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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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透过栅栏的缝隙，往里观看。我们看到，那些狗的眼睛在月光照耀下，放出了绿色的幽光，好似许多的小灯笼在闪烁。我们看到，有的狗在扬头长嗥，有的狗在跷着后腿往栏杆上撒尿，有的狗在月光下奔跑、蹿跳，它们矫健的身体在跳跃中舒展开，画出一道道明亮的弧线，它们的皮毛在月光下闪烁着上等的绸缎才能发出的光芒。这哪里是一群狗？分明就是一群狼。由此我就想到了，吃肉的人，和不吃肉的人，必然会有巨大的差别，看看这些狗就明白了。这些狗吃配方饲料时，懦弱如羊，蠢笨如猪，而一旦改为吃肉，马上就变成了一群狼。妹妹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贴近我的耳朵说：哥哥，我们两个，是不是狼变的？我对着她做了一个鬼脸，对她说：是的，我们是狼变的，我们是两个狼孩子。

我们看到，在月光下蹿跳的狗，不是为了锻炼它们的身体，它们是妄想跳跃栏杆，到更广大的天地里去过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它们吃了肉喝了血之后，智力水平也大幅度地提高，它们一定预感到了自己的下场，那就是在冬天到来之后，被捉到注水车间里注水，注得体态臃肿，迈步艰难，连眼睛也深深地陷进去。然后就会被运到屠宰车间，一棍子打晕，然后被活剥狗皮，然后被开膛破肚，然后被分割包装，然后被运送进城，成为壮阳的食物，进入城里人的肚腹，把城里人的鸡巴壮得像铁棍一样。这样的命运当然不是狗们所希望的。看到那几条狗优美无比的蹿跳，我真是暗暗地庆幸，庆幸我们的栏杆竖得够高。我们的栏杆是一色的铁管子，高约五米，用绿豆粗的铁丝编排起来，十分的坚固。刚开始要用这样的铁管子扎栏杆时，我和老兰还不太同意，我父亲坚持要用这样的铁管子。我和老兰尊重了他的意见，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厂长。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父亲在东北生活过，对狗与狼的关系了解很深。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啊，如果让那批变化成狼的狗从栏杆内跳出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得安宁了。

那个人把磅秤推到了狗栏的边上，我的父亲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大声地对着排队的人喊：

“喂，卖肉狗的，到那边去排队……”

那位大叔听到我父亲的喊叫，匆忙把扁担提起，一弯腰钻到扁担底下，然后挺直腰板，把那挂在扁担两头的四条狗挑了起来。我还忘了交待一个细节，有的养狗人家，为了使自家的狗与别人家的狗区别开来，会在狗身上做出记号，有的将狗的耳朵剪出一个豁子，有的在狗的鼻子上扎上鼻环，这位大叔最彻底，竟然将他的狗的尾巴全部砍去。没有尾巴的狗，看起来傻乎乎的，但行动起来会很利索，不会拖泥带水。我很难想象这些秃尾巴狗在狗栏里会不会变野成为半狼，如果它们成了半狼，它们会不会在月光下蹿跳。如果它们蹿跳，因为没

有尾巴，是会跳得更加姿势优美呢，还是跌跌撞撞，像山羊蹦高一样。我们跟随在卖狗大叔的挑子后边，看着那些倒悬的狗们，心中充满了怜悯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十分虚伪的一种感情。在狗群里，如果你施舍怜悯，那么，你就会被狗吃掉。而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被狗吃掉，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轻如鸿毛。人的肉，在远古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可能，是绝对地要被豺狼虎豹吃掉的，但是现在，人的肉如果被豺狼虎豹吃掉，就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吃者与被吃者的关系。我们要吃它们的肉，它们生来就是让我们吃的，因此，任何的怜悯都是虚伪的，也是可笑的。但看到那些倒悬的狗们的可怜的狗模样，我还是心生怜悯，或者说是心中颇有不忍之意。为了逃避这种软弱的、可耻的感情，我拉着妹妹向我们注水车间的方向走去。我们看到，那些卖狗的人，把一条条狗，横一条，竖一条，叠摞在磅盘上。如果不是它们发出的哼哼唧唧的、像老太太害牙痛一样的声音，你几乎想不到它们是一些活物。我们看到司磅员熟练地拨弄着磅秤的刻度滑标，听到他用低沉的声音报出重量。父亲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说：

“扣去二十斤！”

卖狗的人不干了，反吵着：

“为什么，为什么要扣去二十斤？”

“你这四条狗，每条最少灌进去了五斤食，”父亲冷冷地说，“扣你二十斤，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卖狗的人苦笑着说：

“罗大厂长，什么也瞒不了您的眼睛。但是，送它们上杀场，总要让它们吃饱吧？毕竟是自家养大的东西，还是有点感情的嘛。再说了，即便是你们这堂堂的大工厂，不也是用皮管子往肉里注水吗？”

“你说话可要有证据啊！”父亲虎着脸说。

“老罗，”卖狗人冷笑着说，“别这么严肃好不好？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往肉里注水的事，大家都知道，能瞒得了谁啊？”卖狗的人斜了我一眼，用嘲弄的口吻对我说，“我说得对不对？罗小通，你不就是堂堂的注水车间主任吗？”

“我们不是注水，”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洗肉’，‘洗肉’，你懂不懂？”

“什么‘洗肉’？”卖狗人说，“你们把那些牲畜给灌得都快爆炸了，还‘洗肉’呢，真是天才，发明了这么好的名词。”

“我不跟你唆，想卖，就压二十斤秤，不卖，就挑回去。”父亲气呼呼地说。

“罗通，”卖狗人乜斜着眼说，“真是一阔脸就变啊！忘了满大街拣烟屁股的时候了？”

“少唆。”父亲说。

“好吧好吧，”卖狗人说，“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老雕。”卖狗人将磅秤上的狗重新理好，皮笑肉不笑地说，“哥们，你今天怎么不戴那顶绿帽子了呢？是忘记了吗？”

父亲面红耳赤，张口结舌。

我正想调动自己肚子里的文化与卖狗人辩论，就听到从“洗肉”车间那边传来一阵喊叫声。抬眼望去，看到适才那个形迹可疑的卖羊人，正沿着通往大门的道路飞跑，十几个工人，跟在他的后边追赶。卖羊人一边跑一边回头，追赶的人一边追一边喊叫：

“抓住他……抓住他……”

我脑子一转，一个名词脱口而出：

“记者！”

我抬头看了一眼父亲……父亲的脸色苍白……我拉住妹妹的手，向大门的方向跑去。我感到兴奋、激动，好像在无聊的冬天里，看到了猎狗追赶野兔子的情景。妹妹跑得不够快，妨碍了我的速度。我松开了她的手，斜刺里往前飞跑。我听到风在我的耳边呼啸。我还听到身后一片人声嘈杂，还有狗的汪汪、羊的咩咩、猪的吱吱、牛的哞哞。那人的脚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一个狗抢屎。惯性使他的身体往前滑行了足有一米。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书包也甩出去很远。我听到他发出了一声古怪的叫声：呱……仿佛是在坚硬的石板上摔死了一只蛤蟆。我知道这一下把他摔得不轻，心中竟然产生了对他的同情。我们厂内的道路是用乱砖碎石和炉渣子铺成，都是些硬家伙。我估计这个人的脸上肯定出了血，嘴巴肯定也破了，弄不好把门牙也要磕去了。搞不好骨头也要摔断了。但是他竟然很迅速地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扑到书包前，捡起来，还想往前跑，但是他马上就不跑了。因为他看到，当然我也看到了，身材高大的老兰，和神色肃穆的我母亲，已经在他前面几米远的地方，仿佛是两个战友，或者是电视连续剧中经常出现的那种男女搭档，挡住了他的去路。而此时，后边追赶的人也包抄了上来。

对面是老兰和我的母亲，这面是我和我的父亲，周围原本是那些围拢上来的人，但老兰对他们挥挥手就把这些人轰走了。这些人都神色诡秘地散去，消失在工厂的各个角落里。这个倒霉的小记者，在我们四人构成的正方形的中央，团团旋转，好像一根转轴。我猜测他可能有从我这个薄弱环节突破逃跑的意图，但我的妹妹娇娇过来壮大了我的力量。妹妹虽然身体弱小，但她的手里攥着一把锋利的刀子。他也可能想从我的母亲那里突破，但他看看我母亲的脸，就垂下了头。我母亲那时脸色绯红，目光迷离，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但就是这副模样让记者低下了头。我看到父亲的心情顿时变得十分沮丧。他再也不去理睬记者，也不去收购牲畜那边。他朝着厂子的东北角走去，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用松木搭成的超生台。搭这样一个台子是我母亲的主意。她说我们屠杀了这么多牲畜，其中有许多是为人类做出过贡献的，为了能让这些冤魂早日超脱，必须建一个高台，定期上去做做法事。我以为像老兰这种屠户出身的人是不会迷信鬼神的，但没想到他却对母亲的建议非常支持。我们已经在这个高台上做过一场法事，请了一个大和尚上台念经，一群小和尚在台下烧香、烧纸、放鞭炮。那个大和尚红光满面，嗓音洪亮，道貌岸然。听他念经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母亲说，这个大和尚，就像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那个唐三藏似的。老兰说：你也想吃唐僧肉吗？我母亲用脚踢了一下老兰的脚后跟，低声骂他：你把我当妖精了？

自从搭起来这座高达十米、散发着松树香气的高台之后，我父亲就经常一个人爬到台上去。有时候在上边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喊他吃饭都不下来。我有时问他：爹，你在上边干什么？爹木然地说：不干什么。妹妹说：爹，我知道你在上边干什么。爹摸摸妹妹的头，神色黯淡，不说话。有时候我和妹妹爬上高台，在非常好闻的松木的香气里，转着圈子向四面八方望着。我们看到了远处的村庄，近处的河流与河流的远处，还有河边的烟雾一样的灌木，还有一片片的荒地，还有地平线上那些弯弯曲曲地升腾着的气体，心中产生了空空荡荡的感觉。妹妹对我说：哥哥，我知道爹在台上想什么。想什么？我问。妹妹像个老太婆一样叹口气，说：他在想东北大森林呢。我看着妹妹湿漉漉的眼睛，知道妹妹的话只说了一半。我还听到父亲和母亲为了这件事吵架。母亲恼恨地说：我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父亲说：你不要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母亲说：明天我就告诉老兰，让他把台子拆了。父亲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母亲的脸，咬牙切齿地说：你不要提他！母亲也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能提他？他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父亲说：他对不起我的地方多了。母亲说：你一桩一件地说出来，我倒要听听他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父亲说：他什么地方对不起我，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母亲脸色骤红，眼睛放着凶光说：你们干屎抹不到人身上！父亲说：无风不起浪。母亲说：我心中无闲事，不怕鬼叫门！父亲说：他是比我强，他们家老辈子就比我们家强。你要跟他，我成全你们，但是你最好和我利索了再去找他。父亲扬长而去，母亲将一个碗摔在地上，恼怒地骂着：罗通，你再这样逼我，我就给你弄假成真！好了，大和尚，我不说这事了，提起这事我心里就烦。我把我们处理记者的事情赶紧给您讲完。

父亲爬上高台抽烟，母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老兰还有妹妹，把记者押到洗肉车间我的办公室里。我的办公室就在车间一角，用木板钉起来的一个简易房子。从木板的缝隙里，可以尽览车间的情景。我们向记者讲解了我们的洗肉理论，然后又告诉了他，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给他洗一次肉，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把洗过肉的他送进屠宰车间屠宰，把他的肉，与骆驼的肉或是狗的肉混在一起卖掉。我们看到像黄豆那样大的汗珠子从他的额头上冒出来。我们还看到他的裤子湿了。妹妹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尿裤子，没出息。我们接着对他说，如果他不愿意被洗肉和屠宰，我们可以聘任他为我们厂的兼职宣传科长，每月工资一千元，如果在报纸上发表了宣传我们厂的文章，不论文章长短，每篇奖金两千元。那个记者成了我们自己的人，果然给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在报纸上占了差不多整整一版。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奖给他两千元，请他大吃大喝，临行时还送给他一百斤狗肉。

第二拨记者是电视台的，两个人，潘孙和他的助手，伪装成卖肉的客商，身上带着微型摄像机，各个车间转悠。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制服，使他们成了我们的顾问。

我和老兰联手处理记者事件时，我父亲在超生台上呆着。我知道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个烟头从高台上飘然落下。我的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我的爹啊，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第三十八炮

沈瑶瑶不死，我就等于死了；沈瑶瑶死了，我就活了。昨日影星黄飞云坐在兰老大对面的沙发上，声音哽咽地说着，没有办法，我爱你。她活着，我装死；她死了，我要活。那个孩子，是你的骨肉，你必须娶我。兰老大冷冷地说：你要多少钱？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钱的吗？黄飞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来跟我要钱，何必把别人的孩子安在我的头上？兰老大说，你应该记得，自从你结婚之后，我就没动过你一根指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千金，是在您婚后的第三年出生的。您不会把一个孩子怀在肚子里三年吧。黄飞云道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你不要忘了，名人精子库里有你的精子。兰老大用一只手枪形状的打火机点燃了雪茄，眼睛望着天花板，说：倒是有过这么一档子事，我上了那些家伙的当，他们说我基因优良……他们是你指派来吧？你煞费苦心啊……既然这样，孩子可以送来，我请最好的家庭教师，请最好的保姆，教育他，照顾他，让他成为栋梁之才，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商人妇吧。黄飞云坚定地说：不。兰老大说：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嫁给我？黄飞云眼泪汪汪地说：我知道这很无聊，我知道你是一个大流氓，大魔鬼，黑白两道你通吃，我知道嫁给你这样的人会不得好死，但我还是想嫁给你，每分钟都在想，我着了你的魔道。兰老大笑着说：我结了一次婚，已经害了一个人。你何必要成为第二个受害者？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是人，我是一匹马，一匹种马，种马是属于全体母马的，不可能属于一匹母马。种马给母马下上了种子，母马就应该离开。所以，我不是人，你也不要把自己当人，把自己当成一匹母马，你就不会生出和我结婚这样荒唐的念头了。黄飞云用拳头捶打着胸口，痛不欲生地说：我是母马，我是母马，我每天夜里都梦到一匹种马和我来交合，他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掏走了……一边哭诉着，她一边撕扯胸前的衣服，那件昂贵的裙子，哧的一声裂开了一道口子。她的手不停地扩大着战果，几下子就把裙子从身上撕去，然后她开始撕扯胸罩，撕扯底裤，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赤身裸体。她赤身裸体地在大客厅里奔跑，嘴巴里喊叫着：我是母马啊……我是母马……庙门外的吵嚷声把我惊醒，但黄飞云疯狂的喊叫声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偷眼看看大和尚，他脸上痛苦的神情迅速地转换，恢复了那种安详姿态。我刚想继续我的诉说，就听到院子里一阵喧闹。抬头往外看，只见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大道一侧，车上载着一车木料，有厚厚的板材，有粗大的圆木，在高高的木材顶上，坐着十几个人。他们从车上，抬着木材，噼里啪啦地往下扔。一个险些被车上扔下来的圆木砸在地上的男孩高声问询着：师傅师傅，你们卸木头干什么？一个头上戴着柳条帽子的小伙子说：小孩子，快闪开，砸死可没有哭儿子的。小男孩问：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车上的人说：快回家告诉你娘去吧，今天晚上在这里唱大戏。哦，你们是要搭戏台子啊，小孩子欢快地问：唱什么戏？一页宽大的松木板从车顶上滑下来，车上的人惊叫着：小孩，闪开！小男孩执拗地说：你们不告诉我唱什么戏，我怎么能躲开？车上的人说：好吧，告诉你，今晚上唱“肉孩成仙记”，你可以闪开了吧？男孩说：当然，你们告诉了我，我自然要闪开的。这个孩子，真是古怪，车上的人说着，一根粗大的圆木，骨碌碌地滚了下来。那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躲闪着，那根圆木就像活物似的追赶着他，一直到了小庙门口才停了下来。木材上散发着一股子清新芳香的树脂味儿，向我报告着来自原始森林的信息。嗅着清新芳香的松木气味，我就想起十几年前肉联厂里那个超生台，心酸的往事也就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可怜的父亲把超生台当成了他的吸烟台，沉思台，孤独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边，工厂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了。

在老兰老婆死前一个月的晚上，大和尚，我父亲和我母亲在超生台上下，展开了一次对话。

母亲说：“你下来。”

父亲扔下来一个燃烧未尽的烟头，说：“不可能。”

母亲说：“你有种就在上边呆到死，永远不要下来。”

父亲说：“我会的。”

母亲说：“如果你下来，你就是一个王八蛋。”

父亲说：“我不会的。”

尽管老兰严格封锁了消息，但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的事，还是在厂子里悄悄地传开。那些天母亲丧魂落魄，一会儿气势汹汹地摔盘子砸碗，一会儿对着镜子眼泪汪汪。我和妹妹，对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过，甚至……实在是惭愧，大和尚……我们还感到有几分好玩、几分骄傲。我的爹，终于又开始表现出他独具的风采。

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但并没有发誓不再吃饭。因此他的一日三餐，就由我和妹妹送上去。我们第一次上高台送饭，还有些异常的感觉，但很快就习以为常。父亲在高台上很舒适地坐着，面色沉静，不冷不热地跟我们打着招呼。我们很想陪着他在台上吃饭，但他总是用很客气但也很固执的态度把我们赶下来。为了让他趁热进食，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爬下高台。我们每次上去送饭，就把上次使用的餐具带下来。那些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洗刷。我猜想父亲是用他的舌头把这些餐具舔干净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父亲伸出舌头舔那些餐具的情景。他在上边，有的是时间，舔舐餐具，也算是个工作。

为了解决父亲的排泄问题，我和妹妹送上去了两个胶皮桶。这样，我们除了承担往上搬运食物的任务，还要承担往下搬运父亲的排泄物的任务。我和妹妹提着便桶往台下艰难地爬行时，父亲的头一直往下探着，脸上的神情十分不堪。父亲建议我去弄一根绳子，绳子上拴上一个铁钩子，这样他就可以把便桶从台上顺下来，把饭篮从台下提上去，省却我和妹妹爬上爬下的艰苦劳动。当我把父亲的想法对老兰提起时，老兰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对我说：

“这事情基本上属于你们的家事，跟你母亲商量去吧。”

母亲坚决地反对父亲的主张。看样子她已经习惯了在高台上有个丈夫，她每天积极工作，再也不摔盘子摔碗，和老兰有说有笑，偶尔还对我说：

“小通，送饭时别忘了给你爹送包烟上去。”

其实即便是母亲反对，如果我们想弄条绳子，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们不弄，是我们不愿意。每天三次爬上高台，看看不同凡响的父亲，和不同凡响的父亲简单交谈几句，是我和妹妹的巨大乐趣。

老兰老婆死前二十一天早晨，我和妹妹把早饭送上去，父亲看着我们，长叹一声，说：

“孩子们，爹这辈子，真是窝囊。”

我说：“爹，你不窝囊。你已经坚持了七天，不简单了。许多人说你是个圣徒，要在这高台上修炼成仙呢。”

父亲摇摇头，苦笑一声。尽管我们每天送上去的饭食很好，父亲的胃口也不错，以那些光可鉴人的餐具为证，但这七天里，他分明瘦了。他的胡子长长了，像刺猬毛一样扎煞着，眼睛里布满血丝，眼角上沾着眼屎，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眼眶。我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深深自责。我说：

“爹，我们马上就把你的刮胡刀和洗脸盆子送来。”

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

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

“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

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搓搓脸，站起来，说：“不用了。”

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性，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

“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

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

“爹，我不要你死。”

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

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

“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

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

“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

父亲脸色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色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

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

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