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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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又一次刺激了“联动”的狂热性。既然放人了，就说明当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错误的，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失策。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中间少部分人更加大胆、也更加顽强地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当时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派性斗争。5月初，“联动”部分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28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28中达3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点的人。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开刀。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这些狗崽子！”
　　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能使他们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只能在群众中煽起对老红卫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更多的“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
　　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
　　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联动”老红卫兵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老红卫兵是在“颓废”中积蓄力量，在“沉沦”中汲取养分，等待着在下一轮角逐中再展露头角。但是在当时，他们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跨掉了”。
　　他们在“跨掉”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跨掉”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叶赛宁、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以及萨特、加谬、赛林格等等一批人类的天才和疯子，他们在“跨掉”中体验到了幸福，享受到了乐趣，也为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跨掉”为人不耻，不被人接受，即使是在其他“联动”老红卫兵中，也难为“革命战友”理解。
　　有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记》中作者写道：“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教育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死梦生的老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的回顾呵！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吗？”
　　在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老红卫兵徐雅雅是创作的核心。
　　徐雅雅，这位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有七次在场。有一次，她还被指定领喊口号。她属于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拨老红卫兵之一，运动初期，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享有好名声。
　　1966年国庆节，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与北京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徐雅雅在剧中饰李铁梅。剧本经过修改，采用了跨越时空的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的打击乐的伴奏声中，一名红卫兵扛着红卫兵战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挥舞大旗。锣鼓猛地一停，红卫兵战旗收住，走上高台，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在磨刀人的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谢幕。
　　这出《红灯记》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的小礼堂里。康生、江青、陈毅等人到场观看。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演出过程中，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这句台词念过，全场老红卫兵热烈鼓掌喝彩。
　　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老红卫兵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两个男红卫兵，“苟延残喘”般成立了一个“五敢纵队”。
　　可是，“五敢纵队”在学校内外完全呈孤立之势。
　　广播里经常喊道：“徐雅雅，到‘爱霜雪’战斗队来！”来干什么？接受战斗队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有时候一天就得经受七八次之多。
　　当时的徐雅雅，诚心诚意觉得自己有错误。在“联动”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的当天晚上，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以“党之子”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
　　1967年4月初，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一位老红卫兵慕名而来，找到徐雅雅，请她为该校写一出歌颂红卫兵英雄业绩的话剧。
　　几天后，徐雅雅拿出了初稿。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在剧中，她还饰演了校党支部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话剧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清华附中高三·二班几名同学罢考，到校外荒郊圆明园遗址处秘密组建红卫兵，再到与工作组作斗争、挨整、毛泽东“八·一八”接见。实际上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所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剧情以老红卫兵彭路生等人撕毁考卷罢考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整红卫兵，将戏推向高潮。最后，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发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上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革命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前来支援，并带来毛泽东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
　　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多个红卫兵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伴有旁诵，从1927年大革命被镇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5月29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5月29日的那个会没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月29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子，钉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0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按惯例，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重点讲了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二，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明显持支持态度。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富心中有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10月25日，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五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人群密集的王府井大街、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等地分别集会，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撒传单，呼口号，演讲……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缺席审判”。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原来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面前，也开始学着理解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
　　1966年的最后10天，北京城里一次次翻腾起“打倒刘少奇”的浪潮。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在发言中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另一位红卫兵领袖、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司令谭厚兰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在此期间，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来到了清华大学，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江青劝刘涛“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江青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后，其子女刘涛、刘允真一直跟着刘少奇生活。刘涛、刘允真对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感情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
　　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既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涛姐弟俩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向生父刘少奇开火。姐弟俩怀着矛盾的心情去看望了生母王前，并违心地将他们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内容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中南海职工食堂、清华大学等地。
　　为此，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我们很难描述刘少奇是以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迎来1967年的。据他的儿女们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回忆：从表面上，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其内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了。随即有人进来在院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并且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
　　1月3日傍晚，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40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毛泽东的疏远，不明真相群众的怒目而视，给刘少奇的心灵带来重创；而家庭的一次次突变，更给刘少奇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把盐。尽管他是个极有控制能力的人，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家庭面前，他的心颤抖了。
　　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女儿刘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里等候家长签字。
　　放下电话，王光美心如刀绞。刘少奇遭受厄运，女儿又面临残废的后果，真是雪上加霜。她何尝不想马上飞到女儿身边，可是一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她有些犹疑了。
　　刘少奇有些发火：“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她是为我挨斗。”
　　当即，刘少奇、王光美驱车前往医院，没有看见受伤的刘平平，却看到了被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女刘源源和刘亭亭。
　　当清华大学红卫兵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喊口号、贴标语，口口声声要“打倒刘少奇”，可是当刘少奇真的出现在面前，仍然感到意外。这大概就是“虎死威风在”的道理。不管怎样，刘少奇也曾经是万人景仰的共和国主席。
　　在红卫兵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迎上去，急切地对王光美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
　　王光美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走上几步，大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看着面前闹剧似的一幕，他无能为力，只得留下妻子，悻悻而返。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迫写下了四点保证。在周恩来的亲自干涉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经过在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上刊出，配以大红标题，文章绘声绘色，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添油加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在的影响。
　　刘少奇一家如同在油锅中煎熬。
　　就在王光美被“智擒”的那天夜晚，刘少奇和他的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散步。夜黑如墨。寒气逼人。中南海沉寂在一片动荡不安之中。走着走着，年龄最小的刘亭亭哭泣起来，伤心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在刘少奇的耳边和心里回荡。刘亭亭说，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