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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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达的一位女医生订婚。我也在做这次手术前三个月才订婚，我对沙菲克说相同的厄运轮到我头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后来上了报纸。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订婚前一天，跑来找我，说他发烧了，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诊了一次脉搏，确是如此。他说几天前在奎达给一个病人开刀。而这个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请我参加明天的订婚仪式。我去了。仪式上，我的朋友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仍在发烧。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后来还刊登在报纸和医学新闻上。）不过是止痛片剂之类的药物，并送他去做调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没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边听边摇头。正确的临床诊断离不开病史查询。这样的悲剧在芝加哥、中东、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陆及其他地方不断上演。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医药界居然对在伊斯兰堡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外科医生的遭遇一无所知。后来这一事例终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尔汗接着说：“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4月1号愚人节，我呆在家里准备参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学金考试。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同事跟我开玩笑。两天前他还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无法相信，直到来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杀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剧在我脑海中挥之下去。我意识到我和沙菲克都将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说了我们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病。我们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烧不退。我告诉沙菲克明天转往阿格汗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血小板输血，而奎达没有。另外，那里可能有人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他是一个退休了的副校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和沙菲克当晚仍住回医院，准备第二天一早转往卡拉奇。我打电话给阿格汗医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维斯医生（Dr，ShPervez）请他为我们安排往院，以便我们到后能立即得到治疗。而不把时间耽误在急诊室里。他答应一定办到。”
　　“那天晚上很难熬。我和沙菲克担惊受怕难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艰难。我让看护我的兄弟给我量血压。高压90，低压60。他立即冲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点钟，我的教授连同一位医生赶到了，给我打了点滴，我的血压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报纸登出了两位医生感染入院的消息，报纸就爱干这种事。结果从早晨7点开始，就有医护人员及朋友前来探视我们，络绎不绝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触这么多人难免传染什么，于是我们要了两个防护面罩戴上。
　　噢！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呵格汗医院病房见到他们时都戴着面罩。我门不知道他们在奎达时有那么多人探视。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阿格汗医院，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严格控制个让人出入病房。
　　杰米尔汗转向我说：“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让他讲下去。
　　“当天下午我们乘坐巴基斯坦国航的班机从奎达飞到卡拉奇，机场已有两三辆救护车等待在那里。一辆是沙希德医生要来的。沙希德医生与我的妹夫都来了，另一辆车是沙菲克医生的内兄要来的。他是邻队上的少将旅长。也来了解情况了。
　　“晚上7点、我门住进了医院。值班医生做了常规检查，顾问医生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顾问医生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得了克里米业刚果出血热，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谁相信我们会得这种病呢？他说让我们做尿液培养，化验喉咙与血液。并怀疑我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但不严重。我再次找来沙希德医生，告诉他那个顾问医生不明就里，拜托他务必思想办法，否则我们定死无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谈了我们的情况。克舍德教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了费希尔一霍克医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无法忘怀。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医生冲了进来，向我讲述了杰米尔汗与沙菲克的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开刀的经过及过低的血小板时，我抱着头说：“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热！”
　　我赶到了病房。记录病史时，乔走了进来。我们都认识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为他们持续高烧，血液状况不良，而且身上出现了紫色瘀斑，这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特征，根据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他们可能会死。
　　病房里挤满了闲杂人，他们绝不应呆在这里。我们连忙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并让杰米尔汗的妹夫守住房门。除了医护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然后我们向人们解释隔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因为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医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现差错，让报纸在头版刊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造成阿格汗医院数人死亡”的消息，会轰动一时，对医院来说将是可怕的灾难。
　　但人们对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实在可悲。你无法让前者遵守警告，而后者却闻风而去，拒绝照看病人。阿格汗的护士们表现出色，他们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观，而是遵循我们的指导。这一点甚至比医生强。有些医生什么也不听。
　　我和乔最忧虑的是我们见到这两个外科医生时。他们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医的经验告诉我们，雷巴抗病毒素对这种病有疗效，但早期用药疗效最好。从杰米尔汗和沙菲克的情况看，静脉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许还有希望。
　　杰米尔汗继续说：“费希尔。贺克博士和麦克科定密克博士及医院的医药指导米尔扎医生（Dr。MirzA）来视诊时，我把整个染病经历都详细说了。当费希尔博士说：”你们肯定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时，我如释重负，至少有人诊断出我们到底害了什么病。现在当务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这种药的注射剂在巴基斯坦没有，能找到的只有胶囊。费希尔博士火速派人找来，立即给我们服用。“
　　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每6小时服用一次药，如果无法吞咽，我们会用注射剂。与此同时，我们询问了全国的医疗机构，但一无所获。我们又试了试新加坡和欧洲，猜想他们那儿可能有，仍毫无收获。
　　杰米尔汗说：“费希尔博士说，如果能弄到注射剂，他们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对胶囊却不敢保证，他们可能会死，但必须一试。等找到注射剂就马上换过来，我妹夫联系了美国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让他们寄一些过来。等四五天后药运到时，我们已经见好了。当我问妹夫费希尔博士对他说些什么时，他并没讲实话，只叫我们不必担心，等我康复了，他才说连费希尔博士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下来。”
　　即使只服用胶囊，两个病人仍恢复得不错。但另一件事情又让我们不安。奎达医院一位清洁工在清洗了那次手术后留下的沾满血迹的手术衣后，生病歇在家里，我马上想到了在尼日利亚的阿巴城，一次手术后，一个实习护士清洗手术室布帘时染上了病，做手术的两个外科医生死亡。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奎达医院，院长亲自找到了那名清洁工，同他乘机飞到卡拉奇，让他住进了阿格汗医院，安排在那两位外科医生对面的病房里。当我给他检查时，发现他居然跟另外一个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进行了隔离。
　　不必询问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他已开始便血了，身上显出大块瘀斑——紫色的皮下渗血。我们立即给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们及时地发现了他，用药后效果不错。病一好，他就离开了奎达医院，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危险的地方工作。不过，后来我们听说他又回到了那里，干着老本行。
　　杰米尔汗说：“我们能活过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我们不仅出血，皮肤坏损，而且腹部与手臂都出现斑点。我们不敢上厕所，害怕便血导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胡子，连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两三天，我完全丧失了意识。我妹夫不时从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是否活着。当我发现脉搏每分钟只有五六十次时，我让医生给我做心电图。因为病毒可能会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变黄，担心并发黄疽。但费希尔博士安慰我们说因为没喝水所以尿液发黄。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个死去的病人肿大发暗的肝脏，我们的肝也可能和他的一样。”
　　“七八天后，疼痛感消失了。费希尔博士身着便服走进病房。没穿白大褂，也没戴口罩。她同我们握手道喜，说：”你们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不过要继续服用雷巴抗病毒素，并休息六周。那六周里，我们即使与朋友们坐上一小时也会感到疲惫。六周后，我们彻底康复了。并返回医院工作。回到家，我妈妈奇怪地问：“你去哪儿了，在医院忙了这么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门诊，不要去私人医院工作。但我身体好了，没问题。我们都瘦了许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时7天吃五六顿。“
　　“两个半月后，我结婚了。也许我不应该此时结婚，因为可能会传染给我大太塞玛。不过费希尔博士说这没问题。”
　　“在阿格汗医院的那七天如同恶梦，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时时索绕在心。”
　　整个谈话过程中，沙菲克医生一直沉默不语。我们请他谈谈，他说：“杰米尔汗讲出了一切。不过我比他更消沉。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郁。杰米尔汗当时还没结婚，而我已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准来照顾他门？从一开始我就无法不想这些问题。”
　　已过午夜。我们也像深夜一样沉默无语。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两个世界
　　苏珊帮助救活的两位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的外科医生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医生。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和医学界的骄傲。聪明好学，勤奋工作，救死扶伤，他们的创造确有成效。我们招聘来阿格汗大学流行病学研究项目的人员是新近毕业的医科学生和年轻医务工作者。他们也都热情好学，不畏艰难，永不疲倦。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并愿为此而冒风险。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乐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工作。阿格汗大学自成立以来，已办成了一所良好的医学院。培养着优秀的医务人员，但和其他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样，有些学生寻求到西方进修，其中不少入便一去不回。我们则鼓励学生留在国内工作，为国家一片空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开拓工作，从中找到奋斗的乐趣与人生的满足。如果他们去西方作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呢？而在国内，即使只作一名三级护理医生，也能救死扶伤无数。如果有更多的人投身流行病学领域，那么总有一天，落后的事后治疗将被事先预防所取代，从而节约宝贵的医疗资源。使之更好地服务大众。
　　在巴基斯坦，对病毒学的研究与实践等于零。苏珊白手起家，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创建了病毒学系。像我一样，苏珊带着年轻人在她的实验室以及我们的公共卫生研究项目领域工作着。我们的规划，从对痢疾、肺炎与肺结核（该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研究，到骨折、烧伤、伤残的治疗，以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济。第一年我们培养了六名学生，支持他们出去独立追踪病毒，其中一名学生，阿米尔·贾伍德·汗（AamirJaved　Khan）被派到最偏僻的惮路支山区沙漠，在牧民中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任务很艰巨，但他欣然前往。
　　阿米尔在给我和苏珊的报告中说：“1995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惮路支省巴尔汗县的牧民塔吉·穆罕默德（TajMohammed）像往常一样到周围山上放羊，回家后对家人说觉得身体软弱有点发烧。”
　　不容置疑，阿米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已通过了赴美深造的考试，但最终放弃移民机会，留在家乡工作。他英俊健壮，有着乌兹别克人的圆脸和闪亮的黑眼睛。在多次大型调查中。他表现出色，包括在信德（Sind）监狱调查艾滋病，以及调查C型肝炎。
　　到游牧部落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想法始于我们那次在奎达旅馆中的聊天。当时我因感冒卧床休息。杰米尔汗，沙菲克，阿米尔和苏珊在房间里碰面，谈到了追踪这种病毒。调查是必要的，但是从何入手呢？我突然想到了，说：“牧民。”
　　前几天，我们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幽静的庭院里遇到了一位惮路支牧民。他身着传统的牧民服装，头缠艳丽的穆斯林头巾，外罩白色长袍。他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死了很多人。
　　阿米尔就是为此前往山区的，他最终到达了一个叫科鲁（Kholu）的山谷。
　　在报告中，他写到：“路太难走。从奎达到这里需要走12小时山路。路窄得仅能容身，两旁的山壁伸手可及。没有旅馆，幸好我们找到了政府的招待所。这里人烟稀少，但景色美丽。这里是干燥的山区沙漠气候造成昼暑夜寒，夜里冷到零度以下，白天满是阳光，因此不宜生长粮食作物，蔬菜很少。但山坡上下散布着座座帐蓬，还有骆驼和山羊。惮路支山绵延广麦，延伸到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大片地区。当地人善于编织美丽的挂毯，刺绣也美妙绝伦。”
　　“这里缺电少水，更没有油气燃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距此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苏伊（Sui），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气田，但这里的百姓根本享用不到。阿富汗境内的战火近在边境，也使牧民们不得不放弃每年夏天到高地草场放牧的传统，只得在风沙不绝的低地挣扎求生。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象征——可口可乐广告，在这里根本看不到。”
　　原始的自然之美与艰难的牧民生活震动了阿米尔。他的同情心与生俱来：乌兹别克人从北方的阿富汗和苏联迁来，紧邻惮路支山区，很多部族有着共同的痛苦命运。
　　报告继续写道：“在接下来的两到四天时间里，塔吉·穆罕默德越发虚弱，严重背痛。起初他只想在家休养一下，到了8月28日，他的牙床开始出血，于是家人驱车半小时把他送到巴尔汗镇的公立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毒蛇咬伤，需要抗毒血清，但巴尔汗镇没有。于是他建议把病人送回科鲁，车开出50分钟后，病人开始流鼻血了。
　　8月30日下午两点，塔吉·穆罕默德到乌斯曼医生（Dr。Usman）的诊所求诊。乌斯曼医生检查了病人，并用一种混合草药清洗了出血的牙龈。但是到了第二天，病人开始吐血，乌斯曼医生找来两位同事会诊，三人一致认为是当地特有的小蛇咬伤的，伤口不易觉察。他们为病人注射了抗毒血清，并建议病人到木尔但城（Multan）的大医院就医。但塔吉宁愿回家。不久，他死在了家里。他的兄弟可汗·穆罕默德记起了病人死前身上遍布青紫色斑痕，肚子上有血红的斑点。
　　塔吉·穆罕默德生病时，他的兄弟可汗一直陪伴身边并为他擦洗血迹。在病人死后第二夭，可汗身体发虚，腹痛并出现腹部红斑。背和膝关节也开始痛，但三天后，他康复了。
　　而乌斯曼医生则在9月2日开始发病。虽然他感到虚弱，身体痛，仍抱病出诊。5日一早，他的叔叔注意到他的牙龈流血。鸟斯曼医生才告诉家人自己可能从塔吉·穆罕默德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家人送他到德拉加齐汗（Deranghazi　Khan）城尤苏夫医生（Dr。Yousuf）的诊所里。尤苏夫医生化验后发现他的血小板只有一万六千（正常指数为二十万。建议他转往木尔旦城的尼什塔医学院（Nishtar　MedicaI　College）附属医院。等他到达那里，却找不到医生就诊。等他被安排进家庭医科病房时已是6日午夜。他被当作伤寒和疟疾治疗，毫无疗效，依然高烧不退，血小板数仍低落，当时他神志清醒，尚能进些饮食，但从7日早晨开始，直肠整天出血，只好输入五个单位血浆。就在主治医生准备将他转往卡拉奇的阿格汗医院时，他已大口吐血，晚上8点30分，乌斯曼医生在尼什塔医院去逝了。
　　在他去世前两小时内，大约四五十位亲友成群到床前探望（就像在非洲一样，在巴基斯坦，疾病与死亡并不是隐私。床边血迹斑斑，许多来探望的人都接触了充满病毒的血液。遗体被运回科鲁埋葬。五大后，其中的一位亲戚贾旺·沙（Jaw；indShah）开始发烧，被诊视过塔吉·穆罕默德的医生奥兰泽布（Aurangzeb）诊断为蛇咬。疟疾化验亦呈阳性。第二天，病人牙龈出血，被转往德济汗市民医院（IXiKh；1nO、利Hospiial）时，血小板数目极低。9月19日上午，他开始流鼻血，并持续高热。当天中午就去世了。遗体运回科鲁下葬。下葬前，他的叔叔阿齐姆汗为他洗了身子。“
　　读到这，我们数了数受害人数，10人染病，其中，1人死亡。阿米尔总结道：牧区的虱蝇及其他吸血寄生虫寄生在羊、山羊和骆驼身上，传播疾病不可避免，并完全有可能从木尔传播到卡拉奇，因为两地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而从卡拉奇到欧洲仅为8个小时；到美国13个小时。地理不是保护屏，银行存款也无法让疾病退身。如果我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疫情，西方世界也将难逃厄运。卡拉奇，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前往卡拉奇的市民医院得经过一番努力。狭窄的马路上拥挤着轿车、公共汽车、四轮推车、三轮摩托车以及驴子和骆驼拉的平板车。这条旧的邦达路通往海港和医院，沿途是残墙断壁，摇摇欲坠的危房和四溢的脏水。
　　巴兹米医生（Dr。Bazmi）是阿格汗大学专攻公共卫生的小儿科医生，今年30多岁，身材瘦长，为人热情，办事认真。由于多年与贫困和官僚体系作斗争，面容惟淬，虽然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刨建伊始他就前来工作，他还是将这所市民医院视作生身父母，因为他是在那里完成医生培训的。隔些时候，他就回去看看，现在他开着车，看着窗外糟糕的路况。
　　“我开车时一向都关上车窗。
　　窗外迷漫着车流排放的有毒浓烟。巴兹米说，人口爆炸导致污染严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海风吹拂带来新鲜空气，长拉奇仍是世界上空气铅含量最高的城市，原因是汽油含铅量高出任何国家。
　　市民医院破旧得像一具衣衫槛楼的骷髅，外墙剥落，大厅昏暗，需要重新粉刷。巴兹米说，像巴基坦许多公立医院一样，市民医院这几年快速老比。他认为是医疗体系的毛病。医疗人员的升迁不是凭医术而是靠拉关系。政府没能有效地运作整个医疗体系。医学院不重视预防医学与家庭医学，只偏重培养专科医生，以开诊所为目标。另外，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医疗与教育的预算不足百分之一，而军事预算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另有百分之三十用来偿还外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我们都有，又都解决不好。”巴兹曼说。
　　市民医院是卡拉奇成上千万贫苦百姓最后的求医之所，就像金沙萨的玛玛那摸医院，弗里敦的康挪特医院，阿比让的特雷奇维尔医院及基奎特的公立医院一样。基奎特是最近一次埃波拉病毒流行的地方。和无数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医院一样，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回荡着小孩惊怕的哭声和伤病者痛苦的呻吟声。一些女人身着艳丽的传统服装，有的则一身黑衣，都蒙着面纱。男人穿着各异，或身著西服，或传统长袍，头戴围巾。不管何种打扮，这些男男女女都因贫困和疾病来到这里求医问药。病人在这里看病虽不收费，但药费及其他费用还得自己承担。
　　市民医院有1700个床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医院。伤寒与霍乱患者最多，说明清洁的用水与饮食没有保障。医院不提供伙食，只能由患者家属带来。
　　“这样最好了。”巴米兹干巴巴他说。
　　由于资金紧张，医疗用品与血浆来源奇缺，因此针头与注射器被反复使用，血浆未经鉴别就用于输血。卡拉奇医学院的学生最近发起了为贫困病人募捐的活动，“我们感觉，我们关注”的标语醒目地挂在血库的墙上。
　　就像非洲和亚洲的超级大都市一样，卡拉奇也是在瞬间成长起来的。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时，卡拉奇还只是一个人口30万的港口城市。现在人口已接近一千二百万，每年仍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着。自八十年代初，人口普查就不曾进行过。该国的政府职位空缺，预算，议会议席的数量都根据部族人口分配。由于部族及各省之间冲突频起，政府不愿意再普查人口。长久不息的政治与民族紧张造成每晚都发生警民冲突，不是受伤、拘留就是死亡。巴米兹把这些称作“低级内战”。这样的暴力冲突在世界新兴各大都市都有发生。暴力是穷人与被压迫者最后的斗争手段。
　　在非洲和南美洲上演着相同的悲剧。农民放弃了土地，到大都市寻找工作。作为商业中心，卡拉奇不断吸引着中亚、南亚甚至苏联人前来谋生。无数外来人居住在被你作“蚕食物”的违章房屋里，警察拆了又拆，他们盖了又盖。
　　人口的增长和外来移民使早已无法负荷的基础建设更加崩溃了斥拉奇的夜风总是吹来腐臭的气味，因为没有地下管道，阴沟里的污物满街流淌，自来水不能生饮，许多地方仍需卡车送水，因为不是没铺水管，就是“水管侍修”。卫生设施缺乏。粪便直接进入饮水与食物中。居民经常感染沙门氏菌、志贺杆菌、霍乱、伤寒及其他肠道疾病，于是错误地服用广谱抗生素。使得许多病菌产上抗药性。过去十年里，卡拉奇医院最常见的伤寒杆菌。用最便宜的抗生素即可治疗，现在却对两三种抗生素产生下抗药性，同洋，南亚出现的一种霍乱新菌株0139，在卡拉奇用一般的磺胺付它已没有疗效。
　　所以，一个牧民又能怎样呢？呆在荒漠的山谷里，连年的战火、讥饿和瘟疫已经使生计无法维持下去了。还是到卡拉奇这样的大都市来碰碰运气，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位于高级住宅区的阿洛汗大学医学院同地处市中心的市民医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它有着亚洲次大陆最完善的设施。全部建材均为大理石、花砖和装饰水泥，十年前兴建时造价高达三亿巴基斯坦货币。尽管医院为穷人设有慈善床位，但总的说来还是面向有钱人，在巴基斯坦，没有医疗保险体系。阿格汗大学设有医学院（医学院还附设公共卫生科学系）、护士学校、教育发展学院及一所私立医院。所有建筑群中点缀着…个个优美的庭院，颇具信德式建筑鼎盛时期的风格。红岩石墙采用沙漠式设计，即使正午，仍能遮阳，患秆和家属常，在庭院中相聚闲聊。但和许多高级医院一样。阿洛汗医院也面临着济世救人与收支平衡的两难困境。这是福利与经济的分裂症，没善良人可医。
　　萨庐德·哈米德（Saeed　amjd）是个方辞温和的肠胃科医生，曾在英国伦敦读研究生学位。他的低调的态度掩饰不往内心的焦虑，他已认识到他诊治的肝炎虽是重大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其实它包含着更多的经济的与社会的问题。医药条件只是其中一部分问题罢了。他每周有五天带领一群院医查房。
　　我们视察的第一个病人是个皮肤黝黑胡子花白的六旬老者，患有严重B型肝炎。这种肝炎和C型肝炎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慢慢破坏肝脏功能。不同的是，B型肝炎有疫苗，问题是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里，疫苗注射尚未开展。这位老人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入院多次，现在只能做保守治疗，抽取腹水，注射100美元一针的白蛋白来提高血清蛋白数。这种治疗也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恨治。萨依德说，这样治疗所花的费用完全可以给50个人注射B型肝炎疫苗。而萨依德不得不给很多这样的病人以如此的治疗。
　　第二个病人也是一个晚期肝炎患者。这位52岁的妇女也多次入院，每次都看不同的医生。这是另一个问题。当地居民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不能在发病早期给予及时治疗。第三个病人不仅肝功能衰竭，而且丧失了肾功能。这不是偶然病例。经常输血或洗肾的病人，通过未消毒的针头感染肝炎的机率很大。
　　萨依德说：“我们不断告诉洗肾中心要为B型和C型肝炎病人提供不同的洗肾机，尽可能减少传染的人数，但经费不足，洗肾中心只有B型肝炎患者专用的洗肾机，C型肝炎患者没有。
　　这又是一个因穷困而滥用西方科技的例子：公立医院没有肝炎疫苗，却有洗肾设备。
　　萨依德和医生们走下楼梯来到急诊室巡视另一个病人，也是一位肝炎晚期患者，两天前入院，现在开始吐血了。这位病人住院后第二天觉得病好了就出院了，回到家立即开始吐血，只好又回来。
　　萨依德说：“如果当初他不出院，医疗费会便宜得多。但也不能怪他，在医院每一秒钟都要花钱。”
　　距卡拉奇办公楼、银行和精品店林立的市中心几里的地方是被叫作“伊莎纳利”（Essa　Nagri）的贫民窟。乌尔都语为“凯奇阿巴地”（Katchi　abadi），意思是临时窝棚。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社区卫生科学系在卡拉奇为五个贫民窟服务，伊莎纳利是其中之一。派驻在此的负责人为夏丝塔·约翰（Shaista　John）和沙菲雅·杜利（SafiaDhouri）。夏丝塔29岁，是一位漂亮而精力充沛的社区员工（社会工作者）；50出头的莎菲雅是一位卫生所护士。在巴基斯坦，只有女人才能出入人家做健康检查，男人不行。
　　整个贫民窟共有六条土路，路上拥挤着孩子、推车、毛驴、水牛和吸毒者，1987年，社区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土路上流淌着污水和粪便，泥泞不堪，只能踩着木板才能行走。现在，污水和粪便不见了，尽管当街一条小河时时散发恶臭，但路上的木板已经撤掉，露出可以结实地踩踏的硬土。所谓的社区中心不过是座两层的水泥楼，里面仅有几张木桌，几把折叠椅，几个铁皮文件柜和招待来客的茶具。
　　最初，社区中心的作用在于宣传保健常识，预防疾病传播；渐渐地，扩展到福利与社区发展上。居民已认识到讲究卫生的必要性。夏丝塔尤其以自己推行的“孩子照顾孩子”计划为荣。由于大人外出上班，年长的孩子就得照顾自己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