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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古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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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政和擅权的问题上，也没出现过怀疑到张居正的“忠”吧，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跳出来拿乡试题目“舜亦以命禹”做文章，说张居正想做那个“禹”但是就算想对张居正下刀的神宗自己也不信，丁此吕结果去职了。张居正谥号“文忠”，实在是恰当不过。
再说其才：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三次新政，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商鞅变法自不必说，君王有心，商鞅有才，两者一起努力，奠定秦国一统天下的基业。而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虽然支持，但是神宗性子太急，王安石虽然有制订政策之才，但是性子太急，又不能识人，（我觉得王安石还是适合在一个小地方施行变法，亲力亲为可以把变法施行的很完美，到中央关键是用人，王安石这方面的才能不足，只能说是百里之才吧。）变法还是有缺陷。而张居正其新政完全由张居正一手策划执行，居然短短十年国富民强，不能不说张居正确有其才。（当然，那段时间外部形势也好，北部边防一直没大乱，可以专心搞内务，不过外部环境好，内部治理还是张居正之功。）
有权，可执掌天下，一展胸中抱负，有才，可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有这两点已经可称为能臣，何况张居正对朝廷忠心耿耿。（别看明末那汉奸多，但是整个来说明朝能臣忠臣极多。）这样说来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只有诸葛亮可与之比拟了。（诸葛亮在军事上也花了太多精神，政策上革新不多，不过这只是没这个机会，不能说诸葛亮无才，何况不一定要有新政才能表现自己的才干。）但是诸葛亮流芳千古，张居正却颇多人弊病，险些遭鞭尸之罪。人间世道真是不公。
但是，世间之事自有其的道理，张居正自开始他的万历新政，他的性格，他的做事方法，就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
张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嘉靖年间，考取进士，以庶吉士身份入仕。此时嘉靖皇帝已经厌倦了不是人做的皇帝位子，一心求仙去了，结果内阁中夏言和严嵩争权，写的一手好青词的严嵩终于击败了只知世间俗务的夏言，当了首辅，这段时期明朝的情况有点糟糕，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居然率军攻到北京城下，本来要说假如成祖在位时，那说不定成祖还高兴一下，正愁找不到你呢，北京的三大营几十万大军不是吃素的，但是此时的明朝却不是明初了，三大营在土木堡之变中消失殆尽，之后的各位皇帝也没钱全部恢复，而要留得一身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已经死了近百年了，而严嵩只会作给上天的青词，对那群草原来的游牧人却是不能用青词打动他们的，想必他们也听不懂那文绉绉的话。唯一还好的是俺答他们只要“求贡”，还没攻进城的打算，于是便就拖吧，拖的时间长，四面的援军多了也有底气，游牧人抢的东西多了，总会想家的，果然不久俺答就回去了，严嵩派兵还礼送了一段。城是没破，那要再等近百年，西北的流民来了才破门而入，但是面子是丢的大了，满朝文武都以此为耻。
此时的张居正还是一个小官，观他日后的风范，自不会学海瑞，杨继盛那般毅然上表针弊时事，想来就算私人聚会上，他也不会学清流那般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的是他摸着自己刚蓄的胡子，眯着眼，想着昨天在户部看到的公文，又有多少银子浪费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这些他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说，因为说了也没用罢，张居正要做的是事。张居正不是不会辩论，日后的朝政上等着他的辩论多了去了，但是嘴上说了一百遍，还不如做了一遍。他也不屑于那样辩论，这样的他已经和清流保持住距离了。
但是不管怎样，没有权，不管怎么说怎么想也没用，严嵩是不能依靠的，他只听自己儿子的话，而他那个儿子，只懂维护自己的权力，却没想到为百姓谋生计。当然也不能得罪，此时的张居正在政治上是早熟的，也懂得写几篇诗文吹捧一下严首辅，不过真正依靠的还是自己的座主徐阶，此时他也进了内阁，对张居正很是欣赏，引为已用，只是徐阶是个小心人，对严嵩他没看准机会绝不会下手。年老的徐阶等得，年少的张居正却有点急噪的毛病，几次劝说甚至催促徐阶动手，都是时机未到，还要等得什么时候？难道也要等严嵩老死吗？（徐阶用不着等严嵩老死，但是张居正要做首辅却要等隆庆皇帝的死，此时的他还没想到吧。）然而总是要等待的，张居正在这段等待期把抱负藏在诗文之中，藏在心里，但是却没有忘记。
机会总是来了，徐阶看准时机，扳倒了严嵩，自己做了首辅，这期间徐阶的老谋深算让张居正学到了许多经验，万幸的是，他没学到徐阶的脾气，假如按徐阶的脾气，万历新政是做不出来的。
徐阶做了首辅不长时间，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皇帝登基，和他父亲不同，隆庆皇帝是个宽厚甚至有些过分的皇帝，朝会上常不说话，大臣上表批评也最多说一句。“朕的家事你不知道内情，不要管了。”和严厉的嘉靖皇帝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是一下子从嘉靖的严厉之下解放出来，大臣开始有些肆无忌惮了，内阁开始了混斗，张居正此时也终于入了内阁，不过在里面还是小字辈，无论是老师徐阶还是以前的同事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的多，等待，终须等待。内阁的混斗开始了，先是高拱下台，再是徐阶致仕，两位能臣下台，其他内阁学士不由有点不安了，毕竟，现在不是太祖成祖的时候，也不是仁宗宣宗的时候，甚至孝宗皇帝也早逝去了，倒是俺答在北京城下派兵喊着“求贡”的日子过去不远。中兴中兴，中兴谈何容易，不是随便人都能做的，留下的首辅李春芳就想着退位了。张居正却有点跃跃欲试，他向隆庆上疏，想要隆庆做成汤，自己做伊尹，他想皇帝真正的开始掌权管事，自己做个好助手。但是，隆庆不是爱管事的皇帝，这自然没什么答复。其实就算隆庆开始管事，张居正也不一定适应吧。看张居正日后的举动，他是不喜和别人分权的，他适合做皇帝，做了皇帝，他必定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既然出生决定他不是皇帝，那他也只有好好的做大臣了，他也没生什么想做皇帝的念头，他只想好好做事，再就是培养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好皇帝出来罢，日后对神宗，他一心想培养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只是物极必反，这也是各位望子成龙的父母要引以为戒的。
隆庆不是神宗，他的老师不是张居正，而是高拱，不久高拱回来了。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北方鞑靼之患，是他的任期内得到缓和的。而且他也喜个人擅权，不喜他人分权，假若两个性格温和的人一起相处，那自然很好，但是假若两个性格都有些专断的人一起相处，那便不是很好了，地位相近，就更危险，何况那时还没任期制度，不讲究轮换做首辅位置，所以虽然在一些政策上，两人合作倒是也愉快，但是高拱总是担心张居正，张居正也盯着高拱的位置。
事变终于来了，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登基，也就是此时，张居正联合宦官冯保，击败高拱。，张居正开始了首辅之位，也开始了万历新政。
在说万历新政之前，就不得不说说张居正得到首辅之位的那件事，高拱解职。
隆庆皇帝死后，遗命内阁三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明朝自成祖后，太监权位甚重，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尤其重要，他们“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当皇帝不负责任，热心玩乐时，那批阅奏章的权力就落到了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的手中，其权借着皇帝的朱笔，可以无限扩大，所以司礼监的太监有内相之称，尤以武宗时期刘瑾为最。当然，武宗之后的世宗对太监甚是严厉，隆庆虽然不管事，但是政事也大都交由内阁处理。但隆庆死后，却有些问题了，秉笔太监冯保一心想做掌印太监，但是遭到高拱反对，未果，这一来两人就结了仇。隆庆在时，那是没有问题，但是隆庆死后，皇帝年幼，两位太后对冯保极为信任，冯保借机让皇帝升自己为掌印太监，而且掌管东厂。借口是隆庆的遗诏，也有说这是冯保自己矫的遗诏。
冯保上台，作为仇敌的高拱自然不快，所以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在他看来，小小的冯保是斗不过身为首辅自己的。确实，弹劾太监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士大夫们本来就对宦官弄权甚为不满，何况世宗隆庆两朝几十年宦官都受到压制，在他想来，断无不成功之事。
只是高拱忘记了两点，1。皇帝年幼，其实是两位太后执政，而冯保既然能顺利成为掌印太监，那必然得到了太后的支持。2。皇帝年幼，初登基你就弹劾身边之人，不免有挟辅政之名夺权之意。这样必受猜测。
这时弹劾冯保，是断无成功可能的，只是高拱犟脾气，终于做了，而不久也就被解职回乡了。
关于此时张居正的举动，有两种说法，有说是联合冯保的，有说张居正没有参与，只是冯保一手策划，张居正在高拱回乡后，自然顺利升为首辅。
在我看来，两种说法都有欠妥，联合冯保确实有迹象，张居正执政十年，和冯保合作甚欢，冯保对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要说之前他们没有关联，实在不好说。但是要说联合，也不太可能，决定高拱去留的是两位太后，这方面的关系自然是冯保出力，张居正用不上，至多是太后为高拱去职后谁来主事这点，张居正可能下了功夫，但是也不会太卖力，毕竟高拱解职，自然张居正就升任首辅，他只需静观其变就好了，太过卖力反而会给人坏印象。张居正在此次的变化中，估计是得知了消息，但是不知鹿死谁手，也就坐山观虎斗，两边不得罪了。
只是，高拱解职，张居正上台，外加和冯保合作甚欢，不免惹得大家怀疑，高拱更是怀疑张居正做了手脚，对之也就忿忿然了。
不管如何，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了，内阁只剩张居正一人，他是当然的首辅，和高拱不同，或是从高拱解职得到了教训，他对宫中敷衍的很好，太后对他很信任，冯保也很敬重于他，万历皇帝年纪还小，张居正保证了宫中的信任，宫中也把国家交于他了，这是张居正等待许久的新政时代。
张居正执掌的明朝政府，是怎样的情况呢？要说差，倒是也不至于，毕竟天下没有大乱，北边鞑靼最近也不是很生猛了，几位水利学家兴修水利，解决了许多问题，民众生活的还算可以，确是个太平时代。但是这太平时代背后的危机却大得很，大地主兼并土地，税收流失，负担集中到穷人那里，丰收还好，万一来一次大旱灾，流民增加，就不免要出乱子。而且财政枯竭，连官饷都很难发了，万一外敌大规模入侵，那军费又吃紧了，加饷加税的话，农民又要吃苦了。
国家穷，老百姓也不富裕，就大地主们富，但是他们只把钱收起来看哪里的田地可买，却不愿交税，国家打仗花的是老百姓的钱，送的是老百姓的命，那些大地主却什么也不少，还借机兼并土地，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事情是要解决的，当然，要改革，也看怎么改，王安石的变法是好，但是用人不当，结果落个亡宋的罪名。何况张居正认为太祖皇帝留下的制度是相当好的，只需要完善，当然完善也是一定程度的新政。
当然，用人这还是要解决，政策是要官吏们去执行的，假如不能领会政策，那新政就不能执行了。何况万历的吏治，不能说象明末清末那样贪污贿赂成风，但是和明初比起来，不能算好了。于是便开始京察，再是考成法，这和之后的整顿驿递，一起得罪了官僚们。
京察是张居正初登位的时候便施行的，这破碎了官僚们对新任首辅的期望，一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给点甜头啊，比如加薪什么的，就算不给甜头，也不要触霉头啊，一上来就京察，端是不令人快乐了，而且还有借机排除异己的可能，大家不免怀疑了。
考成法也是，本来可以自己控制的政务，却被加了一个头箍在上面，时时要被上头监管，一些油水也捞不到了，手脚也难做了，就算做，花的成本精神也大了许多，实在是头疼的狠。
何况官员士人都是学儒家的，儒家的要求是仁政，行大治，你称富国强兵，那和法家有什么区别？富国强兵，那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干什么的？北宋亡国的祸首！你要理财？那不就是桑弘羊那样的收揽百姓钱财嘛，官员们有些忿然。
驿递也被整顿了，那可是官员的优待，国家驿站，那就是给我们官员用的，你怎么就能一下把我们的特权取消了呢？当然，和太祖时代比起来，张居正的整顿还算是轻的，但是也不免官员的抱怨。
官员们抱怨着，但是毕竟这些方法行之有效，而且合情合理，张居正占着大位，官员们也就只能私下抱怨着了。
官员们解决了，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大地主那边，他们有钱，有权，还有势力，很多是功臣后代，王侯将相，退休的大臣，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上可通达天下，下可操纵舆论，要对付他们，那可就难得多了，要是没有不怕粉身碎骨的准备，那只怕是不行的。
幸好张居正有，明代的士大夫，确实骨头硬的狠，于谦，即便粉身碎骨，也要保明朝天下，海瑞，为民不但敢得罪大地主，连皇帝也敢骂，张居正也不怕死，他只怕政策不能执行，海瑞是护民，但是有时也不免护的太短了些，何况明朝的官吏并不都是海瑞，也做不了海瑞。张居正也只能通赋税侧面打击大地主的利益。
或许，张居正也不想打击大地主吧，要算起来，他的师长徐阶也是大地主之一，但是没办法，要富国强兵，只有得罪了。为了富国强兵，那些坎坷总要走的。
张居正没有手软，一系列的赋税改革，一条鞭法，丈量田地，都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张居正死后政策被废有他们的努力。
新政之后，空虚的国库充溢起来了，国家是富了，那就要强兵，北边的边患总是在那里的，俺答是答应不进攻了，但是鞑靼并不只有俺答，而且时事随时变化，今天不进攻，明天就可能进攻。说实在话，现在的明朝政府对于鞑靼的地盘实在不敢兴趣，他们不是成祖，他们只想把自己的土地搞搞好，不要有外敌入侵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自成祖之后就没认真的北伐过，那些化外之民，老老实实在边地呆着，明朝政府并不想主动进攻，那样太花钱了，那些土地占下来也没用，但是防还是要防的。现在军费充裕，只需要人材。
张居正是个识才的人，明朝也不缺人才，谭纶，王崇古，还有那位抗倭的名将戚继光，李成梁都得到了重用，外加三娘子事件的善用，北方得到了难得的安定，现在的光景实在是明朝自孝宗以来最好的时刻了。
只是，这时父亲死了，那时的风俗是要三年守孝的，虽然皇帝可以夺情，但是士人总是不满的，礼仪为立国之本，怎么可以不守呢？明朝朝野都喜欢评论，这士人之口，是很难堵住的，也只有等到清朝用鞭子和文字狱才能压住，明朝那几根廷仗，是吓不了士人的。我们后人看那些士人确实好笑，但是那时的风气就是这般了，皇帝的夺情，那自然有张居正和冯保的授意，张居正这样做，虽然有考虑继续改革的问题，但是总不免给人话柄，贪恋权位。
确实，张居正贪恋权位，他自知一旦放弃了权位，那新政也就危险了，他是一个刚硬的人，不太在乎世人所见，所以他取缔私人学院，这是一个污点，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政治家，不是熟知未来的革命家，他不会知道未来的民主，何况他也不会相信民主。
不相信民主总是有点问题的，万历新政快十年了，一切都很顺利，张居正也有点得意，不免也收点小贿赂，讲讲大排场什么的，可以说他不在乎，也可以说他不拘小节，但是污点毕竟是污点。
还是继续吧，万历新政到现在的情况，都是张居正的功劳，这几乎是大家的公认了，但是，皇帝呢？
张居正开始新政的时候，皇帝只有十岁，小孩子还做不了主，大事须得母亲拿主意，李太后是个严厉的女人，对皇帝不免苛求，神宗年少时就要每日早起拜见母后，然后读书，皇帝荒唐了一下，她就兴起了废的念头，虽然没有实施，但是也够神宗受的了，皇帝对太后怀的是恐惧多些还是亲切多些呢？
冯保是个贪婪的太监，但是对皇帝，他倒是很尽职的，内宫一直都是很规范，他也不时提醒神宗身为皇帝的威仪，只是冯保也是很贪恋权位的，东厂被他控制着，内宫也在他眼皮底下，太后也很信任他，外面的事张居正管着，里面的事就要自己处理了，皇帝就是皇帝，要有皇帝的威仪，而小孩子却不免顽皮了点，冯保有时不免脸色放下了些，当然他是不敢骂皇帝的，但是他可以告诉太后，神宗是个聪明的孩子，很快就知道冯保的话是要听的了，于是称冯保为“大伴”，连名字都不敢提，当大伴在的时候，就要正襟危坐，做出一副皇帝派头。
对于张居正，神宗也是敬重的，这位严肃的老师，连自己敬爱的太后都很佩服，连自己畏惧的冯保也三番五次提醒对张先生要敬重，身边的人都这样佩服张居正，皇帝也不免对张居正敬重了许多，确实，张先生是很有才能的，他的学识渊博，又将父皇留下的蓝摊子治理的井井有条，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张先生总是很威严，所有人对他都很惧怕呢。连太后都说，
神宗是个聪明的皇帝，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但是作为皇帝来说，聪明并不是一个治理好国家的前提，只有善于判断用人，虚心纳谏，外加勤政，才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皇帝，而神宗却没有，他确实很聪明，书中说的事他都很明白，但是母亲的严厉却压坏了他，假如他是个老实的孩子，那就乖乖听话，假如是反叛或有些倔强的孩子，那只怕就要被废了，可惜他不是，他明白大家的想法，为了迎合母亲，大伴，张先生，他可以放弃自己心中的想法，可以用功读书，可以品性端正，甚至可以放弃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书已经读完了，不能工作，也不能享乐，那能做什么呢？再读书？或许象叔祖那样研究学问？张先生是反对的，他说帝王要学习的只是帝王之术，那些旁门左道，只是玩物丧志罢了。象世宗那样求仙也是不成的，太后是反对的，整天游手好闲，也不行，朝总是要上的，但是张先生的管理很好，我学的都是他教的，实在没什么好管的。学成祖出征？大家都不会答应，何况北方已经没什么仗可大了，只有在宫里找找乐子了，不过一找乐子就出了事。
十八岁那年，百无聊懒的神宗要内监唱曲，没成想这内监连皇帝的话都不听了，于是割了他的头发，鞭打一番。假如在其他的皇帝那里，这只是一件小事罢了。没成想李太后居然起了废皇帝的心，当然没有成，只是这次事件太可怕了，神宗终于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皇帝，真正的皇帝是太后加大伴加张先生，他估计自己是很难做皇帝，太后说了，要张先生辅政到三十岁呢，还有十二年呢，他能等着十二年吗？
原本对张先生的敬重，不由变的畏惧起来了，这次张先生没有做霍光，但是下次呢？
说起来，张居正对皇帝是很好的，就想对待自己的亲子一般，甚至有时忘记了君臣之别，大声呵斥起来，自然，那是少数，张居正后来想起来也畏惧吧，不过他想这个皇帝是聪明的，聪明而有乖巧，这样的皇帝年轻，能调教好，就能成就明室几十年的基业吧，所以他认真的教，张居正对神宗是有感情的，所以十八岁那年没有支持废皇帝，但是又是严厉的，那代神宗起草的“罪己诏”让神宗下不了面子，毕竟，年轻人都是好面子的，只是张居正太后他们都没想到，冯保也许想到了，但是他一个人做不了主，他只能希望张居正能多活一段时间。
严师不一定出高徒，皇帝也是，严厉不能带给皇帝经验和高明，尤其神宗，大家都只看到他的乖巧，却没看到他的恨意，明朝的皇帝，只怕没有一个如此丢脸吧，英宗是被俘了，但是在臣下面前，他还是皇帝，父亲隆庆皇帝，那是不管事，但是那是他不想管。哪一个皇帝象自己这样丢脸着，神宗恨恨的想，但是没办法，太后是自己的母亲，不能反对，冯保倒也罢了，只是张居正，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教的，国家也由他管理的井井有条，离不开他啊。神宗是有懒病的，他象自己的爷爷世宗那样，过段时间就会对朝政厌烦的，但是他又有点专制，这也是世宗的隔代遗传吧，除了张居正这十年，他的权力没有落在太监和大臣的手上，当然，现在，他还奈何不了张居正。
张居正得了痔疮，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手术却有了后遗症，越加沉重起来，不久越来越重，就要不久于人世了。
此时的神宗很伤心，多次慰问，不断赏赐，据说伤心及至吃不下饭，这是作戏吗？或许有点，或许也是真的伤心吧，神宗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不喜滥杀，和张居正这么多年师生君臣，感情总是有的，而且人都快死了，总不免想起许多好来。人对亲近的人离去总是畏惧的，何况朝政确实需要张居正把握。
张居正终还是去了，万历下令罢朝数日，赠上柱国、赐谥文忠，礼遇是很重的。
张居正为什么不找个接班人呢？很多人会这样想吧，只是怎么找呢？张居正是个专断的人，不可能找个专断的人接替自己，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这么快死呢！而找个温和的人，那是不象张居正这样能控制朝政的，何况，张居正以忠孝为标榜，找接班人不免有如曹操那般，架空皇帝之嫌，那就是奸臣了。张居正也想有接班人吧，他指望的是万历，皇帝能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那便是再好不过了，所以他耐心的教了。
但是万历只学到了一点，要钱，张居正要钱是为富国强兵，而万历要钱却是为自己私用，张居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万历，他以为万历是个好学生，但是却没想到，就是自己的学生将所有的制度推翻了。
是啊，原来张居正得罪的那些人见张居正死了，都站出来了，吵吵嚷嚷，要翻案了，而万历也需要这样，他想拿回政权，为什么？他不想做学生，假如维持张居正的制度，那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他做不了，也不想做，但是更不希望再多一个张居正，张居正可以做张居正，但是别人却不能做，而推翻张居正的制度依靠自己是不成的，张居正十年新政，满朝都是新政提拔上来的人，而为了对抗这些人，只有依靠被新政打压的人，那自然要给他们甜头，所以新政都被取消了。
新政取消，那策划者也需要打倒吧，何况传说张居正的家产不少，万历有些心动了，于是张家遭殃了，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自杀，另一个儿子懋修自杀未遂，张家查抄，此事惊动朝野，各路大臣纷纷上奏，张家才免于进一步的遭难，但是终究原本给予张家的荣誉全剥夺了，就连考上的进士也不算了，至于张居正要被鞭尸，那终不成吧，万历也明白这样做实在不合情理，或许隔了点时间，他又想起少年时威严的老师吧。
张居正在神宗时是不能翻身了，太后已经不问事了，冯保自杀了，要直到天启二年，张居正复原官，予祭葬，那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崇祯三年，给还二荫和诰命。
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也有些明白了，世人要求恢复张居正的新政，当年被张居正下令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终于还是明白了吧，虽然明白了晚了些。但是终于还是明白了。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对张居正最大的安慰吧。
11 煮酒话古人之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在明朝历史上是个转折性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宗之前，明朝皇帝都是由长子继承。
由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武宗朱厚照，都是皇帝的孩子而且大都是长子长孙继承皇位。象明成祖朱棣虽然生为皇四子夺了自己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但是朱元璋死时，朱棣的三个兄长相继都死去，他已经成为朱元璋最年长的儿子，所以朱元璋的皇位实际上交给朱棣也是比较正常的。（一般皇位大都是传子，而象朱元璋这样的传长孙到是少见之举。或许是有担心儿子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也许是有觉得朱棣不如建文宽厚的想法。）所以朱棣得位，国家也没动乱，也就有赖于他这个长子身份。之后的仁宗也一度不得朱棣所喜，但是却还是保住了的皇位，这之后，长子继位基本上成为了惯例。（这和清朝就很大不同，清朝很少有长子继位的，独子继位倒是有，比如顺治同治。）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都是长子继位，之间虽然都有景泰短暂的登基，但是皇位很快就回到英宗手中，也就是长房一系的手中。
但是到了武宗那代，就发生了问题，先说说武宗吧，这位皇帝自小据说是很聪明的，有“睟质如玉，神采焕发”，仁和宽厚的脾气，怎么看都是一个好皇帝的材料，可惜，就是在这一代上，明朝开始了衰败。他是很聪明，但是聪明的脑子都放在玩上面了，居豹房，开酒家，四处出巡，挑选美女，领兵出征，自封大将军，假如他是一般的富人，花钱演戏玩玩也就罢了，问题他是皇帝，花的是国家的钱。他是很宽厚，但是他宽厚只对认识的人，身边的人，尤其是身边的太监，于是他的时代出了一个立皇帝刘瑾，朝纲败坏。（其实他之后几代的神宗少年也是以聪明见称，可见皇帝聪明宽厚有时也不是好事。）当然，他还有一个大过，就是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在他之前的那几位皇帝，至少都有一个儿子，但是到了他这，虽然宠幸了无数美女，但是却生不出一个，也真是苦也。而他没留下儿子就死去，给身后的世界留了一个大问题。
谁来即位？武宗遗诏上是没明说，只说“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那结果还是要大臣们商量着办啊，按理说，这是好事啊，皇帝都由你来拥立，之后皇帝还不是要对你尊重万分吗？问题就是，尊重的同时就是畏惧，被大臣拥立而不是顺位继承的皇帝，总是心有戚戚，你今天可以拥立我，明天就可以废了我，而且拥立大臣们有了这一功，难免要倚老卖老，做事不慎重，容易触怒敏感的皇帝。霍光当年辅佐两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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