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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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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杭州疗养去了。
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6·16兵团”也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为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困兽犹斗”一词的滋味了。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耸人听闻的口号和消息，如蝗虫般漫天飞舞。
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四·一四”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儿驻防着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四·一四”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20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四·一四”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
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四·一四”派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四·一四”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四·一四”派红卫兵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
“四·一四”派红卫兵被断了最后一条路，98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个黯然神伤。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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