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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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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醒来时，发高烧，全身痛得很厉害，特别是背的下半部，这时她已没有劲提水了，因为水井还有大约一英里远，所以她请她的表亲帮她去提水。午饭，午饭又怎么办？她已没有力气舂米，或者为晚饭吃的排骨准备木薯叶子。的确，她为男人们回来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晚了。幸好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他们愿意帮她把这一天的活干完。明天她肯定会好，一切又会恢复正常，过去，她曾多次像这样发冷发热，通常一两天就好了。每个人都患过这样的病，也许她得了疟疾。
整个晚上卡蒂阿图都在发高烧，她的丈夫阿布杜尔（Abdul）非常关心，于是去找药剂师。在附近找一位药剂师没有问题。因为采矿使这个地区比较繁荣，人们有钱吃药打针。这位药剂师还兼医生，因为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给了阿布杜尔4片治疟疾的氯哆，让他叫他的妻子立即把这些药都服下。
卡蒂阿图还能把药片吞下去，但难以不让它们吐出来，因为她感到恶心。第二天，阿布杜尔认为药片起作用后他的妻子就会开始好转，因此像平时一样去了矿井。但是，当他傍晚回来时，显然，一切都未好转。她的烧没有退，要说有什么变化的活，她似乎烧得更烫了。现在她的喉咙非常疼，并已开始呕吐。她说她太难受了，什么也咽不下，甚至喝一小匙水都要吐。阿布杜尔决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玛医院。他想要知道真主为什么要惩罚他？
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阿布杜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难道他不是每天至少祈祷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吗？无论怎么说，如果真主允许的话，他明天就带妻子去看医生。医生有白人的药，他会知道怎么办。她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尔帮他妻子准备好，带她乘坐早班的波达一波达车来到25英里外的潘古玛。那一天的波达·波达车是一辆尼桑小卡车，后面有长板凳。阿布杜尔设法在紧靠驾驶室板凳上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两个座位，心想这一路就不会像坐在两边的凳子上那样震得格格地响。
这时，卡蒂阿图已痛苦万分。疼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袭击着她的背部，慢慢钻进了她的腹部。她感到恶心，她的喉咙痛得很厉害，甚至连自己的口水也咽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尽，但这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腹部绞痛。她想，这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她的预产期至少还有两个月。
每当尼桑车颠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时后面已挤满了24名旅客，还不算坐在车顶上的四个人。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农产品，还有一只山羊和几只鸡。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呕吐，用衣服的底层接住呕吐物。司机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会停车。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图沉默不语，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推迟他们到达潘古玛医院的时间。
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继续在通往潘古玛的崎岖不平道路上歪歪倒倒地颠簸着，呼吸着汗臭和呕吐物的气味。沿途要停车，旅客要上上下下，车子一共开了三小时。
他们到达潘古玛时，卡蒂阿图瘫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来。阿布杜尔告诉了司机病情，他同意把车一直开到医院门口，让他们在那里下车，由于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布社尔只得把她背了进去。虽然卡蒂阿图已不大知道周围的情景，但她还知道绞痛变成了挛缩，修女们很快地、和蔼地接待了她，把她直接送到了产房，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很快了解了她的病史后，助产士马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可怕的病，但对一个将要生产的妇女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根据她苦痛的经验，助产士知道卡蒂阿图子宫里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产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过很好的训练，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从一个构架上悬挂一块布用作临时屏障，将卡蒂阿图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提醒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这里有一位患拉沙热传染病的病人。但那是仅有的隔离措施，人们没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图全身疼极了。除了疼痛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肚子疼，背疼，肌肉与喉咙都感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顾不上。她为什么得忍受这一切，按照放在腋下的体温表，她的体温现在已超过华氏104度。你不能将体温表放在舌头下面量体温，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于什么，有人可能会将它咬成两段。通过直肠量体温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敞开的病房里，腋窝下的体温——一称做腋下体温——的读数通常比中心体温低1至2度。所以。如果腋下温度的读数为华氏104度，那么，卡蒂阿图的体温就会高得给生命带来了危险。
几小时过去了，卡蒂阿图的阴道开始出血。她挛缩的次数减少了，后来停止了。对他腹部的检查结果表明婴儿的心跳越来越慢。助产士估计卡蒂阿图怀孕只有二十七周，婴儿非常小，没有什么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国也没有能够照料早产婴儿的新生儿中心，他们只有等死，所以助产士不愿引产。
卡蒂阿图的病情继续恶化。她的手与脚正变得冷冰冰潮腻腻的，她的血压在下降，渐渐进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里积满了肺液——成人呼吸窘迫综合证，它常伴随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她可怜的丈夫站在床边看护着她。对他来说，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他或周围发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O型阳性，而她是B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没有为此建立的血库。要得到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愿意输血的亲戚或朋友，或者找一位愿意献血的陌生入。当阿布杜尔和卡蒂阿图为了发财来到钻石矿时，他们离开了他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但他在潘古玛有许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会有一个人与她的血型相同，愿意为他垂死的妻子输血。他找了三小时，后来才找到一位自认为可能是B型血的朋友。他们一起回到医院检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安排输血。
但现在，卡蒂阿图已完全昏迷，严重休克，休克时，血压非常低，以致无法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脑子和肾脏得不到充分供氧，结果它们都开始失去功能，同时卡蒂阿图在继续出血，虽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别大，但它在不断增多。助产士已听不见胎儿的心音。
助产士认为这时该去请医院院长爱尔兰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很快作出决定。她们必须立即引产。婴儿也许已经死了，但除非她们把他弄出来，否则母亲也必死无疑。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及时地帮助产下婴儿。所以修女艾琳叫护士们开始给卡蒂阿图输液，当阿布杜尔带着新鲜血液回来时，就马上给她输血。
为了引产，护士为她注射了催产素，然后将卡蒂阿图匆匆送进了产房，以便能更好地观察她的病情。为了将她的血压升高，又给她输了液。输液使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助产士惊恐地看到卡蒂阿图的嘴唇开始发青。
阿布杜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袋他朋友刚输完的血出现在产房。很快对血液进行了检查以确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孪缩正在加快。产房内没有人谈论失去的孩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不幸中的万幸，卡蒂阿图还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胎儿出来了，混身是带着血的羊水。小东西是灰色的，一动也不动。护士们迅速把他包在一块布里，然后又赶忙照看母亲。助产士大专心了，以致在接生死婴时竟忘了戴手套。
过了一小时，卡蒂阿图的体温急剧下降，现在是华氏95度。她的呼吸在加快，嘴唇仍是青的，手脚比以前更冷了。助产士注意到卡蒂阿图的手和手臂有些抽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分钟后，她全身几次抽搐。她呼吸困难，当她大口大口吸气时，她大声咕嗜着。
卡蒂阿图无法长期挣扎下去，她已经没有力气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发烧和分娩的过度紧张使她难以支撑下去。她现在已经休克，心脏衰竭。她的身体逐渐僵直。她叹息了几下，磨难过去了。护士用床单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备不堪地离开了产房。
该由助产士把这一消息告诉阿布社拉。
他无法接受这一死讯。他怎么能接受呢？
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曾经相信把妻子交给白人医生后，她就会得救。此外，他还付了一大笔钱。但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样，她死了。根据伊斯兰教的习俗，现在他要花更多的钱把她的尸体带回通戈矿区，在日落之前进行安葬，他怎样安顿他的两个小女儿呢？他的父母没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顾她们。没有人为她们做饭，没有人提水。没有人能像卡蒂阿图那样高兴地把家务做好。他感到凄凉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独。他想，也许该回到邻近的几内亚的家里，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干什么呢？那里没有工作。对像他那样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来说，他将一无所有。
迈克尔·普赖斯（MichaeI Price）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普通医生，1985年来到塞格布韦马医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险，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应该为人类服务。迈克尔是一个安静的、自省的人。在诊所、在手术室或在产房，工作都很在行。最近他感到沮丧。无论怎么努力，他总在失去像卡蒂阿图这样的病人。他想知道，为什么拉沙热要这样狠毒地摧残孕妇。他对这种病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怀孕期间受拉沙病感染的妇女，他们怀的胎儿十个有九个会死在子宫内。我们也知道胎盘是病毒生长的工厂。实际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已经表明，受到感染的母亲的胎盘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的地方。根据这些发现，迈克尔决定对他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人，结果都患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6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与没有怀孕的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26至28周以后，情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亡。迈克尔对7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亲生下了孩子（不论是自然流产或是人工流产），她的存活机会比胎儿留在体内时要大得多。
人们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不同意见。胎儿存活的机会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胎儿后，妇女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引产以挽救她的生命，这很快成了标准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婴儿通常不可能成活。也有少数例外。在有些病例中，迈克尔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有时候还设法挽救了婴儿。治疗的进展如此显著，如果卡蒂阿图晚病三年，并由迈克尔对她进行治疗，她至少有机会活着走出医院。
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1969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是西非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登山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
后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统，他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们可能需要的设备和供应品。当我们要到偏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恩格尔曼（HelenEngleman）。她是一个肩膀宽宽的、敦实的、仪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许多技术人员见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海伦坐在转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转椅就在电话机和一堆记满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号和数字的分类表的旁边。她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烟雾，她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海伦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响。这种声音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时，是自讨没趣。
海伦是一位令难以置信的细致的组织者。她往床脚柜里塞的东西比许多人往小运货汽车里装的东西还要多。除了为我们准备的显而易见的一些装备——针、注射器、试剂、显微镜玻璃片，抽样瓶一一她一定还会准备在非洲临时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带、记号笔、纸张、钢笔和铅笔。海伦把我们所有的随身用具都塞进了两个板条箱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带，那就是可折叠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这些病毒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在塞拉利昂进行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了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美餐，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没了的过道和自动扶梯。这是一个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到了四楼，那里是传染病部。病毒组的组长保罗·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萨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人非常不一样。保罗是地道的法国人，法克里则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罗沉静、稳重，而法克里则热情奔放，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与保罗会见，但已久闻大名。1976年他和一个小组去过苏丹，但我想他没有到过恩扎拉。不过，他的职位使他了解我们为何而来。他50多岁，灰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国陆军在海外服过役的前上校。他一生专门从事节肢动物传染病毒——由节肢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别是黄热病。这一专业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专业旅行中，确实参与了尼日利亚对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寻工作。他把自己恰当地看做是法国在热带医学实践方面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像大多数传统一样，他也有其弱点。他的模式是军事化的，因此没有大多的灵活性，甚至在最需要灵活的地方也不灵活，但这不等于说他缺乏某种力量。专制的模式能保证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格外好。在这方面，不幸的是法国当时没有派人去苏丹。
与保罗相比，阿萨德是一个圆胖的、爱喧闹的人，一头波浪式的浓密的灰白头发，很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可以用里克特震级来测量。他的秘书琼（June）后来告诉我们，凭他在过道里能产生回响的笑声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总是乐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学习，这使得他与保罗明显不同。保罗表现出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们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保罗喜欢色彩暗淡的服装，而法克里的衣着则像是万圣节前夕穿的衣服。他最爱穿耀眼的钻色衬衣，系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围巾而不是领带。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他会继续大力促进对出血热的研究。因为以前我们彼此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彼此绕了一会弯子。保罗和法克里开始讲到那时为止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园为我对恩扎拉地区了解，他们要我讲讲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很可能看到许多很分散的病例，这对诊断、检疫或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什么帮助，或根本就没有帮助。由于这一地区实行了封锁，对我们来说，政府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我们都认为，由于信息不足，很难了解疫情爆发的范围，又由于切断了对该地区的所有贸易，我们可能会发现要把我们的供应品带进这个地区也有困难。保罗和法克里非常关心我们的后勤，如何使我们的设备能完好无损地进入苏丹南部。他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喀土穆的当地代表有些担心，显然那位代表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会受到很大损害，因此与他打交道时要拐弯抹角，要有适当的礼仪，要有一点炫耀。他们担心他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会是个障碍。
1976年爆发过流行病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预防措施，贮存了一些物资，因为类似的考察队可能需要它们。他们带我们到了贮藏室，里面有起保护作用的纸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还发现了几个遮盖整个面部的、预防有害生物物质的面罩——样子很难看，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它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护性的工具，把它们与海伦为我们包装的物品放在一起。没有时间了，我们急忙赶往机场，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传染爆发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防小组成员在苏丹边远地区感染了埃波拉。我们已和比利时驻喀土穆大使馆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类事件，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同时，我们决定，撤退最好是从欧洲派一架飞机来协助进行，飞机到达苏丹之前，可先在开罗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现场隔离箱带来。要防止与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计划。
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错了。
到达喀土穆时，我们为自己鼓鼓气，以便会见保罗和法克里所介绍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执的官员，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讨人喜欢的助手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都取消了，因为政府设立了防疫线。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镇一一的最后一次航班在两小时内就要起飞。也不知道是否很快还有另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真是进退两难。本来我们以为在喀土穆会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有关流行病的信息，弄清当地的政治情况。最后我决定独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从那里，我可以尽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将罗伊留下，收集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在喀土穆存放的防护衣，期望晚些时候我们在恩扎拉相会——假定他能够到达那儿。
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公司、布鲁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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