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最传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根跟纪元前三世纪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十五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他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他九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脱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四　　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五　　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挺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
　　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二）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六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　　佛教·道教·黄巾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一）六十年代传入中国（我们不妨推测，纪元前二世纪张窍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忄音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忄音于六五年出发，两年后（六七）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六十年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本世纪（二）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
　　——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六九年被压平，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的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标帜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是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阳，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日期到时，夺取首都。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内奸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一八四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阳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偏偏又遇到两个浆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九年，当洛阳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的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阳。
　　八　　三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董卓到了洛阳后，他的凉州兵团马上把洛阳控制。中央政府原来那些分属于袁绍、曹操的禁卫军，在凉州兵团面前，噤若寒蝉。袁绍、曹操知道已无能为力，先后逃走。董卓忽然高兴地发现，他控制首都就等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就等于控制全国。他本来只是一个地方部队的将领，现在成了全国主宰。太快的形势变化，使他把政治看的太过于简单。认为现在什么都有了，只缺少威望，而建立最大威望的最大妙法，莫过于把旧皇帝废掉，另立一个新皇帝。于是，他强迫刘辩退位，另立刘辩九岁的弟弟刘协上台。明年（一九○），更把刘辩和他的母亲何太后杀掉。
　　董卓没有想到，蛮干不但不能建立威望，反而引起强烈反感，等于把攻击自己的刀柄授给敌人。果然，正苦于没有借口的敌人有了借口，各地反对董卓的武力，在东方集结，推举门第最高的袁绍当盟主，讨伐董卓。董卓对洛阳是陌生的，他的根据地在关中（陕西中部），于是下令把首都迁到长安，距他进入洛阳只六个月。皇帝和人民，一齐踉跄上道。为了彻底执行，董卓纵火焚烧洛阳，自纪元前十二世纪姬旦在洛阳筑城以来，经营了一千四百年的当时世界最伟大最繁华的都市，化成一片焦土，一百公里以内，不见炊烟。居民仓促中向西搬移，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准备，像押送囚犯一样，凉州兵团夹驰道旁，奔腾鞭策，马蹄的践踏和饥饿疾病，使死亡相继，洛阳长安相距直线五百公里，沿途堆满尸体。
　　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偏偏坐在非有政治头脑不可的座位上，不啻坐在毒蛇的牙齿上。董卓的暴发户日子只有三年五个月。一九二年，当东方战争胶着时，宰相级官员王允唆动董卓最亲信的部将吕布叛变，把董卓刺死，屠灭董卓三族。——关于吕布干掉董卓的经过，民间流传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说，王允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女儿貂蝉。他先让吕布跟她恋爱，等吕布入迷之后，王允却把貂蝉送给董卓，向吕布宣称是董卓抢了去的，激起吕布的杀机。
　　王允只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那时皇帝的威信仍在，董卓死了之后，中央政府下令大赦，社会似乎又有恢复正常的可能性。董卓手下大将牛辅，驻防陕县（河南三门峡），不接受命令，击败前往接收他军权的政府部队。可是，不久他就死于军营中的一次夜惊。他属下的三个中级军官李囗、郭汜、樊稠，决心投降，但他们曾经在大赦令之后继续反抗政府，所以要求政府再下一次大赦令。王允坚决拒绝，他说：“刚刚大赦过，不到一个月，怎么可以再赦？”三个军官当然不愿亲自把头塞到刀口底下，只有叛变到底。他们向首都进军，攻陷长安。霎时间，王允成了叛徒，就在长安城下，执行死刑。三个叛徒则成了国家正式高级官员，昂然地下令镇压叛徒。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像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
　　三个不成材的瘪三人物，分别担任宰相元帅，共执朝政。合作了三年，到一九五年，李囗、郭汇把樊稠杀掉，接着李囗、郭汜也反目成仇。李健劫持皇帝刘协，郭汜劫持文武大臣，就在长安城中对垒攻杀，五个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