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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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谁呀？胡老师问。
　　投降敌人。旁边的吴迪说，他在想打仗呢。
　　胡老师笑：我们都不会投降的。现在敌人还没打过来，快写申请吧，下课要收，别胡思乱想了。
　　胡老师摸摸方枪枪脑袋，向前走去。方枪枪看着她裙子下摆露出的两截儿晃来晃去的鼓溜溜的小腿肚子，一股忠义之情涌上心头：我是不会让你落到敌人手里的。赶明儿咱俩被包围了——你负伤了跑不动，我本来能跑但不跑——只剩两颗子弹，一颗给你，一颗我用，先打死你，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再打死我自已。
　　方枪枪想完了。本来最后一枪还应该斟酌斟酌，但没时间了，该干正事了，他捅捅吴迪：看看你的申请怎么写的？
　　吴迪把从方格本上撕下的一页细递给方枪枪：我也不会写，只写了两句：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我也是，只想到这两句。陈北燕回头。
　　上课不许回头。方枪枪严肃地说。
　　德行。陈北燕白他一眼。
　　吴迪探过头：看看你写的。
　　不让看。方枪枪用手盖住纸，埋头一笔一划地写，都是心里话：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受二遍苦，不遭二茬罪，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铁打江山万年牢，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因此，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
　　从写完到交上去，方枪枪都被一种陌生的情绪所控制，有点像骄傲，但没有看不起人；有点想死，但又不害怕；觉得自己很大，又像是全卖给了谁。这感觉我管它叫找不着北。
　　那天晚上，方枪枪真的做了个29号被占领的梦。来到不知是哪国的部队，戴着钢盔蹬着短靴手里端着卡宾枪。全院枪声响成一片，办公区、保育院大楼都着了大火。李阿姨老院长和大部分小朋友都被俘了，用绳子拴成一大溜糖葫芦似的低着头一个挨一个走。敌人很多，也很凶，他没敢像白日梦中那么英勇地战斗，而是像一只老鼠在烧成废墟的保育院一堵墙断墙下东躲西藏。他手里拿着一只驳壳枪，射程有限，子弹像水一样浇在敌兵身上弯弯曲曲，效果也不理想，被浇了半天的敌兵也不痛痛快快死去，只好以为他们死了，反正我打中你了。后来他被一个大黑个子敌兵用卡宾枪指使了。他吓哭了，真的怕了，打心眼里不想死，跟人家商量：这次你放了我下次我也放你。看这人不好商量，心一横，举起双手：我投降，投降还不成吗。我真不是共产党，只是个少先队，也是他们逼我入的。敌人真不是东西，要不说他们坏呢，我这么求他们，他们还是给了我当胸一梭子，打得方枪枪满身穿孔。他是既丢了人也没保住命，满腔怨恨躺在地上。被子弹打中的感觉真是火辣辣的疼。方枪枪这份后悔呀，好好的我打什么仗啊！我小孩敌人来了最多抓去受受教育，哪就都给杀光了，总得留几个人给他们干活。早知今日，放牛也是好的。这下瞎了，彻底玩完。正在极度痛苦极不甘心之际，他发现自己没死，还能喘气，不由大喜过望：原来子弹打不死我，太好了太好了。方枪枪卧在自已的梦境中窃窃私美：我怎么这么神啊，有这么一特异功能我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这时他已经醒了，仍谨慎地合眼装死，心情还在杀场上，生怕搞错了被敌人发现补一枪得不偿失。他深谋远虑地想到保密，到学校也不能泄露出去，免得大家觉得他怪，敌人跟他打时也会格外较真儿，千方百计弄死他。
　　当他彻底醒过来，十分感谢生活，那股劫后余生死而复活的庆幸劲儿久久难以消失。　　接着，他想起自己曾经投降过那事儿，懊悔不已，恨得只想抽自己一顿嘴巴子，那么张狂在班里欺男霸女的一个三王，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不管怎么说都是挺现的。他想再有枪口指着我，我还会不会求饶。想了半天，答案是：还会。
　　一个梦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挺怕死的一个人。
　　第一批人队名单公布下来，没有方枪枪。陈北燕吴迪等一干班干部榜上有名。入队仪式很隆重，升了国旗，有鼓号队捧场。被批准入队的孩子站在前排，辅导班的高年级同学跑上来一对一地给小同学系上红领巾。我们班的辅导班是五年级六班，在一起过过两次队日，大孩子带小孩子玩，神哨一些大道理和扯蛋的事，算是革命领路人。
　　张宁生张燕生的二哥张明是这个班的少先队中队长，很高大很敦厚的一个少年，一见方枪枪就问，你是29号的吧，跟我小弟弟是保育院一个班的。
　　方枪枪点头。
　　他又说：我跟你爸爸打过乒乓球，他老赢我。
　　说完他笑了，笑容极其灿烂，方枪枪也笑了。一是听到了父亲的消息，觉得那个人生动了一些，活在自己周围；二是觉得在少先队里有了人，一个高年级的中队长认识自己，那说明我跟少先队也不是素无瓜葛，也跟其中一些干部走得近。舍此，仅仅一个大男孩这么老朋友似地和自己讲话也使他感到脸上有光。
　　现在，这个少年在给吴迪系红领巾，之后，二人笑眼相望，互致队礼。方枪枪再不能说自己跟他最好了，人家俩人都系着红领巾，更像是一伙的。
　　方枪枪偏脸踮脚往别的班看，高洋张燕生也戴上红领巾，正在向两个高年级辅导班的女生行礼。那两个女生中有一个也是29号的，保育院李阿姨的女儿，也姓李，叫李白玲，像她妈一样是个大高个。方枪枪在学校操场看见过她打篮球，胸脯已经发育了。在场上跑起来一颠一颠的，外号叫“拍子”。
　　授完红领巾，这些新入队的孩子又集体宣了誓，另外站了个队，被胡老师领着单独去过队日。其他没入队的孩子就解散了。方枪抢以为胡老师会对他们讲讲话，鼓励鼓励他们。根本没那回事，她头也不回地带着新队员走了，撇下方枪枪他们像菜店挑剩下的堆儿菜。班级老师走过来告诉他们没事了，可以提前放学。
　　方枪枪回到保育院附属班。一溜房间空空荡荡，窗影一个个照在地上，方枪枪他们几个提前回来的孩子散到各个房间也都不出声像整栋房子依旧没有人。
　　那是职工平房区挨着院墙最后的一排，两头砌墙，围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十几间房子都打通了门，形成一条长长的走廊，从这一头可以看到另一头。每个小房间或者叫小隔扇里沿墙架着凹字形通铺，里边几间女孩住，外面几间住男孩。很难说住在这种格局的房子里是什么滋味，有点像住在过道里，经常有人来来往往，躺在铺上就可以跟过路的男孩或者女孩聊天。平时一天到晚都回荡着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很多说话声的回音，这些声音会一直跟进你的梦里，使你经常处于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边缘状态。
　　孩子们上下午都在学校，唐阿姨就靠着窗户打毛衣，一边走针一边打哈欠，打着打着就歪在那儿睡一会儿。有时她去飞机楼串门，有时回家转一圈，有时干脆爬上随便哪个孩子的铺蒙头睡一整觉。方枪枪有一次放学第一个回来，都快下午四点了，唐阿姨还在睡，盖着方枪枪的被子，鞋也没脱，蹬在床沿儿上。方枪枪在她脚边闷坐半天，她才如梦方醒，张着嘴流着哈喇子，受了惊似地问：啊，你们都回来了。几点了？
　　都快五点了。方枪枪跪上床叠着自已被子，闻闻被里。
　　我觉得没睡多一会儿。唐阿姨扭着笨重的身躯下床，走出去还一路打着哈欠。自从她生完孩子后就没瘦下来，老像还揣着一肚子东西似的，胳膊腿也见粗，原来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姑娘现在整个一个胖大妈。倒是生完孩子脾气好了，不那么总跟大伙过不去了。也是，自己有了孩子也该积点德，有几个像李阿姨那么没人性的。再说，我们也大了，觉悟都高了，在这个附属班也有点临时寄养的意思，你再混闹，也没人吃你这套。一二年级的孩子嚼情起来也是一套一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唐阿姨已然说不过我们，比她七八岁时懂得多多了。这样，唐阿姨也时常培养自己的脸上有点笑模样，看得出她有心跟孩子们和平共处。
　　我不恨胡老师，方枪枪躺在铺上想，我要是她也不会同意方枪枪第一批人队，应该注意影响，尽管她——她他妈当然不是我妈——我别在这儿乱想美事了。方枪枪郁闷地翻了个身，抠出鼻涕抹在墙上，继续寻找理由，以安慰自己这是个正当的挫折。
　　虽然那件事进行得很秘密，秘密到只发生在梦中，但性质是一样的，还算叛变。作为一个在梦中叛变过革命人，也算历史有了污点，没资格像那些清白的女生第一批入队。那也很不明智，因为冲在第一虽然立功的机会多，同样叛变的机会也多。我别再考验自己了，事实已经证明我受不了和敌人面对面给人拿枪顶着那份惊恐。一次没打死，二次不可能再有那种好运了。谁能证明自己老是防弹背心，谁敢冒这个险？
　　可是我不想脱离革命队伍。方枪枪脸捂着被子大声哽咽，一口口吞咽，喉咙咯咯作响。
　　也只有找份司令部的工作了。躲在后面，看看地图，打打电话，举着望远镜看同志们冲锋，等山头拿下来，敌人死光了，再骑着马上去，又英明又坚毅。也许我的才华就适合在后边指挥大家。可一枪没放从没表现过人家能选我给大伙当首长么？这么一想，又很绝望。
　　再说一部队在前边打的都是陈北燕吴迪这些女兵，男的都是司令，这部队打得过谁呀？司令部最后给人端了也不是没可能。那时会更糟，我这么大官给人逮住，再轻饶不了。我要遭多大罪啊！想不叛变也不可能——只怕叛了变也难逃一死，顿顿暴打，手下党员都招出来了依法审判还是枪毙。
　　怎么这么难。方枪枪被自己的思路逼进了死胡同，泪干在脸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萦绕着两句心声：其实不想留，其实不想走……来回打转，再不能思想。
　　远处门一响有人进来。那是唐阿姨。她大概是在哪儿玩够了，踩着点儿回班。听着她嘴里磕着瓜子，哼着小曲，恩恩呀呀地往里走。
　　她没想到班里有人，看到方枪枪哆嗦了一下，手捧瓜子，张着星星点点的嘴唇，一时无言。
　　你回来啦。她噎着似地问，接着一个接一个地打起嗝儿。
　　方枪枪思想仍处于瘫痪状态，身体也不受支配，眼神空洞望着她，脑子里仍是那两句矛盾的车轱辘话：其实不想留，其实不想走……
　　都回来了——呃，唐阿姨伸脖往里边房间看，还是就你一个——呃？
　　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留……
　　你们今天不是入队吗——呃？她盯着方枪枪脖子，恍然大悟，没入上——呢，还有谁——呃，没入上？
　　她开心地往里边走，看到谁就叫谁的名字：许逊——呃。
　　于倩倩——呃。
　　杨丹——呃。
　　唐阿姨转了出来，隔儿也不打了，掰着手指头数：入了5个，还有7个不是。
　　方枪枪也终于摆脱了那两句恼人的鬼话，转动着眼珠，长出一口气。
　　为什么？唐阿姨拿出那股家妇劲儿，热心地凑到方枪枪跟前，你不也是班干部，一直说都有希望。
　　于倩倩哭哭啼啼蹭出来，靠着墙框子：他的申请是我们班最好的，胡老师还当着我们全班念来着呢。
　　怎么回事？唐阿姨一屁股坐炕上，盘着腿，兴致勃勃，你应该多找老师汇报思想。
　　她们……她们不听刘主席的话。方枪枪想着说她们先发展女生，一脱口说成这样。自己也不知哪儿跟哪儿，刘主席说要搞全民队，所有小孩都可以入，她们不听，她们不对。
　　刘主席说过这话吗——刘少奇主席？唐阿姨屁股为轴，搬着腿车转身去看墙上和毛主席画像并排贴着的隆鼻大眼的刘主席。
　　不信你问高洋，他说的。我就信了，所以不急了，反正都能入，就不表现了，哪想她们还分拨，要不我也是第一批——都是高洋害的。
　　方枪枪顺嘴说，沿着语言的惯性说一句想下句，说到最后也说圆了。自己也信了自己的话，柳暗花明地猛醒：原来我吃亏吃在这儿了。
　　这就不是别的问题，还得说我老实。方枪枪心里登时充满真实的委屈：今后再不相信别人了。
　　第十六章
　　那年我7岁，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世界在我眼里只是公共汽车一站地：公主坟——翠微路。我以为天下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兵营，男人都是军人，女人都是老师和医生，小孩长大了也都要参军。
　　我是少先队员、班旗手、学习委员、副中队长，三王。学习成绩优异。
　　我不爱自己的父母，家庭观念也很淡漠，习惯集体生活，自己洗脸，自己刷牙，自己抢饭吃。你可以说我很独立，很会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盘。
　　我的偶像是胡老师。梦中情人是陈南燕陈北燕姐妹和吴迪。但我一次也没有勃起，前一个只是单相思，后三个都曾追打。
　　没人跟我过不去，我也没有迫在眉睫的难事。除了李阿姨那一脚让我吃过大亏，我的一切危险和生死考验都发生在梦和想象当中。梦中的历险丰富了我的感情，使我变得少年老成、色厉内在。
　　我信仰共产主义，那东西很具体，是一个类似购物中心的大厦，有形形色色的饭馆、超市和游乐场。每天黄昏放学，看到铺满金光的复兴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就想那大厦正在这条路某…'头搭建，我这辈子肯定赶得上建成开业。
　　那年从始至终，我的家乡公主坟一带都是一派无动于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教室里没暖气，只有一个烧着烧着就会自动熄灭的煤球炉子，我坐在后面穿着棉鞋也冻得要不停跺脚。从那时起我的后脚跟就年年长冻疮。教室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挂着长剑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们常常拼掉冰溜子的尖儿当冰棍吃。
　　我的耳朵也长了冻疮，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种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护耳。我有…顶“坦克帽”。那是民品厂仿军品生产的童帽。说是坦克帽是儿童的误称，那帽子额头有两个铁皮风镜装饰更像战斗机'飞行员的帽子。这帽子冒充皮帽，其实是人造革，里面一层栽绒，戴上倒不难看，好像懂点技术似的，只是一点不保暖。
　　我的棉袄是件花棉袄。说它花，是指补得五色斑斓，不是真有一朵朵美丽的花。那是我哥哥穿小的。我的罩衣和裤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裤腿接了一圈圈颜色相近的布像铅笔的橡皮头，领子膝盖屁股这些老摩擦的地方还一块块钉针脚密实的大补丁，搁今天不用化装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饭，准有人给。印象里穿过的唯一新衣服是一件三个口袋的灯芯绒上衣，颜色忘掉了，有一粒粒硕大的有机玻璃扣子。那布很结实，摸爬滚打也不破，可以发给侦察连的战士当作训服。我想这大概是当年刮起的一股穷风。衣衫槛楼破破烂烂成为一种美德化身。这本来是报纸扯的一个蛋，但那年头，全国人民为了紧跟什么都照过了弄。你袜子破，我浑身上下没一件整衣裳，看谁穷得过谁。时尚嘛，以贫骄人。我这已经很奢侈了，还有罩衣里边还穿裤权背心。我见过惨的。玉渊潭湖边有一所罗道庄小学，学生都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的孩子，一到冬天他们就空心光板只穿一件黑棉袄，放学出来黑鸦鸦一片像群落了地的黑老鸽。每当读到毛主席那一著名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罗道庄小学同学们的身影。知道的是放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暴动了。
　　鞋子、春秋天主要是布鞋和球鞋。布鞋俗称“懒汉鞋”，大约因为不用系带，蹬上就走。布鞋有灯芯绒和布面两种，鞋底又有塑料底和轮船底之分，塑料底还有白塑料和红塑料的区别。最受小孩青睐的布面白塑料底，那很衬脚，又瘦又扁，鸭子嘴似的。那些大一点的，已知风情的，不那么正经的孩子更爱穿“白边儿懒”。那就像今天妓女酷爱的黑丝袜，走在街上有一种求爱的暗示。
　　球鞋基本上是军用球鞋。半大的男孩穿着它打球、上学、跑路，很多人连袜子也不穿，所以臭脚很多，夏天教室里的公害就是阵阵袭来的军用球鞋沤出的臭脚丫子味儿。能和“军球”有一拼的是一款“回力”球鞋。那是高级名牌，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和衣服一样，很少看的到谁穿新鞋，那时做鞋的好像都改行补鞋了。孩子们的脚上永远补着…'块块犹如无知圆眼睛的皮子，磨歪的鞋后跟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像马队经过。
　　皮鞋只有坏孩子才穿。流行的是所谓“三接头'，三块皮子缝的，牛背上的皮缝在鞋尖，牛肚子牛逼皮缝在鞋腰和鞋帮上，后来形容徒有其表的人物常说是”牛逼皮做的“。这款式也是源自军用品。最高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将靴“，发给将军的半高腰靴子。这东西很珍贵，理论上只应将门才有，那也不过干十双。社会公认，穿这鞋的人要么是高于子弟，要不就是大流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路子弄着。这鞋对一个人地位的肯定是今天任何一种名牌服装比不了的，相当于一辆加长卡迪。校官靴头不那么扁不那么尖，意思就差多了，像金戒指，俗且滥，穿上也就是一奥迪。
　　时代的变化正是从服装的变化显现出一些迹象，使人回想起来似乎早有先兆。春天的风沙像往年一样遮天蔽日地从西北高原刮来，解放军像大地的草一夜之间由黄变绿。他们换发了新军装。与过去那种温暖的黄比新上身的这码翠绿显得格外娇艳、晃眼、透着新鲜，像是夏天整整一个季节提前到来，时间关系跳了一下，人眼心理上都很难立刻习惯这种颜色的嬗替，都不像过去我们熟悉的那支正规军，而是另一支新开来的民兵。
　　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军衔早已都被褫夺了。帽子上不再有蓝底嵌金“五星啤酒”盖儿似的圆帽徽，领章上也不再缀着能分出阶级的银星，男女老少一律三块红。不知道都怎么想的，把兵这么打扮，这些人是要去打仗的，远看一片柳树林子，近看一帮邮差，谁还怕他们？再说，那时十里八店城里乡下就剩当兵的穿得还有点人模样。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纯为面子，也得有摆设，有门脸。不能一国人都跟土鳖似的。
　　军队的换装。为日后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军装风靡全国固然有新兴起的红卫兵寄托他们可怜的忠诚和嗜血愿望的原因，但在我们那儿，那也没什么象征，只是各家各户节省布票的便宜之计。都是好东西呵，那么结实的咔叽布，还有黄呢、马裤呢、咔叽、柞蚕丝，压箱底太可惜。真正的流行是普遍的贫困和短缺，小孩一旦窜个儿只好捡父母的衣服穿。很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年四季穿他们父亲的工作服。那是一种非常结实的粗蓝布，可以鱼目混珠冒充牛仔布，这里叫“劳动布”的。小职员的孩子有穿中山装的，样子十分煞有介事。
　　学校五、六年级很多男生穿了军装来上学，挽着袖子，免进去整幅下摆，仍显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个兜。不少旧军装的肩膀和领子还有刚摘下肩章和领章痕迹，那一小长方块比别处新。他们的表情还不是很自信，被人盯着看还有些羞涩。就这样，他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力量。全校做操时，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黄灿灿的，无端就有些热烈的印象。
　　那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我读了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一些片段。书是借吴迪和附属班里那些高年级同学的。看完我爱给班里别的同学讲，记不住的地方就随便发挥，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知识渊博的人。
　　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我觉得太残酷，小红帽就那么给狼外婆吃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就那么给活活馋死了，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写是什么意思，主题在哪儿？那种悲伤是我拒绝的情感，与我硬朗的追求不符，只觉窝囊。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张天翼那类明显在于教育，明辨是非，只有好人坏人，感情淡漠的东西。那和我们课堂上一贯学的意不在冶情，只诉诸理性的东西一个路子。故事中那些超人性的内容：兄弟相残，有钱=堕落，我也不在乎，当它是必要的戏剧性安排，倒也不去费心想其中的微言大义。
　　老实说，张老师的童话很多时候我是当菜谱看的。我在发育，非常容易饿，特别留意大林他们那些坏家伙都吃进肚了什么好东西。那个可以随时变出一桌酒席的“宝葫芦”我很念念不忘，明知那不值得追求也情不自禁心想往之。张燕生他们三班那个矮胖戴眼镜的班主任外号就叫“猫老师”。每当听到有小孩在喊：猫老师爱吃鱼，一天只吃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我便想这“一块鸡蛋糕”望眼欲穿。
　　和那些坏人比，我吃得太简单了。鸡鸭鱼肉基本不认识，更别提山珍海味，我压根不知道那是在说什么。每天每的白菜豆腐却也不利于培养一个小孩的男子气概，那会使他软弱、不开眼、逢请必到。谁愿意来这世上走一遭嘛没吃过嘛没喝过白不毗咧的跟羊一辈子似的。吃一顿好饭是我幸福概念中无比重要的一环。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的人品，更不乐意宁死不屈，很希望被敌人抓到，都不用使美人计，只要“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这朋友没准我就交了——动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心。
　　张老师的童话给我大约是这么个影响：坏蛋净吃好的。要吃好的，只有当坏蛋。充分理解有些人铁了心当坏蛋的苦衷。
　　《鲁滨逊漂流记》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人大倒霉了。给我一万两黄金，我也不坐船海上漂去。
　　那天下午我正在给全班同学讲故事。这些日子下午老师总是去开会，又不许我们放学，作业做完了，我就被公推到讲台前讲我新读过的故事书，也是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
　　我正讲到鲁滨逊走进一个山洞，听到里面传来巨大的喘息声，头发吓得“一下都竖起来了”。我把头发弄乱，借坐在前排的杨重的军帽虚顶的头上，对大家说：就这样儿。
　　朱老师走进来，打断了我的叙述，叫大家马上集合，到警卫师礼堂听传达重要文件。
　　我记得自己还问朱老师：还回来吗？
　　朱老师说不回来了，叫我们都带上书包。
　　很多同学一边收拾书包一边隔着座位问我：谁呀？谁在里边？
　　当时我是知道答案的，但到今天也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谁在山洞里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强、走出教室脸上就出汗了。操场上乱哄哄的都是小孩的说话声。体育老师嘴里叼着哨子一阵紧似一阵地吹。
　　一面面队旗迎风飘扬，在辽阔的蓝天下像是自动行走有生命的东西。一眼看到连绵的山坡栽满松树像是大地之嘴长出的连毛胡须。有潮湿微腥的气息随风吹来，那是山坡后八一湖水的味道，光闻闻心中也会生出一小片清凉。
　　校墙外的小路暴土扬烟，一行行人头挤得满满的，都是后脑勺。下雨天汽车轮辊碾出的辙印干成一道道硬沟，一脚一片疙瘩包，心里格硬。两边是墙和墙窄窄的影子，一些垂着毛茸茸穗子的青草长在墙脚阴影里。一个女生的鞋被踩掉了，一溜孩子挤成手风琴，发出一连串不谐之音。
　　警卫师和我们小学一墙之隔，走到那里并不太远。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到这个院的礼堂过队日听报告看电影，心理上把那儿当作我们学校的专用礼堂。
　　那是一片无人地带，只有礼堂一座建筑像座城堡孤零零立在很多路交汇处的空地上。很多杨树柳树远远围成圈高高大大的站着，很多知了在叫。礼堂前小广场的方砖地在烈日下泛着白晃晃的光，踩上去就感到眼晕脚板发烫。这个师一向这么安静，不知道部队都藏在哪里，总觉得应该看到很多兵在练武才是。杨重一进他们院就神气，指着远处一座露出窗户的楼说那是他家。你们家有枪吗同学问。光有手枪他说。能到你家看看吗同学恳求。我妈不让他干脆拒绝。
　　一团团吊扇在阴郁的高空旋转，那一片穹顶都模糊了，看不清图案和灯罩的形状。一个圆突然有了轮廓，叶片忽隐忽现，清晰了，沉重了，分成三枝，稳当地停住了。很多小于从座位伸出，指着半空，说：停了。
　　舞台上很明亮，人脸像涂了油彩浓眉大眼。讲台上携刻的那个八一军微颜色古旧，校长坐在后面只露出一颗小脑袋瓜，像个体儒。他的声音很撞耳，从前后左右分裂着传来，好像他有三头六臂。每一个字都清楚，但合在一起听不懂。胡老师很鲜艳地拎着暖瓶从侧幕条出来，前去给他倒水，像京戏中脚步轻盈的小花旦。
　　坐在一头的朱老师在批改作业，架着腿在搁在膝上的一撂作业本上飞快打着红勾。
　　我们这一排同学都睡着了，整齐地低着头，像是集体默哀。我也是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东张西望，后槽牙和嗓子眼都给人家看到了。
　　坐在前面的陈南燕打着哈欠回头看，皱眉挤眼十分难看。
　　我大概是睡着了，因为我出了礼堂门，站在太阳地手挡凉棚四下张望。我来到八一湖边，下水游泳，居然不学也会，像爬在一个大气囊上动手动脚。陈南燕也在水里，站着不敢游，我对她说：你瞧我你瞧我。心里觉得自己聪明，什么都不学就会。只是不凉快，后背还是晒得滚烫。这样就失去游泳的意义了。
　　我一下醒了，满嘴哈喇子，只觉满屋人都在嚷嚷，声浪刚歇，也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胡老师一脸幸福地站在台中央，歌唱家似的挽着手端在胸前。镇静了一下，觉得肋骨疼，狰狞着嘴脸问身边的陈北燕：你捅我腰了？
　　朱老师让的。陈北燕说。
　　我去看朱老师，只见她闭眼抿着厚嘴唇使劲一摇头，像是撤尿时打的那种机灵。
　　同学们都醒着，看着台上。校长也站着，男女声二重唱似的与胡老师并排，同样喜形于色的样子。
　　胡老师忽然又喊：共产党万岁！
　　这下懂了。我也连忙捏紧小拳头，举过头顶，埋头低吼：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进行到底！
　　这可要人命了，我们哪有能耐把这么长的口号一口气连贯下来，其中还有没听过的新词。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自己断句，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