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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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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20英里的所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没能发表。我终于懂得了亚当之所以极端仇视约翰的原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毕竟，人类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老鼠巡查队除了内部问题要处理外，还得尊重当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们都得和村民商量，讲明我们的动机。做说客的任务往往落在约翰的头上，他则往往带上另一个约翰——约翰·坎迪作帮手。后者有能力说服当地居民：也许捕捉老鼠的人是有点神经病，但是应该欢迎他们这样。
通过这次调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类最多，每户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携带拉沙病毒。巡查队把村子里的房屋逐个编号，然后绘制了一份详图。约翰根据图上的标志，选择某些农户作抽样调查。进行调查的当日。巡查队乘坐一辆显眼的黄色捕鼠车。车身上画着拉沙标志。即一个拉沙病毒圆圈中间有只老鼠，还有一张微缩的非洲地图。后来方圆多少里的居民都认识了这个标志。多少年后，我们途经这些村落时，人们还会唱着“拉沙不是好东西”的歌。调子是我们的公众教育小组组员从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选来的。
捕鼠队进村后就在村边设营，营区包括一辆卡车和两顶帐蓬。一顶帐蓬住人，另一顶放置捕捉来的老鼠。然后组员就进入选定的住户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两种：一种是会杀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试验。根据房间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户放十个捕鼠器。第二天早上，组员去收回。把被杀死的老鼠数字记录下来，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的老鼠则经过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当打开捕鼠器的开关时，老鼠以为可以逃跑了，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了一个谈话对象。一进海关，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紧张过度的英国移民官员盘问并决定要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医院检疫。位处伦敦北部的这所古老的热病医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认为患有外来的传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进行隔离。这是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对于迪克来说，这种隔离器没有必要，因为拉沙热病毒如同大多数其他出血热病一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染。然而英国人费了大力，化了很多钱安装上这样一个隔离器，他们急于要使用它。一些来自非洲的乘客，到达伦敦时，只要有点头痛脑热，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迪克强烈抗议并要求移民官员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说他根本没病。然而就是搬出“人身保护令”来也没用。“人身保护令”是12世纪的一种文件，它和大宪章一样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的随意拘捕。那是英国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对于英国的检疫官员显然无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处的代表来到，说明他对英国没有危险，英国的俭疫官员才被说服，把迪克放行。迪克还算是幸运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现不是唯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们的问题不只来自拉沙病毒。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政局的干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动荡大多起源于两大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东部和南部的门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腾内族（Temne）。两个主要政党都以这两个部族作为权力基础，因而表面上看来是政治纷争，实际上往往是种族冲突。据说，1976年底到1977年初之间曾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但全民大会党（All Peop1e'sCongress）（腾内族的党）的领袖赛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纵选举，自称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总统赶下台。这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阵地战。有些冲突发生在东方省的首府凯内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凯内马当时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战役下来死去12人。凯内马位于门德部族地区，在东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下午6时就不允许出入城，显然，宵禁只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忠于反对党的省份对腾内族统治下的政府的仇视，而对我们来说则造成很大困难。实行宵禁时，我们的项目才刚起步，宵禁持续了四、五个月。那时省里的人还不太认识我们，我们经常会在临时设置的检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准军队人员，有的什么也不是。常常会碰到一个全副武装但又满口酒臭的士兵，他对司机勒索钱财比对法律或政治问题要感兴趣得多。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枪的人都乘机为个人捞取好处。
宵禁意味着不论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玛医院，都得在下午六时前赶回凯内马。由于两个医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办完事。从而下得不在满路废物，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飞快开车回家。即便这样不远的路程，汽车也得1至2小时。我们时常担心有个喝了过多棕榈酒的士兵会朝我们开枪。幸好我们的员工还没遭到过袭击，仅有几个人被拘留过，而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借口一些无足称道的小事，甚或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也许是把你错认为别人了，也许是因为你挡了路而怒气冲冲，总之，在什么情况下都有遭逮捕的可能。每当此时，我们就得寻找适当人士出面请求释放他们。
政治僵局最后总算解决，那是腾内与凯内马的两股势力在博城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通过协商解决的。那场战斗中有300人死亡，多数是门德族人。由于总统来自与腾内族结盟的一个少数民族，两名副总统就由一名腾内族和一名门德族人充任。达成协议后。宵禁就取消了。然而政治危机的结束并不等于路障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路障在我们的项目执行过程始终是个麻烦。你永远无法知道路障会在哪里出现，它已经成为地方习俗的一部分，随时随地可见。某个地方指挥官可以下令设置一个，某个人的心血来潮也可以设置一个，他不认为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设立路障已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老少皆精干此行。你常会遇见几个小流氓围着一个所谓路障，其实那只不过是在马路中心挖掘的一个窟窿，挖出来的土堆在两旁，你一停下来，孩子们就会跑到车前来要钱，说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年轻人。
关于灵魂和离心机
在我们弄清这些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拉沙热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切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估计某一特定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时，你得知道一开始有多少人。这样我们才能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谁最容易受到感染和为什么会受到感染。通常，只要通过查询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信息。但在塞拉利昂东部，将近20年前英国人还在那里时曾进行过人口普查，以后就没有进行了，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查。这意味着在我们选定的村子里得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多少人口，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大多数房子都有三、四间房，泥墙泥地，马口铁屋顶，这种屋顶取代了传统的、用芦苇或棕榈叶做的屋顶。波纹状金属是白人留给非洲的许多令人怀疑的礼物之一。可是，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非洲农民甚至连波纹马口铁也买不起了。所以，现在你看传统的茅草屋顶又回来了。
我们曾想过，在每一个房子里我们一定会看到许多人，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在正在开采的钻石矿附近的村子里，一个房子里竟挤满40至50人。能挤得下这么多人的唯一原因是矿工们轮流上班。一班人在矿上工作时，另一些人就回来睡觉，挤得满满的。矿工们大约每12小时换一次班，而房子则一天24小时都睡着有人。这与大多数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民的生活安排很不一样。这些农民是白天在地里劳动，房子空着，毫不奇怪，就受拉沙热感染的比例来说，由于起居工作方式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在这些矿工居住的村子里，我们看到有些是感染率最高的之一。
到底有多高？那很难说。对这些矿工们往的村子进行调查简直是一场恶梦。每当一位矿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村子时，他所经历的严酷现实粉碎了他想突然致富的梦想。然后又有一个抱着自己新的梦想的人取代了他。在我们的有些调查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村子的人口在几周内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当塞格布韦马附近一个小村子里发现了几个大的钻石矿时，原来的2500人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矿工们都拼命想成为第一个发现更多钻石矿的人，因此他们向松土层挖掘得非常快，结果一个矿井突然倒塌了。也许有15人或20人丧生，确切的死亡人数不详，因为从未找到过所有人的尸体，此外，由于大多数矿工都是非法移民，没有家属询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故发生后，村子又为之一空。人们认为这是邪恶的魔力笼罩了这个村子。
调查拉沙热的发病率是一回事，但对已经染上了这种病的人又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每天都碰到的问题。当我们登记一个个病人时，他们都恳求我们结予帮助。由于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因此越来越感到沮丧。
就在这时。我们碰见了来自塞格布韦马的一位受人爱戴的教师约翰·卡马拉（JohnKamqra）。我们看护他，给予他通常的治疗：吃药退烧，给他输液以防止脱水。他疼得非常厉害，不能咽东西，找不到一个令他感到舒适一些的睡觉姿式，也无法人睡。这一景象简直难以令入置信。病人的脸肿了起来，由于体液从受到损坏的血管流进了脸与脖子的软组织（水肿），因此他的面孔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当他还能够回答问题时，往往也不切题。我们知道他已经得了脑病，意味着他的脑子正受到感染。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症兆，预示肯定会发生抽搐，然后死去。可是，当时我们对这一症状的必然严重性还摸不太准。
在他整个患病期间，他的妻子一直在他身旁。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她自己是否也受到了感染，但我们一定要她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穿件罩衣，戴上手套。自然，她心烦意乱。我们试图让她放心，但我们无法使她安静下来，因为她看见了她丈夫脸上的表情，她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她看见了他眼中的恐惧。她恳求我们帮忙，做点什么都行。据我们所知，可能只有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也许它对约翰·卡马拉能起作用。
为了进行血浆治疗，我在“疾病控制中心”搜罗了一些大的离心机，并且不厌其烦地先把它们运到了塞拉利昂，然后沿着很长一段高低不平的道路运到了内地。血浆疗法是从拉沙热病愈者身上采血，将红血球分离出来，然唇将它们送回献血者的体内。然后我们把含有抗体的血浆收集起来，将它注入拉沙热急性病患者的静脉里。采用这种免疫血清疗法是因为血浆疗法对另一种病毒性出血热一一一种来自南美的朱宁（Junin）病患者治疗有效。现在只在呵恨庭发现了朱宁病毒，也是由老鼠传染的。这种病的死亡率高，并且与拉沙热非常相似，最重要的是，朱宁是一种砂粒病毒，这意味着它与拉沙病毒是近亲。我们想，如果这种疗法能对朱宁病毒有效，那么，对拉沙热也该能起作用了。
可是，在分离血浆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有离心机，但当我门试验这些机器时，我们发现电线装得不对。我踢了自已一脚。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没有时间险查那些线路一一为什么会这样？——自那以后我还设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在塞拉利昂，我到哪里去找一个懂得分离血浆离心机的人，更不用说找一个会修理它的人了。我设想到我们在医院进行检查的第一个月就会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们仅想先试一试看，却没想到一下子全卷进去了。
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没有血浆，没有为我们病人进行治疗的药物。难道我只有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看着约翰·卡马拉死去吗？
这个人的悲剧激励我要采取行动。如果我要起点作用，我不仅得做点什么事，而且在做这些事时得与病人有更多的接触。我在凯内马设立这一项目的原因，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个大医院的当中，与来自弗里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为我想那里会有很多拉沙热病患者。所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玛和尼克松两所医院的实验室也用作医治拉沙热的实验室。这样，我就有把握至少能在现场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在我对潘古玛或尼克松医院能做点什么之前，我得先使这些离心机启动起来才行。
我拆开离心机进行检查，立即发现当工人将离心机改装成220伏特时，他忘了在线路里放进定时器。这种机器的设计是不开动定时器，它就不旋转。要改变这一状况，我只得对离心机进行拆修，使主要线路通过定时器，然后进入发动饥。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出它的问题，然后又花了一天将机器修好。那里没有电工可寻，我就是电工。
下一个难题是将这两台老式过时的但现在很起作用的离心讥运到这两所医院去。每一台重约600磅，在凯内马我们没有能够运载它们的车辆。此外，它们是有冷藏设备的离心机，所以，我们得肯定，压缩机要尽量固定在下面，以防止它们与冷却盘管相连接的铜管被压破。如果管子破了，碳氟化合物就会漏出来，这不仅会污染大气，而且会使冷却设备失去功能。所以我们到处寻找交通工具。后来找到了两部很结实的卡车可以把我们宝贵的物资运上搓板似的道路。费了很大劲以后，我们总算把离心机搬上了卡车。然后我们用绳子将它们绑牢，尽量将压缩机固定好，开车将它们运往潘古玛和尼克松医院。希望能够成功。
终于，我们将机器运到了目的地，但我们的问题仍没有完。我们安装在潘古玛医院的离心机运转很好，但是在尼克松医院的那一台不能制冷。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塞格布韦马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制冷方面的技术人员，即使有，他们对离心机制冷也无经验。
我只得再动动脑筋。在我离开“疾病控制中心”时，一位制冷专家曾教过我如何修理冰箱和如何再向里面装满冷却剂。我希望这一程序能与修理离心机的制冷器相似。我又拆开了离心机，发现压缩机的铜管在进入冷却盘管的地方折断了。我只有把它割断，使它再次成为凸缘形，将它放在盘管中恰当的位置。然后我得用钩钩住我们在实验室使用的真空泵，用它将压缩机里的空气排除，造成真空。几小时后，我使机器里的压力降得很低，以便将盛冷却剂的容器连起来，重新向盘管充电。一切似乎都正常，但真正的考验是要看温度能否降得很低，使离心机能冷却下来。我等待着。当我看见缸里面形成了一层霜时，我高兴极了。现在我可以开始了。下一个问题是：血浆能行吗？
即使我使离心机运转起来，我还要克服其他一些困难。我们还需要一条供应线和通讯设备。我们没有可以工作的电话系统，电气系统也很不稳寇，所以我们不得不依赖一台备用发动机，如果我们需要电，我们就发电。如果我们要通讯，我们就用曲柄启动我们的单旁带无线电设备。医院的发动机每天早上只能向潘古玛和塞格布韦马医院的实验室供应几小时的电。供电是有限的，手术室要优先，所以实验室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电力供应。而且，发动机还容易出故障，零件也不易找到。我到处想方设法，最后总算凑够了钱为我们的每一个实验室购置了一台当地可以买到的本田小发动机。有自己的电力了！真是大棒了。
要建立一条供应线则更加困难。通常，我们依靠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帮助，能便捷地运送“疾病控制中心”的供应品和器材。并保证它能通过海关，安全地运到内地。最重要的物品是用于诊断拉沙热的试剂。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碰到了困难。“疾病控制中心”的首批物资是通过泛美航空公司经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运来的。但它们在达喀尔附近消失了。真见鬼！虽然这是我们唯一一次丢失的物资，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一条更加可靠的运输线，特别是如果我们要检查病毒的话。我们与荷兰航空公司进行了联系，它每星期四晚上都有班机飞到隆吉（1oingi）机场。机场就在弗里敦的海岸上游，位于红树科沼泽地中间的空地，在弗里敦港湾的对面。荷兰航空公司同意直接从亚特兰大经阿姆斯特丹（它们之间每天有航班）将物资运来，然后经过同一航线从弗里敦将我们在这里做好的样品运回亚特兰大。我们无法在当地将病毒分离出来。这一程序需要组织培养，而这又要有无菌的工作条件。在敞开的工作台上用病毒处理临床抽样是一回事，但在组织培养时使其形成高浓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总之，这种病毒是第四级病毒，只有在适宜的实验室里才能安全处理。只有在疾病控制中心才能处理。
在研究病毒时，最后的化验或试验都是分离病毒。化验不仅告诉你在血液或组织的样品里是否有病毒，而且还能告诉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们要绘制和记录疾病的传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要分离病毒，并且不仅是对每个病人的一次抽样，而是对他的几次抽样进行病毒分离。事情还要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将抽样冷冻起来，用一般的冰袋将它们运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样，将它一直送到亚特兰大，我们需要干冰。在凯内马根本没有干冰，即使在费里敦也没有。最近的来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我们设法与阿比让的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它也试图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送来的头两盒干冰，到达时却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挥发了，剩下的只有一点二氧化碳。显然，阿比让这条路线行不通。
所以我们又找到效率总是很高的荷兰航空公司里的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事先预订好，他们可以每星期四傍晚从阿姆斯特丹将干冰送来。这就使我们有时间包装好抽样，当飞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时，就能把抽样运回亚特兰大（途经阿姆斯特丹和芝加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在使馆的帮助下，使包裹内装物在融化之前经过渡船运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们得确保我们能按时到达弗里敦，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了飞机。因此我们毒星期四晚上总是非常忙乱。最后，我们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这里，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宝贵的抽样。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馆的大发电机连接起来了。用这种方法储存拉沙病毒似乎没有使我们国务院的朋友感到担心。星期五下午，当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带着我们的盒子起飞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非洲大陆最美丽之一的弗里敦海滩上。
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准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魔弹
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来，80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重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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