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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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灰烬，保留着余温，保留着边上的空位。
　　再说海滩。她刚刚告别老人，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孩子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假老人，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紧紧拥抱。她流泪了，我想主要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但这眼泪也可能包含着艰涩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视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药店的营业员还是“老人问题研讨会”的服务生，他们也都曾经是天真无邪的海滩少年，而且迟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麻利地斩断了人生的前因和后果，变得如此势利和浅薄？如果这个困惑确实产生了，那么，她会长久地注视着孩子们的小脸出神，这些小脸上的天真无邪居然都是短暂的？她又会回想起刚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为以前的行为忏悔？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人与人之间已无所谓单纯的清浊、强弱、枯荣，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自然过程，渐次分担着不同的基调，每一个基调间互为因果又互相惩罚，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断断续续组接成所谓人生。
　　这位年轻的社会调查者辛辛苦苦地装扮出行是为了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但有了长椅和海滩，社会学也就上升到了哲学和美学。
　　且把长椅和海滩提炼一下，让它们有点象征意义，那么，也就出现了与寻常街市既相延续、又相背逆的方位。人们如果不是因年龄所迫，偶尔走出街市，在长椅上坐坐，在海滩上走走，就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自觉者和苦恼者。街市间也有自觉和苦恼，但那是具体的、局部的。真正的大自觉和大苦恼，应该产生于黄昏的长椅，冬日的海滩。这些人应该正当中年，有足够的空间回顾和前瞻。
　　一个法国故事
　　说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国的一个戏剧故事，与前面所说的美国故事不一样，是虚构的。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法国现代作家让·阿努伊，写作时间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尔最满意的一出悲剧，因为它成功地表现了冲突双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无简单的善恶利钝可言。善恶利钝可以趋之避之，而各执理由的正当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却是一种无法逃遁的必然。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写了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之间各执理由的冲突，国家伦理的代表是国王克瑞翁，血缘伦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国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国罪，不准下葬；姑娘是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国王未过门的儿媳妇，她当然要为哥哥下葬，于是产生一系列的悲剧。悲剧到最后，不仅这位姑娘在监禁中自尽，而且国王的儿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尽，国王的妻子因痛失爱子而自尽。满台尸体，怪谁呢？怪国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国家伦理的起码原则而已，否则怎么称得上国王？怪那位可怜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尽一个妹妹的责任罢了，否则怎么对得起天伦亲缘？
　　这种悲剧也可称之为“无责任者悲剧”，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善恶悲剧相比，高了好几个美学等级。大善大恶未必经常遇到，而“无责任者悲剧”则与人人有关。
　　但是，虽然《安提戈涅》抵达了这个等级，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观念却明显地带有罕见性。国王、王后、王子、叛国罪之类，与国家伦理、血缘伦理拌和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缺少与广大民众的亲和性。这正是两千多年后阿努伊要对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所在。
　　以现代观念改编旧剧的做法并不少见，但像阿努伊那样取得国际间广泛好评的改编却不多。那么，阿努伊究竟是怎样动手的呢？我看主要是两点——
　　第一，把国王和姑娘这两个人，从身份定位转化成性格定位。主要不再是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的冲突，而是随波逐流和敢作敢为这两种性格特征的冲突。随波逐流的是国王，敢作敢为的是姑娘。国王本不想做国王，万不得已做了，又无可奈何地每天做着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于执掌自己的命运和意志，选择明确，敢作敢为。他们两人有很长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做人；
　　第二，把这两种性格特征，又归之于年龄原因。敢作敢为的姑娘几乎还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连去埋葬哥哥尸体的铲子都是儿童的玩具铲子；相反，随波逐流的国王则是中年人，说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随波逐流的千百条理由。说出了那么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无聊和悲哀，因此争论归争论，还是要悄悄对自己的年轻侍从说：“小家伙，永远别长大！”
　　于是，阿努伊就在这个故事中探讨起人生的常规走向来了。都曾经敢作敢为，但又都会告别少年，渐渐地随波逐流。你身上还剩下几分“姑娘”？已滋长多少“国王”？每个人天天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比例衡定。
　　不能光从字面上看，一定是敢作敢为好，随波逐流坏。如果这样简单，一切又都回到了浅薄。这里出现了新的两难：两边仍然都有理由，两边仍然都是片面。能把敢作敢为和随波逐流两者合在一起取个中间数吗？不能，因为这不是静态片断而是动态过程，动态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拉动的，就像拔河比赛，无法调和。
　　结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笔下那样，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着呵欠起身，敢作敢为，稚气可掬，又处处碰壁；终于随着岁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气，圆熟通达，随波逐流，事事妥协……一个古典悲剧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现代悲剧，一个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剧。
　　整整两千多年，好不容易绕到了本世纪却绕出了如此朴拙的年龄问题，一个在前人看来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多宏大的题材为之黯然失色，那么多慷慨的陈词为之风流云散，剩下的只是本真。但是，惟有这个本真，人类找到了在苍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从万人垂泪的大悲剧中回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边回家。
　　有关年龄的话题，直接反映了自然规律对人类生命的严格控制，人类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体上无可奈何。但是，有时人类也会以精神的逻辑嘲谑一下这种自然规律。这样的嘲谑在文艺作品中不少，此处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俄国故事
　　这个故事写一对中年人的一见钟情，有点像后来风行一时的《廊桥遗梦》，但《廊桥遗梦》以过浓的表层情感掩盖了可能包含的内层嘲谑。那个俄国（应该说“前苏联”吧）故事却很平静：一个早离了婚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年龄仿佛的独身女子产生了心灵感应，但这个独身女子其实是有丈夫的，那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醉鬼。由于这个醉鬼的隐约存在，男女双方都受到了一种爱情之外的道德约束，未能继续靠近。
　　这样的故事非常一般，没有什么特色，让人微微震颤的是它的超常平静。男女主角其实早已作出判断，对方是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但他们只表达了这个判断，并没有多大激动。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好像早就料到，唯一最适合自己的人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也就是说，必然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和地方。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由此可见，仅年龄一端，人生的况味也可品咂得难以言表。我认为很多作家躲开这个问题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害怕。这个井口看似平常，但伸头一看却深不可测。阴冷的水气带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异，更要命的是，晃荡的井水居然还照出了自己的面影。有多少人愿意长久地逼视那个变了形的自己呢？只能赶快走开。井口外面的话题很多，转移注意并不困难。
　　想出这个井口的比喻我把自己也吓着了。是啊，人生的许多问题是不能太往深里想的，从小村里的老人们就最怕我们到井边去，怕我们受凉中邪，更怕我们掉进去，现在进一步明白，即便人不掉进去，思想掉进去也很难挣扎出来。你看，把年龄问题稍稍想深一点就会引发出对人的生命程序的整体嘲谑，甚至扩大至对爱情、婚姻的整体嘲谑，这又如何了得！相对论可以一论再论，哥德巴赫猜想可以一猜再猜，但人生的问题却只可作泛论而不能作深究。永远的启蒙调教，永远的浅尝辄止。正由于此，我虽然至今重视人生况味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但又明白不能把这件事做得过分。对人生的过度深究会造成人们群体性的“反刍效应”和“恶心效应”，从心理上加剧人类遇到的危机。
　　因此，只能回归泛论。
　　青年：歌颂的陷阱
　　泛论年龄，出发点只是经验。经验应该具有说服力的吧？其实未必。人类的很多经验是屈从于常规说法的，一旦超出于常规说法连自己都疑惑起来。然而，人生是我们都在经历的，年龄是我们自己的年龄，即便对于我们尚未抵达的年龄阶段至少也有足够的观察经验，我们如果在人生年龄问题上也放弃了独立的发言权，那还会有什么其它属于自己的声音投向这个世界？
　　为此，我要延续上文已经开始的话题，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反复歌颂一片布满陷阱的土地，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恶作剧，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残酷的后果仍不知收敛。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不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和阴险的政客故意设置的计谋，他们对青年的歌颂是以怂恿的方式达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们以歌颂来缅怀已逝的岁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它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的，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即从最小的事例来看，社会上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浩浩荡荡，为什么真正像样的演员总是寥若晨星，而绝大多数不管怎么训练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溯源，大多是一开始学僵了、学疲了，再也扭不过来。写作也是一样，世间能动笔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脑子也都管用，为什么多数人笔耕一辈子都跳不出那个不高的等级呢？原因也是一开头进错了门，拜错了师，走岔了道，怎么也绕不回去了。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时代种下的。种下的时分，耳边一片赞扬声。
　　这还只是在说技能，如果要说到品德，改易更难。一个人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在我的记忆中，认真指出青年时代险恶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只有二百多字的短文《伤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见到过的事例，却仍然让大家十分震惊。王安石认为，天下是会出现几个真正杰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们，也未必能成为人才，沦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况更是不言而喻。王安石用旁观者的平静笔触，勾勒了一个天才少年沧于平庸的过程，平庸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为少年和青年说点扫兴话、警惕话的人实在太少了。永远在歌颂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就这样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里去了，送到什么里程就不再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他们刚刚放下历史课本，又何曾体察过历史苍凉的内涵？他们随口谈论社会，又何曾了解过民众的质朴需求？他们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过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历史使命压在他们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对他们一边加压一边怂恿，只能使他们变成一堆扭曲的形体和尖利的声音，这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应该先埋头创建一点什么，然后让见多识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来批评，接下来再由青年人凭着自己的创建感受来反批评，提出新一代的新观念。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程序倒了过来，很多没有任何创建经历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评者，而有了阅历的成年人则唯唯诺诺，不说长短，只知低头劳作。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评论者多而建设者少，一度曾经出现过全国高喊“不破不立”的口号、相信“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况。这种排斥建设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随意和痛快，对大量害怕辛劳的青年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一切事业都弊多利少。这就像航海，航海家们当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气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积极的评论，但不少年轻的放言者根本还没有能力这么做，他们只是远远地站在岸上，凭着对惊险童话故事的记忆，大声呵斥这条船可能有海盗嫌疑，嘲笑着船体的形状和船长的身材。岸上的闲杂人等最乐于听的是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的结果十分可怕。中国的情况历来是几百年的破坏只换来几年的建设，而刚刚有点建设又很快换来新一轮声色俱厉的破坏。总认为建设者的方向需要有人来拨正，建设者的本人也应受到监督，这没错，但人们怎么也不明白，那些没有洒过一滴汗珠的年轻人何从取得了拨正资格和监督资格？如果说要建立一种机制，那也是一项建设，与建设的过程密不可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观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画家、音乐家、作家受到了各种低层次评论的纠缠，立场总是站在文化创造者一边。因为我深知一个庞大民族在混乱多少年后终于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度艰难，而在经济建设的社会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点文化建设的更加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年长怂恿者总喜欢说：“真理在年轻人手里。”理由呢？没有说，但我猜测他们是故意偷换了一种逻辑。保卫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说成是真理。在我看来，青年人居高临下地说东道西，不要说真理，连什么理论和流派都说不上，他们只是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已摆脱教师和课本而独立存在。但是一切过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不自信，一切严重的攻陷都直通于自身的虚弱，当这样的规律逐一显现，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从自卫性的敏感走向了沮丧、孤傲和狂暴，甚至与周围人群建立了恶性对抗关系，这便进入了躲在一个个小陷阱后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间，很难再拔得出来。一群本来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这样失踪于文明领地的边缘地带，实在让人伤心。他们现在已谈不上可爱，但在他们还不失可爱的时分，有太多的人用歌颂毒害了他们，怂恿了他们，唆使了他们。
　　其实他们已从反面证明，青年时代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我想一切还是从真诚的谦虚开始。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精彩彩、复复杂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什么也不懂，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建设一点什么，已是万幸。如果刻苦数年，居然从脚下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试想区区五尺之躯，接通于千年之前，接通于万里之外，正是这种接通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哪能舍得骤然变脸，扯断这些接通，不分青红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来？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中年：当家的滋味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作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挥很多其它生命，又要为这些生命负责。当家，使你对自身行为强化为更明确的逻辑关系，让潜在的因果变成一种公开的许诺。当家，使你从自惭自羞的状态中腾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众多目光的追随和期待。当家，使你在没有退路中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牺牲、风险和奉献。
　　当家体验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对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近切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中年女子当过了家庭主妇再当一个社会上的大家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大气，洗刷掉因生活琐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当家体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于责任心，在于一种使你的爱人和你周围人产生安全感、信任感的稳定风范。
　　见过大量智商并不低的朋友，他们的言论往往失之于偏激和天真，他们的情绪常常受控于一些经不起深究的谣传，他们的主张大多只能图个耳目痛快而无法付之于实施，他们的判断更是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心态相距遥遥，对于他们，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怜惜之情：请他们当一次家，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也许就好了。这些毛病，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还有情可原，而出现在中年人身上，感觉很是不妙。因为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力，剥夺了他们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可能。人生的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节尚未灌浆、抽穗，让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人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不少老式读书人每每要求前辈学者对于早年形成的观点从一而终，否则就会因为他们尊敬的偶像不坚定而苦恼万分。我想这样的老式读书人一定没有当家体验，因此也没有进入过精神上的中年。一个人在二十几岁养撞发表的学术观点，居然要他以一辈子的岁月去苦苦守节？除非这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社会，除非这个社会里只是一个简陋的是非选择题。其实即便社会停滞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滞。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老年：如诗的年岁
　　终于到了老年。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一见面都说“不老，不老”，这真让老人委屈。
　　随之而来，人们喜欢用其它年龄阶段的标准来要求老人，扬其之短避其之长，似褒实贬。对于纷扰复杂的现代事务，即使是寻常家务事吧，不少家庭为了避免中年层次的多重纠纷，也要老人决断和把关，每每把老人说成是全家脑子最清楚的人，无可替代；时间一长，连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觉得全家越来越离不开他，哪怕是儿辈作息，孙辈隐私，稍有不知便大发雷霆。我有一个青年朋友为了表达对父母真诚的孝敬，在事业有成之后，不仅把老人接来同住，而且事无巨细一一禀报，听取指令，营造出一种传统家庭的伦理气氛。但这样还不到一年，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个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说恋爱约会，就连与同性友人较长时间的叙谈也会造成两位老人的寝食不安。两代人的关系，因不必要的交错渗透而变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传统源远流长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硬把老人拉入主体结构的悲喜剧随处可见。大家几乎公认，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残忍的例子是电影界，只要有稍为重大的仪式，代表中国电影界上场的居然都是离开影坛达四十年之久的龙钟老人。不是表彰他们四十年前的辛劳，而是请他们代表当代，这实在是对他们的糟践。这些老人本来应该是坐在舒适的居所里，偶尔打开电视稍稍地看几眼这种仪式就足够了，他们有这种资格，早已不必再麻烦他们粉墨登场。同样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怀民先生的“云门舞集”在当今亚洲舞蹈界的领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异议，说我如此评价一个中年舞蹈家，把我国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儿摆？对此我没有回答，但在心里却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经这么年迈，何苦再推着他们到中心舞台上扬臂抬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