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1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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螅�在即将统一中土的时候，在权力和财富面临再一次分配的时候，宗室纷纷下山“摘桃子”，他们在这场瓜分中土利益的盛宴中抢到了最大一块“肥肉”，这才是公子宝鼎和王翦的亲密关系产生裂痕的真正原因。

王翦的权力受到压制和削弱，这是因为公子宝鼎的强势还是咸阳的故意纵容？是偶然还是必然？是不是意味着异姓豪门贵族正在面临新一轮的打击，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所能享有的利益正在被宗室贵族不断地掠夺和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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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在拟制国策变革方案的时候，首要目的是拯救帝国，也就是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尤其对边陲疆域的控制，因为大秦的军队未来都部署在边疆，所以他拿出了封国制，以宗室领封君，确保地方对中央的忠诚。

宗室的权力和财富因此膨胀，异姓豪门贵族和寒门贵族的利益因此受损，所以宝鼎接着拿出了以二十等军功爵为基础的世袭制和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财经制度，以此来提高异姓豪门贵族的利益，同时维持寒门贵族的利益，但寒门贵族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变革策略实际上堵塞了寒门士人的仕途，将来朝政必将被世家和门阀所把持，而豪豪门贵族也反对，这些变革策略实际上满足不了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攫取**，他们需要更多，他们不但要堵塞寒门士人与他们争权夺利的途径，还要从君王和宗室的利益中挖下一大块。

国策变革就是这样，尤其是基础国策的变革，牵扯的利益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也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可能，必须一步步来，一步步解决因为变革而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现在封国制还停留在商讨阶段，王子分封也还没有开始，王子正在出镇地方以获取功勋。统一的功勋只有那么多，王子下山“摘桃子”，拿走最大的功勋，那么其他人手里的“桃子”就少了，“桃子”的个头也小了，利益必然受损，尤其像王翦这样的豪门贵族，他们的目标也是分封，即使不能封国，最起码也要封郡、封县吧？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功勋的大小至关重要。

宝鼎穿越而来，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大一统思想，灵魂上更是深深烙刻着中央集权制的印记，所以很多在他看来是必然的事情，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新生事物。

这是一个延续了八百年的分封和分裂正在走向今日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年代，思想在大碰撞，制度在大碰撞，很多东西肯定是新生事物，这个时代的人都要在激烈的碰撞中去熟悉、去思考、去接受，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才能逐渐走上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道路。然而，宝鼎忽略了，忽略了这个大时代的特殊性，这就是他的局限，这导致他未来的路及其艰难，距离他的理想和抱负可谓遥远。

历史上大秦崩溃，楚汉相争，五年的后战国时代就像一把熊熊大火，把传承八百余年的诸侯和士卿贵族统统焚毁。当刘邦带着一帮小吏和庶民再次统一中土的时候，中土就是一片废墟，大汉帝国就是在废墟上重建而起，中土涅槃重生。

宝鼎在逆天而行，他要阻止中土的毁灭，阻止中土的涅磐，他试图让中土在吸收和融合八百余年的传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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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翦把两人之间的矛盾直接挑明，直言不讳地告诉宝鼎，他可以配合宝鼎攻燕，但他绝不承担主攻之责，也就是绝不承担失利之责。

你老嬴家要摘桃子，那你们去摘吧，老夫拒不奉陪。

宝鼎脸上依旧带着浅浅的笑容，似乎没有听懂王翦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但他心里却是异常吃惊，眼里更是掠过一丝凌厉之色，他也愤怒了。王翦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再支持自己，甚至与自己公开对立，其后果之严重已经超出了自己所能掌控的余地。

“二十万军队应该可以拿下燕国。”宝鼎笑着说道。

宝鼎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河北投入十万，我代北投入十万，两路同时攻击，不分主攻和佯攻。

王翦暗自冷笑。他对宝鼎有些失望，自己已经把话挑明了，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统兵权和战场指挥权，谁知宝鼎恍若不闻，根本没有放弃控制代北三十万大军的意思。

王翦依旧摇头，“两路夹攻，必有主次，这和投入战场的军队数量没有关系。”

司马尚转头看看宝鼎，悄悄使了个眼色。王翦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武烈侯继续“执迷不悟”，这一仗王翦肯定是“冷眼旁观”，要靠宝鼎和代北大军自己去打了。

宝鼎笑笑，问道，“三十万大军如何？”

司马尚脸色一僵，暗自苦叹。武烈侯，你在代北位高权重，你可以为所欲为，但王翦是大秦的上将军，是武成侯，你这样公开抢夺他的军权，他岂肯退让？

王翦抚须而笑，“武烈侯既然打算调用二十万大军攻打居庸塞，那无疑就是承担主攻之责了。”

司马尚无奈低头，用力闭上了眼睛。武烈侯，你这是拿代北做豪赌啊。

公子扶苏总算听出来了，他神情紧张地望着宝鼎和王翦，有心想劝说两句，但这两个人不可能听他的，一旦说错了话，两边得罪，反而把矛盾扩大化了。

宝鼎微微皱眉，但旋即笑道，“好，我主攻，一言为定。”

王翦微笑点头，但眼神冰冷，心里的怒火更是难以遏制。

司马尚苦笑。早知如此，你跑来中山干什么？就是为了激怒王翦？

公子扶苏忐忑不安。叔父是来与上将军商量如何攻燕的，也就是指望王翦带着河北军突破长城，谁知结果相反，最终变成叔父带着二十万代北大军攻打燕国，王翦竟然作壁上观了。这事要是传到咸阳，必将震惊咸阳宫。

再谈已经没有意义。宝鼎和王翦虚于委蛇，两人不着边际地商谈了一些具体的攻击办法之后，宝鼎起身告辞，连夜返回代北。

王翦送到大帐外面就止步了。

公子扶苏送到辕门，欲言又止。宝鼎冲着他笑道，“陪我走走如何？”

扶苏急忙答应，正要吩咐扈从去备马，东方无畏已经把自己的战马牵了过来。扶苏飞身上马，与宝鼎并辔而行。

“叔父，你以二十万大军打燕国，代北的防御怎么办？”扶苏担心地问道。

宝鼎看了他一眼，问道，“你知道上将军要什么？”

扶苏点点头，“自从叔父拿下上谷郡之后，河北就有人在背后非议叔父了，不过上将军还是极力维护叔父。”

宝鼎笑着摇摇头，“如果我满足了上将军，你以为我们今年冬天还能拿下燕国吗？”

扶苏没有说话。

宝鼎牢牢控制代北大军，目的就是要以最快速度拿下燕国，就是要迅速稳定北方局势，就是要以强悍武力胁迫咸阳以推动国策的变革，假如他任由王翦控制整个北方战场上的军队，他就非常被动，事事都得仰仗王翦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假如王翦以军队来要挟他，那么国策变革的走向很可能失去控制。

老秦人的复兴的确受益于宝鼎的谋划，但宝鼎与楚系熊氏结盟，不遗余力地扶植有楚系背景的公子扶苏为大秦储君，暗中与关东豪族冯氏、蒙氏妥协，最近更是竭尽全力让宗室到前线战场上掠夺功勋，这一系列事情都不符合老秦人的利益需求，但老秦人为了大局，可以退让，可以忍耐，甚至可以妥协，但宝鼎明目张胆地控制军队，夺取老秦人的军权，这触及到了老秦人的底线，此事不可妥协，不可退让。

“我们肯定能拿下燕国。”扶苏抬头看看宝鼎，小心翼翼地问道，“但叔父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冬天拿下燕国？明年春夏时分打燕国，条件不是更好吗？”

宝鼎笑而不语。有些事他不能对扶苏说，他一直想掌控军权，但秦王政和咸阳宫时刻防备他，老秦人也至死不松手，如今他好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他岂肯错失良机？没有军权，没有强悍的武力做后盾，他想推动国策变革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

退一步说，假如国策变革失败了，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国内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缓解，或者国内又产生了新矛盾比如封国与中央对抗，地方势力膨胀等等，导致叛乱迭起，帝国风雨飘摇，那时候谁掌控军队，谁就能掌控帝国的命运，所以自己必须控制军队，必须利用南北战争始终掌握军权，如此则进退无忧。

现在打燕国，秦军主力控制在自己手上，有利于自己进一步掌控军权，反之，如果等到明年春夏，形势变了，咸阳宫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王翦等秦军统率有了更大的攻击把握，自己就被动了，无论在军队的控制上还是在国策的变革上，自己都比较被动，因此，自己必须把握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将来自己就更加困难了。

“你知道养寇自重的意思吗？”宝鼎忽然问道。

扶苏愣了一下，随即想到什么，脸色顿时凝重。

“你知道为什么要分封王子，而不是分封功臣吗？”宝鼎又问道。

扶苏低头沉思。

宝鼎也在思考，思考秦王政为什么在统一后不遗余力地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思考项羽为什么在分封十八诸侯王之后把中土再一次推进战乱的漩涡，思考刘邦为什么在统一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国制，思考大汉初期为什么有七王之乱。

说到底这一切都源自周武王分封诸侯，以《周礼》治天下的八百余年的传承。

《周礼》的治国理念是“以人法天”，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而《周礼》的核心就是“礼乐制度”，就是所谓的“尊尊、亲亲”，“尊尊、亲亲”的核心就是宗法制、世袭制，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以人法天”是什么意思？仿效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什么？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要违背天道。百姓要做顺民，百官要做顺臣，父母要慈爱，子女要孝顺，各阶层之间要讲究尊卑，要维持等级。奴隶主可以宰杀奴隶，但奴隶不要造奴隶主的反。

从春秋到战国，从三家分晋到田氏代齐，从管仲变革到商鞅变法，宗法制、世袭制逐渐没落，礼乐制度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霸王道，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天下第一，谁天下第一谁就是天地法则。我就是要灭你，你能奈我何？

诸侯国争霸兼并，彼此是竞争关系，那么君臣之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君臣就是雇佣关系，君可以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今天君臣合作愉快，大家你好我好，明天反目成仇，一拍两散。伍子胥可以灭自己的故国，鞭尸自己的旧君，可以说把“礼乐制度”践踏得一干二净。这个时代类似于当今的商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而公司的职员都是雇佣而来，大家争的都是利。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社会，哪来的“礼乐”和“和平”？

礼乐制度崩溃，造成的恶果就是中土分裂，造成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的战乱。中土人就在思考，为什么“礼乐制度”会崩溃？为什么尊尊亲亲会失败？为什么当年的“乐土”变成了今日的炼狱？

于是百家争鸣，诸子大贤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寻找一条“救世”之道，而师从《周礼》，重建“礼乐制度”，就成为“救世”的主流思想。原因很简单，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年的“乐土”是他们唯一的“经验”，唯一的“救世”之道。

当中土再一次面临统一的契机，但中土六百余年的战乱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维持统一，如何维持和平，自然就成为所有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理所当然的，“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既然不能创新，既然不知道创新的东西能否维持统一和和平，那当然就“师古”，就选择曾经成功的经验。

“师古”和“从今”的思想碰撞太激烈，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大，“师古”也罢，“从今”也罢，在利益面前，社会各阶层都要殊死搏斗。

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秦王政避免不了，王翦也避免不了，诸子学说的代表人物同样避免不了。

唯独宝鼎不一样。宝鼎的传承是什么？三纲五常。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具体化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即便经过了近代百余年的“**”，这种深入中土文明血液的传承依旧存在，存在于中土人的灵魂深处，即便你不承认也不行，它就是存在你的身心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任何时刻，你一抬头，一思考，它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说汉武帝伟大，但更伟大的是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师造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然后在此理论上造出了“三纲五常”。某个时代的中土人把孔圣人打入了地狱，其实这是一大冤屈，孔圣人的儒学和传承中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一回事吗？该打入地狱的是董仲舒，而不是孔圣人。天上的孔圣人因此泪流满面。

宝鼎和这个时代的人，不，应该是和这个时代的贵族，和这个时代的诸子大贤们，其传承完全不一样，宝鼎无法从思想根源上理解他们，所以双方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宝鼎坚持中央集权，但要以封国制做为帝国高度中央集权制的过渡，而这个时代的贵族们想到的不是过渡，而是永远的分封，彻底的分封，这不仅仅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还关系到中土的统一，中土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他们心中的乐土。

从王翦对军权的争夺可以揣测到他对功勋的渴望，从他对功勋的渴望可以揣测到他对分封的强烈追求，由此可以推测到他们这些贵族对国策变革的实际态度和真实想法。假如王翦率庞大军队进入燕国，辅以宝鼎的国策变革制度，王翦是不是有可能挟武力而封国？

宝鼎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军权的控制。军队必须控制在我老嬴家的手里，否则国策一旦开始变革，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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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1章　破燕

第361章　　破燕

宝鼎把国策变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原因，把统一前后两种对立思想的激烈碰撞，把未来大秦可能存在的几种发展方向，向公子扶苏做了一番详细的阐述。

宝鼎不指望扶苏能够全部理解，更不指望他能全部接受和认同，他只想让扶苏看清楚未来，让扶苏在思考中进步，让扶苏知道，大秦的未来既不能“师古”，也不能“从今”，而是要走一条全新的路，一条没有历史经验做参考的只能靠坚持不懈去探索的路。

扶苏用心聆听，对统一大业、国策变革和贵族们的理想目标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宗室领封国的重要意义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由此他也知道宝鼎和王翦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了裂痕。不能说宝鼎想得太复杂，而是复杂的事情一旦发生，再想亡羊补牢就来不及了，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有些事必须要做，比如对军队的实际控制。

分封宗室，却不分封功臣，而宗室弱，功臣强，谁敢保证功臣们的心里就没有一点想法？谁敢保证功臣们始终如一地忠诚自己的君主？谁敢保证功臣们在遥远的边陲不会拥兵自重割据称霸？谁敢保证封君们不会在自己的封国里成为功臣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同姓分封制始自刘邦，这一制度开始之初也是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的厮杀。

刘邦取天下之后，分封宗室和功臣，其中韩信、彭越和英布是三大异姓王，君臣互相猜忌，结果短短时间内刘邦就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斩白马以盟誓，非刘姓不得为王。

从白马盟誓可以看得出来，在经过始皇帝高度集权和霸王项羽的全面分封失败之后，刘邦和他的臣僚们为了确保王国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一条折衷的办法，那就是郡国制，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和封国并存制。这个制度也有个过渡，那就是同姓王和异姓王并存。等到刘邦把异姓王都杀了，斩白马以盟誓之后，封国才由九个同姓王相领。

刘邦为什么要斩白马以盟誓？原因很简单，九个同姓王实力弱，根本不是功臣的对手，刘邦一死，新皇帝和九个封国王未必能够保证王国的安危，所以刘邦无奈之下，斩白马以盟誓，试图把道德规范和权力法则相结合，试图以此来扼制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刘邦这一招纯粹就是自欺欺人。他一死，吕后掌权，大肆分封诸吕为王，屠戮刘姓王，大汉陷入空前危机。如果没有吕后这位强权人物的出现，谁敢保证大汉不会陷入混乱？吕后太利害，迫使刘姓宗室和功臣们不得不联手对抗。吕后一死，齐王刘襄举兵伐吕，灌英阵前倒戈，陈平周勃为内应，一举击杀吕氏，迎代王刘恒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这才度过了危机，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就是同姓王实力的剧烈膨胀，这是刘姓宗室和功臣们联手抗衡吕后导致的后果。

同姓王实力膨胀，中央势弱，最困难时期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达关中和中原一些郡县，于是削藩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央头等大事。削藩的后果就是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结束后，咸阳才削藩成功。到了汉武帝时代，这才逐渐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从大汉初期几十年的风雨来看，不得不佩服始皇帝的“伟大”，始皇帝竟然在统一之初就以铁腕实施中央集权制，以“从今”思想为基础，把“法治”延续下来并推到极致高度。当然，其代价也非常可怕，帝国不过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国运，而中土生灵更是为此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全部付之一炬，最后只剩下一片废墟。

宝鼎有这些历史经验，知道此制度实施过程之初，宗室和功臣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在宗室势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功臣利令智昏举兵造反的可能，所以在此制度实施之前牢牢控制军权，实际掌控军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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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扶苏送别叔父返回行辕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他很清楚叔父的意思，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嘴，把叔父心中所想告诉咸阳的大王。兄弟之间尤其像秦王政和公子宝鼎这样政见不同的兄弟之间，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但父子之间可以说，而且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自从宝鼎在白马津教诲了扶苏之后，扶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按照宝鼎所说，事无巨细，包括心中所思所想，都一五一十地在信中告诉秦王政。秦王政对扶苏的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但在信中不厌其烦地教诲扶苏，还常常与其讨论国事，引导他站在大秦未来君王的高度去思考治国之道。

公子扶苏的这封信十万火急送到了咸阳。

秦王政看完这封信，陷入沉思。

宝鼎拿出的同姓分封制的变革策略其实就是效仿周武王的“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只不过不再分封功臣而已，但问题就偏偏出在这里。分封宗室不分封功臣，说白了就是一碗水端不平，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严重倾向于宗室，这必然会引起功臣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会导致一系列后果。

不分封呢？不分封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统一大业是功臣们流血流汗打出来的，将来还要指望他们统率军队镇戍遥远的边疆，戍卫中土的安全，拱卫大秦的国祚，假如君主把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尽数收入囊中，而不给予功臣们足够的封赏，那事实上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

历史上任嚣、赵陀手握五十万南征大军，在大秦摇摇欲坠之际，不但不予救援，反而断绝五岭要隘，割据自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要控制遥远的新近占据的疆土，就必须重兵镇戍，但为了防止镇戍疆土的功臣们拥兵自重割据自立，那就要派一个君王绝对信任的人去这些地方掌控军政大权，于是同姓分封制就应运而生。然而，这依旧不够，因为王子们太年轻，功勋不足，实力和威信也不足，他们要么被封国里的功臣们所架空，要么被他们所诱－惑违法乱纪甚至与中央对抗。这时候，中央的实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将成为王国稳定的基础。

秦王政面临两难选择，是相信武烈侯公子宝鼎的忠诚，让他乘机控制军权，还是继续让王翦、蒙武、杨端和、司马尚、羌廆这些功臣们掌控军队？在宗室和功臣之间，应该相信谁？谁对自己最忠诚？

秦王政已经打算在“分封”上妥协，因为无论是代北还是江南，距离咸阳都太遥远了，如果将来秦军抵达辽东，开辟西南，那距离就更远了，指望功臣们领郡县以治理，谁敢保证他们对中央的忠诚？公子宝鼎在这件事上的坚持是有道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但由此带来的矛盾也是深重而激烈的，所以对军队的控制是重中之重。

秦王政请来驷车庶长公子豹，征询他的意见。

公子豹笑着问道，“当年中土有齐国的孟尝君，有赵国的平原君，有魏国的信陵君，都是一代人杰，他们可曾背叛自己的国，背叛自己的君王？”

秦王政摇头。这些显赫宗室虽然与自己的君王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有冲突，但他们从不背叛自己的国，背叛自己的君王，因为那王国就是他们自己家的，那君王都是他们的亲人。

公子豹又问，“当年中土有吴起、有乐毅、有苏秦，有公孙衍，有张仪，有甘茂，有范睢，都是才智出众之辈，他们可曾背叛自己的国，背叛自己的君王？”

秦王政沉吟不语。这些中土贤才虽然声名显赫，但遵循的生存法则都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在这些“大贤”的心里，只有利益，没有忠诚。

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秦王政再下令，免去公子宝鼎护军中尉一职，公子宝鼎以太傅领代北、河北、燕三地军政大权，三地军政官长皆受其节制，听起号令。

护军中尉是一等武官职，但职权是协调各军统率。宝鼎的实职就护军中尉，而太傅是虚职，虽然说秦王政授予他这个太傅的职责是主持国策变革，但他人不在中枢，如何主持国策变革？

现在秦王政下令免去宝鼎的护军中尉一职，让宝鼎以太傅领三地军政大权，那太傅就是实职了。太傅等同三公，其级别在上将军之上，王翦就要听他的指挥，也就是说，这一次宝鼎总算实际掌控了军权，是代北、河北和燕三地的最高军政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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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和王翦先是接到了秦王政的第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写得很清楚，上将军王翦是代北、河北两地大军的统率，拥有统兵权和战场指挥权，他全权负责攻打燕国。

宝鼎名义上负责代北、河北和燕三地的军政大权，但实际上他还是像过去一样，行使的还是护军中尉的协调之权，只不过因为他是大秦一等封君，又功勋显赫，实力大，威望高，所以他的权力才有所膨胀，有时候名义上是“协调”，实际上就是“直接指挥”。

王翦非常高兴，这道命令足以让他拿回被宝鼎夺走的权力。

然而，仅仅数日之后，秦王政的第二道命令到了。

这道命令名义上并没有剥夺王翦的权力，但宝鼎被免除护军中尉一职，以太傅领代北、河北和燕三地军政大权，成为三地最高军政官长，凌驾于上将军王翦之上，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王翦的军权。

大秦的上将军基本上成了一摆设，这让王翦非常愤怒，但他把愤怒埋在心里，一笑置之。

秦王政和宝鼎这对兄弟之间的信任非常有限，这一次是秦王政向宝鼎妥协了，再加上北方战局困难重重，秦王政授予宝鼎军权也在情理之中，但假如宝鼎迟迟扭转不了北方战场的被动局面，以致于中原大战再起，责任就是宝鼎的，宝鼎要为此付出代价。

王翦有信心拿下蓟城，但没有信心击败匈奴人，尤其他现在夹在这对兄弟之间左右不讨好，如其两边都得罪，倒不如退一步先行摆脱困境。北方战局失利，责任由宝鼎承担，战局扭转，连战连捷，功劳则有王翦一份，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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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公子宝鼎主掌北方三地的军政大权，再一次引起朝野内外的震动。

这不仅仅代表咸阳下放权力，更代表着秦王政和咸阳宫在国策变革上的态度，说明中枢已经打算接受武烈侯的变革策略。不过此事充满变数，接下来政局能否像预料的那样发展，完全取决于武烈侯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北方战局，假如武烈侯在北方战场上无所作为甚至失败了，那不要说国策变革了，就连他本人及其所属势力都将遭到重挫。

宝鼎在代北军政官长的议事上，拿出了攻燕之策。以二十万大军攻燕，以十万大军防御匈奴人，这基本上就是拿代北做豪赌。但出乎宝鼎的意外，此策在军议上竟然一致通过，没有人提出异议。

原因很简单，宝鼎现在是北方最高统率，秦王政授予他临机处置之大权。像上次攻打上谷郡那种事本来是严重违律，因为打赢了，咸阳也没有追究，但也没有封赏，算是功过相抵，如今假如发生同样的事，那就是实打实的功勋了。既然咸阳授予宝鼎这样大的权力，那事实上就是把北方战场的成败全部放在宝鼎身上，假如失败了不但宝鼎没有好结果，这些军中统率也要受到连累，大家都要倒霉。利益捆绑在一起，即便有矛盾也暂时搁置，齐心协力先把这一仗打赢了再说。这时候如果和宝鼎对着干，宝鼎就有权撤换了，你不干就撤，这就是大权在握的好处。

经过商议，羌廆领十万大军戍守要隘，阻御匈奴人的攻击。

司马尚、杨端和、王贲、蒙恬率军攻燕，宝鼎亲自指挥，公子将闾随军作战。公子将闾虽然是代北名义上的军政官长，但现在也受宝鼎节制，也要听宝鼎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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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和章邯的大军就在居庸塞下，军议结束后，两人返回战场，率先发动了攻击。

宝鼎给了他们十天时间。十天内，必须攻克居庸塞的南隘口。

与此同时，司马尚、杨端和、王贲各自率军急速赶到居庸塞下集结。

易水长城一线，李信率军攻打汾塞，以策应居庸塞战场。

燕军判断错误，太子丹率燕军主力戍守长城要隘，居庸塞只部署了两万军队。在他们看来，两万军队戍守一道要隘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因为匈奴人得到消息后，马上就会攻打雁门，代北秦军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拿来攻打居庸塞的军队数量肯定有限。

攻击开始后的第五天，公子宝鼎、公子将闾抵达居庸塞。

听到蒙恬和章邯说攻击不顺，宝鼎问了一句，“五天来，我们阵亡多少将士？”

“三千八百人左右。”蒙恬回道。

宝鼎面无表情，轻轻挥了一下手，“明天我要听到一万将士阵亡在居庸塞下。”

众皆失色。一天阵亡一万人？那是何等疯狂的攻击？何等密集的攻击战阵？何等紧张的攻击节奏？狂风暴雨一般啊。

蒙恬神情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