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子过成段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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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近年来被伪艺术青年和伪文学青年都给用滥了。可是依然不减春树这样的孩子们的热情，我们可以听九丹或者虹影讲述一个令人惊叹的情爱故事，我们的眼睛可以而无动于衷，但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讲述自己和十几个男人上床的经历而不动声色的时候，我们被青春的残酷吓坏了。
　　过于世故的孩子以为出书就能出名，就能不考试而成为重点大学的特招生，就能前途无量。如果苍白也是时尚色彩，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孩子们大概认为出了名以后兜里揣着一支签字笔，怀着一颗“平常心”，到处签名售书就能发家致富，就连他们的家长也够不冷静，那些沾了孩子光的父母，也开始纷纷出书撰写孩子是怎么成名的。
　　他们是写作天才还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10岁左右就有30多岁成人的见识，娃娃作家们比着扮酷。中国这么大，出韩寒一个“异数”也算正常，但可怕的是，又呼啦钻出了这么多“超韩寒式”的“小作家”，委实让人瞠目结舌。照这么下去，一心想着名利的娃娃们，估计很快就会活活地叫人家给“捧杀”了。
　　到了年末，八十年代后期作家群又开始显露头角，一家出版社已经策划完成了这套丛书，那些稍微长大了的孩子似乎已经丧失了被炒作的价值，新人们又闪亮登场了，关于性爱的描写更加惟妙惟肖，关于青春的萌动更加扑簌迷离。
　　是谁制造了他们，家长？书商？孩子们在无辜中肆意发育着，他们又成了谁的偶像？
　　2002正在成为历史，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少年作家们就像一枚双黄蛋，被各种媒体以各种方式炒作着，他们在盛开，同时也在迅速枯萎。有的孩子说：“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当作家去。”温床上的蛋还在不适宜的温度下孵化着，不是说少年不该成为作家，只是希望他们在编故事的时候少涉及一些暴力，少把精力放在性上，至少我认为那不是属于童年的颜色。
　　一年里会滋生很多书籍，更会推出很多作者，在未知的年份会催生什么样的蛋无人能知，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是写作天才而不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
　　撕开漂亮糖纸
　　漂亮的东西总是能激发俗人的欲望，就像那些漂亮的外国小糖果，放进嘴里，难吃，吐了，还是阻止不住我们再尝一块的念头，因为光糖纸就显得那么高级，有档次。如果再能看见点小外国字儿，就算把假牙粘掉了，用手擦擦土还得接着放嘴里嚼嚼。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捧起了《纳斯达克的一代》，真的。我是挺直了身子坐在书桌前看的，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还做了“眼的保健操”最后一节———望远。
　　我真羡慕年轻的作者啊，他能把那么多死了的、活着的名人放在自己的文章里，像脑筋急转弯的试题，那些如车窗外不断后移的树木般一闪而过的名字，就是书的全部内容。如同曾经有人拿琼瑶阿姨的书名连起一个故事一样，可惜，沃尔特·李普曼没有《情深深雨氵蒙氵蒙》通俗。
　　许知远说：“我是一个必将洗刷你们大脑的年轻人”，他在书的开端就开始叙述“迫不及待出版的第二本书，暗示出我坚信罗考勋爵所言：”你被人谈到的机会越多，你就越希望被谈到。‘我念念不忘那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并有如病态般的记住了托克维尔，23岁写作《美国的民主》；海森伯格，25岁奠定量子学基础；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之，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马克·安德森，24岁发明网景浏览器……“
　　之后是出现频率更多更快的大概是名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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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诺曼·皮尔斯汀是谁，也没看过亨利·鲁斯的《大视野》发刊词。许知远站得很高，他脚下的伟人肩膀太多，他的脚又不够大，我看着他在风中摇摆。每摇一次，他都不忘咏诵一段名人名言，那姿势简直帅极了。
　　很多人都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往英语班送，那些眼睛发蓝的人可高兴了，因为外教的班贵得惊人，但我们就像瞎蛾子一样扑向他们，就算那种口音是出自国外哪个郊县的，我们也一味地乐着坚信它是标准英语发音，当然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就是我们坚信的理由。
　　你看《TIME》吗？《TheNation》呢？还有《NewYorkTimesMagazine》？有人这么问过我，我当时还问人家“是大画报吗？贵不贵”，现在想来是够露怯的。身边的人都去英语班了，私下里就像受了什么惊吓，连开玩笑也得跟你说几个英语单词，这回吓吓叽叽的变成了我这样的人，因为总要脑筋急转弯。
　　唉，他们真把八里台当挪威森林了。
　　我不知道“纳斯达克的一代”是怎样的一代，是“那些忧郁的年轻人”吗？他们活在伟人的肩上挺幸福，那些中间带黑圆点儿的名字和唇间含糊不清的英语单词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以为整个世界真的就在自己的脚下。
　　不知道有怎样功底的人才能把这本书从前到后地顺畅读完，那么多人名字可比看翻译小说苦多了。当然，你要记性好嘴皮子跟得上，看完兴许能练个绕口令拉个场子赚点掌声拾几个钢钅崩儿什么的。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高级糖吃完，在糖纸里吹一口气儿或放块儿土坷垃什么的，再把糖纸两头拧好，满脸坏笑地骗别的小朋友。撕开漂亮糖纸的表情与心情就犹如我的现在。
　　我不懂作者为什么要卖弄那么多名人和名言，也许是我知识太浅薄，他没能洗刷我的大脑，我还是经常露怯，经常吓吓叽叽，因为我穿没牌子的平底儿鞋，我走路不跑偏，所以我也很塌实。
　　海鲜比洋白菜生猛
　　在电脑上看完一部15万字的小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小时后当我关上电脑，头都晕了，就像以前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无论走到哪儿满眼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大长条儿往下掉。
　　《蓝指甲》结集出版前，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拿它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相比，将其称之为“南京宝贝”，看过书的人有的在问“为什么中国女人这样生猛？”、“卖身吗？”，也有人在惊呼“如果我们的作家和我们许多的文学青年都能有这样的深度，恐怕中国的卡夫卡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网上网下，关于这本书的骂声和赞美声搅和在一起，其热闹度早就超过了作品本身。
　　我在很多书摊儿看到了这本有着深蓝色书皮的《蓝指甲》，在很多女大学生的手里我也看到过这本刚出版的书。这是一个27岁的人在回忆她18岁以及整个大学时光的故事，一个喜欢在脚上涂蓝色指甲油的小女人郝纤纤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作者小意说自己是七十年代人，还有人说她的小说是七十年代出生者的真实写照。因为别人嘴里的这份“真实”，我才捏着鼻子在网上把《蓝指甲》看完了。
　　我发现，小说的世界是不属于我的，也许它只属于小意笔下的郝纤纤，凌乱的生活像一块烂白菜帮子盖在她不断蠕动的身体上，后来，她自己也开始腐烂了。
　　当我关上电脑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的18岁。
　　我在相册里找到了，一群人笑得那么生硬还穿着清一色的塑料底儿黑布鞋，那个时候很多女生都在夜以继日地给心仪的男生织着长长的白围脖，我们用最含蓄的方式表达情窦初开的爱意；在一份叫《读你》的文学社小报儿上我找到了我们的18岁，尽管是在今天，我依旧会把那些像顺口溜似的豪言壮语当做诗，因为它们曾经那么真切地鼓励着彼此；在南大校园里，所有的等待、哭泣、笑不露齿、得意忘形甚至不欢而散都夹杂在年轻的18岁里，当然，还有更多。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郝纤纤的世界里？后来我想通了，这大概跟学校的伙食有关，我们那时候食堂的菜特单一，不是烧洋白菜就是白菜炖豆腐，还没什么油腥，我们整天半饱不饱地活着，哪有心思挖掘自己的性意识，偶尔坐在男生的自行车上让别的女生看见都得担心得要命，生怕传走了样。我们那时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吃顿好的，从没考虑过正在发育的身体还有别的需要。而郝纤纤她们学校肯定伙食特好，整天用生猛海鲜煨着，以至于让郝纤纤18岁就能有那么多的深刻“体验”。《蓝指甲》确实很火，我不想探究它热销的原因，但无论你是吃着生猛海鲜度过大学时光的，还是吃洋白菜长大的，这本书都让你想起18岁，以及昔日的年轻时光。
　　跟染色体一起成长
　　很难想象，一本像《女人》这样的书会径直地摆到超市里，鼻子里闻着不远处传来的洗衣粉味儿，耳朵里是周杰伦口齿不清的噪音，在众多流行读物里《女人》显得孤单而决绝。但它在一瞬间给了我心灵的安宁，书架上只有一本，我拎着它去收费处。
　　如果你是女人，你是否真正了解自己？《女人》用诗一般的语言剖析着女性生理心理成长的特质。从一个细胞到女孩的胚胎，到她成为真正的女人，为人父母，一个生命的全貌被勾勒出来了。打开书，你无法回避作为女人任何细微的揭示，“女性”染色体给我们带来马赛克似的想象，沿着文字的线索，我找到了自己形成的秘密。
　　娜塔利。安吉尔的《女人》和《第二性》、《乳房的历史》一样在用严肃的态度解释一半人群的形成。如果需要分类，这本书应该是归于女性生活类书籍的。它描述着女性对生活的感受。没有年龄层次的局限性是它最出色的特点。通常，女性文学被我们的局限性思维固定于年轻女性在爱情的中表现的痛苦、脆弱、幸福、娇羞；或是从中年女性身上看到的母性、对生活的焦虑等等。而这本书却在提醒我们注意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价值，这就是生命本身。用平淡的笔调谈论着生命，它的启示远远超越了年龄、民族的差异。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所有女性对生命的渴求和呐喊。
　　作为一名女性，我同样曾在情感中徘徊，不明所以地忧伤，深深陷在一种自怜自惜自艾自怨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我如此渴望关注生命，为无法触及生命的本质而无助彷徨。而在翻阅此书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感动，不断地被启示，不断地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早就在盼望的视角。
　　《女人》轻挑起一帘幽梦，我们一下子就能窥视到通向生命尽头的风景，它是一次关于女人私人空间的展现，因为每一个段落都有个体对于身体最真实的感受，这是女人在彼此分享彼此的生活。她们有着无误的直觉，她们在感受自己的直接性，从第一次性愉悦的孤独探索到外科医生在她们的下体插入导管时睁大的眼睛，所有文字都在用诗歌的表情娓娓述说生活。
　　书中我们读到失去子宫的痛楚、激素的简史、成长的欲望、乳房的故事以及死亡、偏见、爱情、婚姻、传统、亲情，我们与主人公们共同感受悲剧来临的苦痛，共同用女性特有的柔韧坚强面对生命的挑战。我终于明白原来生命是可以设计的，设计成最悠扬的旋律，最温馨的篇章，无论将要来临的是如何绝望的苦难。
　　我无法让自己不被这些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们打动。她们同样遭遇着身体的变化、情感的困惑、对男性优越论的质疑和妥协、社会家庭责任的模式化标准与个性的冲突、死亡与疾病的困扰。也许，因为我们的古老传统，身为现代女性，我们不得不面对比男性更多的挣扎。这些都给我们带来压迫感，我们无法做到想象中的优雅流畅，我们向文明社会妥协。
　　但是我们应该活得丰盈，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温情。我们应该积极地与生命接触并对它做出回应。我们应该热爱被赋予的身体和生命，因为它独一无二的坚韧和美丽。
　　我们跟着母亲体内的染色体成长为我们注定的样子，微笑或者哭泣，直到长大，在我们的身体里又有了新的染色体出现。也许因为身为女性，于是对于生命有了更多真切的体验。成长的过程是多么神秘，像一个即定的公式让你无法打破。
　　就为了反胃
　　很久没看过这么让人“反胃”的书了，很久没这么不释手地把一本书全部看完还百般回味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因为莫言一再告诫：过于优雅的女士请不要读。
　　这是莫言花了5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檀香刑》。翻开贾平凹并不怎么样的题字，你的眼睛就能被莫言用糙话一字一句逼得心生冷战。它打着历史小说的幌子，让几个主人公全部在行刑场所出现，一点不斯文，让我在公共汽车上着实吓了一跳。
　　这是“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他讲了关于杀戮、关于血、关于情感的故事。小说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北京为历史背景，以大喜大悲的激情，讲述了一个戏班的班主和德国人对抗的过程，但它讲述的残酷方式却惊心动魄到令人着迷的地步。他讲了“凌迟”酷刑的每一个细节，讲了“檀香刑”的全过程，它讲得那么有条不紊和触目惊心；他讲了施展酷刑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里面有百姓的善良和德行，以及为这种善良和德行所付出的屈辱的代价，还有一场颇现代的爱情故事，连那些带有土腥味儿的山东高密地方戏“猫腔”，也会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心慢慢地缩紧。在小说不停切换的镜头中，你会读得既放不下手又透不过气。


　　前些时候很多地方说王家卫看上了《檀香刑》希望把它搬上银幕，后来又说传说有误，而莫言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可是我们都不曾想到，我们一边骂着这本书恶心，一边迫不及待地把它读完，而另外一些优雅的人则把《檀香刑》和“瑞丽”一起放进了名牌手袋里。大概是铺天盖地的爱情故事再也无法打动我们早已看透了一切的心，所以，《檀香刑》来得正是时候。
　　曾在故宫外看过一个展览，叫“中国古代酷刑展”，里面从车裂到腰斩到凌迟全都图文并茂得令人胆战心惊，莫言说他从没看过这些关于古代酷刑的史料，甚至“檀香刑”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居然写得字字生风刀刀见血，实在让人佩服，幸亏莫言是个活在现在的文人。
　　我是在去单位的公共汽车上看的《檀香刑》。有一天中午刚吃完肉片炒苦瓜，就看到了刑场上“凌迟”那段，我的想像力又强，丝丝入扣的情景让我不得不中途下车到药店买藿香正气水压压胃酸。我以为我不会再看了，可我还是强烈地关心着人物们的命运。这让我想起了眉娘为治自己对“钱大老爷”的单相思去找当地的心理医生，那个吕大娘等眉娘喝完药才说：“实话告诉你，你刚才喝下的是用你心上人的屎研成粉末再加上巴豆大黄，全是去心火的烈药。吃这味药就是让你明白，即使钱大老爷，拉出来的屎也是臭的……”天底下哪有这么治相思的呀，真难为莫言，居然想得出。可是眉娘把胆汁吐净最终也没断了相思，我喝了藿香正气水还是没拦住我世俗的目光。好在夏天，权当减肥。
　　给一条路逃生
　　这是一个无限郁闷的故事，这是一次无法停顿的阅读，从开始到结束。
　　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没有结局甚至也看不出任何可以改变这一切的理由。作者在所有的文字以外冷静地讲述两个孩子20岁以前的命运，而我们也只能跟在小意的身后，面对苦难。这种面对让人痛苦不堪，就像你拿着一面镜子，然后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假设。
　　故事的开端更像一部恐怖小说，一个孩子目睹了父母争执后母亲从阳台上一跃而下，另一个孩子则亲眼看见厕所里被哥哥剁成几块的女尸。她们的命运在所有人特殊目光的注视下偏离了本应顺畅的航道，也许那就是本该属于她们的命运，谁知道呢，大概连小意自己也不知道。
　　生命，由爱而生，随爱飘零。若干年后，两个女孩在不同的路上分开，再相遇的时候已经无法摆脱命运的阴影，一个人18岁毫不设防地落入自以为深爱男人的圈套，另一个人16岁被拐卖到农村，成为男人的发泄工具。她们是相同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她们应该在一起，因为她们的孤立是如此相近，但她们又不可能在一起，因为她们彼此怀着强烈的恐惧，她们都知道了解就是一种恐惧。故事的最后她们还是分开了，作者也就此掐断了她们跟未来的联系。
　　小意是个追求真实的人，虚构的小说也很难摆脱真实的影子，这种真实的痕迹遍布我们的生活，两个女孩细腻的心思，直接而又真切，就连李竟被拐卖到农村后的一次次出逃都显得那么惊心动魄，我知道这些情节一定来自类似于法制报刊的东西，但是却让你在揪心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记得很多年前我去河北农村采访被拐妇女现状，她们的生活跟小意的故事别无二致，花4700元就能买到一个四川的女孩，春节过后是降价时段。被拐妇女像牲口一样被人贩子报出根本不知真假的姓名、年龄，然后就成了村里穷得娶不起媳妇的男人的特殊工具。我见到的一个女孩16岁却生了两个孩子，跟小说里的李竟境况差不多，双脚开始被铁链栓着，生了孩子链子松开后跑过一次，一条腿就被打断了。她一跛一跛的样子我至今还能记起，与李竟不同的是我见到的那些妇女在非人的凌辱中已经向命运妥协了，她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有怎样的生活。最后那里的人有的被解救了，后来又被家里人卖到更远的地方，有的丢下孩子自己逃跑了，孩子的命运跟母亲一样，如果是女孩又不知道被卖到了哪里。她们的明天依然像小说的结局一样无法揣测，而我曾经颤抖着手记录这一切的村庄至今依然在上演人类最可悲的一幕。
　　小意的书让我记起了我最害怕回想的往事，当记忆回潮的时候，我无处可逃。那些李竟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她们已经连最起码的报复心理都没有了，她们向一切能妥协的东西妥协，这是惟一通往逃生的路。
　　这是一部社会题材小说，与爱情无关。
　　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本书能跳开浮躁滥情的文学洪流关注社会，关注那些本应该被我们关注的人物命运。张抗抗写《作女》大概很爽，池莉似乎也在新作《有了快感就要喊》中找到了真正的兴奋根源，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曾经在我们心里纯净高尚的名字今天也要用“刺激”来取悦读者，这是为什么呢？
　　好在我没有在小意的《眼儿媚》中看到任何粗糙的东西，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在人物的痛楚中畅快地悲凉着，给苦难以最大的谅解，那是一条可以逃生的路。
　　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不足，就是这个莫名其妙与主题无关的名字《眼儿媚》，这也不能怪作者，编辑大概觉得这样的名字很惹眼吧，其实一个作家面对市场，能做的只有最底线的坚持，而小意坚持住了一种叫“真实”的东西。
　　是谁的城市
　　很多时候我们在微笑，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的笑是极没有意义的。尤其我们带着满脸的僵笑走在另外一个更发达的城市，笑容里似乎有了更多的忐忑和心虚。
　　《21大厦》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从农村来，在一个叫21大厦的商住两用楼里当保安，大厦的4层、58层、地下2层、32层、43层曾经是他呆过的地方，那里来来往往的白领对保安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刺激。他没什么朋友，能买得起这里房子的人在他眼里全都不地道，这些人衣着光鲜、虚张声势、漠然，满脸流露着对外地人特有的俯瞰感，21大厦的房客们有贪官、奸商、变态者、卖淫女、怨妇，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们直言不讳的鄙夷让保安觉得自己好像是来犯事儿的而不是来工作的。他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尽管他也跟一个看上去挺惹眼的“姑娘”有了一夜情，但还是受不了大厦里的人，最后很神经地从43层跳了下去。故事就完了。
　　听说作者为此还哭了一场，因为这部小说是他对自己在北京生活近10年的一个总结。
　　似乎从我们一出生，在户口上就已经有了区别，于是城市也好像成了一部分人的城市。我记得有一次坐公共汽车，车上只剩一个座位了，但新上车的人都站着，后来我看见空位旁边坐了一个不太干净的农村人，他身上还流露着一股怪味。所有人脸上的鄙视都好像在说“就这人还配占个座”，尽管那个民工的双腿总是紧张地绷着，他的焦灼还是泄露了身体的期待，可依然没有人走过去和他坐。直到那个民工下车了，原先站着的人还站着，似乎坐下去屁股就烂了似的。
　　在自己的城市我们是自己，在别人的城市，也许我们就是农民。我最初去北京的时候，一个早去几年的朋友让我给他捎点东西，约好在枫林广场的星巴克见面，我当时没听清，出了地铁给他打了个电话，那个朋友夸张地惊讶着“你连星巴克都不知道，真是农民！”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抄酒瓶子的冲动。后来我在北京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挺“纯种儿”，其实全都是没转好基因的“串儿”，他们特爱臭显摆，而我每一次的心情其实和21大厦里的保安没什么区别。
　　城市到底是谁的，我也说不清楚。
　　保安最后很唯美地跳了楼，临死前还很抒情地念叨“飞吧，飞呀……”。我想这不是我们必然的命运，也不是作者真正希望的结局，可保安不死故事就很难收场，好在我们都在故事之外。
　　因为北京，一个作家愤怒了，他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愤怒全都集中在《21大厦》里。因为北京，好多人向往着，他们把所有的期待全都拴在那里。而在繁华的都市后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似乎那些陌生的目光在告诉我们，谁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撕一块破布堵住爱情的嘴
　　我倒在被垛上，手里举着《七月与安生》，眼睛里都是漫画，书里的人物尖鼻子尖脸一点儿不憨厚，好像画出来的卡通男女都长一个样。这本书是我为了缓解眼睛疲劳翻开的，注意了一下时间，差8分钟半个小时我就看到了最后。这是一个俗得不用看书就能编出来的爱情故事，A和B是好朋友，B爱上了A的男友，A最后顺利结婚，B却有了A丈夫的孩子，好在B在生产的时候死了，剩下的三口人幸福地继续生活在一起。
　　这个俗套的路数连我自己说起来都觉得乏味，可喜欢整天套在白棉布裙里，经常光脚穿球鞋的安妮宝贝却写了个小说——《七月与安生》，她的众多追求者甚至把庸俗的小说打造成了漫画，以至于在书的封面上，安妮宝贝这几个字要远远大于漫画作者的名字。喧宾夺主的目的只有一个，打着安美眉的旗号给书卖个好价钱，好像《告别薇安》的漫画版也即将出版，安迷们，上当的机会来了。
　　我没完整地看过她的书，安妮宝贝这几个字却早就如雷灌耳，像时尚的标志。她对文字华丽的编排成了现在文学青年竟相效仿的模版，爱情在她的故事里就是块橡皮泥，怎么捏怎么有。也许因为捏得太多没来得及洗手，橡皮泥都成了一个颜色，混淆着安妮所有的爱情故事。
　　漫画版《七月与安生》、《告别薇安》，让安妮的偶像值再次上扬。安妮没时间掀自己的石榴裙看，只顾在她假想中雷同的爱情里埋头，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正仰着脸呢，腮边一定还挂着让人心疼的小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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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文字存在永恒的缺陷，就像它把爱情美化或者颓废得不再真实。
　　爱情是什么呢？我们曾经为爱情弹过吉他，曾经为爱情写过诗，曾经为爱情串着宿舍推销袜子，曾经在沙锅摊儿上细声细气地告诉老板“别放香菜”……这些爱情在安妮宝贝的故事里是看不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里大概也没有。或者是安妮觉得一切的真实都太庸俗，才把什么都打扮得花里胡哨忧伤无比，她用一块破布条堵住了爱情的嘴，然后，听她说。
　　幸亏我已经过了青春期，要不顺着安妮宝贝指的方向我会一直走进爱情的疼痛里，我也会在身上套件白色棉布长裙，把没穿袜子的脚放在球鞋里，哪怕捂，也很诗意地坐在窗台上或者酒吧里，把自己打扮得直指人心。可我的青春期早在十几年前就过了，现在的我连和别人拥抱都要下意识地收一下腹，没办法，爱情让一个少女变成了少妇。以前对美没什么感觉，现在觉得满大街到处都是美女，后来想想原因，也许是自己老了，对美的标准也放宽了。上个月看见刘若英，我说，你现在都快成美女作家了，她着笑问“我美吗？”。
　　当美女已经成为一个很通俗的称谓，爱情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偷偷拔掉塞在嘴里的破布，透一口气，将能盘点出我们曾经年轻过的爱情，那才是真正的绚丽。
　　旗袍下的狐步
　　怀旧是一种传染病。
　　我们喜欢把自己扔在这种情绪里，任怀旧的底色在心底蔓延。美丽而无辜。
　　就像我们愿意跟随陈丹燕浏览上海，去细心阅读一个远离我们的城市故事。《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色拉》直到我们又跟着她一路走到欧洲，走到《木已成舟》。城市细节成了一个剪影，铺垫在想象的天空，独自绽放。
　　细读陈丹燕，时间的缝隙吱哑一声拉开了，三十年代舞厅流行的爵士乐瞬间倾泻出来，我们在她的文字里旋转，无法停顿。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散发着诱惑气息，所有不曾经历过的时尚生活泉涌而出，那些或长或短的旗袍包裹着昨天的花样年华，风情的大波浪一颤一颤，摇曳出只属于上个世纪的万种风情。沉淀在时光尽头的城市被陈丹燕诗意地描绘着，像一幅油画，轻盈而生动。无轨电车、狐步舞、月份牌上细眉红唇的女子，那么单纯宁静，文字已经变成一双翅膀，它不停抖动着一个人对于过去的怀念。
　　我对陈丹燕的熟悉还在初中，大概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都看过她写的《女中学生之死》、《一个女孩》、《独生子女宣言》，它们曾经是我们青春期读物的坐标，静静地摆在那，惶恐纯净。她说“不在年轻的时候临摹成熟，也不在成熟之时假装年轻”，我记住了，这句话跟好多格言抄在一起。
　　等到再次看见陈丹燕的名字已经是很多年以后，我不再往小本上抄喜欢的话，她也不再写属于少年的故事。我跟出版社的人说我是陈丹燕的FANS，人家大笑，然后给了我所有陈丹燕的书，还有她的电话。
　　我沿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