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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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1976年西西里岛平原的葡萄酒以及画上女子的价钱：三亿比塞塔。
　　大企业家路易斯开玩笑说：“比起今天早晨出现在饭店浴盆里的那个姑娘，这个女子要的钱就太多了。”
　　“你知道吗？画上这个女子是毕加索的情妇。她是割腕自杀的，地点在法国南方尼斯的内格莱斯科旅馆装满玫瑰香槟酒的浴盆里。”米歇尔介绍说。
　　企业家应道：“这就是水平。”
　　胡里娅问丈夫：“路易斯，我要像她那样。哪天，我也要泡香槟浴，行吗？”
　　“当然可以，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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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班过来建议他们饭后点心吃烟味果冻，这是布依饭店对味觉研究的最新成果。看来，最美妙之处是把味觉与回忆结合起来。于是，顾客会有这样的感觉：刚刚走进充满蒸汽火车的老车站，脑海里产生出内战后煤烟的气味，令人十分怀念往事。不了解内战时期的年轻人只能通过纯粹的电影想像猜测那股气味。把所有这些合成在一勺果冻里也是艺术创作。如果有天才驾驭臭味，那任何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转变为一种浓郁的芳香。这时，米歇尔回想起在纽约第五大街与广场饭店街角交叉的地段上永远弥散的马粪味道。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哪家化妆品跨国公司利用马粪提炼出诱人的香精？这样可以使好多人想起中央公园的魅力以及某些大企业和某些电影女神的光彩啊！
　　那是个让人非常愉快的周末。买卖毕加索这幅作品的生意差不多是谈定了，虽说最后的价钱还有待协商。但是，星期一有件令人非常不快的意外在等候这三位快乐的食客。星期一，胡里娅与医院有约，去接受检查，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她感觉极度疲劳，还有牙龈开始出血了。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吩咐她做些化验。但是，医生简略地看过化验结果之后，他要她做第二次更加耗费体力的化验时的表情——眉头紧锁，让胡里娅警觉起来。
　　星期一，米歇尔走进他在马德里的办公室，发现装有毕加索作品的双层纸筒不见了。他问女秘书纸筒在哪里。女秘书也刚刚度过周末，同样一无所知。惟一不是窃贼可是能踏进办公室的人就是清洁女工了。于是，紧急召见女工，焦急地询问她办公室那个纸筒的下落。清洁女工没有把那纸筒当回事，就回答说，她把那个纸筒连同其他纸筒、纸盒以及字纸篓里的东西收拢在一起，随后就扔到垃圾箱里了。
　　“您说扔进垃圾箱里了？”米歇尔喊道，狠狠地拍了桌子一下。
　　“我把所有的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女工说：“让我想想。”
　　“好好想想！事情很重要。”米歇尔恳求道，他真想揪住女工的脖领摇晃一番。
　　“星期六上午我用过吸尘器，清洗过烟灰缸，擦过桌子，把纸筒装进了垃圾袋，后来把垃圾袋扔到人行道上的集装箱里了。有可能是星期六晚上卡车把垃圾运走了。”
　　这时女秘书说：“以前常常有捡破烂的收走包装纸。”
　　女工非常内疚地问道：“先生，事情很重要吗？当时，那纸筒就靠在字纸篓旁边。我以为纸筒已经没有用处了呢。原谅我做了蠢事。要是那纸筒很值钱，我赔偿吧。”
　　米歇尔尽管气得要命，还是极力克制住没有发作。他自己单独关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冥思苦想了好大工夫。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路易斯，他告诉米歇尔：医学专家让胡里娅再做检查；他虽然感到焦虑，可还是决定买下毕加索的那幅作品，价钱是二亿五千万比塞塔，这是谈好的价格。只要米歇尔一交货，他就在马德里郊区莫拉雷哈的府邸举行一个盛大晚会，向社交界展示那幅作品，看看能不能驱散厄运。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马蒂斯的新娘（6）
米歇尔在鼻子里抹了一点可卡因，立刻开始行动。他有个朋友在市府里工作。朋友马上与环卫局局长联系。局长亲切热情地吩咐一名官员处理此事。官员积极认真地查阅了马德里地图以及环卫局下属组织系统表；最后查出一张卡片，他告诉米歇尔：礼拜天清晨从他家门前经过的垃圾车是84号，驾驶员名叫塞拉费因？博雅托斯。
　　两个小时后，米歇尔已经把塞拉费因请到一家酒吧里喝啤酒了。谈话的结果表明，塞拉费因为人果断，特别是当他知道这位谈吐高雅的先生准备拿出五十万比塞塔奖金时，他就更加果断了，当然条件是在垃圾总站找到失物。塞拉费因并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这类事情以前多有发生。许多市民直到把东西扔掉以后才发现它的价值。
　　马德里的垃圾总站由三座垃圾山组成。但是，经过回忆，塞拉费因终于想起来礼拜天黎明时分卡车翻斗的大约地点是在第二座山坡上。如果机器没有碾碎纸筒，或者星期六晚上没有什么捡破烂的捡走纸筒，纸筒可能还在山坡上，还算走运吧。司机塞拉费因暗示米歇尔：您这身衣服不适合干下面这个活。可是米歇尔不得不身穿华丽衣裳前往垃圾山，正是为了这事他才穿上开司米的旧夹克衫、名牌牛仔裤和英国制造的高底皮靴。这身衣服，再配上一根拐杖，另外一只手捂住鼻子，开始登上第一个垃圾装运站，那里的臭气让他想起纽约广场街角的马粪气味像是法国迪奥香水，正是那股芬芳折磨了毕加索那幅油画。
　　这座垃圾大山上有住户。下午，太阳还高挂在天上，一群群乞丐也在登山。乞丐大军里有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些衣着不寻常的妇女。人人在山上拿着钩子寻觅着什么值钱的东西，说不定是件丢失的宝贝。塞拉费因说，那些女人都是疯子。据说，其中有几个是侯爵夫人，正在寻找丢失的戒指、发簪或者钻石。在乞丐大军的陪同下，米歇尔向想像中的标高爬去，那里会是84　号司机塞拉费因翻斗车卸车的地点。那个废料堆大概是卸车点，二人开始用拐杖翻动剩饭、狗屎、烂布、黏糊糊的塑料袋，寻找那幅油画。很快，他俩意识到，工作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他俩一辈子也翻不完这些垃圾。突然，塞拉费因像个牧羊人那样吹了一声口哨，为的是引起乞丐大军的注意。他挥动手臂，请大家靠近些。等到人们纷纷来到国际古玩商人身边站好时，他请求大家帮助并且许诺重奖。事情就是要寻找一个纸筒，其特征也详详细细地给乞丐们说了一番。
　　于是，寻宝大军开始行动起来。直到太阳下山，翻动整个垃圾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可是谁也没有半点进展。塞拉费因再次建议，也许星期六收废纸的卡车先经过家门，把所有的纸片、纸筒和包装纸盒全部拉到回收仓库去了。应该给城市环卫局打电话。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万道霞光映照在肮脏的三座大山上。正当米歇尔准备放弃寻宝工程时，有个乞丐从山顶上举着一个破烂的纸筒，大声问道：这个破纸筒像不像要找的那个？米歇尔急忙上前去查看。这一回奇迹真的发生了。经过四个小时的寻寻觅觅，现在这个乞丐挥动的破东西正是装有毕加索油画的纸筒，画上那个陌生女子的面孔肯定已经受伤。米歇尔看见了纽约那家地毯商店的图章；接着，他用手指伸进纸筒内摸摸，看看油画是否还在夹层里休息。很快，他高兴地大叫起来；随后转身面对乞丐大军，说：邀请大家去赛马饭店吃晚饭。
　　来到山脚下，米歇尔给塞拉费因开了一张五十万比塞塔（约合5000美元）的支票。这时，有个乞丐问：饭店里能吃到什么？米歇尔快活地回答说：“有肥鸡炖蘑菇！做得可好啦。随便吃吧。由我米歇尔买单，我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啊！”
　　米歇尔的“大奔驰”全速向办公室开去，行李箱里装着毕加索的油画。等到办公室只有米歇尔一人时，他用剪刀铰开了纸筒，那陌生女子的面部完全破碎了，损害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画布碎成了几块，绘画部分已经脱落，垃圾里的脏东西已经渗透进画布的纤维里，因此一眼望去根本无法区别哪里是毕加索的笔触，哪里是垃圾的污染了。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正在考虑找个修复图画的高手。这时，电话铃响了。路易斯打电话告诉他，胡里娅准备在下周星期五举办盛大晚会。已经向金融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及经常出现在杂志上的人物发出邀请了。
　　
消失的踪影（1）
1
　　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傍晚6：30，我与黛安娜一起来到汉娜·格兰特的办公楼后面。五分钟前，我们还在争论，她突然一把把我从办公桌后面拉起来。现在我与她一起来这儿，就说明我输给她了。她把绅宝车熄了火，还做了番推论。“如果找不到汉娜，早上我们就走不了了。就这么简单。”
　　她说的没错。
　　离圣诞节只剩下九个购物日，我和黛安娜·埃斯特维茨计划经落基山脉飞往拉斯韦加斯参加一场周末专题研讨会——黛安娜似乎对眼动脱敏与再加工很感兴趣，但我猜那更多是装出来的——汉娜则会好心地在我们离开时，替我们揽下诊所里所有的心理诊疗事务，否则我们是走不了的。
　　黛安娜把我们在边界航空公司订的航班从第二天中午提前到大清早，这样她就能挤出几小时玩骰子了，但计划中这个微小的变动需要汉娜的同意。而汉娜——她有许多典型的强迫症症状，别人不回电她就心情忐忑，像在鞋里踩到一粒硌脚的石子一样——早饭后，黛安娜发给她三条短信，她一条都没回。
　　“那是她的车？你知道她开什么车吗·”我问道。在这个极小的停车场里，仅有的另一辆车是部银色的大众帕萨特。


　　“似乎是她的。”黛安娜的语调带着几分嘲讽，我猜她更在意这是辆新车，而不是品牌或型号。黛安娜的绅宝车上罩着一层米灰色的泥灰，与这辆一尘不染的帕萨特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科罗拉多秋末的暴风雪会使所有行驶的车辆溅上一层泥，上周末我们就遇到一次。
　　我下了车，朝汉娜的车内瞥了一眼。仪表盘上整整齐齐，车厢厢底没有薯片屑，杯托里也没有健怡可乐罐。只有后座一本没拆封的《世界时装之苑》才能说明这车不是刚从车商展示厅里抢劫来的。
　　杂志的邮寄地址栏上写着“H。格兰特收”，收件人地址是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角落的编码显示预订到明年4月将要结束。“是她的。”我说。
　　黛安娜也走到帕萨特旁。“汉娜看《世界时装之苑》？”
　　我的反应跟她略有不同；我在想，汉娜会把杂志落在车里？怎么会这么粗心！我说：“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这表明她正在里面接待病人。她一有空就会给你回电话的。”
　　“这些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种感觉，”她说。“不祥的感觉。”
　　“对汉娜？”
　　“一点点，但更多是对拉斯韦加斯。”黛安娜声音低沉。她把双骰子赌博看得很重。“我们进去吧。”她说。
　　汉娜是个社会医学工作者，她的诊所就在百老汇大街最靠近山脉一侧的一排老房子里，离珀尔商业大街也只有几个街区。原本在这儿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屋中开店的都是律师和会计师，但十几年来，许多心理诊疗师搬到这儿，逐渐占领了这片城区的大部分地皮，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开办了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被赶走的专业人士只得搬往新建于停车场上的摩天大楼，虽少了份宜人，但与坎宁大道仅隔几个街区，显然多了份实用。
　　这是栋平房，后门锁着。我和黛安娜沿着一条石板路走下去，路边一小丛丁香花正赤裸裸地等待着寒冬的到来。我们走到房前，上了几级楼梯，走进一间原本很可能是客厅的候诊室。里面开着灯，房间一头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一头鬈发，浓密得令人吃惊。她坐在绿天鹅绒沙发上一边翻阅《瑜伽杂志》，一边大声嚼着一袋奇多。我注意到她抬头瞄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看了下手表。
　　我发现她指尖和头发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汉娜的办公室是哪间？”我小声问黛安娜。我从没来过这儿。而汉娜是黛安娜的密友，我相信黛安娜应该知道她的办公室在哪儿。
　　“走廊尽头左侧那间，右边是玛丽的。”
　　“玛丽”是玛丽·布莱克，医学博士，精神病医师。几个星期前，就在感恩节前夜，她没用人工催产素就生下了三胞胎。玛丽做母亲的时间和产假有所延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汉娜将在这儿单独工作一阵子。
　　黛安娜沿着走廊走向办公室。“看，”她说。
　　汉娜办公室的门缝里塞着四张折好的纸条，两张写着“汉娜收”，另外两张分别写着“H。格兰特收”和“收”。黛安娜拿起了写有“H。格兰特收”的那张，这张纸条看起来是写在了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日历上还印有小布什无意间所说的幽默语句。
消失的踪影（2）
“黛安娜，你干吗？”我脱口而出。“这可能是病人留下的，你不能看。”
　　黛安娜立刻把我顶了回来。“当然是病人留下的，这就是关键，”她说。她看了那张便条一眼，递给我说，“看，汉娜错过了1点的预约。”接着，她抽出写有“收”的那张。“看到吗？4：30的也是。如果她的车在这儿的话，怎么会错过所有预约呢？呃？这怎么解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其余两张是更早的病人留下的。显然，汉娜至少错过了上午9点后所有的预约。
　　狭窄的走廊里，那个一头罗莎娜？罗莎娜达娜式橙发的女人出现在我们身后。虽然踩着又高又粗的鞋跟，但要看到黛安娜的眼睛，她还是得仰着头，保持锐角角度。“你们找汉娜？”她问。“我和她约在每个星期四6：15，她从不迟到。”
　　这女人口气中不只有些恼怒，还有些别的什么。关心？害怕？我不知道。但她说汉娜从不迟到是没错的。汉娜的强迫症在朋友和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她以前从不迟到！
　　从不。
　　我开始感到嗓子里有点酸；我也有种不祥的感觉。但与黛安娜不同，我的感觉与骰子绝对无关。我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门。我这样小心谨慎在黛安娜看来显然太怯弱了；她以美国曲棍球联合会级别的力量用屁股把我顶到一边，握住手柄。
　　门徐徐开了。
　　2
　　汉娜那只崭新的高级黑漆皮手提包巧妙地立在房间的地板中央。拱形提手也恰好竖着。只是包被放在了地板上。
　　它本不该在地板上的。
　　看到手提包在房间中央，黛安娜的反应显然与我一模一样。但由于她大脑皮层到口腔的距离比我短得多，她先说出了结论：“汉娜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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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安娜是指包被放在了地板上。不会。
　　在房间中央。从不。
　　汉娜肯定有专门摆放手提包的地方。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儿。也许是桌子抽屉，或是标有“P”的文件柜里某个更隐蔽的地方。但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绝不会把包放在房间的地板中央。
　　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强迫症造成的整洁，只有一个例外：汉娜的外套扔在桌上。我看到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卷皱的救生圈牌卷糖糖纸。
　　那个与汉娜约在6：15、头发颜色像切达干酪的女人在我们身后，想尽办法往办公室里张望，但她太矮了，被我们挡住了视线。她拍了拍我的后背，我转过身去。
　　我说：“您好，我是艾伦？格兰戈里医生，格兰特女士的同事。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您不妨先在候诊室里坐一会儿。”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用了安慰人的口气，好似裹在羊毛里的开水瓶，温暖却不烫手。
　　但无论是我的话，还是语气都没达到预期效果。“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这女人边抗议，边敲敲手腕上花哨的紫色瑞士斯沃琪手表表面。我可以听得出她很生气，一想起那袋奇多，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汉娜为她诊疗时努力避免临床回归的场面。
　　“我知道，”我的口气更加平和了。“我知道。但今天情况有点特殊。如果您愿意留下姓名，我保证一旦我们把事情搞清楚，格兰特女士就会打电话给您。我会告诉她您来过。我保证。”
　　可她一点儿都不满意。“我就在这儿等着，”她说。“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但愿现在不用收费。”
　　我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坐回到候诊室的天鹅绒沙发上。她坐下时指尖在深绿色天鹅绒软垫上留下鲜亮的橙色印迹。看她坐定了，我便回去找黛安娜，她正站在汉娜办公室的门口。
　　我说：“黛安娜，你应该去洗手间看看。可能汉娜滑了一跤或是什么。”
　　“哦，天哪！”她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她立刻从我身边冲进走廊。
　　如今我也不确定自己当时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觉得茫然又愚蠢；也许是出于直觉；又也许是以为“奇多”女士可能会回来，想找个地方躲躲。我不知道。
　　我朝狭窄的走廊另一边跨出半步，转了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我吃惊地发现门没有锁。我忙松开手，可紧接着门自动打开了，好像这栋老房子朝那个方向倾斜了些似的。
消失的踪影（3）
只往里看了一眼，我就知道汉娜死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活人的肤色不可能是那种暗灰色，而且活人不可能也不会摆出那种姿势。汉娜仰卧在一张方形皮软凳上，头距离敞开的门只有一码。双腿随意叉开，上身与下身成四十五度角。双腿下方的印度手纺毯上有一摊篮球大小的深色印渍。我内脏的反应告诉我：是血。但我的鼻子告诉我：是尿。
　　汉娜的右手臂弯曲着，右手拇指被丝绸衬衫靠近腋下的那块布勾着，就好像死亡时在考虑要搭车去哪儿一样。
　　奇怪的是，汉娜衬衫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露出了几英寸灰白的腹部。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衬衫塞在胸罩下面呢？我摸不着头脑。
　　汉娜的嘴张开着，一如她的双眼。她漂亮的深色头发披散开来，有###英寸，正好从脑后一直垂到已脱漆的地板上。
　　我单腿曲膝，伸出三根手指，用指尖碰了碰汉娜颈部平展的肌肤。我避免直视她深棕色的眼睛，但她的双眼就像一潭深水把我吸引过去。我的指尖移来移去，可怎么也找不到颈动脉。不过这已不重要了；指尖感觉到的冰冷已经告诉我不可能找到了。
　　汉娜死去已有一段时间。我想起塞在她办公室门缝里的那四张便条，看来那天早晨的某个时候她就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了。这很容易计算。我的表显示现在是傍晚6：45，汉娜错过的第一个预约大概是十小时前，即上午9点。我早期曾做过不长时间的验尸官调查员，懂得了一些小知识，尸体在室温下会以大约每小时一度的速度降温。我估计刚才指尖感觉到的温度比我的体温足足低了十度。
　　但我知道也可能略高或略低。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有限的。我把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放宽到前一天晚上，试图回想从一个人死去到尸体发出恶臭大约得过多久。但想不起来。
　　我有意识地轻轻吸气，就好像从没呼吸过这间房间里的空气似的。空气很不新鲜，还有股酸味，惟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便是那股尿味。
　　我知道验尸官推算死亡时间会计算飞行昆虫及其卵和蛆的生命周期，但我立即决定把那些昆虫学方面的计算留给他们去做。
　　我也足够清醒，知道自己一直在胡思乱想，这样就不用强迫自己去面对事实：我竟然独自和一位朋友的尸体待在她的办公室里。
　　身后传来冲马桶的声音，紧接着是水流声、开门声和走廊里熟悉的脚步声。黛安娜显然忘了这儿不止我们两个人，她大叫道，“汉娜不在那儿，可我憋不住了。”
　　我退出房间，看见黛安娜正从洗手间走回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的表情让她警惕起来，并迅速变为震惊。我挡在玛丽？布莱克办公室门前，一把抱住黛安娜，不让她进去。我贴着她的头发，低声说，“你的朋友死了。我非常，非常难过。”
　　黛安娜听到了我的话，喉咙里发出悲恸又令人心酸的声音。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现实，以及最初难以置信的悲伤，都融合为长久而忧伤的哀号。
　　我抬起头，发现那位“奇多”女士正站在走廊另一端，眼泪从她脸上滑下。从脸颊上鲜亮的橙色痕迹，看得出她曾经想拭去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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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成功。
　　3
　　黛安娜和我都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了。
　　我费尽全力才把黛安娜从她朋友那僵硬的身体旁拉开——我还是无法称其为尸体——又使出浑身解数才说服了黛安娜和“奇多”女士到屋子外面等警察来。
　　汉娜的死令我震惊，但与黛安娜或是汉娜的病人相比，我失去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不久就可以振作起来。
　　但黛安娜现在就需要振作。
　　我用手机拨打了911，与黛安娜一起无助地站在屋前的走道上，她说，“我不想留下汉娜一个人。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让我进去陪陪她。求你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紧紧抱着她的肩膀，低声回应了她的请求，但现在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紧紧抱住黛安娜，再次强调：她不应该回屋去。
　　如果汉娜是在家里病死的，我会领着黛安娜到她朋友的床边，绝对不会阻止她。但现在很明显，汉娜很奇怪地死在了同事的办公室里。以前当验尸官调查员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我，在一切水落石出以前，事故现场应当维持原样。
消失的踪影（4）
三件事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
　　汉娜死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
　　汉娜的手提包在自己的办公室地板中央。
　　她的衬衫被向上折起塞在了胸罩下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那位一头鬈发的女士走到一边，脱掉鞋子。她坐在屋前通往木质走廊的楼梯上，双手托着下巴，几乎一动不动。泪水已经不流了，只剩下一脸的震惊。
　　“你确定她死了吗？”没过多久，这个问题黛安娜已经问了不止一遍。我解释说我已经测过脉搏，汉娜的皮肤也已是冰冷的了。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
　　但我对那摊深色尿渍只字未提。
　　“她不喜欢全身冷冰冰的，”黛安娜坚持说。“汉娜不该挨冻。她不喜欢冬天。也许该找条毯子。我能找条毯子。我车里就有一条。拉乌尔叫我在车里放条毯子以防……”
　　我好不容易把黛安娜安顿在形状像肾一样的水泥长椅上，长椅周围有些杂草，紧挨着前面的小路，离街不远。之后，我走到一码以外，取出手机，按下快捷键，拨通了妻子劳伦的电话。她是博尔德县的代理地方检察官，这会儿应该刚刚下班回到家里。
　　“嗨，是我。真高兴你在家。”
　　“怎么了？”
　　她觉察出有点不对劲。
　　“汉娜？格兰特，”我说。“记得吗？”
　　“黛安娜的朋友。”
　　“本来她要在我们去拉斯韦加斯时替我们打理诊所事务的。可她死了。我们刚刚在她办公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现在在等警察来。”
　　“天哪！你们还好吧？”
　　“还好。打个电话给拉乌尔，好吗？告诉他黛安娜要晚点回家。说不准多晚，你知道这种事情的程序。可能要有一会儿。”拉乌尔？埃斯特维茨是黛安娜的丈夫。“黛安娜很难过。她们是好朋友。”
　　劳伦暂时放下悲伤，开始办正事。她的本行就是跟警察、法庭、律师和坏人打交道。“你和黛安娜需要律师吗？”
　　“不，不需要。黛安娜发信息给汉娜要她帮忙打理诊所事务，但汉娜没回复。我们有点担心。后来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了她的尸体。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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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先想一想，别急着回答。”
　　我想了想。“我肯定，就这样。”
　　“她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没看见血。可能是自然死亡，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她死的时候姿势很滑稽。”我仍在想地板中央那只黑漆皮手提包和折起塞在胸罩下面的衬衫前襟。“有没有什么原因会使一个女人把衬衫前襟折起塞在胸罩下面？”
　　“什么？前襟？”
　　“对。”
　　“不知道，我想不出。”
　　我听到刺耳的警笛声正从珀尔商业大街南部迅速向这边靠近。
　　我说：“警察来了，宝贝儿。我得过去了。”
　　“我会打电话的。保持联系。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黛安娜走到我身边。我说：“劳伦会打给拉乌尔，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她问我。“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四辆警车开了过来，第一辆开到路边，又加大马力开上人行道，把路堵住。车上跳下两个我不认识的巡警。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对于到百老汇大街这个地方，他们要么是对调度员告诉他们的原因感到难以置信，要么就是希望调度员搞错了。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是我报的警，然后解释了我们在屋内看到的一切。
　　一个警察走向前门去证实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另一个则与我们三个目击者站在外面。一分钟后，两个急救医生开着醒目的厢式小车来了。他们也进去核实我已知道的情况。每个人的每项行动前后似乎都伴随着对讲机里的低语声。
　　对我来说这都像慢动作。我在想：有人死了，我们应该快点。现实显然不同：人已经死了，快有什么用？
　　不到几分钟，又来了一些巡警，简短询问了先到的那两个警察，接着，又有两个警察拉开一条长长的犯罪现场隔离带，一直拉到房前路边的大树，把两边的大房子和花园都围在里面。司机们都呆呆地张望着，交通很快就堵塞了。
　　说是倒霉也好，说是娶了个检察官太太，或是有个警察朋友的副作用也好，我曾见识过许多犯罪现场，也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对于黛安娜、“奇多”女士和我很快被隔离开一点都不惊讶。　
　　两位女士分别被安置在两辆警车的后座上，我则被带到隔壁修复得很好的有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前。我站在正门走廊那儿，看着那群警察分散开来。两个提着一大盘隔离带朝屋后走去。留在房前的几个明明是在干等，却装做在干什么重要的事情。急救人员也在等着。
　　我们都因这起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被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