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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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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老板说在这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唉，不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有罪。现在有了些钱，我国又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想回国投点资金，希望以这点微薄的贡献，赎回一点愧心……今天遇到了老首长，真是天意……”
在盖老板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张敬怀一直听着，没有制止他讲下去。他知道，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在“志愿遣返”中，确实有这种事。面对盖老板这么一个对像，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不能肯定他，也无法否定他。当盖老板叙说时，他的脑海里，几次涌现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镜头。后来他甚至想到文化大革命。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你只要是做过地下工作，或者被捕过，一定被打成“叛徒”或“特务”。在文革中，凡是被俘后，自愿遣返回来的志愿军战士，几乎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前些日子，他还批过一个申诉要求平反的案子：也是志愿遣返回来的战士。那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一条腿在逼供信中被打断了。张敬怀看了这封申诉信，把这个战士叫来，当面和他谈了。他一见这个战士，拄着双拐，面容黑瘦，衣服滥缕，像个叫花子。当时张敬怀就流下了眼泪。立即指示：对这个冤案平反昭雪，恢复荣誉军人待遇。此时，张敬怀把盖老板和那个战士相比，“反差”有多么大呀！这是极左路线制造的悲喜剧！
对于张敬怀来说，一提到朝鲜那场残酷的战争，他就想到彭总，想到这位伟大的元帅。因为他的兴衰荣辱，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和彭总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的思想情感，回到了三十八年前的朝鲜战场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春天，他们这支部队，被调到开城前线，进行战略防御作战。这里正是当时吸引全世界注目的一块土地：以中、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为一方，是在停战谈判的板门店附近。在这里，在停战协议签字前，美方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我方阵地进行了二十多次进攻，我军也进行了数十次的反击，双方的阵地，几乎是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反复争夺着。战斗之惨烈，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时，他是一个师的师政委。到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为了迫使敌方在谈判协定上签字，我们的顽强进攻，把战线向前推进了五平方公里。
停战协定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签字了。也就是这天的凌晨，我军进行了马踏里东南山的进攻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元帅，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残酷战斗，敌人终于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我们是胜利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美国的上将克拉克。这位将军后来说过：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并且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在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彭总到他们守备的大德山前线视察了。他作为前沿师一个师政委，有幸和军首长一起陪同彭总进行了这次有特殊意义的阵地视察。
他记得，彭总攀登到大德山主峰，我军防御的前沿阵地，看得清清楚楚。军首长向彭总汇报了我军执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方针的情况，中午时分下了山。没有走多远，彭总见一个担架队，抬着几位烈士也正在下山。彭总走过去，让担架停下来，他要看看这几位烈士的面容。刚才军首长已经向彭总汇报了抗美援朝最后一次马踏里东南山之战的情况：从七月二十四日黄昏，一直打到七月二十七日黎明。战斗是在他们接到停火命令时，才停止的。这几名烈士就是在清理战场时在阵地上发现后，抬运下来的。彭总嘱咐负责抬运烈士的负责人，一定要妥善掩埋，记下他们的姓名，及早通知他们的亲属。
这时彭总把脸转向青山，沉默地望着，以掩饰他的悲痛。过了一刻，彭总转过身来，说：“我要到这个前沿阵地看一看。”
军首长和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同意。因为停战协定昨天才签字，在这里，两军阵地相距不过三百米，万一发生意外，敌人向我方挑衅，大家都担心彭总的安全，几经劝阻，彭总发火了：“我们的战士在这片阵地上拚命流血，我连上去看一看的胆量都没有吗？”
大家见劝阻不成，只好同意他上去。大家前后一起登上这块前沿阵地，阵地上的同志指着地上的几片血渍，说：“这就是刚才烈士牺牲的地方。”
彭总默默站了一刻。这位元帅，在几十年为革命的征战中，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血和火的惨烈战斗。可是这时，他非常沉痛地说：“昨天早晨他们还在这里英勇战斗，是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现在停战了，他们却没有看到和平……”他的声音哽咽了，随后拿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
当盖老板向张敬怀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的思绪却回到了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两天。盖老板的话，他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他没有心绪再谈下去了，等盖老板的话语一停顿，张敬怀说：“就谈到这里吧！”
回头对厉秘书说：“送客！”
在盖老板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厉秘书一直在旁边坐着，并做了详细纪录。厉秘书喜欢文艺创作，已经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此时他觉得盖老板的经历，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素材。他送盖老板出了大门，返回来请示张敬怀说：“我想把盖老板的事迹，写一篇文章。”
张敬怀说：“你写文艺作品，我不管。”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他的事，你要调查清楚。不要把我写进去哟！”
“是！”厉秘书答。
当天晚上在黄金时间，省电视台在时政频道作为重要新闻，播发了“张敬怀书记接见爱国华侨盖洪江”的消息。
次日，厉顺为打电话给盖老板，约定时间，让他再谈谈昨天讲的故事，如果可能，想写篇文章。这对于盖老板，当然是宣传自己的万金难买的机会，满口答应。他还求之不得呢。
次日，盖老板如约在宾馆等着。当厉秘书进入他的房间时，盖老板早已在茶桌上摆好了多种时鲜水果。并且热情地问：“厉先生是喝茶还是喝咔啡？”
“随便。”厉顺为从容不迫的说。
于是盖老板一面为厉秘书沏茶，一面解释说：“这是我在国内买的福建产的‘大红袍‘。这类极品，在国外花多少美金也买不到。”
厉顺为说：“昨天我听了盖先生的经历，十分感动。我想写篇文章，为此，得再和盖先生细谈一次。这就要耽误你的时间了。”
盖老板当然知道，厉秘书在张敬怀面前说话的分量是一语千斤的。忙说：“哪里，哪里！我们在国内求发展，得仰仗先生的帮助呀。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感谢，先生才能接受呀。”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说不上感谢。”厉秘书说。
盖老板沏好茶，恭恭敬敬地双手捧到厉秘书面前。厉顺为品了一小口，果然异香满口。说：“咱们就谈吧。我想请盖先生谈详细一些，越细越好。特别是有关细节、情节和你当时的心情，要更细致地谈。”
“好的，好的！”盖老板满口答应。“从哪里谈起呢？”
“就从您的家庭和少年生活谈起吧。”
盖老板便从从容容地讲起来。
－－－－
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厉顺为对盖老板的采访，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谈话中间，盖老板把服务员叫进来，到房间外面吩咐了一些什么话。厉顺为知道是盖老板安排午饭。在谈得已经差不多时，盖老板说：“咱们吃饭去吧。有什么谈得不够或不详细的地方，请厉先生尽管问。咱们一面吃一面谈。谈一天都可以。”
“好的。”厉顺为知道，此时是盖老板对他表示谢意，用不着客气的。于是二人在服务员的引导下，一起走进一个装饰精雅的小餐厅。当服务员为他们斟上酒后，盖老板挥手示意服务员：“你出去吧。我们自己为自己服务。”
服务员退了出去。
席间，厉秘书说了些盖老板如何爱国，希望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多做贡献等等，盖老板对厉秘书则千恩万谢。饭后盖老板建议，再回房间稍坐，喝杯茶。厉秘书同意。二人又进了房间。
一杯茶过后，盖老板从提包中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有一尺见方大小的一个盒子，说：“厉先生，得到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为好。这个小玩意儿，一定请先生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你这个老哥了。以后仰仗您的地方，还多着呢。”
厉顺为说：“不可，不可！”把盒子推给盖老板。盖老板按着盒子说：“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不当着客人的面打开礼品。请您回家再打开。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是只值几美元的一件小工艺品。”
那盒子就放在茶桌中间，厉秘书不再往回推，盖老板理所当然的认为厉秘书把礼物收下了。停了一刻，盖老板又问：“厉先生夫人在哪里工作？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厉顺为说：“我爱人原来在纺织局，是一个普通干部。这几年因为身体不好，停薪留职，长年在家养病。只有一个女儿，读大学三年级，很是聪明好学的……”
盖老板忙说：“应该让她出国深造呀！”
厉顺为说：“想是这么想过，可是要办成这事，困难太大……”
盖老板哈哈一笑：“这有什么难的！让我说，事情容易得是’ 举手之劳‘。可是像小姐要出国留学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经济担保，连手都不用举，只用一句话。你就说小姐想什么时候出去吧？学习费用等，你什么也不用问了，你告诉我一声就得！”
厉顺为想了想：“等我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
盖老板又回里间，拿出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同样装饰精美的盒子，试探地问：“可不可以请厉先生将这个纪念品，转赠给张书记？”
这次厉顺为反应很快，说：“不可，绝对不可！”
盖老板问：“为什么？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战场上同生共死，又多年未见，我作为他的老部下，送给他一个纪念品有什么不可的？”
厉秘书说：“他不会收的。谁要找他办什么事，凡是该办的，他一定会办，你一送什么东西给他，反而办不成了。作为他的秘书，这事我遇到过多次……”
盖老板迟疑了一下又问：“张书记的夫人和儿女都在身边吗？”
厉秘书答：“他女儿可不是寻常人。风华正茂，自己开了一个大公司。我想你可能知道’ 盘古集团公司‘ 吧，她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敬怀夫人停薪留职，帮助女儿办公司，生意做得红火着呢！”
盖老板又试探地问：“可不可以请厉先生转送给张小姐？”
“不便，不便。”厉顺为说。
“明白了。”盖老板说。想了想，又问：“可不可以把张小姐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告诉我？”
厉秘书说：“小姐因为业务繁忙，她另有一套房子，不常回家。她的地址和电话，我给你，你可以随时直接和她联系的。”随即在茶桌上写了个纸条，交给盖老板。
盖老板收好。
厉秘书说：“咱们就谈到这里吧。”站起来告辞。
盖老板又拿出来一个大硬纸提包，趁厉顺为没注意，将两个盒子一起装好，一直将厉秘书送到大门外，等到厉秘书上了汽车，才摆手说“再见！”
厉顺为回到家里，打开那只“只值几美元的小工艺品”，一看，吓了一跳。
过了几天，作者署名厉顺为的一篇通讯《爱国的“叛国者”》“在省报上发表了。盖老板一时名声大震。关于这位”爱国华侨“的题材，吸引了许多记者采访，在那段时间，大报，晚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盖老板的报道。他要投资的项目，无论到了哪个部门，都是一路绿灯。
厉秘书像卜奎和吉海岩一样，每天都送一摞文件给张敬怀阅批。有中央文件，省委文件，涉及各种问题的请示报告，人民来信。张敬怀俯案正要阅读、批示，他的女儿进来了。
她们母女搬出家里已经三四个月了，不要说来看他，连个电话也不打。好像没有她们这个家，没有他这个父亲。胜美进来后，张敬怀本来想问问，她们在外面怎么样？一想，不用问，她们住在大公司里，一百多米的房子，肯定错不了；即使问，她也没有好声气回答。又想问她的企业办得如何？他主要想嘱咐她，可不敢违法经营等等。又一想，女儿回答的肯定是：“过去你从来没有管过我的事，现在也别干涉我！”问她什么事，除了惹气，不会有别的结果。
女儿一进屋，什么也不说，就在翻箱倒柜。张敬怀以为该换季了，她可能找些什么衣物，地上也确实放着一些她翻出来的一些这类东西。可是当她搬着个凳子，爬到一个书架顶上，拿下来两个画轴时，张敬怀不得不问了：“你拿它干什么？”
“我妈要！”女儿简单地回答他三个字。
这两个轴，一轴是一幅字，一轴是一幅画。“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我军进军东北。当时苏联军队尚未撤出。辛亥革命之后，清朝遗老罗振玉，是一个考古学家，对于金、石，书画，不仅有著作，所藏古文物书画也很多。他先是逃到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伪满州国建立，罗振玉回到了东北，在伪满州国，任了伪职，人们称他为“文化汉奸”。罗振玉在旅顺有一所院子，十几间房子藏的全是价值连城的文物。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后，罗振玉这所院子住进了一队骑兵。那年冬天奇冷，战争刚刚结束，不要说没有煤炭，连劈柴都买不到。这些苏联大兵哪里懂个这些中国古文物的价值，竟一捆一捆地填在炉子里当柴烧取暖。附近的居民，用树枝子，劈柴瓣子，换出来不少。张敬怀的一位老战友，从民间买了多幅字画。这位老战友知道他喜欢字画，便送给他两幅。后来博物馆一位馆长，来向张敬怀汇报建设新馆问题。张敬怀便想起他这两幅字画，拿出来让这位专家看。这位馆长一看大吃一惊：“唉呀，这个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呀！”经他一解释，张敬怀才知道：原来一幅是北宋米芾的字，一幅是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张敬怀当时就说，这样的宝贝留在我家何用，不如送给博物馆算了。这位馆长说：“不敢，不敢，国家现在还没有政策，收你的东西，该怎么报酬呀！”
因为送张敬怀这两幅字画的战友，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战友送他的纪念品，他也不想再提出上交的事，一直放在那里。这时他见女儿要拿走，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惟独这两样你不能拿。”
女儿说：“我妈说，这是她的，怎么不能拿？”一面说，一面连其他东西一起，抱起来就走。
“奇怪！怎么这两幅字画成了她的！”
作为爸爸，这时怎么也不能和女儿夺来夺去。只好听着外面汽车’ 嘟嘟‘ 开走了。
张敬怀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位骄傲的公主，只有生闷气的份儿。要这么一个女儿何用？
张敬怀有气无处发，只有自己解脱：天底下什么样的人没有呢？不过是让我摊上她们母女两人就是了。好歹张敬怀是身经百战又是在“文革”中坐过牢的人：用不着为她生气！她气你，你生气了，她是胜利者；她气你，你不生气，她就失败了。
第十七章 考核
顺阳煤矿发生了一个冒顶事故，有二百多个矿工被困在巷道里等待抢救。当厉顺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张敬怀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也觉得腿脚一软，几乎跌倒。现在是和平年代，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说明我们生产的安全工作是有问题的。
为了抢救困在巷道里的工人，查明事故原因，省委和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全部出动了。作为省委一把手的张敬怀，决定立即亲自到现场，协助指挥和处理善后。此时，侯贵卿也接到了顺阳市里和煤炭局的报告。两人立即在办公室见面，商量谁到事故现场为宜。
原来省委正在开各市、地宣传部长会议。会议由侯贵卿主持。张敬怀说：“咱们两个去一人就行，你在主持会议，还是我去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反正我这个一把手也得去。”
面对这么大的事故，在抢救中的决策，是要担风险的。侯贵卿故作姿态争着说：“还是我去吧，我又是分工管工业的书记，怎么可以不去呢？将来要受处分，我也应该是第一个。”
张敬怀说：“你主持你的会，我不到现场去，心里不踏实。”
这样定了之后，司马仁悄悄对侯贵卿说：“要他去好，你不去就对了。有个新情况，你要做些准备。”
“什么新情况？”侯贵卿问。
司马仁不愧有人称他为“小诸葛”和“大灵通”，他的朋友多，消息来源也多。从北京到本省，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总是“先知道”，即使是预测，也准得很。
原来，头一天司马仁接到北京一个好朋友的电话。电话告诉司马仁：我提醒你注意：最近有一位‘大员’要到你们省里去。你们要好好接待，会有意思的。
“ ‘大员’ 是谁？”
“谁？是敬达公，即敬部长。”
司马仁一听就明白了。这位敬部长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常常作为中央派出的干部，解决地方上出现的重要〃奇〃书〃网…Q'i's'u'u'。'C'o'm〃问题。
“他来有什么要务？”侯贵卿问。
司马仁答：“对方说，很快要召开下一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整个省的领导班子要相应调整。敬部长要去考核你们的头头脑脑的情况。敬部长到了你们省，由谁接待，谁就能有所表现，起码能说上话。”
“是……很重要。”侯贵卿说。
司马仁又说：“对方接着交待：敬部长要带一个考核小组，敬部长的作风你会知道，很传统。他到达之时，不住宾馆，住在省委或省政府招待所就行。为工作方便，给敬部长安排一个套间，随行的四个人，两人合住一间，伙食安排标准每天每人十元，不可超标搞什么大小宴会什么的。那样会适得其反。考核小组可能住十天或一个星期。小组的工作内容，他会当面和你们谈的。对于考核小组的到来，来干什么，你们当然不能张扬，也不能问，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侯，贵卿和司马仁就是以朋友的态度倾心而谈了。
侯贵卿问：“你知道这位敬部长吗？”
“谁不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敬部长呀！”司马仁说“这位敬部长可是老资格，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多届的中央委员。最近因为身体不好，主动要求退居二线。
可是，上面往往作为中央大员，派出来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
侯贵卿说：“那，我们得好好接待？”
“是呀，所以我说这次你不去顺阳就对了。接待好敬部长很重要。问题是怎么个招待法。这次接待任务我们得费点心思。”司马仁说。
侯贵卿问：“什么时候到？”
司马仁说：“我在电话中问过了，他们是从临海省来的，到我们省又要路过滨湖省，我估计，总得一个星期之后吧。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得好好准备汇报材料呢。”
司马仁又说：“他们‘ 考核小组’ 此番前来，肯定和省委、省政府人事安排有关系。你想，很快要开下一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他们此行能和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没有关系？将来省里谁进中央委员会，不得先经过考核吗？”
侯贵卿大悟：“对，对，对！肯定所说的‘ 考核’ 和党的代表大会有关系。
现在‘ 老爷子’ 不在，这给我们接待敬部长一个能够说上话的机会。老爷子下去处理事故，十天半月回不来，天赐良机！怎么安排接待呢？”
司马仁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通意见。侯贵卿好像他们在青年点时一样，拍着秘书的肩膀：“你他妈的！真是我的小诸葛！好了，你就这么办吧。‘ 你办事，我放心’ ！”
停了一会儿，侯贵卿觉得，敬部长此次前来事关重大，还想再和司马仁讨论一番，想了想，说：“你分析得对，这次敬部长带着考核小组来，十有八九还和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有关系。也就是说，经过考核，拟定出下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为选举做准备。那么，咱们那位老爷子，原来就是中央委员。后来因为和彭德怀问题沾了边儿，把中央委员丢了。现在他的问题平反了，又是本省的一把手，进中央委员会，应该是他呀！”
司马仁继续叙述着他的观点：“按照惯例，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各部、委一把手，中央军委和司、政、后一把手，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各省的省委书记……加上各界、各行党内外的著名人物，一部分劳动模范等。至于各省的省长、副书记，就视情况而言了。你能不能进个’ 候补‘ ？”
侯贵卿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恐怕……不行。”
“你和老爷子比较，自然他应该当中央委员。可是，你比起他来有优势，也有劣势。现在不是讲年轻化吗。老爷子再过两年就到’ 站‘ 了。按理，他是在可进可不进之列。他当然有再当一届中央委员的条件。但是，一干就是五年。五年中，谁知道形势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想，最好你能进这下一届中央委员，退一步说，也得弄个’ 候补‘。”
“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敬部长这次来考核很重要，这就看我们怎么对敬部长做工作了。”
司马仁想了想又说：“你得给我五天假，让我到敬部长家乡去一趟。敬部长是豫西人。‘ 安排’ 得从他的家乡开始……”然后把他的计划说了一遍。
侯贵卿觉得，这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既让敬部长高兴，还不违犯任何规章的方案，又以朋友式地拍得着秘书的肩膀：“我的小四儿，可真有你的。我只给你交一个底：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总是叫你老‘ 窝’ 在我身边的！”
“咱们两个，谁跟谁呀，多余说这些……”
司马仁想了想，又有了新主意：“我想，除了接待好敬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做：既然上级考核干部，当然，其工作能力，政治思想水平，政绩，群众威望，是很重要的’ 参数‘。但个人品德，也会影响很大。”
侯贵卿说：“我们这位老爷子，这方面恐怕比我有优势。”
司马仁说：“这就看怎么讲了。群众反映呢？群众反映也很重要呀！如果群众在他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有很大反映，也会影响’ 老爷子‘ 的。”
“你讲下去。”
“就说工作作风吧：他当一把手的，什么时候在班子中，搞过民主？‘ 官僚主义’ ，‘ 人个专断’ ，是一顶软帽子。只要他是领导，往谁头上一戴，谁都难说自己冤枉。再就是生活作风。咱们在林钢蹲点时，那个姓鲍的，就写过一封匿名信。他只个别告诉过我。是表示效忠的意思吧。这类事，在中国最能臭人。第三，他的女儿和夫人，办那么大个公司，能说和他没有关系？到哪里也没有人相信。现在反腐败，反官倒，他一沾边，就玩完。”
这一番话，说得侯贵卿眼前亮堂堂的。
司马仁神秘地说：“这事由我具体办吧，你以不知道和不插手为好。”
“那么，我就不管了。”
“你把心放肚里吧。”
敬部长到达海天市的头两天，司马仁从豫西回来了。接待工作一切都安排就绪。因为张敬怀仍在煤矿抢救，自然由侯贵卿负责全面接待。
侯贵卿原来就认识敬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敬部长被某一派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侯贵卿这一派以批斗为名，把他“抢”进自己学校的’ 堡垒‘ 中，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了。后来，敬部长下乡走“五七道路”，到了新疆，侯贵卿也下乡插队，中断了联系。这次，侯贵卿去接站，敬部长一下车，就抱着他说：“你这个小大圣，怎么不和我联系？当年你就不怕沾我这个’ 走资派‘ 的光，现在还怕吗？”
侯贵卿紧握着敬部长的手：“真想部长呀，你忙，不敢多打扰呀。”
“假话，假话！你当大官了，我们这些老朽，不在话下了。”说着哈哈大笑。
一见面就这么和谐，形势大好！
“上车吧。”侯贵卿说。
到了招待所，敬部长洗漱已毕，稍加休息，侯贵卿就陪着敬部长进小餐厅。
对其他四个随行人员，由司秘书另行安排。在他们进入小餐厅的时候，敬部长先警告侯贵卿说：“小侯，我告诉你这个’ 一路诸侯‘ ：你摆什么宴席，可别怪我摔你的碗呀！”
“放心吧敬部长，咱们不搞那一套。”接着以推心置腹的诚恳态度对敬部长说：“像你们这些老首长，什么没有吃过？我们这些省里的头头，就深有体会。
在我们到下边去时，下级都有这种心情：不宴请吧，怕责怪不尊重，不热情，慢待领导；宴请吧，又怕批评他们铺张浪费。其实，我们天天下去，吃得烦烦的，谁在呼吃什么宴会呀。你给我们一顿便饭才好呢。可是人家端上来了，你不吃也得吃。下面的人呢，请我们这些上级的人，当然多数人是愿意讨领导的高兴。可是也有许多人并不愿意宴请。一是地方经费少，一顿饭要吃掉一个部门半年的经费；二是，他们都很忙，也费时间。这就是，一个不愿吃，一个不愿请。可是请者自请，吃者自吃，这成了风俗习惯。成了风俗习惯的事，要改就难了。我们这些省领导如此，我想你们更高层次的领导也不例外。……这是我的体会，我想你们这些中央首长，也有吧！”
敬部长觉得这个年轻干部讲得真实而坦率，笑着说：“你讲得好，讲得好！”
“不是我讲得好，现在提倡讲真话，我只是讲真话而已。”
敬部长表扬他：“你见了我这个’ 中央大员‘ ，第一次说话就能讲真话，不容易，不容易！”回过头又问“他们几个呢？”
侯贵卿知道敬部长是问考核小组的四个随行人员。忙答：“我的秘书陪着他们在外面另桌吃呢。今天我给首长搞点特殊化。经过十年浩劫，有好多话，要和敬部长讲呢。”笑着，口气有点神秘。
“搞什么名堂！”敬部长说了一句。
便饭开始了。服务员端上的第一道菜是一碗盐水煮毛豆。敬部长高兴地看着这毛豆，说：“久违了！久违了！”没有等侯贵卿让，就抓了一把放在自己面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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