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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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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怎么好办喜事?”
周炳也轻轻摸胡柳那长长的,向上弯的眼尾,说:
“对,对,你说得对。我们改期吧!”
胡柳问道:“改到什么时候呢?”
周炳想了一想,就低声说:“改到打进广州城那天吧!”
胡柳发誓道:“对,对。不打进广州城,我们不提那件事儿!”
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把他们的新春人日搞得乌烟瘴气,同时也把他们的洞房花烛捣得无影无踪。……
三四 大展鸿图
三月有一天,太阳晒得红通通的,万物都在那里争妍斗丽。研究家冼鉴领着一个服装奇特,背脊微弯,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四、五十岁的人,到了芳村,经过吉祥果围,走进市头后面冼大妈所住的竹寮里。冼大妈正在挑起箩筐,准备上街,见堂侄儿来了,好不欢喜,连忙放下箩筐,又让坐,又倒茶,又问这,又问那。可是看见冼鉴后面站着的那个高大男人,她心里十分纳闷儿,不知道是什么人,该怎么称呼,该怎么招待。瞧那人的容貌: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颧骨,一排“哨牙”露出唇外,分明是个广东人的样子。可是广东人哪有穿那种衣服的呢?一件深灰布长衫,一条黑布唐装裤子,一对深口双梁布鞋,这又分明是个外江佬。他一开口,就说:“冼大嫂,你好么?你还记得我不记得呀?”听来不但是个熟人,而且是道地的香山口音。这时候,冼大妈已经记起这是个熟人了,可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冼鉴见堂婶子为难,就提醒她道:“中队长呀!咱们的中队长呀!你怎么倒忘了?”冼大妈拍着自己的天堂说:“是了,是了。你看我多不中用!麦大哥嘛!才三,四年不见嘛!”麦荣笑道:“大嫂,你大概也五十了吧?好精神!”冼大妈说:“还五十?早出头了!”麦荣叹口气道:
“你看你多好!白头发都没有一根。我的牙齿都动了,头发差不多掉光了!”
冼大妈踌躇了一下,说:“你这几年在哪里发财呀?”
冼鉴纠正她道:“大婶,我们不兴说发财。”
冼大妈逞能地说:“知道!谁不知道?周家我那些好干儿子早就对我说过了!——可是你叫我怎么说呢?说什么才好呢?”
麦荣又笑道:“不要紧。不是发财,也很象发财。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整整吃了三年的‘太平粮’!不过‘发财’这两个字,我们那里不说,是忌讳的。”随后就在冼鉴旁边坐下来,把过去三年的监狱生活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说给冼大妈听。冼大妈听了,又是惋惜,又是痛恨,说:“从前坐监的尽是坏人,如今坐监的尽是你们这些人!他老蒋这样子就能保住天下?我不信!”这样说的时候,她的外表朴实无华,她的眼睛诚实无欺,表示她不是随意应酬,而是真正的不信。正谈论着,古滔和章虾领头,洪伟和黄群随后,一对、一对地走了进来。看样子,这几年来,他们跟麦荣分手以后,今天也还是第一次见面。大家使劲地握着手,好象彼此永远不会放开。古滔和洪伟抱着麦荣,差不多把他抬了起来。同时几个人嘴里叫着,嚷着,笑着,闹着,也听不清谁跟谁说了些什么话。乱了一阵子,大家才静下来,找一些矮凳、竹椅、木桩、砖块一一坐好,听麦荣继续往下说。一直到半前晌,麦荣才把个大概讲完了,最后结束道:“你们看他们是帝国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我什么也没有讲出来,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不在乎。他们一没有供词,二没有凭据,三没有证人,却一样可以判我三年!”大家又愤愤不平地把帝国主义者骂了一顿,才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古滔平素老实,这时却抢先开口道:
“冼大妈,刚才你光顾得生气,却忘了招呼你的新外甥女婿了。”
说完,拿手把洪伟一指,洪伟的脸马上红了一块。原来洪伟最近和黄群结了婚,还没告诉冼大妈呢。冼大妈正在愕然,黄群就指着古滔强辩道:
“别听他的,表舅母。他和虾姐结了婚是真!”
大家乐了一阵子。冼大妈更加愕然,听不明白。原来古滔和章虾最近也结了婚,她自然更无法知道。后来,她弄清楚了他们四个果然是两对新婚夫妇,就合起掌来,笑得闭不拢嘴,说:“这太好了!这敢情十分太好了!就是跟菩萨许愿也不过这样。真是万事胜意——想什么,得什么!什么时候给姜醋我吃?”章虾和黄群正在难为情,冼鉴出来给她们解围道:
“大婶子,你也太性急了!人们才过的门,你就要吃姜醋,那成话么?”后来他一转就转到正经事儿上,说:“时候也不早了,带我们去找那个人吧!”
这回冼大妈一听就明白了。她知道她堂侄儿所说的“那个人”,就是不久前来到芳村的上海人金端同志。她拿眼睛环视了大家一遍,好象怀疑是否所有的人都要一道去。后来看见所有的人都露出坚决的神态,她也就不说什么了。眨眼之间,她领着大家出了门,穿过一片菜地,一片杨桃林子,不过五、六丈远,来到了另外一间竹寮门口。这间竹寮跟冼大妈所住的竹寮样子差不多,只是门口的一边,斜放着一张破烂不堪的竹床;门口的另一边,放着一只破水缸,水缸里面种着几棵“一品红”,却是别的竹寮所没有的。冼大妈轻轻喊了一声:“冯大爹!”里面那个收买破烂的冯敬义就把一颗雪白的脑袋伸了出来,见是冼大妈带了众人来,虽然一个也不相识,也就往里面让坐。冼大妈说明了原委,就向大家交代道:“你们要找金先生,他会带你们去。我也不知道金先生住什么地方。我们是一手交一手,一站管一站。我走了。我该上街了。”这里冯敬义也不问大家的姓名,就挑起竹箩,锁上大门,领着大家往东南方向走。快走到“大冲口”的地方,大家看见了一幢房屋。这种房屋,外面看来很象一座高大的砖墙平房,其实里面是一楼一底。房东是个老太婆,儿子在“暹罗”做工,家里没有别的人。她自己住了楼下,楼上完全空搁着。冯敬义去商量租房子的时候,老太婆说儿子早晚就要回家,不肯出租;又说如果他的朋友一时找不着房子,就借住几天也行,房租不收,也不用惊动警察局。金端听说不用惊动警察局,不用找铺保办入伙手续等等,也就十分高兴,随即搬进那幢房屋的楼上居住。当下众人只说来做绸缎生意的,见过房东,上了楼,会见了金端。冯敬义也自己挑起竹箩走了。这楼上的家俬陈设,虽然简陋,倒是干净整齐,样样现成。金端看来瘦了一些,腮骨也大了一些,但是态度镇静,精神饱满,说话还是那股热情乐观劲儿。他跟每个人握过手,又和每个人说起广州话来。他问大家这几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遭遇了一些什么困难,又问起过去大家相识的一些人,情意十分恳切。后来麦荣拿出一张小纸头,递了给金端,等他看完了,又加上说:
“他们经过考虑,认为我不去香港较好,我就直接来了。”
金端点点头,又很注意地听麦荣讲那三年监牢生活的经过。麦荣讲完了,冼鉴接着又讲广东这方面的情况。金端抽着香烟,默默地听着,没有说一句话。整个房间的空气是又严肃、又紧张的,还带着点神秘的色彩。金端听完了冼鉴的话,看见古滔、章虾和洪伟、黄群两对儿都挺直腰杆坐着,十分拘束,就用广州口音说起上海话来道:
“哪能啦?侬四家头……蜜月过得好哇?”
古滔和洪伟听懂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章虾和黄群没听懂,但是也会意了,脸蛋登时绯红。大家都松动了一点儿。冼鉴低声对他的表妹黄群说:“咱们结婚也是为了革命,养孩子也是为了革命,有什么好羞的?”黄群只对他做了一个鬼脸儿。过了一会儿,金端又开言道:
“目前咱们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把‘鸿发绸缎庄’办起来!一定要叫反革命分子看见咱们,就象看见真的买卖人一样。古滔同志,你来管账;洪伟同志,你来跑街;章虾同志和黄群同志,你们管做饭、打扫和茶水。咱们有了这个机关,就能把所有的组织联系起来,把所有的同志团结起来,团结得象钢筋水门汀一样牢固。”
大家都叫金端所设想的美丽远景迷住了,兴奋地静默着。联系,团结,这是几年来多么缺乏的东西呵!冼鉴头脑冷静,想了一想,就说:“这样安排很不错。可是你跟麦荣大叔又做什么呢?”金端点头笑道:“想得对。我的意思,这司理的职位,非他担当不可。”大家都赞成麦荣当司理。金端又问道:“你们看我当什么好?”黄群抢着说:“麦荣当司理,你就当经理。你是老板。”章虾沉静地驳她道:“不对。要是老板,就该当董事长。大资本家都当董事长的!”金端给大家解说道:“那就不合式了。当了老板,要整天见人,不合我的身分。我要经常跑上海、香港,又要少露面,顶好是当个买手。”大家这才明白,金端当进货手最合式。后来金端又吩咐黄群,好生央求她妈妈黄五婶出面做中人,在西关找一间体面的房子做铺址;还吩咐古滔、洪伟、章虾,铺里一切生财器物,都要挑选象样儿的;开张那天,要办两桌喜酒,搞些客人来庆贺,务必铺排得跟真的一样。安排已定,金端最后又鼓励大家道:
“国民党以为咱们倒下了,可是咱们又站起来了!那些无耻的叛徒以为革命完结了,可是革命离成功更近了!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敢不敢胜利!胜利,它总是突如其来的。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只要时机成熟,一个命令,一个信号,一个暴动,——你们说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胜利!”
金端把大家的情绪鼓动得那样激昂,以致章虾和黄群临走的时候,都浑身哆嗦,只想飞出街外,不愿一步、一步下楼梯。黄群回家,果然跟妈妈黄五婶说了。黄五婶一口答应,放下纸盒活儿,一连奔走了三天,果然找到了一幢高大的水磨青砖庄口房屋,地点又好,座落在纱绸业集中点的“第八甫”附近,从她所住的志公巷走过去,转眼就到。古滔、章虾和洪伟、黄群两对儿又忙着购买采办,不消几天工夫,早已一应俱全。麦荣检点了一下,觉着十分满意。到了鸿发绸缎庄开张那一天,那幢三边过、三进深的大房子到处油漆粉刷,焕然一新。头厅里灯火辉煌,陈设华贵,正中摆着两桌喜酒,墙壁上挂着“大展鸿图”的巨幅喜幛,人来人往,象煞有介事。二进左边住着古滔夫妇,右边住着跑街洪伟夫妇;三进里面,左边是司理麦荣的房间,右边是客房,——目前暂时让买手金端住着。大家在对外周旋的时候,都改用了另外一些应时的官名、别字、外号,可是自己人在一起,依然用原来的姓名称呼。这天打太阳偏西的时候起,贺客就陆续地来了。最先到的,自然是黄群的妈妈黄五婶;其次是何锦烈士夫妇的老母亲何老太,今年已经七十一岁,精神奕奕,带着六岁的孙子何多多,还有几个六、七岁,八、九岁的革命孤儿;又其次是程仁烈士夫妇的老母亲程大妈,今年也快六十了,带着跟何多多一般大小的孙子程德;最后,震南村的乡村教师周炳也依约前来了。金端、麦荣、冼鉴这些人和大家一个个见过面,一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何老太在这里,年纪最大,身分极尊,大家都围住她,和她说话,奉承她,逗她欢喜。周炳告诉麦荣,自己怎样在上海寅丰搪瓷厂门口看见他,怎样叫警察阻拦着不得见面,以后又怎样思想他、惦念他。谈话中又说起金鑫里张子豪家的江妈和春兰,周炳就打听江妈的儿子江炳的下落,问麦荣是否认得他,是否见过他。麦荣竖起大拇指道:“熟极了!怎么不认得?热情,勇敢,坚定,一个好后生!可惜我出狱的时候,他还没释放呢。这几年,咱们党是非常艰苦的,好在有江炳这样的青年人,也有你和你们一班这样的青年人,咱们再难也不怕,反动派再凶也不中用!”
说得周炳默默点头,怪不好意思。后来金端又走过来和周炳拉话。他们谈起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那桩快事,你推我、我打你地笑做一团。笑声才歇,金端忽然严肃起来,对周炳提起一个问题道:
“冼鉴跟我谈过你们的情况,也谈过你哥哥周榕的看法。不成问题,老弟,你们干得对,干得出色。你们享有我的最充分的支持。你们的所作所为,我看既是个人的勇敢,也是革命的勇敢。那里面自然有些不是政治的行动,但是也有些本身就是直接的政治行动。整个说来,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自然咯,如果你们只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那是不够的,不能成大事的。你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也对人民大众进行教育,带领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一点,咱们往后再仔细研究。我倒是觉着,你们过于暴露了。为了马上夺取政权,你们应该避免牺牲,保存力量,以便‘做一次最后的斗争’!不会太久了,是么?”
这一番话说到周炳的心里头去了。他只觉着心里又甜、又痒,不免连连点头,十分钦佩。他钦佩金端说话的整齐严密,也钦佩金端语气的果敢决断。不会太久了,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后来冼鉴又走过来,手指缝里夹着香烟,跟金端谈起冯斗正在运送一批枪枝的事儿。他说冯斗运送的这批枪枝,必须经过南海县的“九江”渡口,这条路冯斗是走熟了的,运送军火也不止一次,不知怎么,这回却还没消息。金端问起路上的敌情,冼鉴说九江有一个缉私队,原来在震南公安稽查站当站长的梁森,自从稽查站撤销之后,就调到那个缉私队当队附,他并不认识冯斗,此外也没有新的变化。金端吩咐冼鉴再派人去调查一下,就叫章虾、黄群起菜。大家坐定了之后,金端举起酒杯,对大家祝酒道:
“不久之前,蒋介石把胡汉民囚禁在南京的汤山里面。广东的军阀和南京的军阀看来又要大吵大闹了。让他们鬼打鬼、狗咬狗去吧!咱们祝贺红军很快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咱们祝贺共产党很快就夺取全国政权!何老太,程大妈,黄五婶,还有这些小把戏,咱们的苦日子到了尽头了,马上就苦尽甘来了!”
说完,他把杯里的“肉冰烧”一饮而尽。大家也跟着他,郑重其事地把杯子举起来一饮而尽。……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漫漫长夜之中,就在这云山珠海之旁,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有八个便衣侦缉,象乌云盖月一样,突然冲进芳村冯敬义所住的竹寮里。冯大爹拿手挡住小煤油灯一看,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来逮捕金端同志的。同时,他立刻就决定了应付的办法。只听见他使尽了嗓子高声叫嚷道:“快来人哪!快来人哪!有人抢东西呀!有人抢东西呀!”
他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来抢他的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抢走。他只是希望他的高声叫嚷能够让别人听见,最好能够让冼大妈听见。一个便衣侦缉讨厌他这种大吵大闹,跳上前去,在冯大爹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冯大爹跌倒了,又爬起来,用更高的嗓子叫嚷道:
“救命啊!救命呀!有贼呀!有贼呀!”
有一个便衣侦缉,好象是个领队的模样,掏出手枪来,对准他的胸膛说:“不准嚷!再嚷,打死你!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来搜查军火!”冯敬义笑道:“你们又不早说!连门都不敲一下!你们早说是司令部的,我也就不怕了!”其实这个时候,冯大爹的目的早已达到。他那副锻炼了四、五十年的叫卖嗓子,是传得很远、很远的,不要说五丈、六丈,就是十丈、八丈,也听得清楚。加上如今更深人静,自然传得更远,也更加分明。冼大妈一听见冯大爹叫嚷,就知道不妙,后来听他叫救命,更证实是出了事儿。她连忙吹灭了灯,反锁上大门,就穿过市头,走到过江渡口,匆匆忙忙过了江,一口气朝第七甫志公巷她表姑奶奶黄五婶家里赶去。……芳村这边,便衣侦缉一面搜查冯大爹住处,一面对他进行盘问,要他说出他最近跟些什么人来往,那些人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等等。折腾了半天,既搜不出东西,又问不出苗头,就要把他带走。冯大爹看见既然如此,知道没有办法逃脱,又不明白冼大妈听见了他的暗号没有,就滑稽地,同时十分镇定地说:
“别忙。让我把鸡笼口打开再走。鸡笼口打开,明天它们自己会钻出街外找吃的。不然的话,到我回来的时候,它们全都饿死了。”
其实他想明天绝早,那些鸡出了笼,到处乱窜,说不定冼大妈看见了,会跑过来教训他,然后就会发现他人已经不在,那就……但是那领队的侦缉不懂这些道理,反而讥诮他道:
“你想得倒怪美!你知道你准能回来么?”说完,又对几个伙计说:“他既然舍不得他的鸡,你们谁做做好心,把他的鸡一道带走吧!”
果然有两个侦缉一声“得令”,就动手去捉鸡,绑鸡。鸡呱呱地叫着,挣扎着。那两个侦缉低声地在嘲弄自己。一个说:“他妈的,办这种案子,不晓得倒他妈的几辈子霉,半点子油水也没有!”另一个说:“还不好么?美美的一顿消夜!卖了你的屁股,也不过挣这么些!”冯大爹不管这些,又提出另外一个题目道:
“你们哪位老友,陪我到门口外面去一趟好么?我得把那块布帐放下来。不然的话,到我回来的时候,我那几棵‘一品红’全都晒死了。”
那领队的极不耐烦地把手一扬道:“去吧,去吧。什么都死不了,你自己倒很难说!”早就有两个侦缉夹着冯敬义走出门外,把那块破布帐放了下来。——那些便衣侦缉哪里知道: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暗号!按照原先的约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不论金端同志也好,冼大妈也好,一看见这个信号,就知道这屋里出了事儿的。一切停当,冯敬义很希望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赶快离开他的房子,就反而催那些侦缉道:
“走吧!时候不早了。”
领队的叫人把冯大爹的两手反绑着,把他押出门口。那领队的见冯大爹冒冒失失,婆婆妈妈,滑滑稽稽,糊糊涂涂,心里觉着好笑,也替他呼冤,就在出门口的时候问他道:“怎么,你不锁门么?”冯大爹冷笑一声道:
“哼!他已经六十四年没有叫人锁过了!谁得闲去锁他!”
三五 真伪之间
也是那年三月,何娇的妈妈何龙氏旧病发作,医治无效,吐血死了。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是个没主意的人,见老伴儿咽了气,就一面嚎啕大哭,一面问女儿道:“阿娇,如今已经出了事了,家里面一个刮痧的铜钱也没有,你看怎么办才好?”何娇已经泣不成声,掩着脸不说话。何勤问了又问,她才抬起尖削秀气的脸来,勉强开言道:“随便怎么都成。爹,你赶快拿个主意吧!”何勤打赤脚走出门口,去找他们的管账的商量。二叔公何不周见他送羊入虎口,就笑起来道:“你又来了!你死了老婆,虽是可怜,可现下刚插完秧,哪有闲钱给你使?”何勤一再哀求,二叔公就说:“这样吧。郭标有五十块钱,存在我这里。你立刻拿花轿把你女儿抬过门,跟他成了亲。回头我叫他把那五十块钱借给你。利息也不会太贵的,顶多不过每两银子月息三分。”何勤两眼红肿地望着他的管账的,说:“利息贵贱,倒不去说它了。只是孩子过门,迟一年半载不行么?”二叔公说:“你整个都是废的!这世界,今天不知明天。谁跟你谈一年半载的事儿?”何勤声音低得蚊子似地喃喃自语道:“她有孝在身哪!”二叔公笑道:“你真算得上一个食古不化!人家古时,卖身葬母好少的?那才真是大孝呢!”何勤辩他不过,只得应承了,拿了五十块钱毫洋回家,给老伴儿办理后事。人力上头,早有陶华邀约了胡树、胡松、马明、区卓四个人,山上、山下,奔走料理。第二天出殡,大家把何龙氏棺木抬了上山,落土安葬。何勤、何娇父女俩,又是一番伤心,哭得声音都嘎哑了。回家之后,何勤把何不周逼他答应婚事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单独给何娇讲了一遍,并且鼓励她道:“不是你爹糊涂,不是你爹不明白你的心事,你爹实在没路可走!那孩子声名不好,我也是明知的。你好好地过去,好好地跟他过日子吧!皇天有眼,说不定咱们还有出头之日的!”何娇的眼泪早已哭完了,听见这么说,也没有再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整整一天,水、米都没有沾过。她十遍、百遍地自思自想道:
“事情已经这样,到底对他说好,不对他说好?”
最后她下了决断:爹已经答应了别人,又使了别的人银子,过门的日子都有了,说不说吧,反正不顶用了!第三天一早,这位年方二十,又善良,又刚强,又孝顺的姑娘扛了把锄头,说要看田水去,就出了门,一直朝东沙江基围走去了。陶华从大帽冈上走下村子,想帮帮何勤,恰好何勤一个人在家,就坐下闲聊。那可怜的老汉忍不住又把何不周逼婚的事情对陶华讲了出来。陶华气得眼睛都炸了,问:“何娇怎么说?”老汉说,“她一句话没讲。”陶华又问:“她如今哪里去了?”老汉说,“她独自一个人看田水去了。”陶华突然变脸道:“你真是老糊涂了,爹!她是个什么性子的人?你放她独自一个人出去,这阵子岂不完了!”说完就跳起来,出了门,朝田里飞跑追去。何勤是个长工,给何福荫堂扛活儿,自己本来没有地。当初何龙氏在生的时候,见日子不够过,就佃了离村很远的一亩几分边角地,带着何娇胡乱种了点东西,贴补贴补。陶华一看这块地,没有何娇;再一看哪块地,也没有何娇;又向何娇的女伴儿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一一打问,都说没有看见。那时陶华急了,一口气跑上东沙江基围,嘴里大声喊叫何娇的名字。没有人影儿,也没有应声儿。他跑到西边,又跑到东边,象一匹烈马似地大堤坝上来回奔走。忽然之间,他发现东边远处,那十分僻静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发狂似地跑过去,同时大声呼叫。但是那黑点没有听见。那黑点在堤岸上,徘徊着,以后就突然跳进了暗绿色的江水里面。那的确是一个人了。那个人一会儿浮起,一会儿沉下,慢慢地漂向江心。陶华赶到那出事地点,看见基围上撂着一把锄头,——不用细看,那是何娇的物件。他跳下水里,奋勇游上前去,把那可怜的姑娘救了起来。上了岸,陶华横抱着她,朝村里走去。陶华一面走,一面擤着鼻子里的水,一面说:
“你干么要这样子呢?才五十块钱嘛!——我借也借得到,抢也抢得来,造也造得成,死也死得出呀!”
何娇没听见他说什么。何娇昏迷不醒地,浑身发软地睡在陶华的怀里,既不说话,也不动弹。许多人围着他们看,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都说二叔公何不周不是人。第一赤卫队的好汉们就要打何不周和郭标两人出气,好容易才叫陶华压住了。三天之后,陶华凑齐了五十块毫洋,外加一块半钱利息,交给何勤,拿去还了账,才算了事。在事情平息之后,有一天傍晚,马有拉着陶华,悄悄对他说:
“大哥,我要走了。我明天早上就走!这样的世界,我忍受不下去了。我现在就要动手干。赢了,马上夺取政权。输了,拉倒!也落得个痛快。你们在这里呆着,等我带领红军回来,杀了管帐何不周、乡长何奀、狗腿子郭标这些王八蛋,给你们出气!”
马有要离开赤卫队去投红军,陶华是早就知道的;马有的这一些话,陶华也是早就听过的;不知道为什么,陶华总是不大相信。他想,红军是个个都想投的,可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迫击炮丘照和茅通两个人,尽管是火药性子,也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这心急是不是一种托词,是不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陶华实在怀疑。他闷声不响地过了好大一阵子,才慢慢地说:
“要投红军,就全队一起去。一个人单独行动,就是离心离德!”
马有也反唇相稽道:“一起去,那敢情好。可是你们又舍不得!”
陶华听出他这句话里有馅子,只拿眼睛瞪了他一下,没跟他纠缠。后来,陶华还是耐着性子,用好话苦苦地规谏他,希望他回心转意。从傍晚到二更天,一直说到口苦唇焦,把多少英雄烈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那些叛徒败类的肮脏卑鄙的下场,都两相比对,一一说尽了,马有还是不动。最后,陶华把心都掏了出来,交给马有道:
“马有兄弟,咱俩是一块儿玩泥沙长大的,我有话瞒了你,就不是人。我觉着你要去投红军,是假话。真要投红军,不会这么不讲道理。——这就很危险啦!这一步,你不能踩空了呀!”
马有冷笑道:“好哇!你既是这么看我,我只能穿了红军军装回来见你了!”
大工棚里面的人,见他俩长久不回来,就一个跟着一个出来看他们。后来差不多全赤卫队的人都跑了出来,索性围成一个圆圈,就地坐下,将马有这件事儿展开讨论。大家都不同意马有单独行动,都众口一词地劝他留下,他只是坚持己见;这样,一谈又谈到四更天,他仍然坚持已见,大家不得已才散了。第二天一早,马有当真算了工钱要走。众弟兄这个送胶鞋,那个送竹帽,也有送袜子,送毛巾,送烟,送钱的。陶华背起马有的铺盖,送他上路。一路上,陶华问这、问那,生怕他缺这样,又怕他缺那样,临分手的时候,又掏出约莫五块钱的一把毫洋,硬要塞进他的衣兜里。那种热肠细心,就是亲兄弟,也没有这样的。马有深深受了感动,那脚步不觉慢了下来。后来他暗地里把牙一咬,把脚一顿,把心一横,和陶华分了手。走了十几丈远,陶华又把他叫回头,跟他说道:
“你瞧我,差点儿把件要紧事给忘了!你去参加红军一场,难不成不去看看我弟弟么?——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呀!他叫陶实,你记住:实在的实,老实的实。他是周恩来、朱德他们打曲江过身的时候,在‘犁铺头’参军的,如今已经四年了。听说他们时常在南雄、始兴、曲江一带活动,也没个确实信儿。你碰见红军的人,一打听曲江‘大坝墟’姓陶的,兴许有人知道呢!”
马有走了半里路之后,陶华又追上他,再叮咛嘱咐道:
“唉呀,好兄弟!你舍得大家么?我怎么也舍不得你走!这样吧,你去试一试。投上了,你就好好呆着,等着我们;要是投不上,你一定回来,我们等着你。你千万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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