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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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品，否则魏能这些小词远没有郑朗所批的每一次朱笔来得更重要。

然后看着远方，说道：“没有想到又冒出这么多新房舍。”

曾布再次愕然。

宋朝人口增加速度之快，也让士大夫们瞠目结舌。本来就很快了，郑朗出现，一次次惠民之举，更增加了这个速度。很早，江东圩提前开发，杭州平安监的出现，实际已经在推动着这个速度增加。南方大开发，更是将人口增加的速度推向极致。两广还没有两百万户，仅有一百八十万户，可从原来的小户，十几年下来，全部变成大户。福建路与江南西路本来人口抽出来一部分，十几年下来，又再次稠密。商业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城市规模也在飞快地扩大。不仅是京城，其他各处皆是如此。这两年的休养生息，又再次使人口增加速度提了上去。

这一切，与郑朗不无关系。

郑朗看曾布的表情，知道他误会，又说道：“我自来京城后，几乎两点一线，朝堂，家，几乎未出城了。”

“郑公，属下万分敬重也。”

“不用，是我份内的事，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顾你再三劝说，非要送你到长亭吗？”

“属下不知。”

“你此行颇有些麻烦，你升迁的速度快，资历有些浅，虽我用人看才能用人，可外面人不会这样想，送一送，增加你此行声势。”

“郑公，属下不会让你失望的。”

也就是主持河东酒务的投名状事宜，这次投名状钱帛数量大，会产生很多猫腻，还有西域来人了，如何分配，以及如何劝说百姓种植葡萄，都需要一名干吏呆在下面。

于是郑朗挑了曾布到河东亲自主持。

长亭快要到了，郑朗停了下来，眼中出现一丝犹豫。

曾布问道：“郑公，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子宣，你在地方上为官多年，可曾听说过铲佃？”

“郑公，这个真的不能碰。”即便是曾布，听到这一词后，脸上也露出惊恐之色。

第八百六十一章　梦中的美景

“坐。”郑朗来到长亭里，拍了拍栏杆说道。

长亭里有人送别，一人眼尖，忽然叫道：“郑公。”

“你们聊，我与曾子宣说几句话。”郑朗道。

还聊什么，一个个全部用敬仰的眼光看着郑朗与曾布。曾布与郑朗没有在意，郑朗又说道：“我那有胆量碰这个铲佃？”

“就是，就是。”曾布紧张地抚胸。

对于这个弊端，郑朗前世写架空时，绝对不会写的，好象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去写，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问题很严重。

说铲佃必须知道两个名词，永佃权与永佃制。

唐朝是部曲庄户制度，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有轻微人身自由的佃农，再者就是中小农，中小农是唐朝征税重点所在。但唐朝总的政策乃是禁止人口流动。到了宋朝，边远南方蛮人地区仍然存在野蛮落后的部曲制度，中原与东南，甚至经济发达的成都府路、河北河东陕西，部曲制皆消失了。不仅宋朝是重视内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宋朝不再禁止百姓流动，也使得唐朝部曲制无法存在。

因此一种暂新的制度出现，那就是永佃制。地主拥有耕地的土地所有权，但大地主们不可能有能力将它们全部自己耕种的，必须租种给佃户，佃户与主户签订租约，交纳一定的钱或物，主户只有到时收租之权，佃农却拥有永久性耕种地主土地的权利，俺养鸡种稻种豆，与地主无关，甚至佃农从理论上来说，还拥有退佃权，如郑朗开发南方，俺想过好日子去了，不租种你的地，主户无权阻拦，这是宋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当然，这是一种理论，若没有官府配合，实行退佃会十分困难的，弄不好就吃了官司。另外还拥有转租与典卖佃权，地主也不能干涉，前提是不能影响地主收租子，否则又要吃官司。

其次就是永佃权，作为弱势群体，理论上制度是站在他们这边说话的，有很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并且只要按时交租，可以无限期地耕种所租土地。即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仍不受影响，比如丙租了甲方的耕地，甲方将地卖给乙方，丙方与甲方的租约仍然生效，乙方无权取缔丙方的租约。相反，丙方遇到一些情况，如逃荒，如朝廷开发需要适度的移民，或者有更好的出路，可以随时退佃。

应当来说，它是封建社会一大进步，具体地要感谢赵匡义，非是赵匡胤，赵匡义重视内治，又不象赵匡胤时要赏赐安抚大量功臣，在他的治理下，永佃制与永佃权渐渐完善。

这里主户，不仅有各个地主，还有朝廷，例如朝廷的官田、学田、职田、弓箭手田、营田、牧监等。

田地形式也多种多样，第一种仍是主要耕地，包括稻田麦田，还包括各种茶叶果树的“山”，非主流粮食的杂“地”，山坡上的“山地”。第二种是近海的一些被豪强占有的渔场。第三种是生长莲藕、菱芡、茭草、芦苇的“苔地”、“茭葑地”、“茭荡”、“沙田芦场”等等。第四种是各类草茨地、柴田、竹林。第五种是菜圃、桑地，这类地租最高。第六种是国有或者私有的房舍、房基。特别是第六种，朝廷每年得房廨钱最少有一百多万缗，多时能达到四百万缗。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宋朝开国之初，人口并不多，宋太祖时才三百万户，太宗时发展到四百多万户，宋真宗末年变成八百多万户，宋仁宗时，一千多万户。因此主户对佃农相对而言，比较客气，甚至有的佃农对主户不尊重，霸田拖租，宋朝于是不得不立法，对主户进行一些保护。那是宋初，当宋朝达到一千多万户时，性质颠倒过来。

第二就是豪强的大肆兼并，导致中小农数量减小，佃农增加。甲佃农不愿意租，还有乙佃农，主户渐渐变得苛薄。越是人口拥挤的地区，例如两浙，江东江西，京东，福建，这种现象越重。但仍然有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地主为了保障土地收益，一度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还有的自耕农迫于家中的紧急情况，需要钱帛，或者迫于酷吏压迫，能主动将耕地出卖，然后再与买主结成永佃关系。

佃农只承担力役劳役杂税，不承担赋役，不过越往后发展越乱，佃农去了赋役，主户也不想交赋役，于是直接隐田。没田了，那么租子就白得了。还有极少数人通过层层拍卖佃权，产生一田多主，将自己从一二三等户化成四五等户。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往往弄不好，得不偿失，能惹出一大堆官司。

最大的弊端非是一地多主，而是这个铲佃。

理论上佃权是在佃农手中，然而主户利用手中的权势，用种种残暴手段剥夺佃农的佃种权。或者迫使佃农离开，另与新佃订定租约。或者迫使旧佃束手就范，修改原来的租约，增加租粮租钱。是谓铲佃或者为夺佃。

史上苏东坡就曾在杭州提出铲夺的方法，迫使佃农更加勤快的浚治西湖，以免茭葑闭塞。西湖是治好了，也美化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但租种官府葑田茭地的百姓生活却更苦了。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乡里的无赖，向主户允许以更高价承租，主户相信他们的话，将旧佃户尽去。结果这些人又不付约，导致主户田地荒芜。然后迫使主户以低价将佃权出售出来，无赖转佃给其他佃农。往往又引起一大堆官司。

还算是好的。

其实铲佃的背后，发生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郑朗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更加飞速的增涨，还有查隐田，主户隐田查出来了，要交地的赋税，以前的佃约租子轻，不划算，于是大肆铲佃，强迫佃农重新加租。

比如江南东路与两浙北路，一些上田原来租子只有三到五斗，这是能承受的，但渐渐增加，有的上田能涨到二石。即便是圩田，一亩地产量精耕细作，如今高产两季合在一起，也不过五石多。佃农不交赋税，可要承担少量的力役，以及杂税，再加上农耕成本，风调雨顺尚得过，一遇灾年，顷刻间家破人亡。

或者取消佃权，成为逃户，宋朝流民很多，可流民又流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逃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耕种收获不大，再者，搬一次家，就要添置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工具，那怕搭一个茅草棚子多少还需要一些钱帛吧。因此在勉强能维护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佃农只好过着黑暗的生活。

永佃权的破坏，铲佃的兴起，造就一大批真正赤贫的七八九等户产生。

不但是主户参与的，一些地方酷吏也参与了，有的酷吏直接赤裸裸地要求佃农加租，并且公开说，若不愿意，让人铲佃。范纯仁这两年主持监察司，处理类似的情况，共达一百多起。他是好心，可是周边地区全部加租，官田若不加租，不但影响不好，争的人多，往往又让一些地痞无赖占去佃权，或者被小吏变相占去佃权，谋取典佃权钱帛赚其差价。一度让范纯仁很苦逼，郑朗解了围，派人调查一番，适度地根据情况调整了租赁，没有办法，朝廷想惠政，可是好处未必能让百姓所得，所得依然还是地方上的豪强。但加租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之，铲佃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不过若碰的话，那将是比清查隐田，甚至比强行推广理论中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更大的马蜂窝。

最明智的做法，对此事装聋作哑！

郑朗说道：“子宣，我朝两税可重乎？赋税可重乎？”

朝廷有多少耕地不管，那怕二十亿亩地，没有计入户册征不到税，都不能计算进去的。能计算的仅是户册上这五亿亩耕地，这中间包括一些免赋户与朝廷的各类官田职田学田，真正能征赋的只有四亿亩。不过两税收入也不过四千六百万不足，有钱粮帛草以及各种特产，草竹木柴比粮食便宜，布帛与一些金属或者其他特产又比粮食贵。其实这个数字只有六百多文，不足一缗。也就是化为钱，一亩地两税仅需交纳七十几文钱，相当于当地米价的二斗，麦价的三斗，粟价的五斗。就是七十文还包括了各种杂税，以及计入两税之中，但在粮食生产之外的税务，比如一些茶果瓜蔬的种植，一些作坊的杂税等等。

整个宋朝粮食产量，因郑朗推动，种籽的进化，大牲畜渐多，等等，从两石多点发展到现在，变成两石半多一点。理论上宋朝仍然执行着十征一，最多九征一的比例征收两税。

朝廷制度也颇人性化，比如产量低的地区，一亩仅征零点几斗，北方仅一斗，一斗多点，南方最高不过三五斗，圩田高不过六七斗。就是这个七斗圩田，而圩田产量渐渐超过了五石。比例仅是八比一。不算很重的。

不能当真，到了下面各种附加税累积起来，就不是十比一了，会变成四比一，三比一。

其实郑朗也在整治。

怕麻烦，做法很隐晦，特别是那个财务报表，各州各县各种财务收入罗列得十分清楚，若没有特殊情况或者天灾人祸，各种税务下降，肯定不对的，未必是多爱民，而是不作为，税少了不是贫困百姓税务减少，而是大户没有交纳。

对于那些特别恶劣减少的州县，派一些人下去查一查，确认了，官途也到头了。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特殊情况，税务猛然增加，郑朗同样不喜，也派人查一查，进行处罚。非是中庸做法，让官员自己琢磨，不能苛民，也不能不作为。自己儿将税务轻重给把握好。

又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对贫困百姓加税，对豪强减税。这个报表上看不出来，可问题也不大，每次夏秋征税之前，用报纸的渠道，又于各州县镇张贴税务征收数量告示，严重超标者，监察司官员接到举报，下去盘查，核实后严惩不怠。

一点一滴地给百姓更多生机。

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可作为朝廷，能做到这种地步，算是很不错了。郑朗倒不想征这个两税，但可能吗？

曾布说道：“郑公，属下依然认为铲佃不可碰。”

铲佃与朝廷关系不大，多是豪强的贪婪导致。可一碰，打击面太大了，引起骚动的后果无法承担。

“碰也可以碰的，比如朝廷进行一些诱导，使兼并现象得以减轻，两税逐步减轻，让百姓耕种有所收获，就不会出售耕地逃避赋税，还有对道德的宣传，也可以强行规订各地区的最高租赁。不过就是后者，也会引起一些麻烦。”

“是啊，本来清查隐田就带来了许多争议声。”

“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两广开发时，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租赁有什么变化？”

“郑公想开发夔峡四路？”

“不大可能了，当初发生太多的故事，当初没有一鼓作气将夔峡四路拿下来，现在欠负如此之重，那有可能拿下夔峡四路？仅多在中书里根据情况做一些微调……我是说的另一个办法。不急。再说，三年三次改革，天下汹汹，我也想安静一段时间。就是改，也是微调，不可能再让天下掀起喧哗。”

“什么办法？”

“还没有到时机，现在我仅是一个想法，但无论是什么办法，必须以中原为重。”

“中的也，京畿稳，天下稳，京畿弱，天下弱。”

“子宣，你说夫子所说的天下大同，会不会出现？”

曾布苦笑道：“郑公，你不是在儒学里说过吗，那是最终目标，但仅是一个目标。说良心话，若是将欠负问题解决，即便是现在，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也算是政治清明了。”

“也是，这里我写了一些东西，是我的想法，你拿去看一看。”郑朗说着，递出一份策子，又道：“到了河东后，顺便替我留心一下。”

曾布打开一看，古怪地看着郑朗，说道：“它与铲佃有什么联系？而且会有，有争议的。”

“铲佃现象越重，此法实施的机会越大，一增厚中原力量，二改善边境经济。我朝比契丹与西夏富裕，两国多有汉民，为何没有吸引力？边境百姓生活太贫苦了。具体的用意，有很多，你一路好好想一想，若有什么好的想法，回京后，也能与我交流交流。”

“算是郑公对我的考验？”

“那是考验？我自从政以来，就没有认为以一人之力，能治理一州一县，更不要说一个国家，因此多重大家的意见，群策群力，才能使政务更接近完美。但子宣到了河东后，切记一点，葡萄从种植到收获，需三年时间，自从河东葡萄酒业凋零后，山路多，果子又不能及时运出来，葡萄种植业也沦陷了。可三年时间，百姓必会产生担心，你去了河东，必须进行宣传与鼓励，是诱导，而不是用粗暴手段执行，那么又会引起争议。今年我不想再吵了。”

“喏。”

“时间不早，我也回去了，一路保重。”郑朗说完，返回京城。

郑朗说铲佃，非是为了对付铲佃，相反的，他从中嗅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提起铲佃，乃是为他递给曾布手中的那篇策子。

可当时长亭里还有许多送行的人，包括有几名士子。

好奇啊，当然听得同样热血沸腾，两人话语并不多，却能听到浓浓的忧国忧民情绪。也听到这个铲佃。有的士子不清楚，回去后打听了一下，原来如此。

以为郑朗要对付铲佃，确实，铲佃带来许多恶性结果，便写了文章，登于报纸，想要附和心中最大的偶像，进行新的一波改革。

郑朗看了报纸后，啼笑皆非，扔到一边。

铲佃不好，可自己脑袋又不是坏掉了，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就是碰，又用什么样的手段碰，得要弄清楚的。

他在看报纸，赵顼也在看。

于是在都堂会上好奇地问：“郑公，铲佃是怎么一回事？”

郑朗解释了一遍。

“这些人！”赵顼恨恨地站起来，太可恨了，朝廷不过查一个隐田，这些人便用铲佃手段加租，那些贫困百姓怎么能活下去？

吕惠卿叹道：“可惜保甲法不能在全国推广。”

保甲法当初设定了范围，东到青齐二州，北到大名府相州晋州，西到邓州，南到徐州。以两京地区为主，不过胶东半岛以及京西邓州西南的襄房除外，主要是拱卫京畿的，挑选禁兵兵源，协助防盗，因此又包括了河北河东南端的少数几个州府，以及淮南路北面二三州。同时它又带有救济性质，也不敢多，多了朝廷负担不起，正是这个救济性质，有效地在京畿地区阻止了兼并蔓延，铲佃现象也很少。但是不可能推广到全国，宋朝户数已经一千七百万户，五等以下户有一千万户，五十万户不交税可以的，一千万户不交税，要出大问题了。

吕惠卿说的不是废话，又道：“陛下，臣都有一个办法，可以稍稍化解。”

“说来。”

“自议青苗法后，议论颇多，于是不得实施。但它确实会产生很多弊端。然而看怎么去做，臣以为再设一监，公私各半经营，发放青苗粮青苗钱，一是打击高利贷对百姓的苛剥，二是许多贫困百姓生活困难，每到青黄不接之时，难以度日，风调雨顺，家人平安还好一，若有一个不好的事发生，要么借高利贷度日，最终家破人亡。要么便卖耕地，加重了兼并，兼并严重，铲佃这些不好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多。契股必须以善户为主，以赈为主，以利为辅，或有损失，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补偿。给贫困百姓生机。”

这是叶惠卿青苗法的改进版。

郑朗则凝眉了，怎么又来了！赵顼隐隐有些意动，郑朗立即说道：“不妥。”

吕惠卿问道：“有何不妥？”

略有些不悦的，你提出诸监就可以，为什么我提出来就不行？

郑朗说道：“陛下，臣未来京城之前，韩琦曾说让我小心经营，五年可以将欠负偿还，臣没有那个本事。”

大家一起窃笑，那是韩琦有意寒碜的。

“但若没有大的意外，十年估计能勉强偿还。十年后陛下才三十出头，正是当年，陛下有没有想过偿还过后，若是吏治没有败坏，一年又盈余这么多财政，用来做什么？”

赵顼抬起头，茫然了。赤字才开始减小呢，那能想那么遥远。况且还有西夏与幽云十六州，但就是收回这两处，也要看时机的，没有好时机，有再多的财政，也不能匆匆忙忙地发起进攻。财政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条件。或者就算收复二地，五亿缗钱，六亿缗钱，足够了。十年时光！那么接下来又怎么办呢？

当然，真出现这种情况，他睡着也能笑醒了。

郑朗又说道：“陛下，再想远一点，若假设出现这种情况，是否能将两税全部裁去。”

两税四千多万，折合缗钱不会超过三千五百万缗钱，相对于六千万的盈余，裁去并没有妨碍。但若真到了那地步，想一想，对农民不征任何税务，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尧舜禹汤也办不到的。

赵顼激动了，从龙椅上走下来，在大臣们中间走来走去，不但他激动，富弼曾公亮等人想到那时，眼中也闪过无数的星星。真到了那地步，不但赵顼与郑朗，就连他们也会列为贤臣，标书史册，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且理论上是可能实现的，六千多万盈余，冲消四千多万，还有一千多万呢。

郑朗微笑，说道：“这是不可能的，梦中的美景。”

第八百六十二章　东施

郑朗说着站起来道：“陛下，诸位，稍等。”

然后离开都堂。

不一会儿拿来几份存档，递出其中几份，自赵顼手中传阅。

第一份存档就是关于邛州宽盐案，赵祯慈悲，宽松邛州一千缗钱盐税，结果第二年国家为这个一千缗盐税足足支付一万多缗。第二份存档就是加斛与头子钱，乃是郑朗提议，将两项附加税减去，全国加斛多少肯定是一个谜面了，不过就算加斛三分之一，也不过八百万石粮税，以当地粮价计算不会超过三百万缗，包括头子钱在内，顶多四百万缗，然而第二年朝廷两税立减一千多万。可事实呢，百姓也未必得多少利，两三年后两项附加税的减少，让其他附加税带了进去。加斛与头子钱这一名词消失了，可新的名词又出现。

这是才发生不久的事。

不用郑朗解释了，在座的没有一个是小孩子，都是智商过人的大臣，即便赵顼也不差的。

从朝堂取缔两税也不过是四千多万的收入，但真实施下去，有可能是七千万八千万九千万，说不定前面一取消，后面各地官吏又想出新的名目继续对百姓征税。

四千几百万能吃消，八千万能吃消么？

其实没有各个贪官污吏的扣克贪墨，想取缔两税也是不可能的，每一州都有地方支出，有的能上台面，有的不能上台面，一旦取缔了两税，特别是那些贫困州县，将会引发政治崩溃。

早晚能取消，但在宋朝现在这种工商业仍处在原始资本萌芽状态，生产力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取消两税是不可能实现的。

赵顼看完后，道：“郑公，朕的好心情没有了。”

“陛下，臣只是实话实说。也不是没有办法缓解贫困百姓的压力。自改革以来，朝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认为激进，有人认为保守。特别是义利之争。反对者声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利乃义的对立面，故君子不言利。又说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又说仁义而己，何必言利。支持者说易云利者义之和，故义固所为利也，不在此列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臣一直没有作声，但我没有弄清楚，现在争的这个利与义是否是夫子的义与仁。先说修身齐家治国，不立正身，就不能齐家，不能齐家就不能安心治国。齐家在前面，这个齐家是谓何？难道是让全家妇孺老幼，包括奴婢在内，全部做君子吗？那么文宽夫家人为何要发放最可耻的高利贷？又为何送灯笼衫给张贵妃？”

大家一起啼笑皆非。

郑朗很少说人是非的，文彦博到洛阳后带头发起争议，大约也将郑朗逼苦了。不然不会说出这两件事的。

“夫子对钱帛的看法，我就不多说了，看看论语吧，他也没有认为钱不好，而是认为不能因为钱帛而迷了本心，钱虽好，可要坚守道义之心。再如这个国家，不言利，我们多印印论语给百姓诵读，是否马上经济就好了呢？为什么前面查隐田，后面铲佃大肆兴起，难道朝廷让各地官府增收两税吗？”

提到铲佃，大多数人一起低下头。郑朗不敢碰，其他人也不敢碰，提都不敢提！

郑朗也不会碰，前面在查隐田，还要继续乘势大肆查下去，再用政策对付铲佃，自己想找死不成？

“非是不能言利，利持道义之道就是你们所说的义，夫子的齐家，还有夫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若是能求到的话，就是拿鞭子的苦力活，我也会去做。这个富是之乎者也，还是哗哗流淌的钱帛？”

“这个……”大程看着大家在乐，有些不乐意了，再拿人开涮，也不能拿夫子开涮的。

“其实夫子说得并没有错，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夫子说，会事后素。子夏又说，礼后乎？夫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而已。此一段是夫子与学生子夏讲礼的本源与本质，夫子认为仁义在先，这才有礼，故仁义是礼的本源，礼仪是仁的装饰，学礼之人必须先学仁。故执鞭之士后面还有一句，如果求不到，那还是从吾所好。其后又有一句，饭疏者，饮水，曲肱而枕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钱帛是好的，故夫子可以为了它，放下身份去做执鞭之士。不过执鞭之士与失去道义并无关系。可以求富求贵，也就是你们嘴中所说的利与官职，甚至圣人都能为了钱帛不昔身份与影响。但无论是行商，或者谋官，或者耕种，无关紧要，最要紧的不管做什么事，不能失去道义之心。因此才有一句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国家欠负这么重了，还不谈利谈经营，难道学习魏恶清淡人士，坐看国家瓦解灭亡，才是君子乎？”

这样讲，就讲通了。

国家为什么不能谈利呢？但谈利的首要前提是以道义为根本，这个利就来得正大光明。若失去道义，那就是小人之利了。

以前两相争论，皆是曲解孔子的意思，断章摘句，瞎子摸象，找出一句话来，大象是大门，再找出一句话，大象是柱子。这都是错误的观点。

“郑公，朕也明白了。”赵顼说道。

双方争执，都是有学问的人，一度也让赵顼困惑。

而且持道义之心，去言利去争利，也是郑朗一贯的作法。

“陛下，不敢，不过改革结束了，臣才说了说自己心中想法，否则臣说出来，只会引来无穷的争执。再说各地官员，正是发生误会，导致许多不好的事发生。有的大臣用心是好的，国家困难，替国家多赚一些钱帛，一点一滴的将国家财政危机化解，用心是好的，可失去了道义之心，只想着国家，没有想到百姓，让下面纷争不断。还有的士大夫羞于谈利，清高，臣也想清高，可真清高，请学习林和靖去，休要来朝廷为官！不要说我说得太重了。请看后果，因为耻于谈利，结果将财政交给小吏去管理。士大夫管理财政，国家待遇厚，又知圣人大义所在，还能有所节控，然这些小吏们懂什么道德与节制？于是大肆勒索百姓，勒索后非是交给国家，而是中饱私囊。这个清高的后果，比前者主动敛民后果更严重。一错再错，使国家用了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薪酬养官养廉，吏治都没有任何起色。此诚让人心痛也！”

“唉，唉！”赵顼连连叹息，这一番话无疑是醍醐灌顶，又对王安石说道：“王卿，你就郑公这番话写一篇策子，做为诏书颁发天下。”

“喏。”

有人脸色凝重，郑朗的话说得不能说不对，对是对，可何是道义之心？害怕引起下面会有更大的动荡。

但再动荡，士大夫主动插手财政，难道会比让小吏管理财政更恶劣吗？

吕惠卿道：“郑公，与青苗监有何干系？”

还是不服啊，我岂不是心持“道义”，既施义，又得利？

“吉甫，我再说一件事。平安监推出后，那时海船技术不发达，对南海气候物产也不熟悉，每年都有淹死或者病死，或者战死的兵士与工匠，大臣反对，仁宗不忍，偏巧，西北战争爆发，为了维持战争费用，对全国百姓进行了暴敛，当然也不在乎平安监一年会死多少人了。随后我又与张方平推出银行监，大多数人将借款偿还的，还有少数人没有偿还，于是银行监拍卖其家产作坊田地，仁宗又不忍。我说了一句，若没有这些措施，长久下去，有几人借款愿意偿还？银行监最终会成为什么？再说，虽时有不好的事发生，终比他们借高利贷强。一旦破产，至少不会让他们沦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利息更轻得多。连银利监的利息都偿还不清，况且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