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文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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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看书琐记（一）
　　　　　　　　　　　　　　　　焉于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２）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５）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６）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２）巴尔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余部。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此文载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鲁迅（署名许遐）译。
　　（３）《水浒》即《水浒传》，长篇小说。明初施耐庵作。（４）“黛玉葬花”梅兰芳早年曾根据《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黛玉葬花》。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５）《红楼梦图咏》清代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共五十幅，图后附有王希廉、周绮等题诗，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画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图后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题诗，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后屡经翻版。（６）遏斯吉摩人通译爱斯基摩人，居住北极圈一带，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
　　　　　　　　　看书琐记（二）
　　　　　　　　　　　　　　　　　　焉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２），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看书琐记（三）
　　　　　　　　　　　　　　　　　　　　焉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零食
　　　　　　　　　　　　　　　　　　　　莫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论“花边文学”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
　　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