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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帝国风云-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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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皇帝和行宫继续独揽军权，由中枢指挥一切，反而还好些，如今事情却复杂了，在水陆两路远征军尚未出发之际，各系统帅们已经“斗”得热火朝天了。
四月中，皇帝和中枢从远征诸军统帅们送来的雪片一般的奏章中，敏锐地发现了远征军内部矛盾骤然激烈的“事实”，无奈之下，不得不迅速收回部分“权力”，但为时已晚，各统帅之间的矛盾已经摆在了明处，比如在选锋军的委派上，统帅们就各有人选、各执一词，为此皇帝和中枢不得不通盘考虑，尽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以便缓和军中矛盾，凝聚军中士气。
事关东征成败，皇帝和中枢不敢犹豫，更不敢久拖不决，以免再生变故延误东征，遂毅然以远征军陆路统帅薛世雄所提建议为主旨，果断下诏，由吏部侍郎、观国公杨恭仁为选锋军统帅，监察御史崔逊为监军，武贲郎将罗艺、武牙郎将王辩、果毅郎将伽蓝副之，而选锋军主力则由龙卫军所辖三十二个团、右武卫府辖下两个鹰扬府八个团、右候卫府辖下两个鹰扬府十个团，共一万大军组成，于接旨之日起，横渡辽水展开攻击。
四月十九日，王辩、薛万均、薛万彻率先渡过辽水，挥军进击。
四月二十日，杨恭仁、崔逊、伽蓝、冯翊率选锋军主力龙卫军渡过辽水，随后跟进。
四月二十三日，帝国东征选锋军云集高句丽西北部第一重镇辽东城下，准备第三次攻击辽东城。
辽东城已经成为帝国东征的“梦魇”。
第一次东征，皇帝驾临城下，指挥数十万大军猛攻辽东城，自三月底一直打到六月上都未能攻克，不得已，遂兵分两路，一部继续围攻辽东城及高句丽其他西北部城池，一部则九道并进直杀平壤。结果到了七月底，攻击平壤的帝国主力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辽东城却依旧未能拿下。最后，第一次东征的战果就是攻陷了高句丽北部重镇武厉逻，帝国在那里设置了辽东郡和通定镇，好歹有了一块小小的“遮羞布”。
第二次东征，帝国远征军再次受阻于辽东城，皇帝也再次驾临辽东城下亲自指挥。这一仗自四月底一直打到六月底，帝国远征军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不得已，还是兵分两路。皇帝丢不起这个人，咬牙切齿也要拿下辽东城，而薛世雄则率主力直杀平壤。结果薛世雄刚刚拿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便接到了撤军的命令。所以，第二次东征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战果。
辽东城因此成为插在皇帝和帝国将士心中的一根肉刺，让他们痛苦不堪，让他们倍感耻辱，好在皇帝和中枢在平定了杨玄感之乱后便迫不及待的发动了第三次东征，给了帝国将士洗雪耻辱的机会。
这次指挥攻击辽东城的是观国公杨恭仁。
杨恭仁没有参加前两次东征。他的父亲观德王杨雄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二月十二日病逝，也就是在第一次东征开始期间死去，杨恭仁兄弟为此不得不扶灵返京。二次东征期间杨恭仁持丧在家，亦未参加。也正因为如此，杨恭仁对东征一直存有不祥之感。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五，先是内史令元寿病逝；接着在二月十二日，观德王杨雄病逝；到了三月十二日，兵部尚书、检校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病逝；夏季五月初四，纳言杨达病逝。短短五个月内，帝国中枢核心里的四位德高望重的大臣辞世，可以想像一下此事对帝国、对皇帝本人和中枢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这明显就是个不祥之兆，即便是无知小儿也能预感到一丝端倪，然而，帝国和皇帝当时已经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而第一次东征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不祥之兆。
时隔三年，大业十年的第三次东征，是不是也有不祥之兆？有，不但有，而且正迅速在中土蔓延，那便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大潮，无数生灵正在杀戮中痛苦哀嚎，这时候皇帝和中枢不想方设法戡乱平叛稳定国内，反而继续穷兵黩武远征蛮夷，实在是本末倒置之举。
所以，杨恭仁的第三次东征策略是非常保守的，就如皇帝和中枢坐镇北平居中指挥所表现出的“保守”一样，寄希望于用武力威慑高句丽，迫使高句丽投降，挽回帝国、皇帝和中央的“颜面”，然后便结束东征，调转矛头，集中全部力量应对国内的动荡局势。
军议上，有关选锋军对辽东城将采取何种进攻方法争论激烈，有坚持强攻的，有坚持围而不攻以等待薛世雄、李景和赵才三位老帅率主力渡河而来，有建议甩开辽东城，快马加鞭直杀平壤，出其不意，一举摧毁高句丽之根本，则辽东等城池可不攻而下。
武贲郎将罗艺做为选锋军第一副帅，与其下属幽燕诸将，因为第一次东征伤亡惨重，无数袍泽葬身敌土，故对高句丽恨之入骨，日思夜想的便是报仇雪恨，而久攻不克的辽东城正是他们报仇和雪耻的首选之地。此城不下，则锥心刺骨，死不瞑目。
武牙郎将王辩做为选锋军第二副帅，与薛万均薛万彻兄弟则持谨慎态度。无论是围攻辽东城还是孤军深入直捣敌都，在前两次东征实践中都未能取得预期战果，而第三次东征无论是国内外局势还是远征军的人数、粮草和军心士气，与前两次东征都有着巨大悬殊，再加上皇帝和中枢虽然把战场指挥权下放了，但薛世雄根本压制不住李景、赵才、来护儿和周法尚，所以从远征军内部复杂的关系来说，还是放慢进攻节奏，走一步看一步为好，以免大意失荆州，重蹈败亡之覆辙。
伽蓝做为选锋军第三副帅，倚仗自己在龙卫军里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和由此带来的强悍实力，在选锋军里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他反对攻城，因为这座城池和城池里的高句丽人曾经顶住了帝国远征军两次声势浩大的强攻，他们有士气，有信心，也有经验，一旦远征军第三次受阻于城下，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第三次东征必定要重蹈前两次东征失败之覆辙。
伽蓝的建议遭到了杨恭仁、崔逊乃至王辩的一致反对。
罗艺则保持沉默，攻城的确是下策，因为有前车之鉴，这次兵力和军备都不足，恐怕更难攻克，所以相比较而言，伽蓝的直捣敌心之策反而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暗合“以奇制胜”之道。
伽蓝据理力争。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则是来自前兵部尚书、北平襄侯段文振病逝之前，给皇帝的上表献策：“……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轲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上表的主旨便是兵贵神速，直杀平壤，水陆并进，出敌不意，只要拿下平壤城，则高句丽旦夕败亡。
皇帝和中枢在第一次东征的前期并没有采纳段文振的遗策，而是以重兵猛攻辽东城，在辽东城下整整耽搁了两个月，待到辽东城久攻不克，而时间又即将入秋，皇帝和中枢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依从了段文振的遗策，水陆并进，以三十五万水陆大军直杀平壤，然而，战机稍纵即逝，一切都迟了。
“现在是四月底，是最佳的攻击时间，若此刻依北平襄侯之遗策，以奇兵直杀平壤，则必能赢得东征之胜利。”
伽蓝慷慨陈词，寸步不让。
杨恭仁沉默，崔逊沉默，王辩也沉默。
突然，罗艺站了起来，振臂而呼，“北平襄侯乃国之重器，北平襄侯遗策乃东征之上策，某愿从之，某愿与伽蓝将军生死与共，直杀敌都。”
第270章 孤军深入
罗艺的这一声厉呼，不但让杨恭仁、崔逊和王辩吃惊，也令伽蓝吃惊。
什么原因导致罗艺突然改变了立场，竟然支持伽蓝？难道武川系调整了他们的既定策略，转而在力保国内政治利益的同时，全力在第三次东征战场上寻求更多更大的获利机会？抑或，武川系试图进一步接近以越王杨侗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以便在未来的皇统之争中赢得先机？
罗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把他所在的武川系对第三次东征所寻求的更高目标公之于众，于是，这场军议的性质也就变了。
在这座帅帐里，若以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来划分势力，那么杨恭仁、崔逊和伽蓝因为有共同利益诉求，是最大的一股势力，而罗艺则代表了关陇武川系。在龙卫军里，与罗艺同属一个政治势力的还有柴绍、魏征和黄君汉，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关陇武川系还在以伽蓝为“桥梁”，刻意维系着与以裴世矩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势力之间的联盟。这一结盟之举在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中已经充分展露了其不可估量的价值。
至于王辩，他则代表了以薛世雄为首的支持皇帝改革的军界关陇系激进势力。王辩实际上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以他低微的寒门出身，无法跨入世家豪门的政治圈子，因此对于攻击之策，他是单纯的从军事角度来做出判断，而杨恭仁、崔逊、罗艺和伽蓝则从政治角度来权衡得失。
至此王辩彻底闭上了嘴巴，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份量，接下来的议事，已经轮不到他发表意见了。
“孤军深入，乃下下之策，不可行。”
崔逊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一万人的选锋军，而且还是以龙卫军为主力的选锋军，其中一半人还是伽蓝从河北蓄意“骗”来的义军将士，用这样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去攻打平壤，未免儿戏。
武川系居心叵测，可能存有摧毁龙卫军，干净利落地把越王杨侗赶出皇统之争的阴谋。崔逊的想法很简单，不能上当。崔氏已经与越王杨侗捆在一起，而杨侗距离皇帝的宝座太远了，为此崔氏必须不惜代价稳住伽蓝，保住龙卫军，力争在未来抓住任何一丝上位的机会。
要知道越王杨侗的功绩越大，实力越强，他在皇统之争中的处境就越危险。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就是现实的例子。而崔氏更是在皇帝的逼迫下不得不在刀尖上跳舞，一步生，一步死，而能否死中求生，就要看“内功”练得如何，能否抓住主动权。杨侗一旦没有坐上皇位，他的未来就没有了，而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也将烟消云散。或许年轻气盛骄横自大的伽蓝敢于一次次豪赌，但崔氏是中土政治漩涡中摇摇欲坠的大船，几次倾覆之后，崔氏损失惨重，再也赌不起了。
最后的决策权就在杨恭仁手上，而杨恭仁犹疑不决。
杨恭仁可以把这一策略的决策权交给薛世雄，奈何薛世雄并不是一言九鼎的前线最高统帅，在他的上面有皇帝和中枢，在他的身边则有李景和赵才，事实上薛世雄倍受掣肘，根本无法从自身的利益以及自己对战局的考虑做出他认为是最好的决策。
这就是第三次东征决策层的混乱之态，相比较而言，前两次东征的决策层都以皇帝为核心，事情反而好办，即便决策错了，但好歹也有个决策，下面的将军们最起码还有个命令可以遵照执行，而这一次，选锋军都兵临辽东城下了，怀远镇的统帅部竟然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攻击部署，是集结全部兵力猛攻辽东城，还是兵分两路一路围攻辽东城一路直杀平壤？抑或甩开辽东城，于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后，义无反顾地杀向平壤？
皇帝和中枢之所以让杨恭仁出任选锋军统帅，正是基于远征军统帅部决策层的混乱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得已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杨恭仁以自己尊贵的皇族身份主动承担起临机处置之大权。而诸如薛世雄等人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因为他们一旦擅权或者做出了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仕途和生命，而杨恭仁虽然也有同样的忧虑，但皇族总是有特权，况且皇帝也授予了他临机处置之权，即便越权或者做错了，也会从宽处理，最多也就是沉沦几年然后再寻个机会东山再起。
正因为皇族身份超然，有特权，皇族才会不惜代价保护自己的国祚，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杨恭仁的立场来说，他愿意看到朝堂上的温和改革派和关陇武川系这两大帝国政治势力能维持长久的结盟，而这一联盟若能持久，必将影响甚至改变帝国正陷入绝望中的皇统之争。一旦帝国确立了自己的储君，那么帝国的政治局面必然发生巨大的足以推动帝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变化。
杨恭仁权衡良久，终于做出了决策，不过他依旧拒绝了伽蓝直杀平壤的建议。
“辽东城坚固，易守难攻。”杨恭仁对崔逊说道，“选锋军一万将士，拿不下这座城池，倘若强行攻击，必然损失惨重，而选锋军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言下之意，选锋军既然到了辽东城下，就必须做出决策，而从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出发，攻城显然是下策，但选锋军又不能待在城下无所事事，消极怠战，平白遭人诟病，于是也就剩下唯一一个选择，甩开辽东城，大踏步向前。
“选锋军在前，主力在后，粮草辎重都在后。倘若选锋军长途跋涉直杀平壤，在兵力和粮草辎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如何攻打平壤？”
这是事实，没有粮草辎重的持续供给，选锋军就算杀到了平壤城下，也只有干瞪眼，而高句丽在经过前两次东征的血腥厮杀后，田地荒芜，至此已经根本无需坚壁清野，现在不论帝国的选锋军如何烧杀掳掠，也不会抢到一粒粮食，甚至连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恐怕都抢不到。
接着，杨恭仁拿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选锋军直杀乌骨城，在乌骨城会合荣公（来护儿）和谯公（周法尚）的水师，然后再去攻打平壤。”
这是一个好计策。从目前统帅部的混乱情况来看，指望薛世雄、李景和赵才齐心协力，以最快速度杀到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和周法尚有些不切实际。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薛、李、赵三人是帝国军界关陇系的鼎柱人物，而来护儿和周法尚则来自江左，是帝国军界江左系的领袖级人物。试想一下，帝国军界这两大对立派系的将军们能搁置矛盾和冲突，众志成城杀外虏吗？根本不可能，相反，为了抢夺战绩和功勋，双方肯定是各出奇招，无所不用其极，能本着军人的道德不在自己人的背后下毒手就算不错了。
第一次东征时，来护儿和周法尚率先攻打平壤失利，损失三万多将士，他们的“借口”便是水师所带粮草不足，又担心陆路大军不能尽快赶来会合，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攻击，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抢功。结果等到陆路大军赶到，水师已经大败，水陆大军联合攻击的既定策略已经无法实施了。
也正因为如此，来护儿和周法尚这一次必定会以最快速度登陆高句丽，由毕奢城方向火速北上杀到乌骨城。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薛世雄、李景和赵才是否赶到了乌骨城，来护儿和周法尚都不会等他们，因为江左人要洗雪前耻，要攻克平壤，要拿下灭亡高句丽的第一大功。
龙卫军直杀乌骨城，这一路上的粮草还是绰绰有余。等到了乌骨城，与水师会合后，便能得到水师粮草的支援。而在有充足的粮草、有足够多的军队的情况下，龙卫军跟在水师后面直杀平壤，其危险性大大降低，而获取战绩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这完全符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
杨恭仁这一计策当即赢得了众人的赞同，就连崔逊都赞不绝口。
四月二十五日，杨恭仁在禀报辽东大本营的同时，率东征选锋军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杀高句丽腹地，飞奔四百多里外的乌骨城而去。
杨恭仁狠狠“将”了辽东大本营一军，让东征统帅部在混乱之中倍感难堪。
统帅部在选锋军抵达辽东城下的时候，并没有下达具体命令，既没有让选锋军马上攻城，也没有让选锋军城下待命，结果杨恭仁选择了第三条路，以“先锋”之名义甩开辽东城，大踏步向高句丽腹地挺进，意图先与来护儿、周法尚会合，然后与帝国水师一起水陆并进，杀奔平壤，直捣敌虏心脏所在。
薛世雄镇制不了李景和赵才，只能指望皇帝和中枢决策，实际上就是把手上的权力还给了皇帝和中枢。这种做法的确很“保险”，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但问题是，皇帝和中枢发动第三次东征的主要目标不是取得远征的胜利，而是以远征的胜利来赢得国内政治上的胜利，所以皇帝放权了，放手让将军们去打，而将军们偏偏不要这个权，于是战场上便出现了“无令可遵”的荒诞一幕。
杨恭仁自己决策，决意去会合来护儿和周法尚，与水师一起去打平壤，可以预见，有了杨恭仁这位选锋军统帅，这位皇帝授权的远征开路先锋，来护儿和周法尚还会犹豫吗？还会等待与陆路主力大军会师之后再去打平壤吗？
薛世雄、李景和赵才再不敢耽搁了，再耽搁不仅贻误军机，而且有故意拖延东征，与皇帝和中枢做对之嫌，所以三人在形势的胁迫下，不得不放弃争执，各起本部人马，急速渡过辽水，然后以一部兵力包围辽东城，确保粮道畅通，以主力向乌骨城飞速挺进，以求尽快与帝国水师会合。
第271章 今上的大战略
乌骨城位于千山东南麓，距离叆河与鸭绿水的交汇处大约一百余里，距离辽东湾大约两百余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它不但是高句丽中部重镇，也是高句丽京都平壤的门户。
此城历史悠久，大约建于一千六百余年前。经过一代代高句丽人持之以恒的建设和修缮，至今已经成为一座依山傍水，方圆近十里的大城，其防御系统十分完善，由内城、外城、瓮城、烽火台和高山哨所组成，固若磐石。
前两次东征，帝国军队都未能拿下乌骨城，就如辽东城一样，只能重兵包围，以帮助东征主力攻打平壤，试图以攻克高句丽的都城来摧毁整个高句丽王国，但两次均告失败，于是它也就成了横亘在帝国将士心中的一根无法拔除的“刺”。
龙卫军在向导的带领下，以急行军的速度飞奔乌骨城。
乌骨城已经接到帝国军队第三次渡过辽水的消息。这一次，高句丽人既没有第一次听到中土人气势汹汹杀来时的恐惧，也没有第二次听到中土人杀来时的愤怒，而是绝望，无助的绝望。
中土人败而不馁，一次次的杀来，非要置高句丽人于死地。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即便中土人在首战之中便栽了个“大跟头”，但中土是个巨人，一翻身又站了起来，愈战愈勇。而高句丽则国力太弱，即便在前两次较量中它都取得了胜利，但它却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今日的高句丽已经摇摇欲坠、奄奄一息、难以为继了。
在双方的战争中，做为弱势的高句丽一方，它唯一的选择就是防御，就是据城坚守，而由此带来的损失让其不堪承受。军队、平民和奴隶都挤在一个城池里，虽然靠人力和士气守住了城池，但耕种和生产却骤减甚至停止了。只有消耗没有产出，坐吃山空，结果可想而知。帝国第一次和第二次攻击都失利了，丢弃了大量的粮草辎重，不过相比高句丽人生活和战争所需，那点战利品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本阻止不了国力的衰败，也阻止不了饥荒的爆发。
假如中土人今年停止攻击，高句丽人就能赢得喘息的时间，然而，或许是他们在第一次战争中屠杀了几十万中土人，一度庇护他们的上苍被这种残忍而血腥的杀戮所震骇，再不眷顾他们，无论他们怎样的祈祷和哀嚎，帝国的大军还是第三次渡过辽水，杀了进来。
高句丽人两年不耕种，两年不放牧，两年都在穷尽一切力量打仗，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饥荒的全面爆发，而全国性的大饥荒再加上战争的第三次来临，就此把高句丽推进了亡国亡种的绝境。
高句丽人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臣服于帝国做藩属为附庸，但令他们绝望的是，三年前，中土人为什么要打他们？帝国的皇帝为什么要倾尽国力，起百万雄师征伐一个本来就臣服于他的番邦小国？帝国会接受他们的投降吗？
原因无他，庞大的中土帝国和小小的番邦高句丽爆发战场，首先便是源自半岛紧张的局势，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争霸战自高汤、高元父子相继为高句丽王以来便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半岛紧张局势之所以愈演愈烈，其根源则是来自高句丽人的强国梦想。
以高句丽弹丸小国，强国的首要之务就是扩张，就是拓展疆土，而高句丽人若想扩张，就必须击败百济和新罗，统一半岛，然后向北，征服靺鞨（mo/he）、室韦和契丹三大部落，这其中还包括了中土的辽西，然后才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新王国。
在高丽王高汤时代，也正是中土统一时代，鉴于中土统一前后局势艰难，无暇他顾，高句丽人乘机开始了扩张。先帝曾指责高句丽“虽称藩属，诚节未尽……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常遣使人，密觇（chan）消息……”，但高句丽人却有恃无恐，一次次试探帝国的底线。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前后，帝国政治风暴剧烈，先是帝国四大权臣之一的虞庆则被先帝找了个借口杀了，接着秦王杨俊免官幽禁，其背后的崔氏豪门亦受到连累。值此关头，高句丽新王高元却联合靺鞨起一万余骑入侵辽西。先帝大怒，以汉王杨谅为元帅，总水陆大军两路攻击高句丽。此役因准备不足，帝国远征军遭遇到了疾病和海上风暴，最终未能杀进高句丽，但高元却因此探知到了帝国的底线，遂自称“辽东粪土臣子高元”上表谢罪，逃过了一劫。
从此，高元继续他的强国大业，在半岛与新罗、百济作战，在北部则与靺鞨、室韦、契丹合纵连横，甚至还走进了广袤的大漠，与突厥人、铁勒人结盟，意图利用他们的力量牵制中土帝国，继而给高句丽的扩张赢得时间和空间，但高元非常谨慎，轻易不敢不触及帝国的“底线”。
然而，不论是大漠上的突厥人和铁勒人，还是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包括远东的靺鞨、室韦和契丹，都是中土帝国的藩属，不论是名义上的藩属还是实际上的藩属，帝国始终是宗主国。宗主国有它的权力，也有它的义务。当百济、新罗频频派遣使者到宗主国奏报半岛局势，谴责高句丽人的狼子野心，试图以此来影响帝国的外交战略，继而借助强大的帝国打击高句丽的时候；当契丹人在高句丽人和靺鞨人的联手威逼下，处境艰难，不得不向帝国求助的时候；当中土的辽西遭到高句丽人无数次的侵扰苦不堪言的时候；当高句丽人沉浸在自己的梦想里，自信心极度膨胀，甚至连最基本的藩礼和承诺都不能遵守的时候，高句丽便一天天的变成了帝国的“心腹大患”，变成了一个潜在的一旦强大起来必将给帝国带来无穷祸患的番邦，一个必须在它强大起来之前予其以毁灭性打击的蛮夷之族。为此，做为宗主国的中土帝国，必须拿出行动，及时予高句丽以严惩，令其俯首称臣，从而给那些心怀异志的藩属以警告，给那个蠢蠢欲动的外族以威慑，如此方能为帝国赢得一个稳定的国内外局势，为帝国的统一大业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开皇十八年的帝国远征因准备不足导致帝国将士在水陆两道死伤惨重。高句丽王高元虽然畏惧于帝国的强大而上表献罪，但东都和平壤实际上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高句丽人不会放弃强国之路，而中土也绝不允许在自己的远东方向出现强大对手。试想，中土一旦被以西突厥、吐谷浑为首的西方强敌，被以东突厥、铁勒人为首的北方强敌和以高句丽、靺鞨人为首的远东强敌所包围，陷入三面苦战的窘境，那么，国力必被严重消耗，帝国必定窘迫不堪，中土的统一大业则面临崩溃之危，一旦中土崩裂，则必然重演五胡乱华之悲剧。这是中土人所不能接受的事，也是东都所不能忍受的局面，所以，开皇十八年后，帝国对高句丽的外交战略便以“安抚”转为“打击”。
今上继承皇统后，在政治上承继了先帝的中央集权制，锐意改革，在国防上则继承了守外虚内之策，改“攻防兼备”为积极进攻，不遗余力的要打破四面强敌对中土的威胁，而首要目标便是高句丽。
先帝远征高句丽失利，这成了中土耻辱，帝国“隐疾”，也削弱了帝国对藩属强虏的威慑力，所以，能否击败高句丽，摧毁高句丽崛起远东的梦想，彻底铲除高句丽对中土的威胁，已经关系到了帝国能否重建强大威势，控制四海藩属的关键所在。
为此，今上首先连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力求以更快的速度把江南的粮食和人力调往北方；接着今上在西域利用铁勒人重创了西突厥，并利用西土局势的混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吐谷浑，解决了西部强敌对中土的威胁；同时又屡次北上大漠召见东突厥等诸虏首领，以扬帝国之威，牢牢压制住了北部强敌蠢蠢欲动之心；最后，万事俱备，开始远征高句丽。
今上连通大运河，西征东伐，并不是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也不是要彰显帝国之威，而是要实施维护中土统一和帝国长治久安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如果完成了，今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千古功业，还将造福整个中土。然而，如此一个大战略，若想实现，首要前提是国力充裕。就如当年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他的武功是建立在“文景之治”的国力积累上。
今日的帝国，其国力是否足以支撑今上完成这一大战略？理论上是可以的，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没有问题，但这一大战略的完成，除了需要充足的财赋外，尤其需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今上却在没有完成中央集权和没有摧毁门阀士族政治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这一大战略，结果与他的预期差了十万八千里。东征的两次失利，就此把今上和他的改革派力量毫不留情地推上了“不归路”。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策略，或者，有没有一股力量，能把今上和他的改革派同仁们从绝境中拯救出来？
伽蓝和龙卫军就带着这一艰巨使命，杀到了乌骨城下。
第272章 乌骨城外
四月二十七日，帝国龙卫军杀到了乌骨城下，打了高句丽人一个措手不及。
乌骨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但前提是，方圆近十里的城池，一旦被敌人包围，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守城，两者任一不足，城池必破。为此，在接到辽东城急报，中土人再一次渡过辽水杀进来之后，乌骨城就十万火急下令，把周边县乡的人口全部撤进城池，坚壁清野。
实际上高句丽人早在去年秋天便已进入大饥荒。因为帝国连续两年的攻击，致使高句丽人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战争，于是田地大量荒芜，赋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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