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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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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第四级病毒
作者：约瑟夫·麦克科密克、苏珊·费希尔一霍克
内容简介：
美国最著名的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一霍克，是一对一辈子追猎与研究病毒的夫妇。他们以研究诸如爱滋病等病毒而成为世界最顶级的病毒学家。在美国，他们的名字与总统克林顿同样成为公众的热点。因为，人们甚至已经把解脱未来厄运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他们以其疫病调查员的身份几乎踏遍了非洲、欧洲、南美、亚洲。不论是在战乱烽起、难民流离、饥饿贫穷、环境恶劣的国度里，还是在灯红酒绿的“文明”都市，他们都置身于一条特殊的战线上，与人们看不到的，却是疯狂肆虐吞噬人类生命的死神——超级病毒进行着殊死的博杀。曾几何时，他们险些丧命于病毒的魔爪。在他们战斗的旅途上，充满着凶险、屈辱、神秘、误解，当然也有理解与合作。
他们追猎并与之搏杀的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第四级病毒”。这是世界上最顶级、最神秘、最凶残要命的病毒。
关于这对夫妇与病毒进行殊死战斗的故事，曾被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棘手地带》而传遍世界。而这本《第四级病毒》，则是由这对夫妇自己写成的“亲历记”。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人类所关心的生命杀手，诸如爱滋病毒之类的“第四级病毒”是如何产生、源于何处、特征怎样和如何吞噬人类生命的科学论述，也不仅是这两位“前线科学家”那充满荆棘的追猎病毒之旅以及那些充满神奇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有的是他们那种为解救人类生命苦难与浩劫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那振聋发喷的呐喊：——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城市，爱滋病毒携带者的比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十，而那里的“自由女子”则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爱滋病毒携带者。
——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人口的激增过剩与城市膨涨，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沦丧，经济贫穷与文化落后，都是爱滋病得以生存和蔓延的温床。
——在过去的十年来，爱滋病毒正尤如决堤的祸水，在世界上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顺流而下。
——科学的进步可以把人类送上大空，但是如果不解决人口过剩与落后贫穷，那么，所有的人类科学成就都将在病毒的横流中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不能及早设法，很可能，人类在20世纪末享有的将不是健康、平静，而是凭吊。
我们看惯了那些深入敌人营垒的侦探故事，而《第四级病毒》把我们所带入的却是与我们人类每一个生命都极为相关的、人与病毒的侦探与搏杀，这是没有硝烟但却更为酷烈的战争！
难怪，这本书一问世就风靡了美国、欧洲、台湾和日本，其真谛或许就是“没有不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就没有人不读此书。”
正文
前言
本书是我们追猎“第4级病毒”（level一4virus）过程中经历的故事。“第四级”是在实验室里进行分离、实验微生物组织结构时安全隔离分级的最高等级。第四级病毒给人类造成致命的疾病，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可救治的。其中最著名、危害最大的病毒要数埃波拉（Ebola）病毒和拉沙（lassa）病毒。它们对公众造成一种特殊的迷惑，而对我们这些研究它的人来说，则提供了神秘复杂的病毒世界的隐约迹象，我们只不过刚开始去了解而已。
本书的目的在于向感兴趣的读者阐明这些危险的微生物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在医院、在自然界、在实验室中一一的性能和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表达出我们对在最简陋的医院里就医的病毒性出血热患者的关注，以及我们探查僻远丛林或沙漠中的病毒潜藏地，或在“防护服”内工作，或在电子显微镜下窥寻一种新的病毒的诸多情况。我们邀请读者加入我们这一追猎一一从扎伊尔（Zaire）内地深处到塞内加尔（Benegal）和南非的荒无人烟的地区，直到金沙萨（Kinshasa）和长拉奇之类的繁华城市。
我们的记叙并不意味是对病毒或病毒性出血热的全面完整的研究。它只是对我们过去三十年来的工作和见闻经历的描述。书中出现的每个人员都是真实的，我们描述的每一事件都是确实发生过的。我们仅仅把患者的姓名改变了一下，为的是维护他们的权益。
我们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原以为可以战胜那些小小微生物的战斗还远未结束。每当我们似乎取得一点胜利的时候，一场新的战役，一种新的病毒，新的疫情又发生了，我们便立即转移到新的战场。
推动所有那些第四级病毒出现的因素是什么？我们须要弄清楚。那就是我们人类自身，那些微小的病毒潜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并未想伺机侵袭人类。而是我们人类干扰了它们栖身的自然环境。如果听其自然，不去触动它们，它们会静静地生存于自然界中，与其自然宿主保持生物平衡。由于人类侵袭了它们生存的环境，从而人类也就成了它们的受害者。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其实病毒是很少自动“出现”的。情况是人类人口过剩，聚居地区扩张，人类的活动侵犯了它们藏伏之地，迫使它们暴露了出来。人类并不适合于出血性热病毒的寄生，人不能供养病毒长期生存。相反，对于病毒，人是没有出路的宿主，人死了，病毒也与之俱亡。
除少数例外，病毒性出血热是最贫穷的人的疾病。有人由于砍伐了原始森林或猎杀了一头野兽而感染了病毒，从而流行开来，引起连锁感染。这是现代的一种现象。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西方的医药实践（它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扎根）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些疾病的传播。也许是哪位医生给一个感染了病毒的患者做了手术，或者用污染过的针头给另一位病人注射，于是病毒便这样传播开来。这并不是责怪西方医药。由于西方医药的成就，使许多人的寿命延长了，千千万万的儿童免于夭折。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只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却没有接受这一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方面。病毒之所以能够如此蔓延，其重要原因在此：忽视培训、忽视安全措施，终于酿成灾难。
第三世界的手术室里，配备的是学历有限、培训不足的医务人员，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施行外科手术，反复用同一注射器和针头为各种病人注射。在西方，病人若因此遭到不幸，便构成医疗失当案例而受到控告。但在第三世界，迫于穷困，缺乏教育，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其结果，许多病人死亡，医务人员也感染而死亡，最后威胁到整个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事例大多了！一一医生们非但不能治愈疾病，反而成了疾病传播的帮手。广为人知的埃波拉疫病的流行，绝大部分便是这样造成的。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病毒，并非第四级病毒，它们倒真是人类的病原体。我们人类是它们的天然宿主，它们要来侵占我们。显然，我们人口越多，我们的生活空间越拥挤，这些病毒就越容易传播，造成像艾滋病、传染性肝炎等疾病。这些病毒的威胁，由于人的行为，如反复使用同一针头，不经化验就输血，等等，也大大增加了。
我们研究了病毒性出血热，逐渐认识到病毒性疾病的出现，这一问题，不能只在医药和科学的范围内来考虑，我们对于人口过剩、贫困，以及不能控制的城市化等社会问题也必须同时加以考虑。我们请本书读者记住人类在这些传染病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开始处理人口过剩和贫困这些问题，结果我们将会把20世纪末作为健康和稳定的时期而怀念不已。我们将向您展示：在病毒世界里，我们是进袭者。
我们都以第一人称写作此书，因为我俩都是亲身经历者。约瑟夫·麦克科密克（Joseph McCormick）撰写他所最接近的事件，本书序曲和前十二章是他的手笔。苏珊·费希尔。霍克（Susan Fisher一Hoch）也直接讲述她的故事，本书第十三章以后的二十二章都是她写的。我们相信真理常常是一个观点问题，我们对同一事件时常互相补充各自的见解。《第四级病毒》是一部双重纪事。
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学博士
苏珊·费希尔。霍克，医学博士（汪培基译）
序曲
恩扎拉（Nzara），1979
当我和罗伊·巴伦（Roy Baron）在恩扎拉着陆时，天已快近黄昏了。夜晚并未缓解炎热。热气跟我们飞机在朱巴（Juba）起飞前一样。苏丹（Sudan）南部的湿气吸尽了我们身上的每一滴汗水，简直没法凉下来。
因为驾驶员只能靠视力飞行，他们不得不在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里过夜。我跟我的同事都在这里住宿过。他们并不高兴。想到要在这个致命的传染病流行地区逗留一夜，他们不禁胆战心惊。但是又别无办法，除非他们冒险马上一口气飞回喀土穆（Khartoum）去。
这一耽搁于我倒是有利，给我提供了极好机会：这样他们便能替我找些东西到喀土穆去交给美国大使馆运回美国。他们不知道我托他们带去的包裹里装的是些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肯定要拒绝携带，因为（如果我的预感正确的话）包裹里装的正是他们急想逃离的埃波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们并没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险。我知道怎样包装好病毒样品，机组人员不会遭到感染的。当我告诉他们要请他们带一包东西回喀土穆时，他们实际上是很乐意带的。我们需要尽快把病毒样品送到亚特兰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Disease Control一CDC）我们的实验室去，以便确定这次疫病爆发的原因。今天有许多更快速更灵敏的检测手段，有的甚至在采样现场就可进行，但是在1979年那时候，唯一能够确定埃波拉病毒的办法，只有验明特定的抗体或从培养的细胞和组织中分辨出这种病毒来。仅凭临床观察是不够的。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年，传染性疾病到处皆是。许多不同的感染，看起来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如高烧、头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发作的征象。即使明显的出血症状看来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难以确诊一定就是。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就是埃波拉病毒，还有一问题仍需解答：它与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株？或者是另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菌株？
我们决定当天夜晚就在延比奥（Yainbo）（距恩扎拉不远的一个市镇）的一所临时医院里检查病人，我和罗伊一放下行李，就准备好从病人身上采取血清样品需用的器械。获得这些样品只不过是战斗的一半；我们还得保存好它们。首先，我们得从病人身上抽血，然后将红血球细胞同含病毒的黄色血清分离，将取得的这些血清样品冷冻在我们从喀土穆一路带来的干冰之中，最后包装运寄。
我们到达这家医院后，看到的是昏暗灯光下一座泥土垒砌为墙、茅草为顶的房子，没有窗户，几个人聚集在进口处的外边——原来他们是屋内临终病人的家属，他们脸上的表情极为悲痛。罗伊和我穿上防护套服，看起来很像是美国空军的跳伞服——只不过我们这些跳伞服是用白色塑料膜制成的。然后又戴上防毒面具。它们不仅使人热得难耐，又十分笨重，还常常把病人吓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没先把他们病死的话。
在茅屋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派十分阴惨的景象。在那盏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下，我们看出大约有十一、二个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有的痛得直翻腾，精神错乱，徒然地挣扎着想逃脱病毒对他们身体的侵蚀。还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里，喉咙里呼喀呼嘻的响声，兆示着他们已经临终了。赤道夜晚的极端酷热将我们置于无情的控制之下，防护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们更加难受，我们汗出如雨，几乎难以呼吸。
为了检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须手持煤油灯，跪在地上进行。罗伊则帮助整理我采集到的血液样品。在这以前，他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这般肆虐。因此，这一定使他大力震惊。
明显地出血，在埃波拉热病早期并不常见。但是轻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见。我必须审视病人的眼白、检查鼻腔和牙龈，寻找出血的症状。皮肤出血的微小斑点、瘀斑，是个重要的迹象。可是在皮肤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却不易看出，即使条件再好也煞为困难。凭借一盏煤油灯的昏暗光线是不可能的。一个细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相关联。但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这些病人的喉部就能获得可以信服的证据。经过五天潜伏期和发病两三天以后，埃波拉热会使患者喉咙肿起，疼痛难忍，甚至连唾液也不能咽下。看看那喉咙情况，就知道了。它就像汉堡生牛肉那样地鲜红，黄色浓汁从扁桃腺内不断地渗出。
埃波拉热的另一症状是直肠出血。但是，若非明显出血（经常并不明显），就很难确诊。要么询问患者家属，要么化验粪便和血液，而由于逻辑的以及文明的理由，这类检查通常是很难做的。
我们好像在中世纪黑暗时代进行医疗工作，没有调光机、没有血球计数、没有血液培养、没有辅助诊断的设备条件，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受过的训练和经验。可是我们仍然努力进行，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检查着。
每一个病人显示出来的情况都是一种不同的挑战。其中有三人已经精神错乱，手足乱动。我只得请护士或病人家属帮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检查了以后，我便确有把握地断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对其余病人我还没有十分把握，他们患的可能是其他疾病。我们的职责是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离，然后尽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三个小时后，一切都办好了，这时已近半夜十一点了。我已经差不多二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真累极了。工作还没做完，还得把血清同红血球细胞分离。“疾病控制中心”的技术人员一定要生气的（他们要生气也是对的），如果他们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样品中混有溶解了的红血球细胞的话。因为那将要影响他们检验的精确。这里没有电，我只得想法临时凑合。幸好我有点先见之明，来时带了一台陈旧的手摇离心机。可是它只有两个吸取器，一次只能做两个样品。我共有十二份样品要分离，每一对试管大约总要摇上十分钟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分离。我至少要摇上整整一个小时才能做完这十二份样品。然后我还得把它们一一等分，用签条标明，包装起来放在干冰里。很快我就发觉我已筋疲力尽，不可能一口气摇上十分钟，中间要时时停下来喘口气。
我工作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干这活，不能让任何人参与。因为，一个试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于过度疲劳可能注意不到而被洒溅到身上。何必又让别人来冒此危险？我只戴着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纸做的防户套服，天太热了，不能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镜的，觉得无需再戴护目镜。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尽量仔细用心，不过这并不意味我就没有危险。我几乎随时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觉。如果受了感染，不到潜伏期过后，发起高烧，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明显时，我是不能确定自己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做完全部十个血清样品。这时已是清晨五点。草丛中洋槐树上的晨鸟鸣声瞅嗽，在迎接东方的朝曦。
我的精神振奋起来，美丽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雾中显得有些模糊，我们住宿的招待所（我曾试图在里面睡上一觉）只有几个房间，几张塌陷的铁架钢丝床上铺着棉布垫子，没有被单。虽然这里比医院里要稍微凉快了点，但仍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很难入睡。不过时间并不长。我得在早上七点左右起床把那些装满我艰难地分离出来的血清样品的贵重包裹送交飞行员们，请他们带回喀土穆去。这一切只不过是序曲。正式调查将于明天开始。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测定疫病流行的范围，鉴定所有的病例，隔离所有病人，防止传染。嗣后的日子里，几天或几周，将深入细致地查访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时，我们将设立一个小型实验室来检验抗体，免得老在等待亚特兰大送回检验的结果。
我们到达延比奥镇两天之后，我又来到那所临时医院检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者。在这种场合，我决定不戴防护面具，因为戴着它实在太难受了。病人是位年纪很大的妇女，是从确认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区送来的，她发着高烧，有时狂言讫语。据说，这位老妇人在住人医院前就已发作过一次。埃波拉病毒热患者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在热病的晚期常会发作。虽然我没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状，老妇人病得很重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跪下来给她抽血，她手脚乱动，翻腾不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臂。可是这个老妇人年纪太大了，又很虚弱，我想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我紧紧抓住她的左臂，准备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针头插进后便开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证针头确在静脉中。这时，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异常，我根本没有料到一个病弱老太太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这一出乎意料的动作，使得针头滑了出来，刺穿了我的手套。接着，我便发现手套上有一滴鲜血，是我的血。
过了一会儿，我记录下针刺情况。我看见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肤被划破了。
我悄悄地诅咒了。
我怎么竟会这样大意呢？我已经替三百多位拉沙热（Lassakve）病人抽过血，从来没刺到过自己。我当时本能地反应：脱下手套，放声大哭。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虽然我用清毒剂清洗了伤口，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妇人的血样取好，继续工作。我不能说我很镇定，但我也不惊慌。我有着一种很晦气的心情。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过污染的针头刺着——像我早些时候在扎伊尔调查过的那种病毒——能够活下去的希望实在不多。
实际上，我应该说，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当然，我现在是在苏丹，有可能这里这种病毒的菌株并不那么厉害，——尽管这方面资料还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国研究人员，在1976年扎伊尔的疫病流行之后，在波登·当（Porton Dewn）的“热实验室里给老鼠注射时，也曾被沾满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着过。他大病了好些日子。他像我一样，针头刺着了姆指，但并未流血。跟我一样，他也是马上用消毒剂洗了伤口。后来，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姆指截断。因此，我不能从他那个先例增加多少信心。我也不能对医疗寄托任何希望。没有特效药，没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没有什么可治疗的方法。
几乎无可救药。有一种可能，也许没多大价值，但我别无他法了。1979年那时人们认为康复血浆，即从患过埃波拉热病痊愈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浆，对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疗效。但是英国迄今做过的几次试验的资料——那些试验的设计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据不足。1976年间我们为防万一需用也曾采集过一些这样的血浆，这次到苏丹来，我也随身带了一些。这些血浆状态并非最佳，不过至少经过仔细过滤，除净了其中的绿色杂质。我想就请罗伊替我输进这些血浆，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按照这类紧急意外事件的处理办法规定，我必须由专门配有现场隔离室的飞机送我离开此地。可是，这架飞机此刻正停在欧洲的某机场的跑道上，机上的隔离室又存放在开罗美国海军医学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里。而且，即使我马上可以撤离，那实际上就等于由我中止了这次调查。小组里其他同事都没有我的经验，我离开后他们就不能继续工作，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向的努力都将成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我撤离了，又将出现什么情况？我开始权衡着这两种不同的后果。
一、这位老妇人死了。如果那样，我身上就很可能潜伏有埃波拉病毒。不过我估计等她死后我至少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离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热病，但是活过来了。假如那时我们检验她的血液并且找到了抗体，我们就有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我已经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况下，我就得立即采取行动——无论可能是什么样的行动。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热病。如果那样，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从开罗运来隔离室，我将会感到荒谬可笑。总之，我这样推理：既然血浆是目前唯一可用的医疗药物（尽管对它的疗效还有疑问），回美国去使用它，同留在苏丹使用它，对我并没有多大差别。无论怎样，在我病倒以前，已来不及返回美国了；像我这样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潜伏期至多也只几天。
其次，我还得考虑另一问题。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确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会不会连累别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险？这种疾病在早期阶段不易传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液。于是就这样决定了：我留下不走，争取平安度过危险。
那天晚上，罗伊替我输了血浆，我们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愿该酒能有一点治疗作用。如果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点安慰。酒瓶已经空了，我无事可做，只有回招待所躺到那棉垫和薄布被单上去。
从那以后，我继续仔细观察着那位可怜的老妇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两次，检查她的脉搏、呼吸和体温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没有长出抗体。假如我睡过觉的话，也只是断断续续地时睡时醒。虽然我按常规到处走来走去，但是脑子里总是记挂着她。无论她身上发生什么事，都好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她的命运已经成了我的命运了。
扎伊尔1983/1965
愤怒与挫折的泪水在我眼里不断涌出。我站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玛玛·那模（MamaYemo）医院一张肮脏病床的床头看着一位妇女死去，她大概不过25岁，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垫上，身体裸露着，连一条覆盖的被单都没有。我猛力拍打着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病房内大约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几位跟我面前这位妇女的情况完全一样。她的头发全秃了，面色腊黄，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溃烂。我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她口内舌上全是酵菌泡泡，这一定曾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现在我们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见的症状。她们皮肤紧绷在骨头上，像尚未着墨的油画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着许多铅灰色肿胀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肤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见。她身上其他部分长着褥疮，变成了许许多多流脓的小洞。她身材中等，体重却不过五十或六十磅。
她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这在扎伊尔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传统，一家人都围在临终病人身边，好让死者安详地寿终正寝。条件许可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让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有文化并对个人有深远涵义的环境中离开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灵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见过因患糖尿病、结核病、麻风病、甚至拉沙热病而死亡的人。他们的家人总是围在他们身边，这样就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绝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医院里，这是极其常见的。
现在我面前见到的是新的、我在现代非洲的经历中从所未见的人类悲剧：一个被遗弃的年轻妇女正在孤独地死去。
怎么会这样呢？
是何等大灾难和文化扭曲的巨变导致了这一悲剧？我在扎伊尔的学校里教书时也曾见过苦难、穷困和疾病。我见过人们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见过儿童死于疟疾，而他们的妈妈只是一旁看着，毫无办法，一味地悲伤。可是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个女人这样。在非洲，人们决不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或者这只是我的认识。
虽然我见惯了那些绝症，但这位妇女的悲惨景况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体现了互相倾轧的、混乱的现代世界已在非洲脱颖而出，一切常规习俗全都摒弃不顾。我极力试图理解出现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如此戏剧性地、残酷地转变了传统文化？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经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远地区跟疾病斗争取得的一切经验现在都得重新评价了。我没有什么防止办法可以提供，没有慰藉可给，没有什么小小珍贵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望着我。不顾自身的疼痛，她礼貌地招呼我：“Moyo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丝微笑，表明她也许有力气回答我几个提问。
我问她是哪里来的。
“文博一尼亚玛（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这个市镇。1965年学年开始时，我到过那里。那是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在布鲁塞尔学了一年法文之后来到那里的，对一切都很新鲜，又很热情，当时我刚21岁，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学和数学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该校校长助理。
转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农村长大的。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来要在扎伊尔农村给穷困的学生教授科学课程并寿终于此。……只是，那时印第安纳农村里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类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会在地图上查找扎伊尔——那时候叫做比属刚果——这块地方。我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农家，过着隐逸的简朴生活。我妈妈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我高中同班的全体同学中只有五个人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向大学提出过入学申请。我幸运地结识了一对夫妇，一个名叫吉姆·科弗尔特（Jim Colverts）的牧师同他的妻子苏（Sue），他俩对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护着我。苏在甫佛罗里达州立学院———所不大的文科学院上过学。她鼓励我向该校申请。即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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