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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之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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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会判断，要是文章的确不错的话，他就可以拍板录用她了。他这次没提一周支付一百美元稿费的事。
我们为这又干了一杯，然后把他引到别的话题上。要想让他分心也挺容易的，他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她什么时候来？每过一会儿，他就要出去往华盛顿打个电话。我们总是想法不让他去，我们知道莫娜不会来的，至少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来不了。她让我们凌晨一点钟之前把那家伙弄走，所以，我们就盼着把他哄高兴了，然后叫辆出租车把他送走拉倒。
我试了好几次，想找到他住哪里，可没找着。克伦斯基觉得这不重要——任何一家老牌旅馆都会这么做的，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中，我自忖这桩愚蠢的生意做成的原因。这根本没有意义，后来，我得知莫娜本来认为让克罗姆韦尔知道她是一个人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这样做也可以看看克罗姆韦尔是不是真对我们有诚意，还是只对她感兴趣。但是，因为克伦斯基的原因，我们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由于他自己一些奇特的原因，克伦斯基不同意这么做。我当然得和他的观点保持一致。他觉得没人会相信他发明的这些小把戏的，它们太耸人听闻也太离奇了，所以我不知道醉得半死的克伦斯基能不能把这事办好。当然，我们编的故事越离谱，我们笑得就越欢。当然是只有我和克伦斯基。我们尽情地笑使克罗姆韦尔觉得莫名其妙的，不过后来他也作为“职业病”而见怪不怪了。
要相信克伦斯基的话，那么十之八九就像在做犯罪实验。除了极少的一些人，所有的外科医生都是虐待狂。在说了我们对人类的残忍虐待还不够，他又长篇大论地描述我们如何残忍地对待动物。其中的一个是他在阵阵笑声中讲述的一个很折磨人的故事。这是关于一只兔子的，在经过大量的注射、电击和各种各样苏醒的方式之后，那只可怜的兔子已经被弄得不成样子了。更有甚者，他详细解释了一下他，克伦斯基。又把那只可怜的小动物剩下的部分煮了煮做了个汤。很显然，煮汤前他已经先吃了一部分了，别忘了，那只可怜的兔子是注射过砒霜的。对于这一点，他放声大笑。克罗姆韦尔听了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之后，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儿。他说克伦斯基居然还活着，这可真是太糟糕了。然后，他为这个想法尽情地笑了好一阵子，又有意无意地干了整整一杯纯白兰地。他噎住了，咳了半天。我们只好让他平躺在地板上，像抢救一个溺水的人似的忙活了半天。
就在这时候，我们发现克罗姆韦尔极不好对付。因为要给他做检查，我们脱去了他的外衣、马甲、衬衫和内衣。确切地说，是克伦斯基动手脱的；我只是不时地用拳头敲几下克罗姆韦尔或者拍拍他的胸。现在克罗姆韦尔舒服地躺在那儿，看来还没想穿上衣眼。他说他感觉好极了，一点儿都不想动。他微微欠起身，想让我们帮他换个更舒服的姿势。
他可能会睡着的，这一下子提醒了我们。我们开始像耍猴似的胡闹起来。把克罗姆韦尔倒立起来，围着他跳舞（当然把他弄糊涂了），做怪相，像大猩猩似的抓耳挠腮……只要能让他发笑，能不让他那沉重的眼皮合上就行。我们越卖劲儿——我们现在已经真的发狂了——他就越要打瞌睡。他几乎都要自己爬向那令他垂涎已久的长沙发了。如果让他到了那儿，上帝来了也叫不醒他。
“我们把他弄出去吧。”我说，用手势和眼色告诉克伦斯基我们可以把衣眼给他穿上，然后把他弄走。
我们几乎用了半个小时才把他的衣服穿上。尽管克罗姆韦尔烂醉如泥，又困得睁不开眼睛，他还是不让我们把他的裤子扣解开。我们没法儿把他的衬衫塞进去，只好让他的衬衫露在裤子外面。到时候，我们会用他的大衣遮住他的衬衫的。
克罗姆韦尔马上就睡过去了，还时不时地打着呼噜。克伦斯基喜气洋洋地。他告诉我，好久没玩得这么痛快了。话音未落，他又建议我们去翻一翻克罗姆韦尔的口袋。“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今天晚上吃喝的钱拿回来。”他坚持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得顾虑重重，可是我还是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他不会缺钱花的。”克伦斯基说，“五十或一百美元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他拿出了克罗姆韦尔的钱包。让他吃惊的是，钱包里——点儿钱也没有。
“我真该死！”他咕哝着。“这就是你说的有钱人，从来不带现金。”
我催他说，“我们最好还是快把他从这儿弄走吧。”
“试试看吧。”克伦斯基说，笑得像只公山羊似的。“让他留在这儿有什么不好？”
“你疯啦！”我喊道。
他笑了起来，然后，他平静地告诉我们，如果能把这个滑稽剧演到底就太棒了。
也就是说，等他睡醒，我们五个人（第二天早晨）继续把我们各人的角色演下去。
他认为那样就可以给莫娜一个露面的机会了。克伦斯基的太太对这个建议根本不感兴趣——这对她来说太复杂了。
商量完以后，我们决定给克罗姆韦尔换个地方，如果必要的话，把他放在一家旅馆里。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几乎用了整整一刻钟才让他半站起来。他的膝盖就是伸不直，帽子扣在眼睛上，衬衫的下摆从我们没为他扣上扣子的外衣下面露了出来。
他还迷迷糊糊地四处乱看呢。我们歇斯底里地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勉强使两只脚不绊在一起。可怜的克罗姆韦尔还在不停地抗议说他还不想走，他还想等莫哪来。
“她去华盛顿等你了，”克伦斯基不怀好意地说：“你睡觉的时候我们接到的电报。”。
克罗姆韦尔脑袋发木，已经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了。他时不时地向下坠，吓唬我们说要躺在大街上睡。我们是想让他呼吸点新鲜空气，清醒一下脑子，然后再叫辆出租车。要想找辆车，我们得横穿好几条马路，我们走的路是通向河边的，有点绕路，可我们觉得走点儿路对他有好处。靠近码头的时候，我们都坐在铁轨上喘喘气。克罗姆韦尔只是伸手在铁轨之间晃着，一边笑一边打嗝，好像他是躺在摇篮里的小孩儿似的。他不时地跟我们要东西吃，他说他想吃火腿煎蛋。现在还在营业的饭馆最近的也有一英里。我说我可以跑回家去取点三明治。克罗姆韦尔说他等不了那么久，他要马上吃到他的火腿煎蛋。我们又把他拉起来，开始又推又拽地向亮着灯的勃拉弗大厅走去。一个守夜的人走过来问我们，都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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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姆韦尔倒在我们脚下。“你们在这儿干什么？”那个守夜的人问，用脚踢踢克罗姆韦尔，好像踢死尸一样。“没事，他喝醉了。”我回答说，那个守夜人弯下腰闻了闻。“把他从这儿弄走，”他说，“不然我就把你们几个很揍一顿。”“是，先生。是，先生。”我们说着话，架着克罗姆韦尔的胳膊，他的两只脚拖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那个守夜人手里拿着克罗姆韦尔的帽子追了过来。我们把帽子给他戴上，可它又掉了下来。“这儿，”我说。“把嘴张开，放我嘴里。”我们拖着他走，弄得汗流泱背的。守夜人厌恶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说：“把他放开！放这儿，让他趴在我背上……你们这帮笨蛋。”我们就这样走到了街口，情绪一下子就高起来了。“现在，你们一个人去叫辆车，”守夜人说，“别再拖他了，他的胳膊都快拉断了。”克伦斯基去找车了，我们坐在路边等着。
出租车一会儿就来了。我们把他扶到车里，他的衬衫下摆还是那么露着。
“去哪儿？”司机问。
“艾斯特饭店！”我说。
“去威尔德夫—艾斯特！”克伦斯基大声说。
“好吧，想好再说！”司机说。
“去康姆德斯。”克罗姆韦尔喊了起来。
“你肯定了？”司机说，“这口没白说吧？”
“就会康姆德斯吧，好吗？”我把头探进车里。
“好吧。”克罗姆韦尔口齿不清地说，“我去哪儿都行。”
“他身上带钱了吗？”司机又问。
“他有的是钱。”克伦斯基说，“他是个开银行的。”
“我觉得你们最好有个人跟他一起去。”司机说。
“好啊。”克伦斯基马上跟他太太一起钻进车里。
“嗨！”克罗姆韦尔大声说，“马克思医生怎么办呢？”
“他坐下一辆车来。”克伦斯基说。“他得去打个电话。”
“嗨！”他又朝我喊，“你太太怎么办？”
“她没事。”我说，挥手道别。
回到家以后，我发现了克罗姆韦尔的手提箱，还有从他兜里掉出来的一些零钱。
我打开手提箱，看见一叠纸和几份电报。最近的一份电报是财政部发来的，催克罗姆韦尔一定要在午夜打个电话给某人，十万火急。我一边看着那些法律文件，一边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杯酒。我决定替他往华盛顿打个电话。我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人叫起来。他睡意朦胧地说着话，显然是生气了。我解释说克罗姆韦尔出了点儿意外，明天早晨再给他打电话。“可你是谁？……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停地重复着。“他早晨再给你打电话。”我又说了一遍，没理他那不停的询问。然后我就挂了电话，撒腿就跑。我知道他会打回来，我怕他叫警察抓我。我绕了好长一段路才到了电报局，在那儿我给克罗姆韦尔往康姆德斯饭店发了个电报，我希望克伦斯基已经把他送到了。离开电报局的时候，我意识到克罗姆韦尔可能明天下午才能收到电报。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往康姆德斯饭店打了个电话，督促值夜班的服务员一定要记得叫醒克罗姆韦尔，如果电报能及时到的话。“不行就泼他一瓢凉水。”我说，“可是一定要记住让他读电报。这是有关生死的大事情。”
我回了家。莫娜已经来了，正在收拾那片狼藉。
“你们的晚会一定开得不错。”她说。
“是的。”我说。
我看见手提箱躺在那儿，也许他往华盛顿打电话的时候要用这个。“瞧，”我说，“我们最好叫辆车，马上把这个给他送去。这些东西我都看过了。它们可是碰不得，最好别让人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
“你去吧。”莫娜说，“我累了。”
我又来到街上，正如克伦斯基刚才说的，坐下一辆车赶过去。到了饭店以后，我得知克罗姆韦尔进房间里去了。我坚持让服务员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克罗姆韦尔穿着衣服躺在床罩上，四脚朝天，帽子放在一边。我把手提箱放在他怀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然后，我让服务员陪我到经理办公室，向那个人解释一下情况，让服务员做证。他看见我把手提箱放在克罗姆韦尔的怀里了。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经理问道，对这种不太一般的做法有点儿心神不安。
“噢。”我说，“综合研究所的哈里·马克思医生，有什么事你早晨给我打电话。克罗姆韦尔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有点儿喝多了。我希望你们好好照看他。”
“我当然会的。”夜班经理说，看起来有点儿大惊小怪的，“马克思医生，我们随时可以在办公室找到您，是吗？”
“当然，我全天都在。如果我出去的话，你就问我的秘书罗宾诺维奇小姐，她知道我去哪儿了。现在，我得回去休息了。我九点钟还得去手术室。多谢。晚安！”
旅馆的侍者把我引至旋转门。他显然对我刚才那篇胡言乱语印象颇深。“要出租车吗，先生？”他问。“好的。”我回答，把我在地板上捡起来的零钱都给了他。
“非常感谢，医生先生。”他一边说着一边点头哈腰地把我引向出租车。
我让司机把车开到泰晤士区。我在那儿下了车，向地铁站走去。刚到售票处，我发现身上一分钱也没剩下。坐出租车把我身上最后一点儿钱也花光了。我走上台阶，站在马路边，琢磨着从哪儿可以弄到买地铁票的钱。我在那儿站着的时俟，一个夜间送电报的从我面前过去。我看了他两次，想看看我是不是认识他。后来，我想起来在格兰特中心的那家电报局。我肯定有认识人在那儿。我走回格兰特中心，一眼就认出，在桌子旁边，千真万确，是我的老朋友迪格斯。“迪格斯，借我五分钱好吗？”我说。“五分钱？”迪格斯说，“嗨，给你一块钱！”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就又回地铁站了。
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克罗姆韦尔说了好几次“我的朋友伦道夫”。我丝毫也没对他们是好朋友起过疑心，尽管克罗姆韦尔做卡萨报纸的密友实在是太年轻了。我越想克罗姆韦尔这个人就对他印象越好。我决定再去看看他，下一次就我一个人去。我心中暗暗祈祷他别忘了打那个电话。我不知道他得知我翻过他的手提箱之后会怎么看我。
没过几天，我们就又见面了。这次是在莫斯科韦基家。就克罗姆韦尔、莫娜和我。是克罗姆韦尔提议我们再见一面的。他第二天就要去华盛顿了。
这次见面，我所预想的那种不自在都在他和蔼的笑容和热情的握手之中烟消云散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对我所做过的事情非常感激。虽然他没直说我做了什么，可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来他什么都知道。“我一喝起酒来就要出洋相。”他说，脸有点儿红。他现在看起来比我第一次见他。晚上还孩子气。我觉得他一定还不到三十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也就比以前更喜欢他那快乐、无忧无虑的样子。他表现得像个毫无牵挂的人。正如一个出身于良好家庭的又聪明又年轻的银行家。他也一直刻意地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莫娜好像在和他谈论文学。和以前一样，他装作和文学方面的东西接触不多。
他只不过是个懂点儿金融知识的普普通通的生意人。政治？他可一点儿也不懂。银行里的事就已经够他忙的了，除了偶而公出外，他很少离开家，他的活动范围一般是在华盛顿和纽约。欧洲嘛，嗯，特别想去看看，可那得等到他能负担得起一次真正的休假的时候。
他假装对自己只会说英语感到很惭愧，但是他觉得如果关系硬的话，也可以勉强地混过去。
我倒挺爱听他说这说那的，也没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甚至对莫娜我也没敢把我知道了关于克罗姆韦尔的事说出来。他好像也知道我这人可信似的。
我们就这样谈啊谈啊，有时候也听主人莫斯科韦基说，喝点儿酒。我听出来他已经跟莫娜说清楚了，那个专栏的事已经不行了。大家都说她于得不错。可是大老板，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说她不适合给赫斯特报工作。
“赫斯特本人怎么样？”我斗胆问道。“他也对这事摇头了吗？”
克罗姆韦尔解释说赫斯特一般很尊重他下属的决定。他告诉我说这一切相当复杂，然而，他觉得有些事可能会发生，可事情还是会有希望的。他回华盛顿以后就会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出于客气。我知道得很清楚，克罗姆韦尔至少两个月之内是不会去华盛顿的。事实上，七八天以后，他会去布彻斯特，他在那儿会以非常流利的当地语言出出入入。
“我下个月去加利福尼亚。到时候我可以在那儿看见赫斯特。”他说，连眼都不眨一下。“我原来出差去过那儿。”
“噢，顺便说一下，”他又说，好像他才想起来似的，“你的朋友克伦斯基医生那人挺怪的……我是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噢，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雇他当当铺老板，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或许他只不过装装样子逗我玩儿。”
“你是说他说过的话吗？他一喝酒就那样。不过，他的确是出类拨萃的——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
“下回再来，我一定得去看看他。”克罗姆韦尔说。“我小儿子的脚先天畸形。
也许克伦斯基医生能给看看怎么治。“
“他肯定会的。”我说，忘了别人也把我说成是外科医生。
好像是要试试我，或者就是开个玩笑，克罗姆韦尔又说：“也许你能告诉我一点儿这方面的事情，马克思医生。你不也是干这行的吗？”
“不，不完全是。”我说，“不过，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治愈了几个这种病例。那完全视情况而定，要把它解释清楚就太复杂了。”
听到这儿，他明白地笑了。“我懂了。”他说，“可你觉得有希望治好吗？”
“确实是有希望的。”我热情地说。“目前在布彻斯特有一个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他的治愈率高达90％。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特殊治疗方法。我认为那是种电疗法。”
“你是说在布彻斯特吗？那太远了。”
“是的。”我附和道。
“我猜我们还有一瓶葡萄洒吧？”克罗姆韦尔提了个建议。
“如果你坚持要喝的话。”我回答说，“我再喝一点儿就该走了。”
“别走。”他请求我，“我真的很喜欢和你谈话。你知道，有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更像是写东西的。你不像外科医生。”
“我原来常写点儿东西。”我说，“可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干我们这行的，搞文学的时间可不多。”
“就像我们摘银行的，是吗？”克罗姆韦尔说。
“挺像的。”我们俩都好脾气地朝对方笑了起来。
“可也有内科医生写书的。”克罗姆韦尔说，“我指的是小说、戏剧和一些类似的东西。”
“是的。”我说，“好多人都写。斯科尼勒、迈恩、萨姆塞特、曼哈姆……”
“可别小看艾力·弗尔，”克罗姆韦尔说，“刚才莫娜跟我说了好多他的事。
写了一部艺术史，或者那方面的东西……是吧，莫娜？“他转向莫娜问他说得对不对。”当然，我从没读过他写的书。我不知道好画和坏画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在行。”我说，“不过我觉得你看见画，就能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噢，凭感觉。这就和你能迅速地鉴别伪钞一样。”
“你把我想得太聪明了，马克思医生。当然了，干我们这一行的，是有人习惯地对伪钞很警觉，可我不是干那个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专家。”
“那当然。”我说，“可是说真的、莫娜说得挺对……你哪天得读读艾力一弗尔的书。你想一想，他居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本了不起的艺术史《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他还一边在处方上写两笔呢。他还常坐飞机到很远的地方去，比如说于卡坦、西亚姆或者东部岛屿什么的。我怀疑他的领导们根本不知道他去过那些地方。表面上过着那种无聊的生活。他是个优秀的内科医生。可他是个艺术型的人。我真说不出我对他多尊敬。”
“你说到他的时候口气和莫娜一样，”克罗姆韦尔说。“你跟我说你没时间干别的事！”
听到这儿，莫娜插话了。对她来说，我是个多面手，好像干什么事都有时间。
比如说，他怀疑过马克思医生是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下象棋高手，或者集邮爱好者吗？
克罗姆韦尔断言说他怀疑我在很多方面都挺行的。只是我太谦虚了，不愿意承认，他确信我是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他很随意地提到他那天晚上注意到了我的手。
他觉得从那双手上看得出来我不只会操手术刀。
莫娜用她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一下他的评论，然后她马上问他是不是会看手相。
“不太会。”克罗姆韦尔说，看起来好像挺惭愧似的。“不过，已经足够把卖肉的和罪犯、药剂师和小提琴家分开。这谁都会，不懂手相的人也会看。”
这时候，我想走了。
“别走。”克罗姆韦尔请求道。
“不，不行了。我必须得走了。”我说，握了握他的手。
“希望我们再见面。”克罗姆韦尔说。“下次记得把你太太带来。她挺可爱的。
我对她的印象好极了。“
“真的吗？”我说，脸都红到脖子根儿了。“好吧，再见。祝你旅途愉快。”
听到这话，克罗姆韦尔举了举怀子。我发现他眼里掠过一丝嘲弄。在门口，我遇见了莫斯科韦基。
“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是谁？”他小声问。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你最好去问问莫娜。”
“那么，他不是你的朋友？”
“这也很难说。”我说，“好了，再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恶梦。像一般人那样，梦的开始是我追别人。我沿着一条黑暗的街道追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在我后边，另一个人追我。在那个人追上我之前，我追上我追的那个人很重要。那个小瘦子和斯皮瓦克一样。我已经追了他一晚上了，从一个地方追到另一个地方，最后，我终于追上他了。我不知道追我的那个人是谁。
无论他是谁，我觉得他气息很长，脚程也很快。他让我觉得非常不自在，好像只要他想的话，他随时都可以追上我。因为对斯皮瓦克来说，尽管我只想看见他掉河里淹死，可对我来说，把他抓住是最紧急的。他身上带着些文件，对我至关重要。
追到凸出水面的防波堤时，我终于追上了他，紧紧抓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提了起来。让我万分惊奇的是，他根本不是斯皮瓦克——他是发了疯的谢尔登。他好像没认出我来，大概是因为天黑的缘故吧。他双膝跪下，求我别掐断他的脖子。“我不是波拉克！”我说，一把揪住他的脚把他倒立起来，这时候，追我的那个人赶上来了。那是艾伦·克罗姆韦尔。他把一杆枪放在我手里，命令我朝谢尔登开枪，“来，我告诉你怎么做。”他说，使劲儿拧了谢尔登的胳膊一下，把他拉到他跟前。然后，他把枪口抵在谢尔登的头上。谢尔登像条狗似的呜咽着。我举起枪，顶在他头上。
“开枪！”克罗姆韦尔命令道。我扣了下板机，谢尔登的身子弹了一下，像弹簧玩具匣里的玩偶一样，脸朝下倒下了。“干得不错。”克罗姆韦尔说。“现在，我们得快点儿了。我们得在明天一大早赶到华盛顿。”
在火车上，克罗姆韦尔完全变了个人。他现在又变得像我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了。他连说话都特别像，尽管他当时说的话很没条理。他跟我谈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常常在那个优秀的爱克塞斯剧团扮小丑儿。他朝我眨了眨眼，亮出外衣里面的衣眼，就是信我们那种教的人穿的衣服，上面印着金色的字母——Fratres Semper（兄弟共济会）。然后，他拍了下我的手，用食指挠我手心，和原来一样。
“够了吗？”他说，又朝我圆滑地挤挤眼儿。顺便提一句他的眼睛已经瞪得很大，非常可怕，那双甲状腺肿大的眼睛在他那种圆脸上叽哩骨碌地，像只肿大起来的牡蛎。尽管，他只有挤眼的时候才这样。当他又恢复到他的另一种身份，也就是克罗姆韦尔的时候，他那双眼睛就变得很正常了。
“你是谁？”我问。“你是克罗姆韦尔还是马歇尔？”
他把食指放在唇边，像谢尔登一样，发出嘘一嘘的声音。
然后，他像表演口技似的，声音从嘴唇里冒出来。他很快地告诉我，几乎听不见，而且说得越来越快——要跟上他的话我的头都要晕了——他已经在关键时刻把消息泄露给我说，总部的人对我非常满意，所以我将被派往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是的，去东京。我将扮作麦卡度的一个得力助手——是为了搜索一些丢失了的画。
“你知道，”他的声音更低了，又用他那双可怕的、像肿起来的牡蛎眼睛盯着我，掸掸衣服，拍拍我的手，又侥挠我的手心，“你知道，那画花了我们几千美元呢。”
说到这儿，他开始讲日语了。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我听他讲日语像听英语一样容易。那是个艺术专员，他解释说，那家伙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是春宫画专家。我将扮作一个内科医生在横滨见到他。他会穿着海军上将制服，戴一顶滑稽的三角帽。说到这儿，他用胳膊肘使劲推了我一下，嗤嗤地笑着——像日本人一样。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亨利，”他继续说，又变回纽约口音，“他们在你太太身上发现了罪证。是啊，她也给牵连进来了。她被抓的时候。手里还有一大包可卡因呢。”
他又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这一次更加不怀好意。“记得上一次我们见面吗？在格里米。你知道，就是他们疏忽了我们的那一次。那次以后，我又玩了几次那种绳梯的把式。”说到这儿，他抓住我的手，对我示意了一下。“现在，听着，亨利，把事办好。……我们下车以后，你就沿着宾西法尼亚大街慢慢走，好像你正在散步。
你会碰上三条狗，前两条都不是，第三条会跑到你前面让你拍他。那就是线索。一只手拍它的前爪，另一只手，把手指伸到它舌头底下，你会找到一个麦粒大小的纸团。牵着那条狗，让它给你带路。有人叫你站住的话，你就说一句‘哦哦’！你知道那代表什么。他们哪儿都有间谍，连白宫里都有……现在，听清楚了，亨利，“
他开始说得像架缝纫机一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看见总统的时候，就像我们那样拍他的手一下。你挺奇怪的，是吧？不过，我们不管。把它埋在心里吧。亨利，他就是总统。千万别忘了！他会告诉你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可你别管，听着就行了。别泄露你知道的事情。奥伯斯普里斯克斯韦基在关键时会出现的，你认识他……他已经跟我们一起干了好几年了……”我想让他再说一遍那个名字，可是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一会儿也停不住。“我们三分钟之后分手。”
他小声说，“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可是最最重要的，你明白吗？”他捅了我肋骨一下，弄得我很疼。他的声音小得比针尖还细，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清他的话。我的身子痛苦地扭动着，如果把最重要的细节给漏掉了，我该如何是好呢？当然，我记住了那三只狗。条子是用密码写的，我可以在船上把它破解开。坐船的时候，我还得再好好学一下日语。我的发音不太好。“你现在懂了吗？”他说着话，掸掸衣服，拍了我的手一下。“等等，等一下。”我请求道，“最后那部分……”可是他已经走下台阶，消失在人群里了。
我沿着宾西法尼亚大街向前走，做出一副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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