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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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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难自然好学论》 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57〕管叔蔡叔 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58〕《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59〕裴頠（267—300） 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60〕孙盛 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61〕何曾（197—278） 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
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
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驀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62〕“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63〕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262）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65〕《家诫》 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66〕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67〕陶潜（约372—427） 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
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68〕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
……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69〕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小杂感〔1〕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3〕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4〕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5〕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6〕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 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4〕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5〕“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6〕“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再谈香港〔1〕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2〕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
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
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5〕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6〕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7〕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8〕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 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 孙伏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 美国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 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8〕苗瑶 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革命文学〔1〕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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