尔特人广告衫或球衣，但是他的绿色运动衫和他挑选食物订购单时被叫出的名字都足以被认定是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他从酒馆出来就被跟踪，袭击者捅了他多刀。里亚姆遭受此次可怕经历的结果是他失血4品脱多并几乎丧命。在艾尔郡，两名男性凯尔特人球迷和一名女性支持者遭到了一大群流浪者足球流氓的攻击。他们都被送进医院，其中一名男性球迷头部严重受伤，另一名则是下颚破裂。
然而，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另一名凯尔特人球迷身上，出事地点距离里亚姆被袭击的地方仅仅250码。16岁的托马斯·迈克法登在靠近正在进行杯赛决赛的汉普登公园球场的一家爱尔兰酒吧看球赛电视转播。托马斯看完比赛从酒吧出来回家的路上遭到两男一女总共3名流浪者球迷的袭击，他的致命刀伤在胸口。他死在自己生活的那条大街上。更具悲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母亲由于担心发生意外而禁止儿子去现场看球。托马斯横尸街头的时候，在城市的另一端，流浪者队的副主席唐纳德·芬德利正在电视上唱着关于芬尼亚人不会屈服的宗派歌曲以及其他一些煽动性的歌曲如《The Sash，Follow Follow》和《The Billy Boys》；这些歌曲都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格拉斯哥人反犹太人运动，因为犹太人妄图建立苏格兰的3K党。猪排形餐具柜、艳丽的礼服设计和强烈的保守党支持者观念等等都是芬德利对合法组织丰富多彩的设想之一，他不会对流浪者有任何保留。他曾表示他不会忘记他的母亲是在圣帕特里克节那天把他降生到人间，并且他选择7月12日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因为那一天是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击败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的“伯宁战役”的胜利日，这场战役影响了爱尔兰的未来。芬德利还为杀害马克·斯科特的凶手和其他涉及教派冲突的人辩护，因此他也非常熟悉苏格兰社会问题的深刻根源。尽管在电视中可以看到许多流浪者队的球员，但是焦点仍是芬德利。一些足球科幻杂志公布了那些认为录像已移交给媒体的人的姓名及地址，但是几乎没有相信流浪者球迷能够为曝光上述事件的录像收购者进行庆祝。
一些报纸称，事实上，芬德利唱这些歌曲并不意味着他憎恨天主教，这只是表明他不喜欢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尽管这些歌曲并不没有提及该俱乐部。芬德利从流浪者董事会辞职以后辩称，对他的行为的认知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但是大卫·穆雷并没有告诉他，他在伊博洛斯仍然是受欢迎的。
流浪者球迷与一名凯尔特人支持者长期不和，尽管这种争执并不仅限于宗派矛盾，但是弗兰克·弗里斯特还是于12月初在艾尔郡被刺身亡。
作家姆斯·马克林称芬国利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他说出了许多人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而不曾说出的话，他对那一年后来的形势做出的论述在苏格兰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称他是偏执狂，但另外一些人赞赏他勇敢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在讲话中说道：
“唐纳德·芬德利并不只一个。请相信这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的职业圈、我们的工作场所里，我们的理论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体育队伍中都充斥着像唐纳德·芬德利这种人。”
“无论如何，对于他这种出卖我们球赛的人，我们都会明显表示愤怒的。这个伪善的苏格兰人的鬼话根本不堪一击，所有盲目相信他的人都是来自社会最低层的、无知的、粗鄙的白痴……他的那些愚蠢的辩解简直是在浪费口舌，实在是令人憎恨之极。”
苏格兰最畅销的报纸《每日纪事》在一篇社论中对大多数苏格兰人的感受作了总结：
“他被挫败了，都是那张臭嘴给他惹的祸，毫无疑问，在他那群谄媚者当中，他傲慢地以为自己不会有危险。”
“芬德利的辩论技巧、敏捷的反应和聪明的头脑都说明他并不是个笨蛋。只可惜，他与生俱来的偏执造成了他思想封闭、目光短浅、情绪混乱、思维扭曲。”
“他沉陷其中。他难以自拔。他还自鸣得意。如果他只是一个傻子，这或许容易理解。但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才是一切如此糟糕的原因。”
芬德利并不是唯一被揪出来的人。流浪者队前守门员安迪·格罗姆也从不隐瞒他对乌尔斯特新教的同情。他曾多次到贝尔法斯特旅行，甚至1995年在沙克希尔大街点燃了圣诞灯火。1998年，在臭名昭著的“亲英志愿武装”分子比利·赖特被谋杀的日子，他还为这位人所共知的“匪首”戴起了黑色臂章。而他对公众的解释是这是延期为1997年10月去世的姑母表示哀悼。把格罗姆与“亲英志愿武装”的旗帜画在一起的图片最终还是出版了，直到他离开流浪者转会到其他俱乐部。
这不是足球的错，这个总是一直存在，但是现在足球成为了问题的焦点，并且目前通常理性的球迷认为失去这项比赛比失去一家大企业还严重——简直就是谋杀。苏格兰一直试图掩盖问题，这导致情况更加恶化。1999年两名利兹联队的球迷被土耳其支持者杀害以后，他们层层掩盖事件真相——发生过程、背景情况、是小流氓所为还是其他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苏格兰，每次在凯尔特人与流浪者比赛时发生谋杀以后，传统的报告就会用一天的时间对此事进行新闻报导，在接下来的几天就会在被害人遇袭击地点的图片旁呼吁捉拿凶手。没有人研究其深层动机，没有人关注其社会背景，也没有过问其为何发生。媒体——印刷和不印刷——已经发现自己在这类事件中陷入困境。苏格兰最畅销的一家报社的资深记者告诉我：
“体育记者们不会写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写的是足球本身，他们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泥足深陷，但是某些记者会认为这些事情与足球有关而应该将其写出来。”
但是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多数被确定的袭击都是流浪者球迷对凯尔特人球迷实施的。在苏格兰，每人拥有的报纸量比英国其他地方要多，而且所有报纸都会卷入关于发行量的残酷竞争中，一旦揭露这类事件就无异于是发行量的自杀，因为许多人都会因为把他们的球队与杀人凶手联系起来而生气。
一些人正在试图还击和改变目前的状况。卡拉·汉德森是马克·斯科特学生时代的一位朋友。当她从录音带上了解唐纳德·芬德利以后，她给报社送去一封信，报社给予的回复也激励着她。当然也有一些消极的反馈，但是这只能坚定卡拉要有所作为的决心，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赞同她的行动。她张贴海报并把教育方案定名为“切勿吞咽”，这些海报向人们展示了凯尔特人与流浪者比赛所引发暴力事件中被袭击和受到伤害的人的惨痛形象。两家俱乐部都为此方案筹集资金，这标志着流浪者队为根除此问题而第一次采取了公开的措施。卡拉感觉到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着手解决，但是首先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问题：
“最终我们正在向那些嘴里说着‘野蛮人’或者唱着‘嗨，嗨，我们是伙伴’的人发出挑战，因为没有人看起来已经停止行动并且考虑到这个问题。像这些没有到过战场战斗的人正在使用这些词语并不以为然，因为其他人都在这么做，所以就不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们正在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卡拉到牛津完成了她的学业，拿到了一个历史学位，她还认识到只有当人们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才会发现当地的情况是如此可笑：
“当你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你才会遭遇到被许多人完全忽略的而另一部分人一直留意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是极其微小的问题，相反在格拉斯哥却完全吸引相当一部分人的注意。”
“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接受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但那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对的或者我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住在西海岸、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周围、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的人不会明白这在别处根本不是个问题。”
卡拉觉得只是关注一支球队的人并不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因为这取决于两支球队的态度。
“我们不是试图把人们定义为盲目信仰者，我们正在努力表明所有人应当分享这种理念，不需要责备任何人，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里确实存在问题而且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解决它。”
“媒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为如何认识这些事物定好了基调。毫无疑问，媒体一直在默默参与此事。整个框架已经建立。足球比赛是一件好事，竞争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是一种特殊形势而且媒体了解现在所处的特殊形势。”
“令我失望的是它们此后的报导。在《导报》上用一篇相同的文章作为比赛报告。媒体不认为经常单独报导袭击事件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而且，当来自一方的球迷比另一方更多地被杀害而报纸又不得不报导的时候，媒体会与此事件保持距离，因为它们并不关心其他人会如何理解这件事”。
“然而，最令人郁闷的是大多数苏格兰西海岸的格拉斯哥周围地区的人尽管已经发现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大胆地说出来反对少数人或者批评与宗派主义有关的事件。一些人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还不能大胆地讲出来，那么宗派主义的恶疾就会一起存在于社会的内核中。”
“我所能说的就是衷心希望两家俱乐部都能有所改变；它们现在没有从宗派主义中获利，同时他们也真的很想从宗派主义因素的困扰中摆脱出来。”
另一个组织“反宗派主义袭击运动”要求凯尔特人在自己的主场附近修建一座火车站，以便于球迷避开达克大街和布里奇顿街等事故多发区。而修建一座火车站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数百万英镑。“反宗派主义袭击运动”发言人伯纳德·奥图尔说：
“事实上大多数所谓的‘老对手之间的仇恨与暴力冲突’都只是单方面的事情。当然，凯尔特人的支持者不会对其竞争对手流浪者球迷产生特别的好感，而且这些年来经常是两队球迷中间的小流氓在闹事。但是最近的暴力冲突事件并不是双方有组织的足球流氓所为。这些事件是或者至少看起来是一伙流浪者球迷很随意的行动，因为他们对所有与凯尔特人和爱尔兰有关的事物都会无比憎恶。”
斯德林大学体育研究讲师约瑟夫·布拉德利博士不仅撰写过种族、文化、宗教等在苏格兰及爱尔兰社会的特征，他还对种族、文化、宗教等在苏格兰足球中所表现的特征进行了广泛研究。他相信，我们所听到、看到的有关足球的东西不能够被抛在一边，球迷不应该因为自己在足球场上或附近的行为而被简单地定义或分类：
“人们与足球有关的言论、行为和歌唱都不应该总是从表面上来理解。我们亲身经历的许多事在足球的范畴内是不需要思考和易于融入其中的。但这并不是说球迷就可以不必考虑他们的行为与言论。”
“足球能够是一个被夸大的社会环境，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所发生的事情。这种理解使我们可以了解事件的背景。那就是说，我相信，那些在一段时间被球迷反复吟唱的歌曲确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身份以及他们对歌唱所表达的爱憎的理解。”
布拉德利博士认为苏格兰人在没有真正理解“宗派主义”一词的来源及特性的情况下就将其否定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恶劣的措辞，尤其是在媒体上，并且这会导致真正的宗派主义看法和观念。
“无论是我对球迷还是对苏格兰社会的普通人的研究表明，在‘凯尔特人与天主教’社区和‘流浪者与新教’社区内部对偏执和宗派主义的形成的理解是多样化的。同时，公认的观念和行为的差异之处与宗教的特性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天性和不喜欢或憎恨的程度对于正式的、精神上的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那些很接近其基督教信仰习惯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宗派主义者或偏执狂。”
只有当范围被限制和在格拉斯哥的每一个人都接受确实存在一个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座城里最亮丽的颜色——着绿白条球衣的球迷和穿红白蓝条球衣的球迷才会融为一体。在爱尔兰，这或许是一种对和平的向往，而格拉斯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十七章 希斯堡事件
任何对足球稍有了解的人听到希斯堡事件时都会不寒而栗。1989年4月15日；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在利物浦队和诺丁汉森林队之间举行。利物浦的球迷希望这场比赛能为后面的赛事扫平道路。但是开场后仅几分钟；这些就被人们抛到了脑后。那是在下午3点06分；中线开球六分钟之后；比赛被迫结束；因为场地边缘一处的栏杆由于球迷人数太多而坍塌；在看台前部的观众挤作了一团；九十六人在混乱中丧命。
后来有报道说；当时在十字转门处曾有球迷闹事；当局担心会有冲突导致伤亡；所以打开了C出口以缓解压力。但是当出口被打开后；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入通道；来到了看台上早已拥挤不堪的三区和四区。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太阳报》将事故原因归咎于球迷，利物浦队经理肯尼·达尔格里希和球队队员参加了葬礼，受害者家属联合起来，共同为自己寻求正义，紧随其后的公共调查、审讯、详细的司法调查和高院的司法审查、理查德·布兰森赔偿了10万英镑并筹集了50万英镑的捐款，杰克·斯特劳说关于此事不再会有进一步的调查……
现在大家都认为此事错不在球迷，事故源于过度拥挤，而并非当时普遍认为足球流氓闹事，相关人士说南约克郡警察没有能够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这仅仅是种种猜测与看法，永远没法证实。如果真有人该对九十六人的死亡负责的话，他恐怕只有将责任推到这些人的身上才能免于崩溃吧。但是事发之后从未有过公诉，遇难者家属没有看到正义，没有任何公诉或赔偿，家属们为此十分愤慨。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人逐渐淡忘了希斯堡事件，但是那些遇难者家属从未曾放弃斗争，2000年他们得到了最后一次争取正义的机会。他们提出自诉，控告前负责人戴维·达肯费尔德和贝尔纳德·穆雷，两人现在均已从南约克郡警察局退休，事发当天他们负责观众控制，达肯费尔德是比赛总指挥，穆雷是场地控制，他们被控渎职罪，以及过失杀害约翰·阿尔弗雷德·安德森和詹姆斯·盖瑞·阿斯皮纳尔等罪名。
在利兹刑事法庭宣判之前，两人的律师申辩说由于关于希斯堡事件的各种报道与观点太多，而且相隔时间已经很遥远，所以此时审判有失公正，但是审判还是如期进行了，庭上辨诉和陪审团审议共持续了六个星期，我出席了其中的几场，庭上的气氛分外的严肃沉闷，五十多位亲属在审判期间每天都会出庭，在他们身上能感觉到一种激情，那不是兴奋，而是一种经历重重磨难之后，充斥于胸间的直指被告和不公正司法系统的愤怒之情。气氛一直很沉重，这和足球运动的宗旨造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最符合当时情况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甚至在审判时你都会经常忘记眼前这一切竟然是源于一项比赛，仅仅是源于一场足球比赛。在当时的情况下，足球传奇人物利物浦队的经理比尔·杉克利关于足球是一项超越了生存和死亡的项目的阐述显得无比空洞和乏力。
遇难家属代表琼斯说如果被告下令警察阻拦或关闭通向三区和四区看台的通道，这一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认为警察应该为场地上和看台上的观众的安全负责，就像飞机的飞行员和副驾驶有义务照顾旅客的安全一样，他们没有引导球迷离开拥挤的看台导致了渎职罪，造成的结果等同于谋杀。琼斯还陈述，达肯费尔德在比赛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刚被任命为希斯堡的警察负责人，在悲剧发生后几分钟时曾向国际足协的格雷汉姆·凯利快速汇报了事故的原因，并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琼斯说：“他意识到格雷汉姆·凯利几分钟之内就会向媒体宣布情况，于是他开始试图推卸责任，将其推到观看比赛的人们身上。是达肯费尔德因为在十字转门那里的冲突十分激烈而命令打开通道大门的，他非常不诚实地向他们隐瞒了这一点。”
琼斯还补充说，达肯费尔德后来给了凯利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大门自己因为人员拥挤而被挤开，第二种是他下令打开大门是因为害怕引发群众混乱。六星期之后，达肯费尔德在向公众道歉面对大家的提问时改变了自己的说法，改口指责是利物浦的观众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法庭听取了达肯费尔德在早先一次闻讯种所作的陈述，他自称并不想下令打开大门，因为这样会允许可能还会是醉鬼的无票球迷混入场内，但是他别无选择，因为当时从场外传来消息，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造成死伤情况。
陪审团看了事发当时的录像带，遇难者家庭成员在四个小时的播放过程中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有几个人甚至转身离开了法庭。录像带的开头是莱滨路尽头的体育场大门，悲剧就发生在这里。解说员向陪审团指出了那扇紧闭的大门，那天在达肯费尔德的命令下被打开，允许大量球迷涌入第三区和第四区，因此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录像带中陪审团也看见了连接看台的通道，那天警察也没有锁上，致使上千的球迷一涌而入。根据录像上的时间显示，C门在下午2：52打开，数以千计的球迷涌入通往第三区和第四区的通道。琼斯说场地外的一个负责人曾经四次要求将大门打开七分钟，以缓解十字转门那里的压力。场地内拍摄的录像带显示第三区和第四区在下午2：40的时候已经人满为患，但是其他区还有很多空余的地方。琼斯告诉评审团在场的两位负责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下午3：06另一位负责人开始插手。他说到那时为止，一些人们已经因为不堪拥挤越栏而出了。他还向警察出示了当日值班的警察控制室的实体模型，已经无法带陪审团实地验查，因为原先的控制室已经被拆毁，正在修建新的。利物浦球迷柯林·马里潘尼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在看台上的感觉：“我的双脚已经被架空30…40英尺了，我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直到我双脚落地，紧贴着第三区的栏杆站着，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在那个地方动都不能动，那种情况就像打仗一样。”
高院法官毛里斯·凯认为体育场十字转门那里在开球前一个半小时的确十分拥挤而混乱，他说：“当时的局势看起来好像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太多的人都挤在一小块地方上。几分钟之后，有人开始不得已推推搡搡，在这么小的地方挤了这么多人，是在是让人难受，人们发现要出大问题了。”
柯林·弗兰利说曾有媒体记着试图提醒警察：“有记者试图拦住警亭中的警察，对他说，‘你难道没有看见现在的情况吗？’。”
格雷汉姆·凯利在法庭上说在比赛被迫停止后15分钟，他曾与达肯费尔德碰了一次头。根据他的陈述，达肯费尔德告诉他球迷们闯过了一道门，在看台上造成了混乱，而且还对凯利说出了大问题，比赛就要被迫停止了。凯利和达肯费尔德的助手威廉姆·克莱格都认为警察有责任保护观众不受袭击，但克莱格告诉凯利当球迷在球场上的时候，警察对他们不负有责任，对此凯利回答说俱乐部作为安全执照的持有者应该对此负责。克莱格还向法庭指出：“他的（达肯费尔德）工作就是保护人们的安全，并不是将人们陷于危险的环境之中。”
前警察詹姆斯·欧凯夫说：“我认为警察应对当时的情况负责。中央区已经拥挤不堪，人们动都没发动，我觉得就要出问题了。尽管事发时看到那么多受伤的和死去的人我感到十分的震惊，但在下午3点看台那么拥挤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意外一点都没有让我感到意外。”
罗杰·胡德伍斯当天负责监控人群，他告诉法庭他听到有人说：“如果我们不把门打开，就会有人伤亡。”然后有人回答：“如果会有伤亡的话就把门打开好了，打开吧。”
但是关于打开哪一扇门却没有明确的指示，胡德伍斯说他在监视器上看见大门外的场地上聚集了很多人，当C门打开的时候，人群蜂拥而入。当职警察阿德里安·布莱桑德说他本以为是球迷闹事，但走到罚球区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有人站在栏杆上将别人推回看台，我可以看见警察将人们从栏杆上拉下来，但地上的人却还挣扎着往上爬。”他告诉法庭在早上的警察晨会上他听到有人告诉在莱滨路上班的警察在下午2：45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午间休息，当时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不对劲，因为当时已经邻近开球时间了。
法官胡博让陪审团对于执行公务时蓄意渎职的指控暂时不要做出裁决。他说：“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一项指控，我们认为它与本案无关，所以我正式要求你们停止对这一条的讨论。”
穆雷出庭作证的时候说了一些极富感情的话。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坏蛋（甚至当他走上法庭的时候底下就有人低呼“混蛋”），他充满悔恨地称自己一直在自责，如果自己当时关闭了通向莱滨路看台的通道，那些人可能就不会死去了。他说他认为看台是安全的，他当时只顾得上考虑怎样将人们总十字转门那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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