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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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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白天睡觉，有些人则在晚间睡觉。这里的所谓“睡觉”同时也做说谎解说（按：英文中的Lying一词做安睡解，也做说谎解）。我觉得凡是和我同意深信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者都是诚实的人，都是宁可阅读不含道德教训的故事如《爱丽丝奇遇记》之类者。
安睡卧床于身体和心灵，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从身体上来说，这是和外界隔绝而独隐。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将其身体置放于最宜于休息、和平以及沉思的姿势。安睡并易有一种适宜和舒服的方法。生活大艺术家孔子从来是“寝不尸”，即不要像僵尸一般地挺睡，而必须蜷腿侧卧。我也觉得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两臂的安置也极关重要，须十分适宜，方能达到身体上的极度愉快，和心灵上的极度活泼。我深信最适宜的姿势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约在三十度的大软枕头上，两臂或一臂垫在头的后面。在这种姿态当中，不论哪一个诗人即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不论哪一个哲学家即能改革人类思想，不论哪一个科学家即能有划时代的新发明。
能感觉到寂静和沉思的价值的人很少，这是令人惊奇的。安卧眠床的艺术，其意义不单是令人在整天的劳苦工作之后，在和人相见谈话、无意义地说了许多废话之后，在哥哥姐姐遇事必要矫正以便保护你升到天堂，致使你的神经极受刺激之后，得到身体上的休息，并且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这艺术如果加以相当培植，可以成为一种心灵上的大扫除。有许多生意人，公事台上安着三架电话机，片刻不停地一天忙到晚，还自己觉得非此不可，引以为慰；但他实在不知道倘若在半夜后或清晨间安睡在床上做一小时的沉思，反而可以赚进加倍的钱。一个人即使睡到八点钟方起身，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如在洗脸刷牙之前，先在床上悠闲地吸几支香烟，将这一天所要做的事情计划一下，而不要匆忙地起身，则对他的益处将不能以倍数计算。这时候他穿着宽大的睡衣，以最舒服的姿势睡在床上，没有紧狭的内衣，牵扳的背带，窒息的硬领，也没有很重的皮鞋束缚他，使他那白天势必失去自由的足趾也得到了解放舒适。这时，他的生意头脑方能真正运用。因为一个人的头脑，只有在他的足趾自由时，方是真正自由的。只在头脑自由时，他方有真正做思想的可能。在如此舒适的境地中，他即能思量昨天的成就和失败，并将当日的事情分其轻重，决定进行。一个商人不妨先预备好一切，到十点钟时再走进公事房去。这较胜于在九点钟，或甚至在八点三刻时，即和奴隶头目一般地赶到公事房，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无事忙。
但是对思想家、发明家、概念家来说，在床上一小时的安睡，其所助犹不止此。一个著作家在这种姿势中，能比他整天坐在写字台前得到更多的论文或小说资料。因为在这时节，他完全不受电话、来客和日常小节的烦扰。他好似从一片玻璃或一挂珠帘中看到人间的生活，而现实世界的周围即好似悬着一圈云彩使它增添了一种神奇的美丽。这时他所看见的，不是生硬的生活，而已变为一幅比生活更真实的画像，如倪云林或米芾的名画一般。
睡在床上，所以会对人有益，理由大概如下：一个人睡在床上时，他的筋肉静息，血液的流行较为平顺有节，呼吸较为调匀，视觉、听觉和脉系神经也大概完全静息，造成一种身体上的静态，所以能使心思集中，不论于概念或于感觉都更为纯粹。就是在感觉方面，例如：嗅觉和听觉，也是在这个时候最为敏锐。所以好的音乐须卧而听之。李笠翁于他所著的《杨柳》篇中说：人们须在清晨未起身时，聆听鸟的叫声。我们在清晨苏醒后，睡在床上听百鸟的鸣声，这是何等美丽的境界啊！百鸟的鸣声就是在城市中也大多可以听到，不过我敢说，能够感觉到的人很少罢了。以下所述，即某天清晨我在上海所听到而记下来的：
〖这天，我在一宵好梦之后，于五点钟时苏醒，即听到一阵极为悦耳的声音。最初所听见的是高低不一的厂家笛声。稍停是一阵远远的马蹄的的声，大概是几个骑马的印度巡捕在愚园路上经过。在寂静中，我所享受的美的愉快更胜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又过一阵，即来了一阵细碎鸟鸣声。可惜我对鸟类不太研究，所以不知道叫的是什么鸟，但我的享受则相同。
同时，自然还有别的声音。有几个外国青年，大概是在外面狂欢了一宵，这时回家敲后门。一个清道夫在打扫隔壁的弄堂，扫帚的刷刷声清晰可闻。忽然之间，大概是一只野鸭在天空一声长鸣，悠扬不绝。六点二十五分左右，我听见沪杭甬火车隆隆之声自远而来，到极司非而路车站停止。隔壁房中有一两个小孩的啼叫声。此后各处渐有人声，一刻增多一刻，因而知道各处已在那里渐渐上市了。我自己的屋中，仆人也一一起身，即听见开窗和铁钩插上去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轻轻的足声、杯盘碗盏声。忽然又有一个小孩呼妈妈声。这些就是那天早晨我在上海所听到的音乐会之奏曲。
那年的春天，我所最爱听的就是鹧鸪的鸣声。它们在互相叫唤之中，共有四个音阶。（即do。mi：re…：…。ti）其中re延长约三拍，在第三拍的中间突然中断，接上一个低的ti音。这种鸣声，我在南方的山中时常听到。最有趣的是，每天清晨一只雄鸟必先在我寓所附近的树上叫起来，随后雌鸟在离开约百码以外之处以鸣声相答。它们鸣声的快慢有时也若有参差，似乎是因于心境的变动，有时则末一短音不叫出来。那地方各种鸟鸣声种类不一，但鹧鸪声最动人。各种鸟鸣声悦耳异常，除以音乐比拟之外，实在不能用字句形容。据我所能鉴别者，其中有百灵鸟、喜鹊、啄木鸟和鸽子。每天早晨，老鸦的叫声最迟，理由大概如李笠翁所说，因为别种鸟类多畏惧人类的猎枪和儿童的石子，所以它们必在清早人类尚未起身之前，即出来奏它们的音乐，以免被人类所打断，而老鸦则并不畏惧，所以它们起身较迟。〗
二、坐在椅中
我向来以喜欢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将要写一段椅子的哲学。朋友之中，喜欢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个，但不知如何单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国文艺界中是如此。我认为在这现代的世界中，我并不是惟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说我者，也有些言过其实。这件事的经过是如此的：某年我发刊了一本《论语》杂志。其中，我力辩吸烟并无害处。杂志当中虽没有刊载卷烟广告，但文字中很多称赞尼古丁的美德的话，因此便传了开去，说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只是躺在椅中吸雪茄。我虽屡次否认，并极力声明我实在是中国最勤于做事者之一，但传说之词依然风行一时，甚至竟成为我是被人憎恶的有闲阶级之一的证据。两年后，又因我刊行了一种注重通俗文字的杂志，于是更证实我是一个懒鬼。当时我因看不惯流行文章的体裁过于迟钝、不忠实和虚诞，认为还是旧式私塾命十二三岁的孩子做“救国”和“恒心之德”等类题目的文章的遗毒，故而以为必须提倡一种坦白通俗的文体，方能解放中国文章，使之脱去陈腐的桎梏。但我于不经意之间，将通俗文体写成潇洒文体，于是有人就拿这个作为攻击我的目标，因而我便被认为是中国懒惰作家中最懒惰者之一。
我承认我时常躺在朋友家客室里的椅中。但别人何尝不如此。如若沙发椅不是为了躺躺而设，则何必有沙发椅；如若二十世纪的男女都必须正襟危坐，则现代的客室中何必摆着那种沙发椅；而我们极应该坐在挺硬的红木椅子上，身材较矮的妇女，须两脚悬空地挂着。
其实躺在椅中这件事也有一种哲学。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于对恭敬的注重与否。古人的坐，以态度恭敬为主，今人则以舒服为主。两者之间有一种哲理上的冲突。因为依照古人的见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服即罪恶。耽于舒服即趋于失敬。这一点赫胥黎在他讨论“舒服”那篇文章里已讲得很明白。赫氏所说“西方的封建社会阻止了躺椅的产生直到近时”这句话，和中国的情形正完全相同。今日凡自认是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时，尽可把两足高高地搁在他的书桌上，而不必有所顾忌。这是熟不拘礼，而并不是失敬。不过这种行为，如在老辈面前，则当然是要被斥为不当的。
道德和建筑与室内陈设之间，有一种我们寻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关系。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为怕看见自己的肉体，所以不常洗澡，因而使现代式的白瓷澡盆的发明迟延了数百年之久。当我们认识儒教的公私行为都以恭敬为主时，我们就能了然旧式的中国木器为什么制成那种样子。我们在红木椅子上，只有挺起背脊笔直地坐着，就因为这是社会所公认为惟一合法的坐法。中国皇帝的宝座，坐时并不舒服。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钟也是不愿意的。英王的宝座也是如此。克利奥佩得拉出外之时，总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抬着行走。她敢如此，就因为她没有受过孔子的教训。这种样子如被孔子看见，那当然也要像他对付原壤夷俟一般“以杖叩其胫”了。在儒家的社会中不论男女都应该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场合中应该如此。在这种时节，如有人将腿脚略为跷起，便立刻会被人视做村野失礼。事实上，最恭敬的姿势例如在谒见长官时，坐的时节应斜欠着身子，将臀部搁在椅子的边沿上，才算恭敬知礼。儒家古训和中国建筑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姑且不讨论下去。
我们应该感谢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派运动，它打破了古礼的传统思想，方使舒服这件事不再被人认为罪恶。另一方面，除了浪漫运动之外，又因对于人类心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对于人生也产生了一种较为真切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改变，使人们对戏剧不再视为淫猥，对莎士比亚不再视同化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洁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现；并也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种较为真切、较为亲热的体裁。在这种意义上，我的喜欢躺在椅中的习惯，和我的拟想将一种亲热自由潇洒的文体导入中国杂志界中的企图之间，确有一种联系存在着。
如若我们承认舒服并不是一种罪恶，则我们也须承认我们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势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对于这个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简括地说，客人能自己找寻舒服，实是在招待上协助主人，使他减少烦虑。所以我坐时，每每将一只脚高搁在茶桌或就近的家具上面，以协助主人。因而使其余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机会抛弃他们的假装出来的尊严态度。关于坐卧器具的舒服比较，我已发明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可以用简单的字句表达如下：椅子越低，坐时越舒服。有许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种椅中觉得异常舒适，即因为这个理由。当我尚未发明这个公式以前，我每以为室内装潢家对于一张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其高度阔度和斜度之间大概必有一种数学的公式。但自从我的公式发明之后，我即知道这事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如将中国红木椅子的脚锯去数寸，坐时即立刻可以较为舒服。如再锯去一些，则必更为舒服。这种情形的合理结论当然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平躺在床上。这岂不简单吗？
从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即能演绎出一个附则，即我们倘因坐在一只太高而又不便将脚锯去的椅子上而觉得不大舒服时，我们只须在椅子的前面找一个搁脚的地方，以减少我们的腰部平线和着脚处的距离，这也即等于减低椅子的高度。我所最常利用的一个极普通的方法就是：将写字台的屉斗拉一只出来搁脚。但这条附则应该怎样聪明地实施，则须视各人的常识了。别人说我一天之中倒有十六个小时是醒着的，是躺在椅中的。为了化解这个误会起见，我当说明我也能在写字台或打字机前很耐心地坐上三个小时。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松弛我们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恶。但我并没有说我们可以一天到晚松弛我们的肌肉，或如此办法是最合卫生的姿势。我的原意并不如此，人类的生活终究须由工作和游息循环为用，即紧张和松弛相替为用。男人的脑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体一般，每月有一种循环式的变迁。威廉·詹姆斯说，脚踏车的链子如若绷得太紧，即有碍于转动的顺利。人类的心力也正相同。无论什么事情终究是个习惯问题，人体内具有一种调节的无穷能力。日本人惯于盘腿坐在地上，我颇疑心如叫他们改坐椅上，他们即易于犯脚抽筋的毛病。我们只有借着将工作时间中完全挺直的姿势和工作完毕后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势循环变换，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至于妇女，你坐着的时候如若眼前没有搁脚的地方，则可把两腿蜷搁在睡椅上。你应知道这是一个最惹人爱的姿势。
三、谈话
“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他一个朋友谈了一次话以后的一句赞语。这句话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话”现在已成为一种口头语，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谈话，不论是已过的或期望的。中国有两三种著作，其书句即《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书的性质和英文的《周末闲谈》相似。这种和朋友的一夕快谈，是人生难得遇到的。因为正如李笠翁所说，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谈，而善谈者则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时又是善谈者，则其愉快自不亚于一位天文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事业生活的动率而丧失掉。我以为动率对于这事确也有些关系。不过谈话艺术的毁灭，实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火炉的公寓，而由汽车的影响完成这桩毁灭工作。这动率是完全不合的，因为谈天这桩事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惬惬意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因为“说话”和“谈天”之间显然有个分别，这两个中国名词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屑，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信和朋友之间通问信也有着相类似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再加上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见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舍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谈言微中，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使我们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当然夜间是最宜于谈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谈天总好似缺乏夜间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以为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即书室）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也何尝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于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我们所以能牢记不忘，有时因为谈天的时候是正在桂子飘香，秋月悬空的佳景下；有时因为是正在风雨之夕，一炉柴火之前；有时因为是正坐在一个高亭之上，远眺河中船只往来，而当中有一只船忽因潮流过激而侧翻的时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车站候车室中的时候。这种眼前即景常和所谈的天联系一起，因而使我们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内的话，谈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相仿佛。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的色迷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轶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资料。它之所以类似文章，即在体裁的通俗。所谈的题目尽可以严肃重大，如本国情形的惨苦混乱，或疯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没落，剥夺人民的自由，人类的尊严，甚至剥夺人类快乐的终点，或关涉真理和公平的大问题等等，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以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因为在文明的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怎样的恼恨，我们至多只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自只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其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我们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之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其对比情形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中虽表现着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绝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反之，我们在听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时，我们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涤衣服时姣艳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纽子或者有一粒未曾纽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动人姿态。凡属有趣的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天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却身处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之。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我们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地位，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无碍目人。〗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我们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愈去愈远，既无秩序，也无定法，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这就是谈天和空闲的联结关系，也就是谈天和散文之勃兴的联结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优美散文是必须在谈天一道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艺术的地步方能产生。这个情形在中国和希腊文的发展中最为显明。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因而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于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唯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成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当时列国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时。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数千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他家中养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数既如此众多，则当时的你谈我说，议论纷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这类人的说话，在传于后世的《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诸书中，可以得其大概。《吕氏春秋》据说实是他的门下所著，而不过用他的名义（这和英国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时代的作家著了书用赞助他的人之名义发表的情形相似）。这部书中已经发展了一种善处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处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还有一群长于说辞的纵横家，列国君王常利用他们到邻国去下说辞，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劝说退兵解围，或去说合联盟。而他们也大都能成功而返。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譬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即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玛基维里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
纪元前第三世纪末叶，楚国李园以他的才貌双全的妹妹献给楚相春申君。这桩事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很文明的一个榜样。后来春申君又将这女子献与楚王，以致楚国渐渐衰弱，被秦始皇所灭。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环谓园曰：“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讹敢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等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女弟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园曰：“诺。”
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平？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到，黄昏，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就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女子和闲适的文士的社会背景，因而使中国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发展。当时有善说辞，通文才，娴于音乐的女子，使男女共处的社会中有着社交的、美术的和文学的动机交织之，点缀这社会的性质和气象当然是贵族化的，因为，相国是常人很难于见到的贵官，但他在知道一个女子娴于音乐擅长文才时，他便也渴于一见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文人和哲学家所度的闲适生活，而当时的一切著作，也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谈话的产物而已。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也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写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灵心必须先经过一种锐敏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则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韵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里时所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因为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谈闲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才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斐特气罗斯》一篇的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士多德儿子格劳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尚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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