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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色-第5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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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倪润峰一起当选为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他同时还入职党政机关，出任**泰州市委常委。
也正是因为春兰的规模太大，陶建幸的名声太大，所以这一次的春兰改制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也非常大，从前年的年底开始，这件事情就一直在筹划当中，高调开始，但是直到最近，才被中央给喊停。
“为什么呢？”范无病好奇地问了一句。
第一千零九十八章 国企改制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范亨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闻言就说道。
“那就，长话短说嘛——”对于老爸，范无病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再说在座的朱老板也不会责怪他什么，于是就要求道。
宋晴笑道，“还是我来说吧，相关的资料我都整理过。”
“那也很好，你的普通话比我老爸标准，而且悦耳。”范无病立刻赞同道。
“你这小子——”范亨闻言笑着摇了摇头，对朱老板显示了一个无奈的动作。
“哈哈哈——”朱老板顿时大笑，“以无病的性子，确实不宜进官场。”
于是宋晴就把春兰改制的事情，给范无病说了一遍。
两千年十月的时候，在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开始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宣布在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前提下，春兰集团公司从近五十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百分之二十五，用现金按一比一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进行量化配股。
春兰老总陶建幸认为，春兰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便高调推行，顿时引来了舆论的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他看上去已经考虑到了种种可能存在的隐患。比如说，改制方案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担保、资助、借款等在内的任何形式帮助任何人购买公司股份。
为了解决技术性问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和春兰方面达成协议，两家银行以股票质押方式向春兰全体员工提供百分之九十的贷款。
为了避嫌，陶建幸还拒绝了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层控大股的建议，而是实行普惠制，这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超过价值数亿元的股份。
当时陶建幸对记者说，有关部门考虑过给他春兰集团的百分之十的股份，但他拒绝了。在春兰拼死拼活干，真的不是为多赚钱。给他七个亿，干什么花呀？在他心里，春兰似乎是自己的孩子，金钱对他的驱动力为零。
然后他的自信和高调，意外地让自己成了舆论讨论的焦点。
当春兰改制方案出台之后，有人就计算了一番，然后说，春兰改制将一夜之间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上百个千万富翁以及好几个亿万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财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
改制前，他的月薪为三千五，而根据改制方案，他大概可得五千万左右。
于是，种种质疑接踵而来，第一个质疑是，春兰到底姓啥？
有人设问道，春兰的国有股份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五，按照春兰的方案。在员工购买股份时还将以一比一的比例配给职工分红权，那么这部分的分红权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国有股东放弃其分红权利而让出了一块？这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第二个质疑是，陶建幸凭什么？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个享受显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间摇身变成亿万富翁，跟传统的价值判断实在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
最后一个更大的质疑是，春兰效应将带来什么？
有人评论说，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一些经营者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实现了财富的迅速膨胀。
如果转制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
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儿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这都是一些很难正面回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回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线。”宋晴对范无病说道，“陶建幸的高调让春兰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场十分敏感的大争论中，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全中国都凝神屏气地关注着这件事。”
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瓜分了。
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很有技巧地回答，他个人对此表示支持。
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国家并未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
很多经济观察者则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钱数之多前所未见，这样的量化，实在吓人一跳。
范无病点了点头，心里面就明白这其中的曲折了。
事实上，如果春兰的规模没有这么大，陶建幸的名声没有这么高，改制的结果只是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最多是几个千万富翁，那么问题还不是很大。
这一次最让人吓了一跳的是，春兰改制居然会出现好几个亿万富翁，这是最让中国人接受不了的，毕竟现在国内的千万富翁不在少数，但是亿万富翁并不算是很多，尤其是当国企的管理者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的时候，那么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不会平衡的。
尤其是这一次的变化，是经由国企改制造成的，这是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
诚如范无病所料，吓人一跳的结果是，春兰改制见光而夭，无疾而终。
“事实上，在春兰改制新闻公之于世的时候，其员工持股计划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改制嘎然而止。春兰方案被递交到中央政府讨论，要对其进行否决几乎不需要太多理由。”宋晴小心地看了朱老板一眼，见他并没有什么意见，于是就对范无病说道，“去年的年初，陶建幸被告知这个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需要进行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到今年，此方案无疾而终。”
范无病点点头，有些慨然。
中国现阶段的事情，确实不太好说，总而言之，就是因为在改革前期的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后遗症，自以为好局抵定的陶建幸因为自信过度，棋落盘碎，空余一地叹息。
春兰改制的叫停，在产权清晰化运动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些与它情况非常类似的大型企业，如海尔、长虹及海信等大型国企的改制方案，最终都被逐一搁置，再也没有了提起的机会。
事实上，范无病也很清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儿时期内。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争议焦点，一是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经营者赎买。
这场关于流失的争论从一九九八年就隐约开始了，将在两三年之内出现十分火爆的激辩场面。
范无病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因为当时他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尤其记忆深刻的，就是以香港教授郎咸平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国退民进实际上就是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其间出现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象，改革的策略出现了严重的过失与扭曲。
而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同样来自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尽管改制中存在种种灰色行为，但是改革总体的方向和积极效应是不容怀疑的。
张五常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辩论说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可是总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就说这个国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赔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这些算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还有比张教授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所谓的冰棒理论。
一些专家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融化掉、浪费掉。这样的论调显然很难拿到阳光下来讨论，因为实质上这就是在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人找一个理直气壮的凭据了。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春兰改制方案还是比较合理的。”范无病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中国人的事情，往往就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既然人家在把春兰从一个负债累累行将破产的境地给挽救过来，并且发展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龙头，成了年产值多少个亿的赚钱企业，这个贡献是相当大的，完全有理由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改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一个企业可以实现多少效益，贡献多少税收，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才是最重要的。国企倒是产权明晰，可是不见效益啊！”
朱老板闻言之后，就回了一句道，“至少现在有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或者说是见不得别人吃肉，自己喝汤。如果说自己连汤都喝不上的话，那么也是不许别人吃肉的。至于说这肉是不是人家自己家里养的猪身上的，那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
范无病耸了耸肩膀，继续吃东西，这种话题。其实是最麻烦的，在国内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多说无益。
第一千零九十九章 风向又变了
不过让范无病感到诧异的。是范亨和朱老板在吃饭的时候，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到关于税收漏洞的事情，直到吃完饭了，朱老板才跟范无病打了个招呼，“晚上接待一批工商界的朋友，无病一块儿过来陪我如何？”
范无病正感到诧异，打算推掉的时候，范亨就替他答应下来了，“当然没有问题。”
这里面有古怪，范无病直觉老爸范亨和朱老板之间有了什么默契，于是也就没有多问，只是问道，“晚上有多晚？我怕自己瞌睡没精神——”
“不会很晚，十点半之前就搞定了。”朱老板表示道。
“那行。”范无病点了点头，要说自己十点半之前就睡觉，估计谁也不信。
像他这种年纪的，只要不是老婆看得太紧的，家里事情太多的，谁晚上没有点儿应酬啊，再说他又是处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面，怎么可能是那种白天没鸟事儿。晚上鸟没事儿的人？
等到众人收拾了一下，离开之后，范无病就上了朱老板的车子，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车子跟在后面慢慢走。
“最近你的公司搞得如何？”朱老板随口问道。
朱老板和范无病坐在后排座椅上，他的女秘书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上，司机是一个年级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似乎是军人出身，一副非常严谨板正的样子。
“还可以吧，摊子铺的太大了，我也很难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反正有总部的高管们给我盯着，除非出了什么异常的事情，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平时我都不大操心的。”范无病回答道。
范无病说的确实是实话，最近他所忙的一些事情，也不过就是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发展上的瓶颈，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或者就是了解一下各企业的发展，在需要解决的资金问题上扶持一把。
但是总体而言，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企业都发展的不错，也就是只有几个新建的企业如东南重工集团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要么就是江山港和横山港之类的在建港口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其他的，还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反倒是现金奶牛很多。
综合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各大企业的收益。足以供养起目前的大飞机项目和几个港口和东南重工这样的大项目的运作，这也表明了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企业已经摆脱了建设初期的净投入状态，而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了。
否则的话，以大飞机项目和其他几个港口项目，再加上东南重工这个国内第一家私营军工企业的建设费用，每年至少也是几百亿的投入，持续好几年的净投入，普通的财团怎么可能养得起？
但是范氏投资集团现在仅仅依靠国内的营收，居然就养住了，这不能不说很令人惊异。
很快，朱老板的车子就听到了大会堂外面，然后就有人过来招呼，一路进了里面的一个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顿时眼前一亮，大厅里面的灯光如同白昼一般，让范无病感到很是晃眼，心道京城的电力果然是充沛无比。
这边儿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候着，见到范无病出现，顿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范无病紧随在朱老板的身后，走了进去。就发现这边儿的等着见面的工商界朋友们，居然有上百人之多，已经站好了队形，大概是要合影留念先。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范无病跟着朱老板一路走了过去，到了人群正中停下，然后就坐，摆了个标准姿势，然后摄像师举着机子用全景镜头一扫而过，连着来了两遍才算是大功告成。
此时就见周围的媒体的闪光灯哗哗地亮了起来，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范无病，也觉得有些不大适应，因为他虽然是大人物，但是一向深居简出，不大愿意沾惹这些媒体中的麻烦，这一次在大庭广众之前接受媒体的拍照，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几次体验。
倒是范无病也注意到，这些工商界的朋友们当中，倒是有不少人都是见过自己的，看到自己紧跟在朱老板的身后，甚至排在了身后的几位副部级的前面，大家的神态都显得非常惊讶，显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毕竟，范无病再有钱有势力，也就是一个商人，怎么可能凌驾于官员的身份之上？
这是让人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而在朱老板跟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又发表了一个消息，就是最近政府部门将对偷税漏税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标明了偷税漏税行为的危害性，对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损害的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偷税漏税行为的一贯应对做法，之后又再次重申了打击这一不法行为的决心。
之后，就是为大家举行的酒会了。
朱老板的一番发言，让大家的心里面都感到有些不同寻常，按道理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岁末年初接待工商界朋友的普通晚宴，没有道理会发表这么突兀的消息的，而从朱老板的表情来看，这一点儿都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大家就纷纷联想起了最近以来工商部门着力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事情，从严格控制避税行为突然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这个变化上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可能是中央的风向又发生了变化，税收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了。
实际上对于分税制改革这件事情，从现在来看，中央财政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可以应付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了，中央政府有了钱，可以统筹办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现在的分税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
现在回头看看，从一九九四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更像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当时只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省之间财权或者说是税收的分享比例，事权却没有界定清楚。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而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行政管理体制，又导致上一层级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很多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大量的学术文章都在讨论地方政府的财政破产问题。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也搞了很多非规范的收费项目，搞了所谓的全民创收，结果带来了大量的腐败和政企不分问题，后来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出口。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住房信贷，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这时候地方政府突然看到一个现金流，就是土地可以卖钱了。
最先是大连。青岛等搞的城市运营计划，以及上海浦东的两岸一江规划，此后迅速被全国复制，但现在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头来审视当年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名字好听，大家原来以为是财政分权了，与国外接轨了，实际结果是财政集权。当时的目标也是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就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时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府集中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当时为什么搞分税制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八十年代搞的的财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财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来越没钱了，地方政府却越来越有钱了，当时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能力在增强，而在这种大一统的行政体制架构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诸侯经济，所以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们就急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当时地方政府收税，中央政府不独立收税，根据包干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归自己。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税，多收费。因为收的费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让企业自己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企业自己门前的公路，由企业自己修好，而政府则是答应企业少纳税。
第一千一百章 钱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情况，中央对于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文革时期的影响，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经糜烂了，此时中央想要恢复权威，依然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地方大员的身份地位，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层尊重的。
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了财权事权，而中央政府则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收入过活，依赖性太强。
在这种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尽管每隔几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额度，根据情况不断地上调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基数，但还是搞不定地方政府。
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还敛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越做越强，越做越有钱，就出现了所谓的诸侯经济。
当时的诸侯经济确实存在，但是诸侯经济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经济。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诸侯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府的竞争就是中国奇迹发生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御用经济专家们提供的报告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扩权逐利的内在冲动，主要还是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机制缺失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假设两者都是恶的，然后考虑国内所需要的政府权力制衡规则。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觉悟，而是认为如果让地方政府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解体。
事实上不能这么看，如果真的导致解体的话，那是军事上出问题，中央政府只要能养得住和控制住军队，能够掌握地方政府大员的升迁任免权，地方政府搞解体，是不可能的。
国内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体制，显然对中央掌控能力的减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当时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养了很多亏损的国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悄悄地搞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九九二年前后有大规模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一九九七年前后又搞了第二次，这两次结束了之后，基本上乡镇集体企业就剩余不多了，基本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改革动力就是源自政府从企业获取的税收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企业管理成本的综合考量。亏损的国企。地方和乡镇集体企业，不仅要财政上补窟窿，而且还要养这么多人。
然后政府就发现发展私营企业就很好，一点负担都没有，还可以坐享其成，仅收税就行了。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即使乡镇企业、国企搞得好，也卖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民营化成为了各地政府制度竞争的工具，还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标榜思想解放、政治开明和吸引外来资本的形象工具。
从税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把税收的大头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上收了。地方政府只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收入，但却要承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这部分地方预算内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解决的，对于中国这种巨型的转型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支出历来都是地方发生的，中央没有办法直接去执行众多支出，只能通过转移支付来进行。
就是说当时的分税制改革虽然是一种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创新，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这样分税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花的收入并不多。大量是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每支出一百块钱里，有四十多块钱都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转移支付分两种，一种叫一般性转移支付，一种叫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人头标准就很容易算出。
专项转移支付是与许多中央部门掌握的专项资金相联系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跑部钱进的影响。
但是这两者都有问题，首先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地被地方政府通盘考虑，容易被集中用于吃饭财政，基本公共服务可能依然缺乏资金。其次转移支付渠道太长，层层截流，例如上级政府往往会将转移支付款挪作它用或抵扣下级政府的税收欠款，这种情况对落后地区的伤害更大。再次是许多落后地区主要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不再注重培养和利用本地财力，形成地方的独立人格缺失症，地方因此失去内生发展的活力。
因此，实际上朱老板对于分税制改革还是不大满意的，认为没有改彻底。
但是对于当时的高层而言，这么改却是最为合适的，因为中央政府财政上有钱了，有了钱，就财大气粗了，说话就管用了，说话就有人听了，就不用担心地方政府不听话了，也不用担心会出现诸侯经济了。腰杆儿也硬了很多。
这样一来，即便是朱老板有心深化分税制改革，却也无力再推动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了。
尤其是现在已经面临不久之后的换届了，朱老板自己知道下一届政府中肯定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此时在大动干戈，难免会被有些人认为是别有居心，因此分税制的继续深化也就无法再提上日程。
可是就留下这个一个半拉子工程离开，朱老板的心里面也不是很痛快，他总是希望给继任者留下一个较好的底子的，因此当范亨在晚上吃饭前稍微提了一下堵住偷税漏税的漏洞时，朱老板立刻就敏感地抓住了这个突破口。
今晚在场的都是工商界人士，基本上都是很有一些身份地位的工商界代表，朱老板看似很平淡地说出的这条关于打击偷税漏税的消息，落在大家的耳朵里面，那就不大一样了。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朱老板在向大家吹风，表示了中央的态度。
因此当朱老板讲完话之后，大家开始了晚宴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跑到了相熟的朋友面前，一起来议论这个话题，预测未来的税收政策是否会变得从紧？
“朱老板身旁那个年轻人是谁，眼生得很呐。”有人指着范无病向别人询问道。
“你连鼎鼎大名的范氏投资集团老板都不认识？”立刻有人表示了惊讶。
“他就是范无病？！”那人立刻倒吸了一口冷气。
事实上，还是有不少人跟范无病打过交道的，虽然敢于跑到朱老板身边儿去仔细询问这个打击偷税漏税政策的人没有几个。但是能够跟范无病拉上话的人就不少，因此当朱老板跟几位年龄偏大的工商界宿老们坐下来谈话的时候，就有不少跟范无病接触过的工商界人士围了过来，向范无病打听关于这个事情的内幕消息。
“政府在打击偷税漏税方面，是否要有比较大的行动了？”
“先行的税法会不会进行修订？”
“关于企业避税问题，是否也会被涵盖在这一次的打击偷税漏税行动中？”
“政府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比如说准备订有多少亿的工作目标？”
大家的问题七嘴八舌的，设计内容极广，范无病笑着听完大家的问题，然后才举起手来摆了摆，示意大家安静。“关于此事，我知道的并不比大家多多少。但是要说到偷税漏税的坏处，那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行为的存在，不但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对我们这些守法经营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话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吧？众人顿时面面相觑，心说知道你老爸是范副总理，可是也没有必要这么为政府说话吧？毕竟你自己就是最大的工商业富豪，税收政策从紧的话，对你能够没有一点儿影响？
就是要唱高调，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给装进去吧？况且大家的心里面也有数，如果说范氏投资集团对于这个政策有所怀疑的话，其巨大的影响力足以让众多企业进行效仿，并且间接对政府决策构成影响，让他们在推出这项政策的时候有所考虑，慎重决定。
但是，现在范无病好像已经跟朱老板形成共识了啊。
看到范无病一脸从容的表现，大家心里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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