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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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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能够对艾伦做出这种事情？但是我又有什么选择呢？我脑子一片混乱地离开了切尔西的那个公寓。开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晚上。为什么我不能像同龄的青年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新伦敦，卡纳比街上的商店、咖啡厅和俱乐部？我经过正在首演甲壳虫乐队的新电影（帮助）的电影院。“啊，见鬼，”我喊道，“谁来帮帮我！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艾伦打电话，说我迫切需要见他。他请我过去吃午饭，一小时后我到了他家门口。“你脸色难者极了！”他说着请我进了门。他要到附近商店去一趟，让我和他母亲一起喝咖啡。老太太和我坐在客厅里互相对望着。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你打算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真是离奇得很，好像她已经知道了似的。和这位高雅的老太太一起坐在艾伦的客厅里，离开我陷入其中的犯罪世界仿佛是这样的遥远。突然她站起身来，拄着拐杖穿过屋子走到我面前站住。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严厉地说：“如果这事和我的儿子有关，你得告诉我。”我抬头看着她问道：“如果你被迫要去对一个爱你的人做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怎么办？”她在我旁边坐下，答道：“我根本不会去做！如果你此生能够得到哪怕一次真正的爱，你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值得为此而死。我的儿子艾伦爱你。不管是什么事，不要去做！”
我沉默地坐着。她是对的。有些事是值得为之而死的。我答应去制止这件事。“你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得多，不再会需要偷偷服用这么多药丸。”她平静地说。她正说着艾伦走了进来，“你脸色好点了，”他说，“你怎么着他了，妈妈？”“我只不过是让他就这么一次要面对生活。”她微笑道。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股自由的感觉。一位老太太去掉了我对克雷兄弟的恐惧。我现在更害怕的是她。她所说的话是我良心的声音。
从艾伦的母亲那里我获得了斗争的决心。我住进了国王大十字附近的一家我认识的马耳他人拥有的旅馆。几小时后在一位专家的帮助下，我在床底下连好了一台非常敏感的录音机，用来录下那个房间里所说的一切话。当晚我给考利打电话，说在进行拍照活动前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那极交易。一小时后他和那个美国人来到我的房间里。他们愚蠢地详细谈论了整个策划，我引着他们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在我对他们说我感到满意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们走好他们在第二天晚上拍照。
我立刻复制了三份磁带，分别装在不同的信封里。一个信封上的收件人是伦敦警察厅，一个是世界新闻报。我把第三盘拿到一个我认识的律师那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又把另外两个信封交给了他，请他在克雷兄弟或考利伤害我时寄出。这上面的证据足够使许多人坐牢。
第二天我就像最后一次去执行任务的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那样处于极端亢奋的状态下。我在那间旅馆的客房里等待着摊牌。我手里拿着枪坐在床上，气得什么都不在乎了。当考利和另外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冲进来时，我一跃而起，尖叫道：“什么都给录下来了！读一读那些信吧！”我把枪指着自己的头，喊道：“现在你们他妈的能怎么样，杀了我吗？我会杀死自己！然后警察就会得到这一切，你们就都得进监牢。由于兴奋剂的作用，我成了一个自杀的疯子，什么也不怕。我死后律师会寄出磁带，引起警察的注意。”安静点，“考利说，”咱们和特里谈谈。“汤米·考利可能是个暴徒，但他不是个傻瓜，现在他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愿意忘掉整个这笔交易。他们保证再也不打艾伦的主意后，就丢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走了。这一回，兴奋剂就像多年前在我对付那个凶狠的男孩时我父母的葡萄酒那样，站在了我的一边，使我疯狂到敢于去吓唬团伙匪徒的地步。
我对一个虚弱的百岁老太的恐惧使我将了克雷兄弟的军。
我松了一口气，开车回家，这时真是筋疲力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挨床了，现在只想睡觉。
我刚躺在床上就听见电话铃响了起来，跟着楼下传来了一片哭喊声。卡米拉冲进屋子里来，哽咽地说：“妈妈住院了，她决死了。”
第九章 马耳他伤逝
刚刚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从马耳他传来的消息压倒了我。罗丝安娜，卡米拉的大妹妹当时正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照着几天特莎。卡米拉和我在震惊中驱车到了伦敦机场，想尽可能搭下一班到马耳他去的飞机。我们得照料伊莎贝拉和她的小女儿们。
在希思罗机场我把卡米拉留在酒吧里，自己去安排机票。机场拥挤不堪，我在售票处排队时，突然在机场的喧闹声之中听到了卡米拉在叫我，声音里充满了惊慌。“妈妈死了，斯蒂芬，斯蒂芬，帮帮我／我抬头张望，但是在人群中看不到她。我又一次听到了这尖叫声：”妈妈已经死了！“
我已经有三整天处于毒品引起的亢奋之中，现在感到浑身麻木。售票员转向我，说：“下一位。”可是我只是尖叫着：“现在他妈的太晚了。伊莎贝拉已经乘上了去天堂的航班！”我回转身，推开拿着箱子的人群，又听到了卡米拉的叫喊声。我跑到大厅的另一侧，看见地趴在二层的玻璃栏杆上失声大哭。
啊，上帝啊，真的发生了。伊莎贝拉死了！
麻醉兴奋剂控制住了我的眼泪，在极度亢奋中我哭不出来。我很爱那个女人，但是现在我得帮助伤心欲绝的卡米拉。在悲痛的打击下，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去拯救在马耳他某地的三个孤零零的孤儿。
我集中起兴奋剂浸泡下仅有的一点理智来处理目前的局面。我对卡米拉说，我去马耳他把她的妹妹接到英国来和我们同住，她则留在家里。我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我毒瘤已经很深，自己也需要帮助，肯定不适合做孩子们的监护人。
我定好了晚些时候的班机，把卡米技扶上了汽车。她伤心之极，在我们驱车回家的路上哭得非常厉害，使我对她的安全很不放心。我拼命想让她平静下来，便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在上帝感召下的独白。脑袋里有了兴奋剂给这出戏加油，我向她解释说死亡是种无比奇妙的旅行，是去到我们在天国的家园的最终放行。“你母亲的心在你父亲死后就已死亡。从那时起她只是为了孩子们活着。”我对她说。我指着天空说：“看呀，你妈妈就在那里拥抱着你的父亲。上帝正在向他们把手，让他们进去，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快乐。”我对天国至福的描绘一直继续到我们在家门口停下车子。这些活起了作用，卡米拉似乎平静多了。罗丝安娜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震惊，沉默无语。幸运的是，一位邻居主动提出陪伴她们，因此很快我就再度离家到机场去了。
怀着在兴奋剂之海中浮游的感情，我驱车离去时高喊道：“上帝和我在一起，我一定要拯救那几个女孩子！”一个多小时后，我在更为糟糕的状态下乘飞机到马耳他去完成“救世主使命”。在卢卡的机场下飞机后，我在吸毒后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坐出租车穿过全岛到斯利马伊莎贝拉的新家去。公寓的门锁着，谁都不在家。当时已是正午，我站在街上，在火辣辣的阳光照晒下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头昏。便坐在了马路边上。这时，一个男人走上前来，用马耳他语和我说话。他认出我以前来过马耳他，便把我领到一家拥挤的酒吧中，他和那儿的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全都回过头来看我。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听到他们几次提到“伊莎贝拉”这个名字。有人递了一杯东西给我喝，但我非常恼火，就大叫道：“这不是什么该死的庆祝活动。那几个孩子在哪儿？”我跑回大街上，一个女人站在阳台上喊住我：“”英国人先生，等一等，我来告诉你。“她走下楼来，解释说女孩子们在一个街区外，有人在照顾她们。她把我带到一条很窄的、坡度很陡的小街的头上，又长又平的台阶一直通到山下。”姑娘们在下面喷泉旁。“她指着下面说，然后回过身子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伊莎贝拉前一天晚上刚刚去世，还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她们。命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高高的建筑物之间晾着洗过的衣服，好几家商店外面堆放着水果。我走过一个在清洁门外台阶的女人，正在我感到似乎已经走了很久之际，突然停下了脚步。那三个女孩在前面一个小广场上玩耍，还没有看见我。我不能哭，我心想，一面练习上帝感召下的第二个独白。“你们的妈妈在天堂里了，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呢。有鸡蛋，好多好多鸡蛋。”见鬼，听上去得真实才行，我走近她们时自己在想。我无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就含着眼泪躲进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大杯白兰地，吞下了更多的药丸。我要付钱，但是老板只是摆摆手，意思是他不要钱。他知道我为什么到了那儿，他又给了我一杯酒，拥抱了我，把我送上了一生所走的最漫长的路。这时，村民们都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个为伊莎贝拉的孩子们而来到此地的英国人。我步履蹒跚，但高昂着头慢慢向她们走去。
广场突然就空了。人们让我和孩子们单独在一起。姑娘们坐在喷泉的台阶上，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她们看见我时抬起头来齐声问道：“妈妈在哪儿？”我摇摇头在她们身旁坐下。太阳仍旧火辣辣地照晒在我们身上，我开始了我的故事：“妈妈现在在天堂里了。”孩子们怀疑地瞪着我，但专注地听着一切细节。在兴奋剂产生的虚幻境界中，我像个幼儿园的老师那样开始用她们的粉笔画图。“这就是你们在天堂里的爸爸妈妈。”我指着图说，“这就是他们有鸡蛋的早餐。”“那么多的鸡蛋！”路易莎说道。约瑟菲娜突然开始尖叫起来：“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她和劳拉一把抓住我，痛哭起来。我抬起头，发现路易莎穿过空旷的广场走了开去。“你为什么今天到天堂去？你不能以后再去吗？”她望着天空喊道，一面向我转过身来，“她为什么今天走？”“我也不知道！”我生气地答道。“那该死的时间表在上帝手里！”路易莎缓缓地走了回来，在我身旁坐下。她始终没有哭。
我们坐在喷泉分的地上，拉着手围成一圈，就这样坐了很久。村民们都不来打搅我们。时间停止了，兴奋剂、酒精和烈日开始对我产生作用。我往后一靠，闭上眼睛，短暂地睡着了。醒来时我看见酒吧老板和别的村民全都围着我们站在那里。好几个女人在哭。有人给了我一杯白兰地，拉我站了起来。一个女人走上前来，吻了吻孩子们，然后把伊莎贝拉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我。
我谢过众人，和三个悲伤的小姑娘一起向公寓走去。伊莎贝拉就是在这里卧床多日，整个公寓充满着死亡的气息，床单摸上去还是湿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不能在这儿？我想道，很想大叫几声。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公寓里空落落的，这么多东西都不见了。后来有个邻居来告诉我，孩子们伯父家的人那天早上来把东西都弄走了。“那帮杂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大喊道。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伊莎贝拉的遗体在哪里？谁来埋葬她？
我坐在那儿，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使我不知所措。这时我听见从下面街上传来了叫喊声。我从阳台上往下看，认出是伊莎贝拉的父亲，便下楼去迎接他。他是个大约八十岁的结实的老人，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两手抓着我的肩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用马耳他语说着什么。突然他撒开了手，捏紧拳头，倒在我的脚下死了。“啊，见鬼，不！”我尖叫起来。怎么啦？为什么人人都在死去？村民们很快集合起来帮助我，把孩子们带开不让她们看到这情景。后来，为了平静下来，我把她们带到海边，往水里扔小石子儿，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谁也没有多说话。
现在我应该集中力量带孩子们离开岛子，但在我神智错乱的脑子里，觉得首先要和她们已故父亲的哥哥，她们的伯父托尼算账。以前伊莎贝拉曾写信说过托尼如何骗去了他父母遗嘱中属于她的那一份。她丈夫去世后，她悲伤过度，没有和他去争。我在吸毒后的亢奋状态下，要去为她报仇。要是有一支枪，我就会像约翰·韦恩电影里的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把他打死。幸亏我没有枪，那晚，我带着三个脑子里一片糊涂的女孩穿过小岛去到她们伯父的酒吧里。
出租车停在村子的广场上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让女孩们在我前面光着脚走进酒吧，我跟在后面像个喝醉了的亡命徒，叫嚷着：“这些是你弟弟的孩子吗？看，她们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你这个杂种！你骗走了她们应该继承的遗产！”我不断怒骂着。“我要炸烂你的酒吧。炸烂整个该死的村子。”我本意是好的，可我是个有病的痛君子，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增加了刚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小姑娘们的惶惑，没有能为她们争到钱。她们本应在床上睡觉的。最后，在进一步说7许多威胁的话以后，我把孩子们带回了公寓。
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埋葬伊莎贝拉的事，我要给她最好的一切，给她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葬礼用了六匹黑马拉的马车，钱都是我付的。到安葬的那天，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人简直不像个样子。我独自到殡仪馆去看伊莎贝拉的遗体，要和这个爱过我的女人告别。她脸色苍白，好像编在了一起，但神情平静，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照顾好我的小女儿们。”一个神甫走了进来，默默地握住我的手，一起祈祷。
一小时后我和孩子们一起站在殡仪馆门外，看着伊莎贝拉的棺材抬上了马车。太阳更热了。我听见有声音在天上喊道：“斯蒂芬，斯蒂芬，照顾好我的孩子！”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昏倒在了大街上。
一天后我在一个邻居的家里醒了过来，看到小姑娘们脸朝下看着我的脸。“我们要去找卡米拉。”她们都大声说道。这时我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她们没有护照，以前都是依靠母亲的护照旅行。由于我不是她们的法定监护人，不会允许我把她们带出岛去。以后的三天里我几次到所有的官方机构去，徒劳地想搞到她们的护照。我甚至去见了马耳他的总督明托夫。他解释说他没有力量帮助我们，事情要到法庭上去解决。真是典型的地中海式的“将来某一天”的作风，下次开庭是在三周以后。在兴奋剂的亢奋中，加上心烦意乱，我一把抓住了明托夫，开始对他进行威胁。马上有两个官员把我拉开，叫来了警察，警察把尖叫着的我拖了出去。他们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被打败了。这一回，一切的虚张声势都帮不了我。我剩下的只有上帝了。我跪了下来，闭上眼睛开始祷告。一个小时后当我醒来时，祷告已经应验了。
一个女人带着那三个小姑娘站在牢房门口。她自我介绍，说她是斯皮图娜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我来帮助你，”她隔着铁栏和我握手时说，“我帮你搞个护照。我有亲戚在移民局工作。”
警察拒绝放我，但是允许孩子们进到牢房里来。她们头一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非常疲倦，不久我们就都在牢房的地上睡着了。几小时后一个微笑着的斯皮图娜小姐叫醒了我们。她向我们挥舞着的护照上面，三个孩子的脸照在一张相片上。“严格地说这是无效的，但是它能使你们离开这个岛。”她解释说。我付了罚金，钱直接落进了警察的腰包，牢房的门开了。我们放下心来，走出牢房，来到阳光之下。
在离开马耳他去英国之前，我想让孩子们的外婆最后再见她们一次。她现在又老又病，可能不会活着再见到她们了。
我们到瓦莱塔一家大商场里去购物，给女孩们从头到脚穿上了新衣服，黄色的裙衣、黑色的漆皮鞋和白短袜。最后我给她们买了鲜红的大衣和与之相配的贝雷帽。伊莎贝拉的女儿们看去就和公主一样。遗憾的是，当我们穿过小村子去看老太太的时候，领着她们的却是个吸毒亢奋的王子。
到她家时，另一个老年妇女开门让我们进去了。老外婆坐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的床上和我们打招呼。她拥抱了每一个孩子。村子里别的孩子从窗户外向里面张望。最后老太太招手让我过去，他吻了吻我，用马耳他语说了句什么。
在飞机上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劳拉无法理解死亡是永恒的事，她转向我，问妈妈是不是已经在英国和卡米拉在一起了。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只能拥抱着她，又吞下更多的药丸，把眼泪强压了回去。
坚持住，别哭，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我对自己说。在英国护照检查处我们碰到了我预见中的问题。那位官员看了一眼护照就离开去找来了他的上司。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我许多问题，但鉴于这种悲惨的境况，他终于睁一眼闭一眼地让我们进了关。最后我总算取出汽车，把三个疲累不堪的孩子带回家中卡米拉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卡米拉就要像母亲一样把她ffJ抚养成人。
对于卡米拉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她自己才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值得永远赞扬的是，她干得很出色。
伊莎贝拉的女儿们总算安全了。她们一起长大，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孤儿院里。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中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结了婚，看着彼此的子女长大。这一定会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
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床上安稳地熟睡以后，我独自来到花园里，仰望苍天，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该轮到我哭了，我等得够久的了。
我曾爱过那个女人，伊莎贝拉曾爱过我。
第十章 月台布道
伊莎贝拉去世后，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她们互相支持，而照顾她们的卡米拉又是她们熟悉的人，因此她们感到很安全。罗丝安娜这时住在汉普斯特德一家人家里帮着带孩子，路易莎、劳拉和约瑟菲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在当地新的天主教学校上学，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托特里奇的房子很大，五间卧室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车道里停着两辆汽车，当地的花匠一周来整理两次花园，这显然是个非常正派的家庭。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关着的大门里面住着一个有大袋大袋偷来的钱和几百瓶麻醉剂的神智失常的狂人。日益增长的吸毒量使我越来越孤僻，对兴奋剂造成的亢奋和飘飘然的渴求控制了我整个的生活。
特里，还有他把我出卖给克雷兄弟的事对我的打击远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懂得对艾伦讹诈的严重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看清了它的全部含义。这件事导致了我和亲爱的特里之间的许多争吵，在后来的几周中我把在高热公司的股份卖回给了他。我们互相叫骂着分了手。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很高兴离开他，因为这使我摆脱了一切责任，给了我更多的时间享用毒品。
在我蹲在家里这一期间的头几个星期，我仍在某种程度上和卡米拉及姑娘们频繁接触，到楼下去吃饭，偶尔把脑袋伸进客厅看看。但是不久这一切全都变了。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开始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吸毒，常常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和外部世界的推一接触是我三岁的女儿特莎。当我人事不省地躺在书房地板上时，总是被她在门外的喊声叫醒：“爸爸，爸爸，让我进去玩玩。特莎常常会在我房简里呆上一整天，画图画。因为她不肯离开，卡米拉只好用托盘把她的饭送到楼上来。女儿和我在那间书房里一起度过的随后的六个月，把我们永久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从特莎那儿得到了从未在妻子那里得到过的爱。然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房间成了我吸毒岛上的第一个监狱。这是一间很舒服的囚室，有厚厚的黑色地毯，四壁是高大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一万多本书，倒不是我读了很多，而是收集书使我感觉良好。由于我对藏匿东西着了迷，我在许多大厚书的中间切出一个方洞，创造出秘密的藏匿处所。在书架的一层上我放藏毒品的书，在另一层上放藏钱的书。但我常常吸毒吸得云天雾罩的，忘记了哪些书里藏的是什么，要找的时候就把几十本书抽出来放到地板上。书房里还有一张白色的书桌和两把黑皮椅子，那是爸爸和特莎宝宝的椅子。除此之外，惟一的家具就是两个有锁的档案柜了，一个放我的毒品，另一个放特莎的画。我在一间小房间里建造自己虚假的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不闻不问，如哈罗德·威尔逊在三月份的选举中获胜啦，等等。只要我有了兴奋剂，不论哪个政府上台，世界都是美好的。尽管我和另外五个人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她们却仿佛并不存在似的。我在吸毒后飘飘然的幻觉中过着自己的日子。
由于我永远处于兴奋剂的作用之下，便开始发展起一种幻觉，整个世界都在服用快乐药丸。政治家、法官、警察，所有的人都在一片和谐中快乐地唱歌。将不再会有战争或饥饿，大家都像风筝那样飘飘然，世界将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梦想，我确实认为是天意让我会使人类养成每天服用安非他明的习惯。要开始这项工作，从自己住的这条街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怎样才能使大家都服用毒品呢？我总不能去敲每一家的门，说：“喝一杯这种可乐吧！这儿不是哈利威克精神病院。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看着送奶工送奶时我找到了答案。我可以把安非他明和在他的牛奶里。但我意识到不可能买通他来做这件事，我必须把和好毒品的牛奶放在自己的奶箱里，然后把他支走一会儿，把我的奶和他的调换一下。于是我给牛奶店打电话，他们送了十篇奶到我的车库里，我在那儿仔细拿掉了瓶盖。和进了液体安非他明。我在吸毒后晕晕乎乎的状态下干了一整夜才完成任务，但是凌晨时分我搞得一塌糊涂，牛奶洒得满地。我的大量的安非他明牛奶混合饮料出了毛病，最后我误服了安眠药，睡得人事不知。花匠发现我睡着在草坪上，但喝了两瓶我自制的特殊牛奶后，我很快就恢复了。遗憾的是，那时邻居们都已经和平时一样，吃完天天吃腻了的玉米片离家上班去了，而引导他们进入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也被正式取消了。
上述事件后我开始出去疯狂购物，在麻醉剂的影响之下我完全无法控制这种冲动。服用安非他明后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而在商店里我保证能得到全神贯注的接待。没有哪个店主会叫你滚蛋，上别处去花钱。我停下买东西简直不可能。并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买什么都行。鞋子、钢笔、水果、颜料、熟肉，什么都行，我发疯似的进这家店出那家店，不停地买呀说呀，提着雨伞。木制品、毯子、蔬菜、钻头、书籍、衣服，沿着高贷一家家走下来，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当东西多得根本没法拿时，我就让一个友好的店主给我把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但往往会忘记自己存在了什么地方。有一天，我在买一盒香烟的时候，人家给了我五个装满了新买的东西的袋子。我根本不记得买过这些东西。又一天，我走进一家殡仪馆，说：“嘿，现在还没有人死，但是我需要安排自己的葬礼。”花钱买下了他们现有的最昂贵的棺材。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我是这样孤独，需要和不管什么人说说话，不管什么事情，甚至说说自己的死亡。一天下午在理发店里，人家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等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对我说他那天上午已经给我理过发了。“我只不过要在头顶上再剪那么两下！我还会付钱的。”我答道，觉得自己干了什傻事。剪了两下以后我付了钱，那高兴异常的理发师大声对我说：“随时欢迎再来。今天我们一直升到六点钟！”英国和德国进行世界杯决赛的那天，我到文布利去看那场足球比赛，但是我把一种强力的合成致幻药麦角酸二乙胺和安非他明混合使用，结果达称得以为英国2：4踢输了。在我们离开体育场对，我不断安慰英国球迷们，说：“别难过。比赛踢得不错。”他们都怪模怪样地看着我。直到后来在一家酒吧里，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时才发现杰夫·赫斯特是我们这边的。
在后来的一两年里，生活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我生活在一片紫红色的雾据之中。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仲夏时节。甲壳虫乐队正在反思，他们的总管布赖恩·爱泼斯坦刚刚去世。在“爱情与和平”运动的浪潮下，我自己的友好亲善时代开始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熟睡后，我接到了上帝本人打来的终极电话，不是从电话机上接到的，而是直通我被毒品麻醉得糊里糊涂的大脑的热线。起初有很多杂音，于是我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听得清楚一点。毒品开始生效时电话重新接通了。上帝在电话的那一头。“哎呀，上帝你好，”我说，“你怎么样？这简直太荣幸了。”“别说话，”上帝极其权威地说道，“仔细听着，像罗宾汉那样向穷人施舍。在你抢提包的日子里，你从来没有施舍过一分钱，因此你被逮住了。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我将使你不再遇到麻烦。你有的只会是好运，我的孩子！”他说了“我的孩子”吗？我惊得目瞪口呆。是的，他说了。他在告诉我我是耶稣！现在卡米拉和邻居们可能会看到我身上的优点了，至少她的神甫会尊敬我了。我跪在地上，接受了指令，要作出最大的牺牲来证明我对（圣经）里那伙人的忠诚。我不像亚伯拉罕有儿子，那就得是我的女儿了。我走进特莎的卧室。她睡得很熟。我吻了吻她的头，然后闭上眼睛，站在她面前，把汽车钥匙放在了她身边，宣告说：“我将走到穷人那里去！”“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拿着装满现金的大口袋离家时，听见上帝用伦敦东部的口音这样说道。两条街以外，我正走过一个电话亭时上帝又说话了：“不用走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坐出租车吧！”我宽下心来，因为即便是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走到尤斯顿也是够远的。
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在尤斯顿火车站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月台布道”。在圣洁的毒品的过度驱使下我开始寻找穷人。尤斯顿周围地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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