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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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说刚、毅、木、讷，近仁。

似乎赵曙都有了。

大臣怎么劝都不管用，难道不刚吗？

自皇嗣时就在闹，四拒十八辞，即位后屡屡发疯不哭，侮辱曹太后，到现在的濮仪，一步步逼迫，难道不毅吗？

不顾其他人任何想法，难道不木吗？

动辄生病或者不言不语，难道不讷吗？

实际郑朗恨就恨在这一点。为亲生父亲争一点名声倒也罢了，为什么要做其他疯狂的事，无论对曹太后的不孝，或者对赵祯的忤逆，或者尸骨未寒之即就将赵祯的嫔妃子女一起撵出皇宫，难道这也能原谅吗？

若连这个也要辨解说赵曙做得对，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想法了。

正是这一连串的举动，让郑朗含蓄隐晦地借修儒学为名，讲了孝慈，对赵曙出手，导致大臣疯狂地反对与进谏，并且老天也来了报应。

八月，忽然老天降下一场特大的暴雨，一下就是好些天。与黄河无关，郑朗治河，花了惊人的钱帛，但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两年不但黄河没有决堤现象，甚至汴河、济水到淮河，都很少发生决堤灾害。

水势是通了，能保住堤岸，但这时候又没有大型水泵，一旦暴雨连绵，内涝是免不了的。

这场古怪的大雨下得无比的大。

大到京城成了一座水上城市，大街小巷变成长江黄河，许多房屋轰然倒塌，淹死了许多百姓与牲畜。整个京城在水上漂着，皇城也不例外。赵曙一看不好，不管外面如何，不能让皇宫里到处充满了积水，不讲民情吧，这大半人深的积水，马上宫殿都能倒下，砸死了宫人不算，又得要花多少钱重新修葺？

便将大臣喊到崇政殿。

只来了十几个人，全部在忙着搬家呢。并且赵曙这样闹，大臣们也没了多少心思。

赵曙就问道：“诸卿，怎么办？”

文彦博皱了皱眉头。

见微知著。

赵祯朝时也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内涝，没有这次来得急迫，内涝的水势也不及这次高，但来得更绵长。然而那次赵祯每诏大臣议事，谁个没有来？人心散了。

但什么也没有说，他才是真正的不插入也不反对。

这时候就看到大家对水利的精通知程度，本来是有一次机会的，若是程师孟未下放，便不会出现下面的悲剧。程师孟下放了，看似欧阳修精通水利，外面人也是这么评价的。实际不是，郑朗最后让欧阳修将河工收尾，主要是怕韩琦与欧阳修会不顾大局，坏河工的大事。郑朗做了保姆式的服务，所有的计划罗列十分详细，甚至具体到每一条小渠。再加上程师孟与周沆等良吏的主管，欧阳修收尾时出现浪费与耽搁了时间，才没有出意外。但正是保姆式的服务，导致欧阳修失去了一次戡磨机会。即便主持过河工，对水利，欧阳修其实谈不上多精通。

怎么办？

大家一起不发言。

赵曙说了一句常识性的话，先将西华门打开，将宫中的水放出去。

汴梁城有四条大河，最北边乃是五丈河，出了东京城与金水河汴水汇合，下游直到水泊梁山。接下来便是金水河，原来金水河不通东京城，直接注入五丈河与汴水，但后人将它引入京城，直达大内西北，引入大内，用来洗涤或者灌溉大内的花草树木。里城的南部便是汴水，正中是鼎鼎大名的州桥。再向南就是里城的南门朱雀门，然后是御街，朱雀门与太学之间是呈倒U型的蔡水。

这种地形决定了两个因素，水运发达，水运发达便意味着商业发达。容易受到水灾与内涝。

汴梁未做为京城之前，在隋唐朝就是发达的商业城市，为了避免灾害，州衙设在汴梁城的高处。也不会高多少，整人京城地势平坦，只能说稍高一点。

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虽立都，未大修过，仅是将州衙草草修了一下，就算是皇宫。直到宋朝治都，才逐渐完善。还是以州衙为中心而建的，因此宋朝皇城虽绝对地立在中轴线上，却向稍稍向北去了一点。

大内十几道皇门，唯独西华门最低，只要打开西华门，理论上是基本将大内的积水一起能排出去。

因为皆不懂，十几名大臣无一人反对。

天大地大，皇城最大。

一声令下，西华门放水。

这一放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水往低处走，一起冲向西华门。这本是计划当中的，可水却不是在计划当中。

首先就是面积，宋朝皇城没有紫禁城大，可也不小，包括后宫，还有诸司，紫禁城周长七里，宋朝皇城周长也有五里，面积也接近千亩。若是千亩面积的积水问题也不要紧。关健还有其他，一些人工小湖，还不要紧。还有一条致命的水源，金水河。

通向大内金水河是单独引过来的，属于支流，陡门不在皇城，也不可能在皇城，那多不雅哪。它在西北方向，若是金水河暴涨，陡门在哪里关上，现在也关上了。关健东南城内这一段并没有陡门节流。

西华门打开，宫内积水向西华门冲去，包括城内金水河这一段水也随之冲了过去。地形原因，中间高四周低，金水河水想泄走，必须沿着东边再绕到南边，冲入西华门。

有地方去了，哗啦啦地流着欢快，水势激荡，巨浪排空，一路而扫，连带着将大内东边的侍卫营房一起冲垮，淹死了一大批侍卫与马匹……自宋立国以来，皇宫里居然掩死了大批侍卫与战马，有没有过？

皇宫水排出去，可到处是一片断壁残垣，以及人的死尸，马的死尸，君臣更是目瞪口呆。

救灾吧。

不但要救城内百姓，还要救皇宫，委托盐铁副使杨佐与入内押班张茂则维修西北班屋，权度支副使李肃之与景福殿使石全斌维修东边班屋。又让八名大臣与大使臣度工督役，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提举修造营屋，不仅是督皇宫的工，也度城内的工，城内同样也倒了许多房屋。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臣赐死诸军民钱，葬祭其无主者。

淹死的禁兵与百姓仅是有名有姓的就达到一千五百八十八人，无名无姓的更多。

百姓不要紧，关健是在皇宫里居然淹死了好几百名禁兵。

主要还是不懂水利，若懂，先从高处数门放水，等宫内积水稍小一点，再打开西华门，水势不会那么激，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催的事。

但就是发生了，赵曙也不懂。

翻看史书，还是宋朝第一遭，加上他自己心中也清楚，干的这些事儿确实不怎么地道。

害怕了，下了罪己诏，乃者庚寅大雨，室庐垫伤，被溺者众，大田之稼，害於有秋。灾变之来，曾不虚发，岂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欤？将天下刑狱滞冤，赋繇繁苦，民有愁叹无聊之声，以奸顺气欤？不然，何天戒之甚着也？中外臣僚并许上封事，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害，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无有所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

两制官员先是草诏，说是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正是你与几个宰相沆瀣一气带来的。

赵曙一看，不能写，一写说不定连自己都保不住几位宰相，于是说：“淫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

王珪软了，改成了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

韩琦逃过一劫。

一场大雨，“证明”了许多事。

吕大防进言，为什么会有这场大水，八条原因，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政，私恩害公，西北连谋，盗贼恣行，众臣失职，刑罚失平。不仅是濮仪之争，国家已经乱了，王法不公，有边患，百姓也不安份了，主要原因就是皇上你没有做好，还有那几个权相又奸又邪还违例地掌控着过多的大权。

司马光说得更有针对性，三条，对太后不恭（你是蠢子），对两府弄权不查，不听台谏善言。

贾黯更说白了，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看到赵曙不听，正好生病，于是引疾求去，这一病病重，临终前还遗奏数百言，让赵曙早以赵允让为濮王，而非是什么皇考，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吕诲说，《五行志》曰：简宗庙，废祭祀，水不润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议或将与仁庙比崇，终罢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礼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几乎慢也。为什么有这场水害，就是濮仪过了，上天在惩罚。

赵曙忽信忽疑，不敢吭声。

水灾过后，暂时太平无事，赵曙未再暗中授意韩琦提及皇考一案，但也未定落赵允让止授一王追赠。

韩绛倒是中规中矩进了一谏，不仅是水灾，国家财政渐渐不良。西方用兵，再加上这场水灾，财政渐渐更加吃紧，皇上，你还是将某人召回来吧。

慈善会刚成立不到两个来月，就来了这场水灾，表现十分完美，前后筹得款项达到两百万缗有余，及时地用在灾民身上，几万户百姓受益，也及时缓解了一部分朝廷财政压力。

但还是不够的，两百万缗钱放在灾民身上，确实使许多灾民解脱出来，但放在一个国家身上，算那一门子。

在大灾害面前，赵曙居然听了韩绛的话。

可此时司马光却默默不言，偶尔也与郑朗书信来往，郑朗写得不清不楚，但说了一句话，黄河不发生数次决堤，朝廷就不会有勇气进行那么大的河工。没有侬智高，朝廷就不会让自己南下。司马光明白了，不烂到一定时候，让上下都感到巨大压力，郑朗是不会出山的。

诏书下达，郑朗根本不会出来的，以丁忧拒绝。

过了一个来月，水害过去，赵曙渐渐再度遗忘。

九月下旬，同知谏院蔡抗因过崇赵允让，指陈切至，涕下被面，赵曙亦感泣。蔡抗认为赵曙大约改悔，又以京师大水，推原大臣过错，殿前说对，于是诏书改为知制诰判国子监，罢了谏职。

十月，以司马光与吕公著为侍读，非是给赵顼侍读，而是给赵曙侍读。司马光接诏后，先是愕然，一会儿恍然大悟，立即上书道：“臣在谏职已有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求知竭报国，因此与人立敌甚众，四海之内触处即能相逢，常恐他日让子孙无容足之处。然不敢无故求出，不意想到朝廷更加奖擢，仍居旧任，既荷宠禄，则卒无得出之期，祸败罪诛，必不可免。愿赐哀矜，收还新命，许臣待制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绦一州（此五州府正好有缺）。”

诏不许，但免去了司马光谏职。

范纯仁大惊失色，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道：“君实兄，此乃大道垂危之时，你为何离开谏院？”

司马光叹了一口气，说道：“非是我不想谏，也不是不想维护国家体制，礼法，尧夫，你想一想，连老天都不怕，还能说得好吗？”

范纯仁先是张口结舌，后是一愁莫展。

司马光又道：“有没有写信给郑公？”

“没怎么写。”

“你们这一家……”司马光说不下去，主动要求退下，是存了私心。能劝好赵曙，他还是想劝的。然而这么大天灾面前，才过一个月，赵曙又在打小主意，自己还能劝好么？上书说祸败罪诛那是夸大其词，但若继续呆下去，成为某些人眼中钉肉中刺，必然不会有好下场。面对范氏一面，司马光自感惭愧，改了口气说道：“写一写信问问郑公吧。他会给你答案的。”

这是六师弟，不然司马光根本懒得解释。

各有各的想法，曾公亮也感到象韩琦这样折腾下去不大好，于是进奏，先朝枢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之上，今文彦博至，乞班序如故事。

想用文彦博来分韩琦的权。

从之，文彦博也位于韩琦班前，不过文彦博十分聪明，站班于前，可一声不吭，韩琦对也罢错也罢，与俺们没关系。俺们不参与，但也别指望俺与韩琦做对。

年关将近，宋朝与辽国两国要派贺使贺对方的元旦节。宋朝此次派的贺使比较多，一共三人，一个知谏院傅尧俞，另两人乃是侍御史赵鼎与赵瞻。诏书一下，三人不得不准备出发，吕诲急了，上奏说道，台谏者人主的耳目，中外事皆得风闻，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臣马天圣景佑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其后益衰减，乃是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然而也不下十几人。

这里说的仅是御史台，还不包括谏院。

御史台机构不仅包括言臣，还有检法，主薄，推直，管勾，令史，知班等官吏，后者没有言事权，仅是御史台的副从官员。真正有言事权的是一名御史中丞，一名侍御史，两名殿中侍御史，六名监察御史，这十名言臣是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这十名言臣外，还有临时的言臣，称为里行，御史里行使、殿中里行使、监察里行使，多者十几人，少者仅几人。

吕诲说的二十几人，就包括十几名里行。自从张贵妃死后，赵祯有点倦政，大病后更加倦政，比如庆历时太监绝对不敢对政事指手划脚的，张贵妃死后，太监就能了。

若不是考虑到郑朗带来的影响，后期数相当中，庞籍做得最好，很快因为做事就必须得罪人这条定律下去，后期文彦博与富弼，再到韩琦，一个比一个差。真比较起来，并不及贾昌朝与刘沆或陈执中。宋朝积贫积弱正是从文彦博二次为相，开始逐渐积留，韩琦与赵曙将它推向巅峰。

郑朗强行推荐庞籍，使情况稍稍好转，改变的也仅是经济，言臣并没有改变，诸相不想听言臣的罗嗦，越来越少。当然，也不能将责任一起推向富弼韩琦，主要还是皇上不作为，包括赵祯晚年的不想作为。

但无论怎么说，不提谏院，就是御史台也要保留十名言臣，这是底线。

然而呢，现在御史台言臣仅有五人，就这个五人，还让两人出差。谏院那边也不对，原来除了知谏院外，还有其他言官。天禧时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六名谏官。不久缺而不置，天娥手中再设，知院六人，以谏议大夫，司谏与正言充任，其他官员充任的称为知谏院，也就是说员额最少得有六人以上。

现在呢，变成两个人，就这两个人，司马光迁领他职，剩下一个活宝傅尧俞居然还让他出差契丹。人数不对，再说奏章，原来封章虽说不能十上十报，最少能报五六，现在封章十上，报罢八九。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之甚，臣私自为圣朝羞之！

书上，报了。

不是要言臣吗，给你一个言臣，邵必权知谏院。

吕诲傻眼。

不能说邵必是坏人，但他是那一边的人，看看履历就清楚了。赵祯崩后，选为颍王府翊善。这也不能证明什么，例如韩维。关健是后面，于群主殿中对，赵曙访世事，邵必对之，赵曙夸奖道，学士真国器也。于是让他与欧阳修同修起居注。他与欧阳修乃莫逆之交，这样的大臣到了谏院，还不清楚吗？

一个不够，再来一个，以给事中天章阁侍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书，不能证明他与韩琦、欧阳修有什么关系。但以前在濮仪案上此人一直沉默不言，天知道他与二人有没有什么不诡的关系？

邵必没有误会，对彭思永还真有些误会了。当时吕诲、吕大防以及范纯仁三个言臣心中的悲愤无法道出。元旦节到了，三人忍无可忍，范纯仁呆呆地听着外面的鞭炮声，又想到了司马光那句话，连老天都不怕，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他多少沾着范仲淹的性子，老天都不怕，但俺们要尽到言臣的职责。

在赵曙临去世一年前，最黑暗的时刻终于降临人间。

第八百零三章　道心

连续性的几年暖冬，这一年冬天比较冷。

时常大雪漫天，黄河更是结了解厚厚冰冻，连马儿都能顺利在上面跑。

但在老百姓眼中很正常，冬天的京畿不结冰，那成了什么？忽然间全部想到郑朗那段话，因为纯净去了人间，所以老天悲伤，不下雪不结冰。狄青去了，范仲淹去了，先皇也去了。朝堂上乃是一片污浊，能不下雪吗？

郑家庄却是很热闹，此时不能称为一个村庄，而是一个热闹无比的集镇。外来人口太多了，帝王心的作坊每天在扩大，仅是作坊就有一千两百多人。书院师生乃家眷，达到五六百人。大肆研发，请来的相关工匠又有四百多人。还有，原来郑家作坊的工人，一些相关副带产业的工人，从蔡水码头上来回搬运的运夫车夫搬卸工，慈善会一百多名账房，这么多人要吃要喝，带来的第三产业，甚至出现一个妓院与赌博场，无奈的事，这就有了五千多人。连同家眷，渐渐逼近一万人，一千多户人家。从郑家庄开始，一直蔓延到郑家那座土山，接着向蔡水蔓延。就象一龙黑色的长龙，蜿蜒在白茫茫的大地上。

并且它还在扩大当中，元宵节后，作坊还准备召三百名工人过来。

发展到这地步，已经有一些小的州城，都不及这里的人口众多。

大雪还在漫天的飞，郑家上下一起走出来，元旦节要到了，赵念奴要带着李贵与几个小妹妹回去拜访宗室的长辈，曹太后，这是一个礼仪，必须得走一走。

元宵节过后，还会回来。

“郑公，我们走了。”李贵很老实地说。

还不算长大，但这几年就呆在郑朗身边，冥冥中有血缘之亲，对郑朗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慕孺之情。

“回去后要听娘娘的话。”郑朗说着，看着赵念奴，道：“你也要一路小心。”

赵念奴点了点头，轻声说道：“我都不大想回京。”

“那不行的，你母亲还在深宫里，但凡回去，说话要小心，现在不是几年前了。”

“我知晓了。”赵念奴默默无言，她这个“哥哥”做法同样让她感到很失望。

几人上了马车，在侍卫保护下，渐渐远去。

五娘还在看着漫天的大雪，崔娴劝道：“五娘，这种结果算是最好哪。”

知道的人不怪罪，一怪罪赵念奴不可能来郑家庄，知道的人不公开，一公开，大臣强烈反对之下，赵念奴也无法能来到郑家庄。虽然有别离，至少大多数时间一家团聚在一起。婆媳俩碎碎地说着话，郑朗却伸了一个懒腰，新年到了，倒计时开始！

当真无欲无为？

不过这也是圣人之道，夫子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郑朗走进书房，他所过之处，保留着一些前世的习惯，喜欢收藏一些字画，小玩意，以及一些珍贵的古籍。不过大多数古籍又重新搬到书院，加上方便自己教李贵与三个小公主，将书房拓大了。

四个孩子一走，书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养子在埋头读书。

崔娴想让他们科考试试看，郑朗拦住了。天资太弱，最少得学个十年，才能勉强试一试。

但两个孩子十分懂事，人也忠厚，颇类似崔娴的三个哥哥，郑朗也很满意。就是考不中，以自己身份，荫补两个官员不是很难的。想做官不仅学问要好，也会做人会做官。

郑朗加了几块木炭，放在火盆上。

来到书桌前开始著书。

开始写忠恕。

这个忠不是人们所想的那个忠心耿耿，忠于国家或者主人的忠，恕同样不是宽恕的恕。

有点儿饶口。

但到了宋朝渐渐演变成忠心与宽恕，这一演变，在儒家中地位也不高了，更没有郑朗所说的对立互生。

郑朗写的忠恕乃是上古儒家的忠恕，很重要的忠恕，而且可能牵涉到各家各派的道心。

先说一。

以前少年时与冯元说过这个一，但那时郑朗也没有想清楚。后来思想成熟，终于将三定为儒家最重要的数字。虚的正反两面，比如仁义慈孝忠恕，等等。真正的仁义慈孝忠恕根本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做到。做到的仅是接近于仁义忠恕，是两者之间的中的产物。这就是三。

但写忠恕时，必须还要写到一。

来自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以一以贯之。曾子说唯。孔子出门，门人问何谓道也？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肯定不是忠恕而己，但十分重要的忠恕，这里忠与恕曾子将它定为一。

因为这二字以前没有，到春秋时才出现，比论语要早，周语说，考中度衷，忠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己心度人心，这就是忠。非是忠臣的忠！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叫不忠。

左传里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周桓王用自己所不能有的十二城邑与郑，是谓不恕。这里的恕与忠是一个意思。

因此曾子说忠恕乃是一。

肯定不是，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认真的用三来区别宇宙万物定理，但许多方面意识到这个三，或说中，或者说仁义相辅，这个相辅就是中，就是三。

只是郑朗未出现之前，从未有人认真的想过这个三，或者想过，不会想得这么详细。但就是郑朗未出现，后人也很少有人这么想过。有一个人，半仆街的写手。

因此儒家自我将它进一步演化完善。

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孟子说君子自反也，我必不忠。

夫子又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又也说仁之方就是强恕而行。还有更多的例子，将夫子与孟子荀子的书籍翻一翻，能翻出好几十条说忠与恕的。

区别也就出来，所谓的忠是内在的，恕是外施的，忠要求的是内尽于心，问心无愧，恕道则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要想人人爱我，我必先爱人人。

或者再分一分，有德于人，而无求于人，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做好事不留姓名。当然是好事，接近圣人的境界，可几个人能做到。第二是有德于人，求用于人。还有一种，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这会是所有人痛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却不少。孔孟还有一种情况未说，便是人有德于我，我非但不报答，反而去害这个德我之人。

一与四对立，二与三对立。

但一与二同样在对立，又互相生依。

这便是忠与恕。

可这个忠与恕也没有绝对的，德到何处，用到何处？

因此这个忠许多人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实际存在，只是存在时掺杂了许多恕在里面。而恕又掺杂着一些忠。毕竟相比于知恩回报，先赐恩后求报又要高明一点。

因为没有人系统地去想，最初的忠退化，变成忠诚的忠。

这样想是错误的想法，夫子说的君臣父子，臣是子是仆，不能说老子不好或者贫穷，儿子就不养老子，大臣也是如此。这有一个主从关系，因此真正的忠臣不指望君王赐予什么，也会老实替君王做事，进谏劝正，治理救民，安邦强国。这才叫忠臣，或者换成范仲淹那句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说错了，古仁人之心不是这个心，古仁人的心范围更广，但这正是忠臣的心。

还不能称为忠，仅是忠的一面，忠臣的忠，还有忠于己心，忠于朋友，忠于立人行事，不求任何回报去做善事德事，才是真正的忠。

不过夫子与孟子明显感到这种忠肯定不能推广，因此多推广恕道，或者介于忠恕之间的那种德操，以己所欲，譬之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

但忠不是顺从，是立正立德，用于忠臣不是让大臣诌媚皇上，那是谓不忠，乃佞臣。真正的忠臣，不为自己官爵着想，皇上做得不好，就得进劝，不要怕皇上恼怒。要让皇上做一个好君王，治好国家。那怕被皇上砍掉脑袋都不怕，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那么一个大问题来了，按照郑朗这种说法，韩琦与欧阳修那种行为算什么？

这才说道心。

夫子时常说道，但这也是道，那也是道，并没有说清楚。那么何谓道呢，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宇宙万物太过复杂，谁能将它说清楚呢。蚁有蚁的道，走兽有走兽的道，人有人的道。

但道殊归一，大道只有一条，越是圣人，离这个道就越近。例如儒家这个忠与恕，再看吕氏春秋，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道理差不多，杂家吕不韦出自商人，功利心很重，因此不说德仁，而说毁之累之，踣之举之。落下乘了。

还有老子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衰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差不多。周书也说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法家的韩非子看到这句话，见猎心喜，也将它拿来引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老子出世，因此说得有些消积，孔子要入世，说得积极，还有几个原因，鲁国小，尊崇周室，鲁国才会平安。因此夫子不喜战争，于是隐隐感到有仁有义，多说仁而少说义。礼多说礼仪与尊卑，而少说战争。其次夫子直接从周王室吸取营养，学的乃是王礼，而且无论周王室或鲁国强行使天下诸候臣服了，于是多用说教。

这造成夫子的一些不全面性。

但夫子隐约也知道仅说教没有用的，写了一些义，一些威，还有中，只是不多罢了。

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

以及最初的金刚经。

金刚经很少谈因果报应，多说节制自己欲望修心修道，这个节制，是为了修道心的，还是儒家的恕。还有一件更更赤裸裸地表明释迦牟尼的这种道，多少财宝都不稀罕，只要颂读传扬这本佛经，就积下大功德了，颂读传扬佛经用义就是广大佛门的，有所求还是恕。虽然后来释迦牟尼感到这种自相矛盾，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语遮掩，但干嘛说了十几遍？

那么何谓道心，实际儒家的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礼为法，便已经接近这种道心。当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心。故夫子说了大半天，越绕大家越糊涂。老子索性来了一句，玄之又玄。释迦牟尼也索性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变成了自相矛盾的空。

他们要做圣人，郑朗不想做圣人。

所以说只要将这个中把握好了，就能接近所谓的道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就是这个中。而不是仁爱的神马，别的不看，看到宋朝就知道一味仁爱惹来什么下场？对契丹仁爱了，是没有开战，但为什么还要在河北河东驻扎二十多万禁军？为什么庆历时又让契丹狠狠地勒索了一顿？

再看西夏，不但给其赏赐，给其赐币，帮助他们平灭没藏讹庞的叛乱，这两年李谅祚是如何回报的？

还有交趾，同样如此。

仁爱了，铁杆朋友在哪里？

因此这种墨家式的仁爱不是道，真正的道乃是这种中。以仁为主，以义为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不是郑朗说的，而是礼记里的话。

打了一个耳光，忍受一番，对其劝解。第二个耳光打来，再劝说一番，加以警告。第三个耳光打来，还能忍受么？操丫的上吧。

这才是真正的有仁有义，有爱有节，也才是真正的道。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