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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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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选票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选民手中的选票开始“管用”了，但金钱和资本肆无忌惮地侵蚀政治权力，必将制造“金钱民主”、“黑金政治”之类的肮脏，从长远看，势必伤害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在基层人大选举中，还有一种陪选现象。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通行的陪选潜规则：一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推荐组织满意，并有绝对优势的候选人，并保证确保当选；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差额选举的法定要求，一些选民被授意用联名的方式推举出毫无当选可能的候选人，并被要求不必当选、不能当选、无法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陪选已经成为对付差额选举的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技术”，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不仅见怪不怪，甚至将此作为“选举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
在陪选格局中，往往可以毫无悬念地预测选举结果，强势主角和弱势配角之间的竞争结局，无论是选民还是陪选者，都在一场人人心知肚明的形式主义选举中走走过场，而选举制度所内含的民主精神，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损害殆尽。
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从形式上看，陪选也达到了差额选举的要求，然而从实质而言，陪选是披着“合法外衣”的等额选举，对选举制度而言，这种变质的“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具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在陪选的选举形态中，一方面选民被视为投票机器，不仅变相地限制了选民的选举权利，而且极易挫伤其民主热情；另一方面，陪选者作为“二等候选人”，在组织力量的压力下被“合法”地淘汰出局，而一些更有实力的人选七无法进入竞争行列，理应平等的被选举权出现了区别对待的歧视现象，而且这也是造就大量“官员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差额选举的原则以及公平的选举权利，都是选举信用的内核。不难想象，当陪选现象屡屡破坏差额选举原则，影响选举权利正常实现时，选举制度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长此以往，将产生一个十分可怕的结果，那就是，选举制度的民主信用将在选民中丧失殆尽。
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的设计似乎给选举出了一道难题：是尊重“组织原则”还是尊重民主原则？基层选举的实践表明，通过“做工作”等方式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现“组织意图”，选民并不满意。而一旦放开选举，组织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又可能出局。体现民主精神的差额选举，为何令一些地方权力组织头疼不已，以至千方百计要以陪选之类的手段加以规避？
在一些基层人大选举中出现的陪选现象，折射出土政策压制民主规则的困境。如果基层权力寄希望于通过“陪选”来落实“组织意图”选举结果和组织威信并不能得到选民的真正认同。从某种意义而言，靠陪选来实现组织意图，恰恰反映了一些基层权力组织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远远滞后于现代民主法治的要求。在传统思维中，选举往往是“分配代表名额”和“人事安排”的工具，而不是检测公共人物民意指数、提升人大代表政治品格的舞台。于是，陪选这类“政治技巧”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大行其道。事实上，陪选也迟滞了人大代表的选民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当一些当选的人大代表感到选举不过是走走程序的形式主义时，他们就会把选举当成“任命”，难以走出对“组织”尽忠，对选民卸责的观念误区。
“直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实际上，不同的人用这个概念，含义和侧重面都是不一样的。在有的人看来，它可能表示由公众直接选举掌权者或者他们的代表；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强调的是公众不但有选举权，而且有提名权；还有一种理解，就是针对过去就是上官员和代表都是由上级任命（或者表面上叫做推荐和提名，事实上指定了唯一的人选，让公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无法行使选举权）的状况，把让公众或者他们的代表真正拥有提名权和最后选择权的选举都统称为“直选”。
这个意义上的“直选”，是宪法早已规定的。问题在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的体制，把这一原则严重扭曲了，使得公众的选择权、代表的选举权都形同虚设，事实上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老百姓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公众对官员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我们执政中出现的许多作风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说到底就是因为官员可以不在意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只要把上面的人糊弄好了，就可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和公众之间没有权力授受关系，无须向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宪法中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之一。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不是说在选举中增加竞争性执政党的功能就发挥不了了。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供选择的人才。民众把权力交给公共机关，当然有权决定这些权力由谁来执掌。有选择才叫选举，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由政党把人才推荐给公众。这就需要政党做好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输送人才的工作。所以，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们过去有错，但不错在党介入了干部人事工作，而错在越俎代庖，虚化架空了公众对官员的选举权。由于人民代表往往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的，由于不是选出来的，人们不会把代表看得多重，也不会对代表抱有多大的指望。而代表呢，由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社区的老百姓，也就无须刻意到老百姓中去联络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和代表之间互不相知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人民代表长期被当作一种荣誉、待遇，由上级来安排，因而很难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有真正的选举，首要的前提是落实公众的选举权，即要有竞争。当然，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竞争，就要考虑一旦没有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人往哪里安排，关系如何相处等等问题，毕竟我们的官员和西方不同，他们竞争不成可以去当律师、当教授。我们的官员过于职业化，当不成，可能就不好安排，甚至意味着失业。这里涉及整个政治体制问题。
改革难，就在于它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体制改革要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要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使得可分配的财富大大增加，改革有可能在增量上做文章，从而使利益冲突有所缓解。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因为它是要改变邓小平批评过的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要分散和消减过度集中的权力。从这一点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会遇到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推动着民主政治，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深化改革，政治体制问题就不能不提上日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继续发展的瓶颈。
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7。8 关于集权问题
独裁的权力总是不容分割的。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通常也是高度封闭的，它决不允许有“合法的觊觎”者存在，然而它又不能杜绝他人对专制权力的“觊觎”，甚至更能刺激“觊觎者”的权欲，因此表面上“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内部，常常进行着血腥而隐蔽的权力角斗：权力觊觎者在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攫取权力资源，掌权者也需要时刻提防和镇压野心家和阴谋家。内部人的权力较量与倾轧成了集权体制难以摆脱的宿命。
历史上那些帝王权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心机之周深、手段之高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千百年专制锻炼出来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与开放、容忍 “合法的觊觎”的权力结构是永远不容的。
前苏联的教训值得借鉴。勃列日涅夫晚年把主要精力用在稳定干部的“军心”上。所谓稳定“军心”，就是通过颁布各种条例和规定，千方百计地把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对上级保持忠心。只要你沾上了官气，你的利益就会随之而来，就等于进了一个特殊阶层。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人们不择手段地当干部、向上爬，成为社会的基本追求，官本位意识被无限强化。
他大肆提拔亲信进入领导层，培养嫡系部队来维持自己的权威。而得到利益的下级和被提拔的亲信，也希望有关系的领导在台上，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维持。所以在各级干部中间形成了上下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靠着自己特殊的上下关系，变本加厉地贪污腐败，使国家和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渠道被彻底破坏，也使得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涨。
这个时候，权力成了一种乐趣，因为得到权力就是得到了利益。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当时的领导忽略了，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游戏规则，与这个规则的载体——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的，是以剥夺普通群众的利益，是以拉大与普通群众的利益距离为前提的。对于当权者来说，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负担。
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说：“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近二十年来，权力腐败一直在不断与时俱进，在各种治理腐败的压力下不断自我进化。事实证明，不管在原有体制内出台什么样的治理方案，都只能奏效于一时，最终都会被腐败势力所消化，各种反腐败的力量，总是被包纳进权力腐败所构成的关系网中。或许，只有在政治体制之外，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才是腐败机制无力消化的，才会真正导致腐败与反腐败的力量消长，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这些都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
权力这个东西，好多时候你争了和不争，结果就是不一样。
有形的权力让人羡慕，无形的权力更象匹野马。
手上没有权力的时候，欲望自然有限，想象力也很有限。
制度管的都是看得见的权力，聪明人应该学会利用隐性的权力。
权力个人化现象在日益加重，情感金钱化正在一天天使得世风日下。
只要旗帜树立起来了，总会有人站过来。即使暂时不能站到你这一边，也会望着你的旗帜进行观察，这就是官场。
古人总结出做官的二字要领：“厚”与“黑”。“厚”者，是说脸皮要厚，为了达到目的，脸面是可以完全不顾的。“黑”者是指心要黑，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什么都统统地可以不要。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权力越位时的危害之大，但有时不是当事人的越位造成的，而是随从者的放纵使得一些领导造成权力越位。
市场有交易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把权力也作为交易的筹码，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共权力本来是被用来为老百姓谋发展、做实事的。但公共权力容易发生异化，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或乱作为。从实际情况看，通常把市场规则与行政干预颠倒过来。如果是能力不足导致权力错位还好解释，但若受利益趋使，故意为之，那危害就更大了。
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话不够，监督也不到位。因此公共权力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行使公共权力者更多的是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虚，因为这些人是他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没连门槛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行使公共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到公共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
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权力，一旦拥有了权力，他们的生理机能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阳痿也会奇迹般地自逾。
权力就是给别人制造点麻烦。
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慌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权力好比传销，上面的大官提拔一个小官就等于发展了一个下线，上线靠下线供养。
当人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时，权力就面临着竞争。
脱离权位的时间越久，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权力，想闹二心都没有本钱了。（这是说不要参加学习班或者其他的长时间脱离权力的事情）。
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成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贪婪。最可怕、最应警惕，但有时又很难防备的，就是秘书与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秘书把领导当成靠山、招牌。秘书出了事情，有领导护着；办私事往往首先抬出“我是某某人的秘书”这一块招牌。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避祸的“观音”。
秘书看似无权，但实际上权力不小。有些是制度赋予的，如秘书有安排领导活动的权力，秘书就是领导的“活动指南”，有人就通过秘书让领导去视察和指导，从而得到好处；有些是领导默许的；更多的是秘书自己开辟拓宽的权力，如：假传领导指示、或者添油加醋、随意截留、假借领导旗号狐假虎威等等。反正下面的人搞不清这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下面的人也不愿意为一件事情得罪秘书。
秘书、司机之类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因为天然的位置，与领导离得比较近，因此也就拥有了话语权。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天使，也可能堕落成令人恐惧的魔鬼。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是，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社会也会受到侵害。
权力的集中往往走向极度封闭，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集权的强化。
7。9 关于权力
崇拜问题
权力崇拜多年来难以打破，核心在于权力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并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监督。现在许多权力部门不仅没有在减政放权的道路上走下去，还通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重新集权。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巨大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还会制造出“神秘”的怪胎，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病的两面。“神秘背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权力崇拜的盛行不无干系。
握有权力的本身，就有许多常人无从企及的利益。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根本可以不动声色。
权力是博弈。
用罪恶的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在正当的目的上。
人们迷信和崇拜权力，只要你在位子上，就会有人投其所好。
寻求政治靠山，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来就是人们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把它搞得更雄厚一些，都既是一条退路，也是一条出路。
在权力上，如果形成了权力斗争，一方坚持了一种观点或意见，另一方就会坚持与对方截然相反的观点或意见。观点或意见的对错并不关键，关键是谁在坚持。
在官场，争来争去，争到最后，能全身而退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好多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没有全身而退，为此抱憾终身。
在官场上，实力和投机是获取更大权力的有力保障。
对官员和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缺乏自上而下的监督，谁有了权力就有很多渠道寻租，可以处处逢源。在文化层面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造成的官本位观念。一切都是以官的等级来衡量，全社会级别化，人人都纳入级别。
人只要在官场上，就必须遵守“老虎杠子规则，即行酒令中的老虎——鸡——虫——杠子——老虎”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人表面上是平等的，但骨子里却分着等级，因此低挡次的人总想向高挡次奋斗，这就是创造的动力。
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力比以前还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
追求权力是人的天性，世界上只有不想当官的人，却没有不喜欢权力的人；想当官也不总是坏事。就是和尚也有争名夺利的时候。当官就是比不当官好，你想办什么事情可以指挥别人，别人想办什么事情还要请示你。在这请示和指挥的过程中便体会出其中的美妙。
人们常说，从政的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等你能力增强了，阅历丰富了，工作出色了，可年龄又过去了。
官场中人不一定都是官迷，每一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成绩，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最直接反映这种成绩的就是你的屁股在哪一级台阶上座着。
一个只知道搞建设的官员，就会忘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官场上的事情，有时候按规律，有时候又不按规律，但有一条规律是不变的：那就是利益。
官场上的某些事情，微妙就微妙在公参私，私参公。
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权力，往往倾向于挥霍性地使用权力，甚至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继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
通过权力交换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分配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权力的强大、金钱的万能，已将许多人的心灵扭曲，占着现在的位置，盯着更高的，踩着他人的头顶去抢；捂住自己的钱，盯着国家的，不择手段不怕牺牲地去捞，这些已经司空见惯，根深蒂固。
如今是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就高。但权力和权力又不一样，管物、管钱的也是权力，就不如管人的权力大。
在中国历史上，当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三种常见的态度和反应：一是忍着，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命运不好；二也是忍着，但要找机会成为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偿还给后来的无辜者；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暴力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
不用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二种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这种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这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他的人的头上，而是落到其他的人的头上。
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跟你解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象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在这个环境里出来的人，只要有权，就只会横着使。
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
人生易老，在向权力高峰的跋涉中，一个人能经得起走几次弯路。
世上多是拿得起的人，放得下的何曾见过。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官越当越大，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所谓位高权重。但到了你已经升迁无望，不得不退休养老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到这一生，除了失落，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除了把失落留给自己，其他的都不属于自己。
权力越大的人，越重视权力的牢固性；掌权时间越长的人，越看重别人对权力的尊重。充分享受过权利，才更加懂得珍惜权力，对无视权威的人才更加视为心头之患。
官场险恶的微妙之处在于，不一定把你降职 ，也不一定把你免职，甚至还可能升职，你的厄运就到来了。从高到低 、由好到坏、由富到贫等，便是最高明的排挤。
深知官场秘诀的都知道，在官员政治中，每一项活动都是一个筹码，每一个成就都是刺向对手的一把利刃 。失去筹码，就失去了在官场上的立足之地；握不住利刃，更会被政敌置于死地。
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宦官人格，把人彻底地异化了；权力崇拜使人逐步丧失了个人的人格。
在集权专制下生活久了的人，往往只相信强权，而不相信其它。他们不知宽容为何物，也不知忏悔为何物。人性本恶，没有相应的约束，就会造成灾难。对不同的过失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才会进退有据。
如今社会的主导性质是权力与金钱两元结构，其要害是权力这个支撑点。
现在的事情就是奇怪，机关越大，权力就会越集中在一般干部身上，这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求，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人在官场，权力赐给你荣誉时，往往也把某种与荣誉相关的灾难种子悄悄种在了你的命运里。
权力是个怪物，只要它存在，它就可以人情化和货币化。
其实服务也是权力，没有权力你服什么务。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是否有“人”，这说明权力或显性或隐性地“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是用金钱交易，有的是用人情交易。
权力既迷人又可怕，迷人在于它难以窥探的秘密，它总能汲引人臣服、折腰、献媚、逢迎和顶礼莫拜；可怕的是在于它要统治一切的本性。
有人说，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理智和人性；而权力丧失以后，往往可以恢复人性，接近真理。
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权力这个东西谁都愿意玩、喜欢玩，读书则有读书的玩法，不读书有不读书的玩法。
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权力在一定阶段是很具体的。权力过度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要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讲是很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这些权力资源首先到了“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代表公共意志的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有权力，但是，在好多单位，秘书就是公共权力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来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权力的实质就在于应用。权力就象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不征求你的意见，想种就种，也不交租，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
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就有区别，因此有关的实惠也就有天壤之别。
历史证明，政治权力如能顺应经济、服从经济，社会就出现繁荣，国家才会富强；反之，如果权力扭曲经济，蹂躏经济，社会就走向衰败。一个新的世界性潮流是，只有实行分散的、集权越来越少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新的经济。
权力崇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你想富没有政策不行，还得求权力，求得多 了，权力自然升值，权力崇拜就会更厉害。等到权力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权力“统”不起来了，商人更多的是求市场、求业务伙伴，权力崇拜才会淡化。利润崇拜必将代替权力崇拜，商业价值观将在一切制度里发挥同样的作用。
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 ，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 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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