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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冷长河-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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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霜冷长河
作者：余秋雨
内容简介：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成就可见一二。
正文
自序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何忧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忧伤？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一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瑷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眼中立即燃起异样的光彩，双手搭在我肩上，说：“本家，我们这姓在这里很少。”
从此他就不肯让我离开驾驶舱了，要我在沙发上休息。半夜，他见我睡着了，怕把我吵醒，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李琦口吟两句：“船搁浅了，船长没有睡着。”
几天后返回黑河，航程结束，我们匆匆告别后上岸，船长突然显得不知所措，发傻一样站在船头。事隔半天，我们在旅馆突然被一群神色慌忙的船员拦截，原来船长舍不得我这个远方来的“本家”，命令全体船员分头在黑河市的一家家旅馆寻找，终于找到，便把我和同船的全体作家一起请到一家豪华饭店，把几天的租船费全部请客了。宴席间，他“本家”长、“本家”短地说了成百上千个“本家”，连作家们都觉得这种亲近劲儿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
在这深冬季节，黑龙江应该是坚冰如砥了吧？现在还有一批批的狗拉雪撬吗？但到了这个地步，河已冬眠，因此也已经不成其为河。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己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我既然坐了很多年，也就没有错过霜冷季节。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这辈子从小就在追忆。应该向异人说声谢谢才是。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壮士
罗布泊一场铺天盖地的沙暴终于过去了，余纯顺准备起身，但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他立即领悟，时间到了。那好，脱去衣服，回到四十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模样，然后抬起头来确认一下方向，面对东方，面对上海，靠着灼热的沙丘，躺下。
时间到了。时间果真到了？
自从八年前开始走上探险之路，他已无数次地想象过死亡，但从来没有想象到死亡来得那么快，毫无先兆，毫无预告。什么也来不及想了，只觉得一团热浪翻卷几下，很快把自己裹卷住了。最后睁开一下眼睛，眯缝着看着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都看见了。远处是自己无数的脚印，而远处的远处，则隐隐约约是黄浦江畔外滩的剪影。一个月前顺便回去了一次，去与故乡告别，现在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
此时此刻，我正在听他的一个录音，那是一个月前他匆匆来去时与一群上海大学生的谈话。他分明在说：欧洲近代的发展，与一大批探险家分不开，他们发现了大量被中世纪埋没的文明。在中国，则汉有张骞，唐有玄奘……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于是，我选择了孤独，选择了行走。我已走了八年，还会一直走下去。在那远天之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
——听着这些语言我十分惊讶，录音机里掌声阵阵，我想，一个长年孤独地跋涉在荒漠野岭间的灵魂，怎么会驮载着这般见识、这般情怀！他，究竟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地已有定论。据说，不管走到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最后树立在他告别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块纪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临时找来的木牌，一小罐鲜红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笔一画写成这个以“壮士”开头的墓碑，然后竖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进沙漠，让沙漠的肌肤接受一次强烈的针灸。在这个拒绝生命的地方，从此有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标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这个上海男人”——把这样一个称呼与一位视死如归的探险壮士连在一起，让全国都产生了诧异。“上海男人”一度是一个气味怪异的专用名词，影视作品中表现典型的上海男人则需要动用几个特型演员，动作、语气、声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但这个男人确实穿着写有“上海”字样的服装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远离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闹糊涂了。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却去冒充一个上海男人！果然，在谈话录音中，我听到他在讲述这样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
对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说什么，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一两句，却十分道地，绝非冒充。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不再回归，倒下时却面朝上海。
今天这个展览，是上海人与他的再度见面。他为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理应来看看他，向他道谢。
一九九六年七月
（本文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这个展览轰动了整座城市，每天都有数万人参观，人山人海。）
中秋
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
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明，我宁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年迈的女诗人辞世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凭借更多的材料来思索。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复诵了一遍。
挂断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凄楚，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她的辞世方式，包括她的衣着姿态。她甚至会嘴角露笑，幽默地设想着拖延几日而终被发现时，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过了，冥冥之中又有什么力量在帮助她，使她把这个仪式择定在秋天，又把尾声伸延到中秋节前夕。“我欲乘风归去”，这或许是她最终吟诵的诗句？就像黄宗江先生介绍的那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怜的人们一定还在倒过来可怜她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着她们本该如何来改变这种可怜。也许，建议之一，是她们早就应该回归文坛，有一个喜气盈盈的晚年。但是，我们的老太太极有主见，不听这些。她们虽然衰疲却仍然高雅，心中只有两个点：要么小木屋，要么太空。其它地方，她们可以随意看看，却不会停驻。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它场所与他无缘。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别处寻找，她们只会去了太空。
正这么想着，天却骤然凉了下来，月亮也从浊黄变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虫长叫一声，像个秋天了。
琉璃
一条用黑色的木板砌成的长长甬道，里里外外全是竹子，杨惠珊女士和张毅先生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和我见面，我一走进去就觉得飘飘浮浮，神秘得不知身在何处。
他们慢悠悠地告诉我有关琉璃世界的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点不可思议。终于说到，有一次，他们得到一件汉代琉璃，小心翼翼地拂拭掉蒙封千年的泥垢，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端详，突然，轻轻的喀哒一声，它断裂了。“为什么两千多年都安然无恙，偏偏就在这一刻断裂呢？”他们问得若有所思。
我说，它已等得太久太久，两千多年都在等待两个能够真正懂得它的人出现，然后死在他们手上，死得粉身碎骨。
我这么说，并非幽默。琉璃当然是有生命的，要不然为什么会吸引两位艺术家耗费自己的整个生命去悉心侍候？既然有生命，就必然等待知音、准备死亡，死亡在知音面前。科学家也许会说，它的破碎是因为出现了共振，那么，共振来自何方？来自两位艺术家急剧的心跳、紧张的呼吸，而这，正是知音的征兆。
在我们作这番谈话的时候，我的司机神情本然，一直定睛看着杨惠珊，最后忍不住悄悄地问我：“这位女士怎么这样眼熟？”我轻声回答：“整个亚洲都认识她，主演过一百多部电影，金马奖影后、亚太影展影后。”他吃惊了：“真是杨惠珊？”我平静地点头。
杨惠珊刻骨铭心地演尽了人世百态，突然受到另一个世界的感召。她向亿万双期待着她的眼睛挥挥手，飘然远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一点别的东西。终于，她发现了琉璃世界的灵光闪烁。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她早已习惯于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创造的材质，但是，人类的身体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材质吗？未必。为什么上天让她又看到了另一种材质，可以吸纳华彩却又纯净透明，可以美艳惊世却又霎时自灭，可以化身万象却又亘古安静？这比用人体表演人体，更空灵、更高贵、更诗化。
她在这种材质前站定，不会言动。她对张毅先生说，你坐一会儿，喝杯咖啡，我还要看。张毅先生说，好，你看吧。他知道，那儿要发生大事情。
既然看到，就放不下了。她远涉重洋，多方拜师，尽倾资财，遍尝磨难，只想用自己的手去触摸、去塑造、去捧持。一度，她身边堆满了烧坏了的废品，废品由财富转换而来，财富由生命转换而来，种种转换全成了废品，种种废品连成了废墟。
在失败得毫无希望的废墟上，她不茶不饭，静守静思，决不离去，直到奇迹终于出现。青烟散去，炉门打开，慢慢冷却，细细逼视，哦，成了。她的作品很快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极大注意，这没有使她过于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她听一位日本学者随意提起：这种工艺在中国汉代之前就已经成熟。真的吗？杨惠珊急速转过身来，迷惑地眺望起遥远的黄河流域。
原来还以为是法兰西文化的骄傲呢，居然在异国他乡拾到了一部依稀的家谱，找到了自己远年血缘的印证。这就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理由地对琉璃世界如痴如狂？为什么以前毫无雕塑经历和冶炼经历只凭自己的摸索便取得奇巧配方？也许是接收到了几千年前发出的秘密指令？几千年都是失传的荒原，荒原那边是影影绰绰不知名的伟大工匠，荒原这边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当代女子。
两边的窑炉烈火熊熊，像两座隔着千山万水的烽火台，烽火台传递的信号却准确无误。其它多少座烽火台都与战争有关，唯有这两座不是，隔着三国的血腥、隋唐的搏斗、宋元明清的厮杀，却只有两缕最干净的轻烟，遥相呼应。
此时的杨惠珊，已跻身数量极少的国际第一流琉璃工艺大师的行列。一次又一次轰动的展出，一浪又一浪如沸的佳评，杨惠珊神定气闲，只向主办者提出一个请求，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边上，让出展览厅的中心部位，以最虔诚的方式将远处的烽火台——汉代的琉璃陈列其间。展览厅一时烘云托月，她把全部荣誉献给了祖先，只想与祖先共享一个名称：中国琉璃，然后相扶相持传播给今天的世界。
中国琉璃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佛教中，琉璃的地位非常特殊。那天杨惠珊突然读到《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时并没有太大吃惊，因为她觉得本来就该如此。经文曰：“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果然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
其实，任何一段历史都太粗糙、太混杂，都需要烧冶，烧冶历史的结晶，烧冶历史的琉璃，而历史的琉璃就是文明。
用火烧，更用心烧，于是，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生命也变成了琉璃。这两重窑变的成果，是人类真正的珍宝。于是，当冲天的烟雾飘散之后，有一双纤纤素手在仔细捡拾。
她无法删去历史和自身的坎坷和辛酸，只是深知既然经历了那么多，我的这一炉应该不同于汉代的那一炉，我的这一炉烧进了更多的历史灾难，理应用现代语言把它们升腾为更大的仁爱和慈悲。
金手指天，诸佛列位，宏愿庄严，杨惠珊的琉璃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奇瑰的精神仪式，很让国际同行震撼。这种冰清玉洁的仪式，这种纯净明澈的震撼，出现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生活中，其力量早已远远超出案头摆设之外。
杨惠珊今后的计划如何？她不企盼明确的远景，只愿意在琉璃世界中专注修持，享受挫折，直至化作泥土，来肥沃历史和现实的荒原。张毅先生告诉我：“就在昨天，一宗大件出炉，一个小小的瑕疵，失败了，今天重新开炉，又要二十五天。”杨惠珊说：“在制作过程中只要听到一点极细的响声就会心跳，因为这是断裂的警报。琉璃都会断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她的使命，便是创造美好，守候断裂。永远的创造，永远的守候，没有休止。就像那件汉代琉璃断裂在她的手上那样，她的作品也会在后代手上断裂，那么，想必也会有人手捧美丽的断片摹然憬悟的吧！
垂钓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魁力在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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