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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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同这位高级医务顾问在电话里搭上话，他就迫不及待要让我明白他本人曾处理过9件拉沙热病例，在英国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着，他又说关于拉沙热的一切有关问题，他没有不知道的。伦敦北区就有科佩特·伍德医院的专设“泡沫”隔离病房，伦敦区域范围内出现的出血热症状的病人，不论确诊与否，一概往那儿送。所以，不用说，他不需要任何人指手划脚对他说长道短重复拉沙热患者的治疗需要了。至于我向他介绍说我恰好是在西非洲拉沙热的中心地带与研究拉沙热十余年的科学家共事等等情况，等于白说。他置若罔闻。他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你们全都干得不错，”他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上司口气。“再接再励，好好干。千万就地把她照顾好。”
　　我气往上涌，使劲往下压。“阁下，”我说道，“这是5个完全够格的医生对她的诊断。她的拉沙热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要给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并发症。我们的一致观点是这里的设备不足，不可能进行适当护理，而且她非进行脑神经检查不可，这些只能由伦敦医院来解决。”
　　高级顾问就是无动于衷。反而说我们估计错了，病人飞行不宜。总而言之，按他的说法，我们全不懂事，全在胡来。
　　他一副针刺不透、水泼不进的口气。“本人认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来是毫无道理的，让英国的医务人员冒此风险是不合适的。”他正式表态说。
　　我再次强调乔学识丰富、经验老到，判断不会有错，就算还有感染残余，也是微乎其微，只要谨防针刺之类、避免血液直接接触，谈不到什么大风险。他全不理会，口口声声要我们在当地护理，就是死在当地，也要比把拉沙热带回去，让伦敦冒感染拉沙热的风险好。我们解释说病人烧已完全退尽，现属无烧症状，根据所有数据实录，从方方面面看，所谓风险，也是绝无仅有的了。但是，对他说来，解释不解释，都一样。连我们一再强调珍妮年轻，事业性强，专业上有一套，为了非洲的穷苦百姓，抱着奉献的理想，远涉他国等等，全白搭。一切同他无关，他对她不负任何责任！我伤透了心。却拿他毫无办法。此时此刻，我真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羞愧。
　　站在我们旁边听着电话对话的高级专员副手也深震惊。等电话挂上，他二话没说，走出房门，马上去找他的上司，高级专员听到这位埃德蒙顾问的态度，也生了气。这下就好了。我离开专员办事处才半小时，高级专员副手跟着就打来电话。那天碰巧，弗里敦的电话管用。我正在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队部接到电话，高级专员向我宣读一封文句十分得体、但措辞相当强硬的电报的全文把我同埃德蒙顾问之间的谈话概述一遍，谁都听得出其中谴责和抗议之意。高级专员说此电即发伦敦外交部，希望能搬出个压得住埃德蒙顾问的人物来解决问题。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真要抱着好大一个立见成效的希望的话，失望也就更大。事实上，接下去什么动静也没有。看来英国的官僚机构真是僵硬透顶。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办得通的事，在英国显然还会碰壁。
　　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务必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英国医务人员不受病毒的侵害。既然说这句话的科佩特·伍德医院埃德蒙顾问也说了应该让非洲的医务人员继续护理好这位拉沙热患者这样的活，我只能这样认为：非洲医务人员肯定是无足轻重的了。
　　我返回塞格布韦马，失望透顶。我尘土未除，疲劳未消，一脚踏进院子。好消息迎面面来，唐娜冲着我说：“珍妮醒过来啦！”她大声嚷道。“她听得到别人的声音，有反应。谁护理她，她都能认得出来！”
　　久违了，这样好的喜讯。唐娜告诉我说，她在教会的无线电里听说，珍妮的父母已经动身要来这里陪伴她。我也宽了心，总算能让当爸妈的看见自己还活着的女儿，而不是一个处在昏迷状态中的陌生人了！
　　珍妮的双亲来到了塞格布韦马。当然痛苦心酸。刚一照面，满脸惊恐的表情无法掩饰。我心想他们是不可能体会珍妮刚不久还挨着鬼门关边上站着的情景了。还有一点，现在太乐观，为时尚早。果然二老刚来不几天，珍妮又出现了反复。她得上了肺炎，细菌性的，来势凶猛，甚至喘不过气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气管切开手术。气管切开手术是把气管切开，在口子上安一根管子，另辟呼吸通道。动完手术，珍尼的好朋友们又是一番自我动员，安排新一轮妥善护理。首先是抽除痰液，保证气管通畅，不至于把手术切口堵塞。她们使用小型的脚踏抽水泵，同导管连，否则不可能直接从支气管抽吸。既然用了导管，又得增添配用抗菌素。
　　就这样，珍妮再度缓慢地恢复过来。头部和脖颈一大片的肿胀消褪了，逐渐重现年轻姑娘的昔日丰采。只是消瘦和苍白得可怜，像她本人，但更像是她本人的复制品，也许可以说像是她自己的幽灵，幻象。
　　乔回来了。他一到塞格布韦马，大家抢着把前后经过对他说了。整个事情的发展使他惊讶不已，看到珍妮捞回一条小命，连说太走运了。使他十分觉得不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潘古玛医院不该发生珍妮感染拉沙热病毒这样的意外事件，怎么可以谁也不闻不问落实保护员工的措施呢。第二就是治疗方案本身的问题了。
　　“以后，”他说道，一定要吸取教训。下管是哪家医院，哪位员工，只要出现象这样的接触拉沙热患者的情况，就得用雷巴抗病毒素处理。今天说来容易，珍妮一到塞格市韦马，当时就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才对。“
　　他说，事到如今，该做的都做了，他也没有更多可做的了。大家现在最为关切的是要把珍妮送返伦敦才好。
　　在我徒劳往返弗里敦之后的第10天，我们听说高级专员的电报事实上还是在伦敦产生了影响。英国当局改弦易辙，推翻了原来的决定。他们已经允许把珍妮送回去。这个结果使我感到意外，看来我的表现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厉害得多。可是时过而境未迁，珍妮的问题还多，还都没有解决。但是准也没有料到她的苦难的最坏部分还在后面呢。
　　把珍妮撤出，运返英伦，竟然采用全副军事行动，这真是准都没有想到的。伦敦方面认为有必要动用皇家空军，运送象珍妮这样日见康复病患已除的年轻护士，在他们看来这是件严重大事。在塞格布韦马的历史上，为她如此送行倒真是一件热闹非凡的盛举。我们担心的问题中，就有确保珍妮赴英全程安全舒适一条，因为她的心血管系统很不稳定。从塞格布韦马列弗里敦这一段正常人都得骨痛腰酸的艰难路程，让珍妮车行，珍妮绝对承受不了。有人就去打通关节、走门路。塞拉利昂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慨允借用他的私人直升飞机。遣憾的是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当地的一片足球场上，而足球场离项目中心所在地还有足足一英里糟糕透顶的小路要通过。珍妮上飞机时的场景了不起：城里人大都来了，而且热情高涨。然而把珍妮送到飞机停靠场地的过程又得煞费心力。
　　只有自力更生，临时想法。能把珍妮连床垫带人一起装上去的只有我们的一辆卡车，而且是运鼠专用车。活鼠死鼠全是它运。我们运送的还是供试验拉沙热病毒的实验室用鼠。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此举颇具讽刺意味。
　　我们来到飞机场地，随机来的英国医生如临大敌。为此行接送任务，他给自己配备了大家从电影《星球大战》中才能见到的全副装备。此时他立刻戴上像平时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防毒面具模样的呼吸面罩。两名法籍直升飞机驾驶员看傻了，等扭头看见从车上抬下躺在床垫上的珍妮，他们禁不住担心起来。
　　“运她有没有危险？”他们问道。
　　显然，谁也没有事先向他们打过招呼。只能由我们自己出面，尽量向他们说明白，说我们天天同珍妮守在一起，从来不认为会有任何危险。差劲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位空军朋友。这对珍妮很不利。
　　我抢步上前，把呼吸面罩从他手中一把夺了过来。
　　“听着，”我说道：“你拿上这个就足够了。”
　　说话间，我在他现在空空的两手中塞过去一副手套、插鼻用的吸气套管和清理肺部的手泵。医生却也没有反抗。我直感认为他知道我是对的。再说，当天一上午他都在我们的病房里呆着，检查了比伦敦所谓的专家一辈子接触过的拉沙热病人少说也得多上一倍的真正患者。
　　四周多的是观众，都见到现场这一出好戏。直升飞机一升空，大家齐声欢呼起来。拉沙热对他们说来大熟悉了，都知道此病的厉害。有人能活过来，得到康复，好大喜事，让大家高兴。现在，珍妮有人送回去了，我们省了这一趟。不过，现在回想，要是有我们陪着走的话，不用说，她会好得多，再也不该受到她后来受到的那种对待了。
　　隆吉机场一听到直升机来了，严阵以待。很明显，珍妮还是被当作传染性极大的病人。否则为什么要命驾驶员在机棚后面降落，躲开众人的视线？说起来，好像是执行秘密军事任务。直升机刚着地，运输机上就跳下一队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红色防护隔离服的皇家空军。他们一上直升飞机，首先把珍妮塞进泡沫隔离箱，飞快扛回运输机，飞走了。
　　就在飞机启动升空前，这帮英勇的机组人员没有忘了把防护装置脱下、抛向跑道。这就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排除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感染危险的应付办法。无法讳言，接照他们的看法，这些防护服对英国是太危险了，而留给塞拉利昂当地人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当时这一幕恶劣丑剧，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长布赖恩从头至尾看在眼里，震惊之余，惭愧得无地自容。好在他尚能自持，还知道把这些废弃物塞进小车，驮回了塞格布韦马，也把经过向我们说了一遍。
　　大家听了，真不知是该哭该笑。不管怎么说，谁都同意我们得开一个舞会，来上一次烤山羊大宴。此时此刻，谁都该轻松一下了。晚会非常成功，化装表演增添了出奇的高潮。因为迈克尔和两名护士把英国运输机组人员抛弃在跑道上的防护套装穿了上场，尤其精彩的是，还戴上防毒面具，出尽洋相。因为隔着防毒面具，怎么喝清凉可口的星牌啤酒呢？
　　他们三人还真的有办法，痛痛快快喝了个够。
　　究竟是谁出的馊主意把珍妮关进所谓的隔离箱，那种害怕根本不存在的危及飞行机组人员的风险的用心，昭然若揭。哪里是为了珍妮考虑。十分明显，谁考虑了珍妮的苦痛？如此病弱之躯，心血管系统波动不稳，需要悉心照料犹恐不及，哪能往泡沫盒里一塞了事？尤其恶劣的是，泡沫盒里无空调，岂不是干烤珍妮？
　　她的囚禁生涯并非仅此而已。英国医学界和社会群众因无知而盲目惊恐，对拉沙热怕得要死，硬要把珍妮留在所谓的隔离舱内长达60天之久。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珍妮能够逃脱拉沙热带给她的厄运，真是命大。但她能熬过英方给她安排的这一段隔离治疗，更是命大，而且是真正的命大！事实是，她只有在尿中残存少许病毒，这也是康复了的拉沙热患者的常见现象，根本无需继续隔离。常规治疗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珍妮终于得从隔离舱解脱出来。终究因为禁铜日久，举步也很艰难，当今，世界多数地区已经排除使用隔离舱的概念。唯独英国固执不变，独行其是。
　　具体的伤害之外，竟然还做得出进一步刺痛患者心灵的事来。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收到一份相当于75000美元处理费用的帐单。他们没有医疗保险。要是当时大家按乔的意思办，让一名医生陪珍妮坐民用英国喀里多尼亚航线班机头等舱，那这份帐还不知要贵上多少，因为英国当局可能就要扣押飞机，对全体乘客都来上一遍检疫！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生病那一段的情景从来没有再在珍妮的脑子里出现过。再使劲想，她自己也只能记得她到达塞格布韦马的那一天，嘴里直说有点发烧和头痛。别的，全记不起来了！
　　塞镇日落
　　珍妮可以不记得自己的遭遇，我和乔却耿耿在心，认为国际医学界务必引以为戒，不能像珍妮一般丧失记忆。这次事件中可资总结的教训很多很重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等到那年夏日来临，我把当时我正在那里工作的科林代尔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几名专家请在一起开个会，也请刚刚再访塞拉利昂公干完毕、正在飞返亚特兰大途中的乔留下来一起参加。乔一如既往，做了很好的报告，总结他在拉沙热研究方面的进展：拉沙热如何扩展传播，又因何停止扩展、没有传播，如何诊断拉沙热和对症治疗的方法。
　　随后我们又去邀请多多少少、方方面面过问和参与过珍妮病例的人们，甚至有幸之至，得与那位拒绝把珍妮遣送回国的著名顾问见面晤谈，也把他请了来了。至于那位空军医生，同意现身说法，抱着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台畅舒胸怀。关于珍妮禁铜60天的情况，由当时负责照料她的斯图尔特·格洛弗（Dr。Stuart　Glover）医生介绍，在我把临诊情况叙述完毕之后，珍妮本人上台接受现场提问。从她回答的神情态度看，我感到芳华重睹，当年干练的护士又回来了！
　　我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影响可能延及下一代的传染性疾病医生。他们自然会对一切事实证据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认定在对出血热采取保护性措施方面英国政府的做法，从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具有危险性质的。
　　于是我们致力于把这些看法向全世界传布，同时也决心在非洲一一拉沙热的核心地区，进行同样的努力。这是我和乔两人共同的事。乔和他的好友法哈里·阿萨德蕴酿于1985年间在塞格布韦马开一次讨论大会。法哈里原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奠基人、工程师。这样的讨论大会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从表面看，想在塞拉利昂的农村地区安排一次国际性的聚会几乎没有可能。所有代表的吃住行全成问题。当地无旅馆、无餐厅、甚至无电、无自来水、无飞机场、无车辆，一应全无。要说有的全是尘土飞扬的上路。再就是大量拉沙热。唯独乔坚持不变。
　　“如果我们真想在拉沙热方面教会他们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的话，”他说道，“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拉沙热。”
　　而法哈里从来都是只鼓励、不泄气。好吧，那就干吧。
　　两名和平队队员苏珊和安德鲁·斯科特，应邀替我们负责后勤工作。这方面的问题可多了。他俩接任伊始，就让凯内马的天主教会负责提供与会代表住所和食物。珍妮输血那会儿，好不容易找到的Rh阴性血型献血人就是那个教会的传教士。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辆能把全体与会人员每天拉来塞格布韦马的大巴士和解决他们每天一顿中饭。
　　好在苏珊精明强干，在她手里没有办不好的事。她替我们找来了玛丽。玛丽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最好厨娘。由她主灶的小饭馆的饭食，家喻户晓。经她摆弄出来的会议伙食，像当地门德地区特产的最好大米和附近江河沼泽的鲜鱼等等，连尝遍日内瓦和巴黎国际一级烹调美食的代表，也视为珍馐，赞不绝口。
　　讨论大会会场设在弗里敦的一家多少能保证用得上电的旅馆，比如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停电。大多数代表来自非洲各地区，也有欧洲人士，还有一个苏联人。传说这苏联人是个克格勃特务，官方身分是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因为美国大使馆人员历来尽全力支持我们的活动，出于礼貌考虑，与会代表都去那里拜访作客，等我们从使馆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位俄罗斯朋友举止出奇：他突然停住，眼睛直瞪瞪看着远处海湾。
　　他含糊不清他说道，“我得去街那头看看一一马上得去！”说完，拔脚就走了。
　　我们全都望着他离去，望着他走进挂着有镰刀锤子图样的鲜艳红旗的门洞。
　　“哦，我的天！”法哈里叫道，“他可是大大的有失检点。他没去觐见苏联大使，倒是先踏进了美国大使馆。要是叫他们看见他从这里出去的话，他可要麻烦了。”
　　我们全部大笑。
　　在弗里敦听了两天大会发言。我们准备好去乡下现场了。清晨5点钟就把大家全叫了起来，上街候车。大巴士是塞拉利昂政府提供的。我们原作了两手准备，怕说好了的车万一来不了。然而这一次，真该感谢，我们提出讨什么就有什么。
　　上车往北开，路太不好走，车身晃晃荡荡。一路上的景象连东非来的同行都感到意想不到。同是穷苦的非洲，尽管见惯了自己国内的落后穷相，却没有料到塞拉利昂竟会窘迫到如此地步。本国虽穷，也不像这样。
　　车抵塞格布韦马，我们把代表们分作三组，各有分工。第一拨巡查病房，同拉沙热注院患者见面。第二拨去民户田间，见识一番乡村居住条件，同时抓些老鼠试试。最后一组留在实验室听讲诊断拉沙热的技术。
　　当晚，大家在凭临凯内马市区之小坡上集合。一面享用野炊的饭菜，同时介绍一下活动情况。
　　就在这几次大小会议上，代表们凑齐了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导的非洲出血热处理办法，多简单！省事省钱，又管用，都是以我们在塞拉利昂行之有效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技术为基础的。就这类讨论大会本身而言，这次会议独出心裁，异乎寻常，极有收获！
　　珍妮·桑德斯的情况如何？不用说，珍妮是这次大会上众人瞩目的主题人物，珍妮恢复健康后下久，就返回护士岗位工作。我同乔在6个月后订了一次机会人探访珍妮和多米尼克。两人已结婚，庄在伦敦南邓水晶宫附近的一套公寓里。故友重逢，共享外卖的比萨饼，边吃边叙别情，珍妮说起往啊，总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其实，她静思当年往事，总也想不起那段苦痛的经历。我想，忘掉那一切倒是件好事，何必时常挂念，多受难忘的折磨？珍妮两口子现已迁居伦敦西区，已有三个子女。
　　塞拉利昂标志着我个人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从事拉沙热项目研究是1985年到1990年间的事。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嗣后每年都去那儿一两次，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与乔同去。每去一次，都发现当地又发生了同上次不同的变化，变好的不多。1990年去的那次，刚到就看出塞格布韦马变了模样。但是，对它的变化规模和程度，都是直到当天晚上回到镇内时才知道些眉目。
　　那天傍晚，我正在临街的一家小酒吧里坐着，不是埃迪酒吧。埃迪早已离去了。一般说来，街上应该是熙熙攘攘，乡亲们从田间归来，忙着采购。当地的孩子喜欢拥在酒吧周围，围观我们这些老外。他们叫我们“pumwe（白人佬）”。爹娘不来赶，是不舍得离开的。坐在酒吧里，望哪儿，哪儿都是悠悠晃晃、蹈蹈跳跳的牲口，无主的太多，鸡羊更成群。还有勉勉强强凑乎着上街跑上几趟的车辆。所有这些构成塞格布韦马上下班高峰段的交通风景线。精彩的是司机们的真功夫，瞧他们：个个左转右拐，前后腾挪，在这一堆活物缝隙中前进的大好身手。别忘了还有路面数不清的坑坑洼洼。然而，具体到这天傍晚，街上静得叫人寒战。连狗羊也无踪影，孩子们全都消失。仅有的望得着的不多几个也是一脸紧张神色。即使偶而看我们一眼，眼神也紧张。看来就是要出事。空气凝重、沉重，全然不是因为要下雨的缘故。
　　突然，一辆军用卡车窜上山坡，开过坐落在一棵大树荫里的警察局面前，惊起在树上营案的一群黄肚皮传巢鸟。等它们再次落下来护寞时，嗽耿声响成一片。军车就在我和朋友们坐着的酒吧面前停住，打车上跳下一名军官向警察局奔去，像是有什么必需解决的急事。军车上守着几个穿着完全不合身的迷彩服的新兵，一脸惊恐地望着我们，个个冲锋枪在手，长弹盒上膛。顿时，整个街面上一片惴惴不安的寂静。大家集中目光，等着看军车那儿的动静。过了几分钟，军官回到车边，钻进连厢。军车起动，下坡，加速，走了。
　　“一切太平，没事了，”我们说道。
　　就这样，静静地过了一小会儿，大家好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起呼出了一口气，又都活跃起来。我们把杯里的啤酒喝干，起身走了，没说话。当天晚上，我还按以前的老习惯，一个人蹲坐在奥斯汀住宅外面那块高耸的岩石上。太阳余热尚在，暖乎乎的，最让我感到称心惬意了。极目远眺，望得到潘古玛山峦起伏处的一轮红球似的落日，在暮覆里仍然金光闪闪。棕榈树上百鸟唱和，白鸳展翅飞过一片稻田，归巢在望了。
　　天色已黑，只有伸向凯内马方向的山坡公路上，一辆颠簸前行的卡车灯光映入眼帘。我只能进屋，蚊子大多。
　　塞格布韦马的老百姓哪能不害怕。事情真相我们事后方知。头几天中午时分，一股反叛武装从利比里亚方向越界入境。他们大多是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一到凯拉亨和科因杜两处市集，端起冲锋枪就任意扫射。这两处同塞格布韦马挨得特近。所以镇上才显得空荡荡的。实际上，塞格布韦马人人都躲到丛林里去了。一直躲到消息肯定，说是危险过去了，叛军已被击退，至少眼前是走了。
　　既然出了事，我们这些洋人心情就不太平了。该地区的全部英国医务工作人员奉命撤离。这就是说把这里唯一的一所医院、也就是唯一的求药问医的来源关闭了。临走之前，英国外科大夫进行的最后一例手术是截肢，伤者就是那一天在凯拉亨市集上胳臂挨的枪子儿，大夫没法保全。大夫人在手术室，心在手术外，比如说能不能走得成啊。因为边境虽说关了，紧邻利比亚既然已是一片混战，塞拉利昂想控制局势，制止内乱，成吗？
　　乔同我在塞拉利昂小住期间，原已听说过叛军头头出于该国本国的一些情况，已向政府送交最后通碟。但是真情实况究竟如何，那帮叛军究竟是何等样人，我们自己不清楚，问别人，别人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焦虑地等待奥斯汀·登比从达鲁联络站给我们带回些消息来。因为达鲁那儿有驻军，是个基地。奥斯汀在军队里有朋友，他去到哪儿，哪儿就有朋友。不论是谁，这个人若是有消息可说的活，奥斯汀就肯定能把消息从他那儿挖出来。
　　总算把奥斯汀盼回来了，他神情很紧张。据他说，目前事态虽然平静下来，看来不像能维持多久。他的意思我们还是中断我们塞格布韦马的日程，提前离开的好。
　　我们同意他的看法，这里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太平了。不过，我们还得举行一次大型晚会，就在主楼里。这是传统啊！人们期望着呢，我们欠他们的情多了。
　　于是我们抬掇了平房。把从园子四周采摘来的花草同棕橱树宽大复叶拼合起来摆满四周。啤酒当然得买足。随后是烤山羊，无羊不成宴。买了两大头山羊，就拴在树下。我来来回回都看见它们，顿生怜悯之情。想到它们即将被宰，实在不忍，更别说下刀叉吃它们的肉了。
　　这次宴会宣告我们在塞拉利昂的日子的结束。乔也好，我也好，今后怕难再来了。塞拉利昂整个东方省已落入叛军之手，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杀。一小半人口被迫逃亡，流离失所。我们只能凭想象，遥望塞格布韦马遭叛军践踏的惨象。项目中心在劫难逃，恐怕已被掳掠一空。乔苦心孤诣制定的捕鼠灭鼠计划全完了，鼠族将卷土重来，随鼠而来的必定是拉沙热病毒。加上房破人挤，难民成堆，情况必定更为糟糕。但是，再想要找拉沙热病房、拉沙热医生，拉沙热灵药，不会有了。下会再看到我们的大卡车跳跳蹦蹦开来开去，也不会听到“拉沙热、大坏蛋”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了。
　　老鼠与花生壳之谜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蛰伏战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轮番炮火、毒气和机关枪射击的恐怖，还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主要症状是肾衰竭和出血，二战期间，这种疾病再次出现，在挪威和芬兰两地服役的德国士兵逃脱厄运的绝无仅有。一直没人能说清那是什么病。只有一点，它似乎在战争期间滋生。有人说是细螺旋体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现长而细的螺旋体菌，由老鼠传播。另一种说法怀疑它系某类病毒所致的肾综合症出血热，相同的是这类病毒群也由老鼠传播。现在我们已知道的情况是这类病毒多见于欧洲，尤其多见于两次大战时多次战役发生的地区。那里战壕中充满了老鼠。
　　1915年时，在法国的英军部队中，首次爆发这类疾病，统称之为“肾水肿”。在此前后，东部俄罗斯的港口城市海参威一带平民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个攻击点是侵入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那是本世纪30年代。当时把它叫作“松花热”。40年代盛见于中国，统称流行性出血热，不可抗拒地继续往甫蔓延。30年代以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一种类似的疾病同样著名，称之为肾耗损性流行病。同亚洲的疾病有明显的密切关系，但要轻缓得多。
　　这种疾病终于在医学文献中崭露头角。当时约有3000名联合国军士兵得病，美国籍军人也不少，死亡400人。这种疾病每出现一次就换3个名称。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丽出血热”。其相同特点，据信还是传染性质，只是罪魁何在，查无实据而已。
　　追索肾综合症出血热病因的工作可以断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击，其实化验，实验，试验也是瞎撞，谈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种说法是把某种“渗透性媒介”（说大白话，就是病毒）注入“自愿”作试验的人体中去。说这是苏联进行的实验。日本方面有同样实验的记录，他们作过这类的实验，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作为罪犯抓来向这些人身上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个名叫迈尔曼（Myrhman）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做了一次更冒险的试验。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体的反应如何，结果没有什么反应。他又把从感染病人身上抽出来的5毫升血液给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没有因此而得病，是他幸运：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经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尔·约翰逊和朝鲜同行贺玉李（Ho　Wang　Le）（音译）回到朝鲜实地调查。他们估计传染祸首该是啮齿动物老鼠，所以从得过高丽出血热而已康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